项飙：我觉得你刚才说得很好，我们生活在看不见的生活里面，这个生活是通过一系列的符号、象征组合起来的。在大城市里面，我们的视线被占领，看到的是摩天大楼等等，生活本身很稀薄，看不到具体的关系、生活的展开。在这样一个看不见生活的地方，恐惧感的增强和泛化由此产生。有了恐惧之后，你就更不愿意打开自己，更想活在一个胶囊里面，就更看不见周边的事物。

我到了这个年纪，完全没有玩过盲盒。盲盒表面上给你一种惊喜、惊讶，给生活带来一点情趣，但它用一种随机的想象、一种对惊喜的渴望，取代了一种基于有时间感的经验的预期，这是我对盲盒式生活的理解。

这又涉及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很大的理论问题，就是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最早由胡塞尔提出，经舒尔茨、哈贝马斯等人的发展，成为当代现象学和政治哲学中的重要范畴。生活世界指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相互交往的舞台，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背景知识，在这个背景知识下，人们能够相互理解、形成共识，生活世界是行为主体进行协商、形成互动、维护社会规范的“信念储蓄库”。同时，生活世界又是在交往活动的实践中形成的，生活世界和交往活动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概念。他认为西方的现代化都是理性化、技术化的，要重塑民主制度，要保护生活世界。而我们现在真的到了好像没有什么可保护的时代了，因为整个生活世界内部就是一个盲盒，是非理性的。与非理性相对的，是西方哲学的理性，是说作为一个主体可以去理解，可以去把握，可以想办法改变，可以讨论，合理或者不合理，是可以做一个基本判断的。而到了盲盒时代，非理性主义成为生活世界的主要部分。

这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呢？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保护生活世界，而是要完全重塑一个生活世界，要从哪里开始？当然，我们觉得看见陌生人很重要，那么怎么继续推进这件事情？真心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因为我们需要很多具体的实践，要交流经验，然后再去总结，不断地去推进。

何袜皮：刚刚说到未知和恐惧，我就想到，人最害怕的可能还是自己不太了解的东西。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你只能用想象去填补，这个想象通常又来自你的个体经验和社会经验的总和。

但是很多突发事件、案件，也形成了社会经验，好的坏的，都是经验的一部分。可能就像项老师刚刚说的，盲盒其实是打断了一种经验的、理性的东西，它有一种随机性。

我觉得城市生活，有一大部分就是要去找回一种标准化、专业化的秩序，或者说不让它成为一个很随机的模式。像刚刚说到的保安证，好多年前就有了，要求从事保安工作的人都要考证，但现实中有各种方法去规避。而且理论上每个保安被雇用、离职的时候都要向公安机关报备，要采集指纹，等等，这些方法和规则都是为了降低盲盒式生活的风险。但是它总归不能替代像项飙老师说的那种生态化的情况下，形成的经验所带来的信任感，或者说安全感。虽然到了一种陌生化的时空，安全感可以被我们用一种秩序化的、标准化的程序来重建，但是其实每一个突发事件依然会在我们的想象中被放大，打破原本就脆弱的安全感和信任感。

段志鹏：对，在非常不可知的状况下，怎么样去重新建立一种生活策略呢？

有两个路径。一个路径是增强对生活的控制感，刚才袜皮提到的社会的职业化、规范化、流程化，起码让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变得可预期。另外一个就是增强信任感。之前我们聊到恐惧和想象力之间的关系。有时在一场变故里，当事人是冷静的，但观察的人产生了很多恐惧。要克服对于想象的恐惧，需要松开双手生活，降低一些控制感。或许需要给自己机会去检验自己的想象，去重新不断评价自己的猜测？我现在没法说清楚这二者的关系，但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最后，项飙老师，袜皮，你们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项飙：我其实很想就刚才的话题看到更多朋友们的反馈。比方说接受、面对和放弃的关系，不接受事实是不现实的，但是有的时候接受又意味着一种放弃。放弃式接受会导致胶囊化，即通过自我封闭来保证个体的岁月静好，以制造一种安全感。这可以回到我们应该如何构造日常生活的问题，对什么东西要切割，对什么东西不要切割。

何袜皮：我想说的是，对于让你恐惧的事情或者人，可以尝试着了解更多。当你了解得更多，可能会发现他们和你想象的很不一样。也许你所恐惧的结果只是一个想象的结果，有很大概率不会真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