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试着想象珠穆朗玛峰的样子，我脑海中浮现出的不是一个单独的形象，而是三幅图景，互成对照。

一幅是大山本身，黑色岩石构成的地质实体。我第一次望见它，是在四十英里开外一座山峰的坡面上。珠峰顶上飘扬升起的，是它的“招式”，或者说它的哈达——一缕被高速气流扬起的白色冰晶，这种气流一年里有八个月都在此地山间扫荡。

另一幅是如今的珠穆朗玛峰南坳——空氧气罐像闪亮的炮弹般摞在一处；倾颓的帐篷支杆白骨般堆在一起；还有已成碎片的色泽艳丽的帐篷布，在风中摆动，好似经幡。这地方仿佛战场。

第三幅则是乔治·马洛里，一九二四年六月，他在接近峰顶的山坡上遇难。说到珠峰，就不能不记起魂归珠峰的马洛里。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来自一张照片，一九二二年摄于西藏，在他前往珠峰途中。拍照时，马洛里脱光衣服正准备渡河，浑身上下只剩一顶深色呢帽和一个帆布背包。他侧身对着相机，左腿朝前抬起，这样大腿便遮住了私处。他的皮肤白得发亮，身材惊人地健硕匀称，臀部和肚皮都浑圆有致。帽檐遮着脸，挡住了西藏纯净白亮的阳光，马洛里正视镜头，露出调皮得意的笑容，像在海滨度假一般，热情洋溢，兴致勃勃。这张照片拍摄之后两年，地质学家兼登山家诺埃尔·奥德尔将眼看着两个黑点——一个是马洛里，另一个是安德鲁·欧文——在通往珠峰的最后一段山坡上缓缓跋涉，直到云雾缭绕而上，永远遮住了他们。

***

所有崇山峻岭中，珠穆朗玛峰在人们心里最为伟岸，没有哪座高山拥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引发如此缤纷的遐想。也没有人像乔治·马洛里那样对珠峰如此心驰神往，这份神往迅速滋长为执迷，再于三年后以悲剧形式达到顶峰。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四年，马洛里三度尝试登顶，第三次没能回来。他感受到了这座大山的挟制。一九二一年他写信对妻子露丝说：“我无法向你说清，它是怎样支配着我。”而在给昔日登山搭档和指导杰弗里·温思罗普·扬（Geoffrey Winthrop Young）的信中，他写道：“杰弗里，要到何处我才会止步呢？”

马洛里是条好汉，他发自内心地想去登山，这毋庸置疑，然而他的攀登也深受三百年来人们对山峰不断演变的态度的影响。我曾坐在档案馆里，展读他寄给露丝的家书，也读过他和亲友的通信，还看过他的日志。所有文字都充溢着马洛里对高度，对景观，对冰雪、冰川、远方、未知、顶峰乃至冒险和恐惧的热爱。在他身上，这本书之前章节试图探究的种种山峰体验，都深刻而致命地重合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所有我们在本书中遇到的人物——一七四一年举杯痛饮，庆祝初次登上萨瓦冰川的温德姆和波科克；一七七三年在巴肯大步走过布勒崖的约翰逊博士；一八一八年绘就《云海上的旅行者》的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一八五三年对着狂热的观众鼓吹自己勇登勃朗峰事迹的艾伯特·史密斯；还有其他细微调整过山峰在人们心中面目的千百人——都和马洛里的死有干系。人们面对高山景色产生诸多情感和态度，马洛里继承的是它们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远在他降世之前许久就萌动酝酿，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预设了他对这片景色的反应——对它的危险、美丽以及意义的反应。

在温切斯特公学求学期间，马洛里开始了解山峰，并产生了一腔浪漫主义的深情。大学时代及之后的交际更增添了热爱，让他愈发拜倒在高山魅力之下，难以抗拒。他游走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边缘，与一些圈中人是朋友，包括鲁珀特·布鲁克和邓肯·格兰特[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1887—1915），英国诗人；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1885—1978），英国画家和设计师。]，这里的文化氛围推崇理想主义、冒险精神和特立独行。马洛里和鲁珀特·布鲁克都热爱大山。布鲁克给马洛里寄过一张明信片，婉拒了去威尔士北部登山的邀请，并表示甚是遗憾。明信片上印着罗丹的雕塑作品《思想者》，布鲁克写道：“我的灵魂渴慕高山，我衷心热爱它们，可是面色苍白的神明不允许我去。”马洛里的山神和布鲁克苍白的神祇相比，不那么面无血色，更有雷神托尔的样子，但无论传奇还是神话，都不会影响他的认知。

最终，事实将惨烈地证明，马洛里对山峰的渴慕超出了对妻子和儿女的眷恋。若是在三个世纪之前，他会由于痴迷珠峰被关进疯人院，而一九二四年，他在山中罹难的消息却让举国陷入哀恸，他自己也从此成为神话。

***

世间最高耸的山脉一度是海底。一亿八千万年前，地球上的大陆轮廓与今日大相径庭。首先，请想象一片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大洋——古地中海——将今天印度所在的三角形陆地和亚洲大陆隔开。其下板块带着这片印度古陆，向北朝着亚洲高速移动（每年行进六英寸左右），动力是地幔中岩浆沸腾涌出时产生的对流。再往前两千万年，也正是这种地质作用将印度从泛古陆这一片超大陆上齐齐斩下。

印度板块的前沿遇上固定不动的青藏高原板块，形成一片潜没区域。此时印度陆块和欧亚大陆之间还隔着古地中海，海底堆积起厚厚的沉积物：沙子、珊瑚残体和无数海洋生物遗骸，有许多便储存在潜没地带的深沟大壑中。

千百万年间，印度陆块北缘朝着青藏高原板块南端挺进。两者合拢时，大片沉积物挤到一处，在热力和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岩化。形成的岩石有些向下挤进板块之间，被推到地幔中，熔化成岩浆；而体量以万亿吨计的大部分岩石，则被抬升向上。

如此便形成了喜马拉雅山脉。印度陆块猛烈撞入青藏高原板块，海底陆块之间的沉积物质抬升而上，形成了喜马拉雅山脉四道曲折起伏的山脊，最高处就是珠穆朗玛峰。这些山脉刚诞生时，形状要流畅圆润得多，不似今日看到的这般错综复杂：如今的繁复缘自后来地震、季风和冰川的侵蚀之力。

所以说，今日世间的制高点孕育自地球最深的腹地之一。珠峰顶峰之下分布着一些黄色岩石带，里面有亿万年前生活在古地中海里的生物遗骸，如今已成化石。诸多勇士有志于攀登的巨岩，自身也垂直向上攀升了数万米，从古地中海沟壑里的幽晦深处来到喜马拉雅天穹的阳光之中。

***

从地质学角度来说，造就喜马拉雅山脉的是印度陆块和青藏高原板块的碰撞；而让它在西方想象中成形的，则是十九世纪北进的大英帝国和东扩的俄罗斯帝国之间的冲突。

在此之前，西方世界对泛喜马拉雅地区的高原地带几乎一无所知。直到十七世纪，大多数欧洲人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希罗多德描写过印度，却不曾提到北方的高山。托勒密将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压缩成同一道山脉，又将中亚高原整个略去。十六世纪中叶的地图绘制家们终于将国家边界安置停当，但是除了欧洲，其他大洲的内陆仍是神秘一片。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初，俄国扩张的威胁露出端倪，这使得英国必须掌握整个泛喜马拉雅地区的信息。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印度大三角测量确定了该地区最高的七十九座山峰，其中有一座H峰，不久更名为第十五峰。它是一位名叫约翰·尼科尔森（John Nicholson）的测量员在一百七十六英里开外的比哈尔邦平原上，自瞭望站观测时看到的。大三角测量收集的数据送交当地测量总部，进行计算和复核。他们花了七年时间核实第十五峰的测算，考虑了种种变量的影响：温度、压强、光线折射，以及喜马拉雅山脉自身的引力[珠峰可不仅仅对人们的想象施加巨大的吸引力。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的庞大体量足以产生强劲引力，将周围所有液体都朝自己吸去。因此在喜马拉雅山脚下，一汪水面的形状往往并不规则。——作者原注]。最终在一八五六年，总测量师安德鲁·沃（Andrew Waugh）确定了第十五峰的海拔，自信地宣布此峰高达两万九千零二英尺[约为八千八百四十米，十分接近最新测定的珠峰精确高度八千八百四十四点四三米。]，“比迄今为止在印度测量的任何山峰都高，并极有可能是世界最高峰”。于是这座当地人千百年来本就熟知的大山，被西方世界“发现”了。

发现了，却无法接近，因为第十五峰矗立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两地当年都禁止进入。大三角测量时使用的高倍望远镜可以看到它，但由于政治和地理的双重原因，实际上是走不到跟前去的。英国长期以来都尊重尼泊尔王国的主权，于是测量者和探险家都无从进入喜马拉雅山南麓。西藏更是十九世纪晚期仅次于两极的巨大未知。小说家H. 赖德·哈格德（H. Rider Haggard）无限向往地将它描述为“没有被踩踏过的土地”，可谓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极少有西方人深入西藏，因此它很大程度上仍是一块“白板”，未曾受现实和报道的玷污——好比一张白纸，紧紧蒙着地球上最巍峨的高原，任由西方想象在上面挥洒自己的东方幻想。

这类幻想中最主要的便是将西藏想象成一个圣洁的所在。对众多西方人来说，这片土地好似一个冰雪伊甸园，乃是亚洲中心的高贵圣地。藏民在那里安然度日，不受惊扰，浑然融入周遭奇境的岁月更迭，而美景和稀薄的空气也将他们陶冶得品行高洁。在那里，罗斯金所谓“十九世纪的阴云”——工业、无神论和理性主义的三重瘴霾——尚未聚拢。一名一九〇三年进藏的英国旅行者把当地某座大山比作“一座大教堂”；差不多同一时期，一位法国探险家历经跋涉终于登上青藏高原，自述有如向上“穿越层云，从地狱来到天堂，把深深加剧人类悲惨的科技世界留在脚下，抛诸脑后”。西藏之于十九世纪，正如瑞士之于十八世纪：它是高原上的阿卡迪亚，与欧洲和英美污浊的都市景观恰成对照。

夹在中国西藏和尼泊尔王国禁地之间的，正是珠穆朗玛峰，即爱德华·怀伯尔一八九四年所称的“第三极”。自珠峰测定，到一九二一年远征勘察队来到山脚下，七十年间并无西方人踏足珠峰方圆四十英里以内的区域。珠峰包围在一圈信息真空里，闯入这片真空的只有希望、恐惧和遐思。珠峰的难以进入无疑拔高了它在人们想象中的诱惑力。一八九九年，时任印度总督的寇松勋爵（Lord Curzon）在位于西姆拉[西姆拉位于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区，是著名避暑城市。]的阴凉官邸中，从窗口眺望白色城墙般的喜马拉雅山，被珠峰迷住了。“我日日长坐房中，”他写道，“望着这道皑皑雉堞在天宇下拔地而起，望着这道将印度和世界隔绝开来的巨形栅栏。我觉得如果有人意欲登上峰顶，那也应该是英国人。”

***

寇松写下这些文字之后五年，荣赫鹏率领一支英国军队从印度进入西藏，自此打破了藏地神话。开战理由是所谓的“侵犯领地”——有人报告说藏民越过边界，到尼泊尔掳掠牦牛，而事实是寇松担心俄国势力渗透西藏，想巩固英国的影响力。荣赫鹏早就想行动了，便用当时时兴的论调建议“僧侣阶层的权力应该就此打破，以免他们再自私阻挠西藏和邻近英国属地的繁荣发展”。

藏民并没有任由荣赫鹏和他的军队长驱直入。江孜村附近发生了战斗中的首场僵持，两千个藏民手持火绳枪、剑和长矛，对阵一小队扛着火炮和马克沁重机枪的英国兵。据幸存的藏民回忆，英国人开火，持续了“六杯热茶接连冷却的时间”。枪声平息之时，英军伤了十二个，藏民却有六百二十八人牺牲。荣赫鹏抵达拉萨之时，又有两千藏民丧生，而英军只损失了四十人。

拉萨惨烈沦陷，意味着又一处未知之境被攻破了。约翰·巴肯[约翰·巴肯（John Buchan，1875—1940），英国著名冒险小说家、政治家。]在《最后的秘密》（The Last Secrets）中评论入侵圣城的行径时写道：“最不感情用事的人都多少会遗憾，对人类想象力意义如此重大的幕布终于还是拉开了……拉萨掀开面纱，昔日传奇的最后一座堡垒就此陷落。”

昔日传奇或许当真陷落了，但西藏展现出新的甚至更为强烈的魅力，那就是珠峰的魅力。而看到这股魅力的偏偏是一位登山家、探险家、神秘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兼爱国者，可能再没人比他更能和“攻克这座绝顶”的想法一拍即合了。在英军营地的带刺铁丝网和沙包中间，荣赫鹏看到珠峰“作为一尘不染的世界之巅，高高耸峙在天空中”，他着了魔。此番远观在荣赫鹏的想象里扎了根，日后将肆意滋长，从想象变作野心。

这番野心也的确有时间生长，因为一九〇四年入侵西藏间接促成了一九〇七年的《英俄条约》，双方同意禁止对西藏做更深入的探察。由于尼泊尔仍然不可进入，珠峰实际上也无法抵达。不过到了一九一三年，一位名叫约翰·诺埃尔（John Noel）的英国青年军官扮成“印度的伊斯兰教徒”，非法进藏游历了一番，一直走到离珠峰四十英里的地方。在他的记述中，珠峰是“一座遍布冰雪沟壑的闪闪发光的岩石尖塔”。[诺埃尔的描述恰恰证明珠峰不仅能扭曲重力，也能扭曲人的感觉——珠峰并无一处呈尖塔状。它高大魁梧，是一座壮硕的雄峰，而不是精美典雅的哥特式立柱。——作者原注]

诺埃尔的描述引得很多英国人动了心，尤其是皇家地理学会的成员。他们制订计划打算去登山，却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不过几乎战火一停，项目就立即启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日，皇家地理学会在新主席——正是荣赫鹏——的带领下，公布了派遣考察队去珠峰的计划。荣赫鹏在《珠峰：挑战》（Everest: the Challenge）中回忆说，自己当时决定“要让珠峰探险成为三年主席任期的主要亮点”。他确定了自己的圣杯所在，如今只差一位游侠骑士，来率领这场远征。

“加拉哈德骑士”[加拉哈德（Galahad）是亚瑟王传说中的圆桌骑士之一，也是最终寻得圣杯的三人之一。]，这正是杰弗里·温思罗普·扬过去对马洛里的称呼。一九二一年二月九日，荣赫鹏请马洛里外出吃午饭，问他是否愿意参加第一次珠峰探险考察，四月就出发。在铺着雪白桌布的餐桌上马洛里迅速答应了，神色如常，尽管他当时本就和妻子及三个孩子聚少离多，并且要供职养家。荣赫鹏后来回忆说他“不动声色”。

可能也有某些功名上的考虑，如果时年三十五岁的马洛里成功登上珠峰，并平安返回，这番丰功伟绩一定能保他一辈子衣食无忧。但他也完全可以选择其他不那么危险的事业。他是查特豪斯公学的教师，工作稳定；他有写作上的追求，平日里写新闻稿，也写小说；他还对国际政治颇感兴趣，思想左倾。最重要的是，他想和妻子露丝以及三个稚子——克莱尔六岁，贝里奇四岁，约翰才六个月大——生活在一起。马洛里与露丝一九一四年结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分开十六个月，当时他在西线作战，是个炮兵军官。离别对双方都是煎熬，待到停战，两人都觉得婚姻生活终于得以好好开始。快要从法国撤回英国时，马洛里在给露丝的信中欣喜若狂地写到“我们即将共同度过的幸福生活”，提醒彼此一定要意识到“上天如此厚待，我们一定要好好过”。

事实并非如此。马洛里身上有某种根深蒂固的力量、某种支配的倾向，意味着一旦有人给他机会去攀登珠峰，他肯定会去。两次从山里安全回家之后，他又两次决定再度返回。展读马洛里三次珠峰探险时的信件和日志，其实是在窥探一段如火如荼的恋情——一桩与高山之间的风流韵事。这是一场甚为自私的风流，马洛里本可以、也理应斩断情丝，却反而让它毁了露丝和孩子们的生活，自己也殒命其中。我们几乎看不到珠峰探险期间露丝写给马洛里的信。尽管她经常给丈夫写信，却只有一封留存下来，因而无法确知她对丈夫的行为做何感想。这段三角恋情中，基本听不到她的声音。我们知道的是马洛里爱上了珠峰，珠峰最终让他以死为证。而我们难以理解、本书也试图略作解释的是，家中发妻情深如此，他何以偏偏迷上一堆巉岩和坚冰。

在公开发表的第一次探险（即一九二一年的考察）报告中，马洛里在结尾处写道：“这座群山绝顶有其严酷的一面，极为可怕致命，明智者在尝试攀登之初便应当战栗三思。”而今读来，这好似他给自己的一则警告，可他并不曾听取。

***

一九二一年四月八日——马洛里独自在蒂尔伯里[蒂尔伯里是英国埃塞克斯郡港口城市。]登上撒丁岛号轮船。探险队的其他成员已先行出发，他要到大吉岭与他们会合。轮船很小，同船乘客无聊得让人丧气，船舱逼仄不堪，又吵得像个铸造车间。船往南开，一到气温足够暖和的海域，马洛里就几乎整个上午都坐在船头靠近链条拴住船锚的地方。身处挡风帆布后面，他只看得到船头瞭望高台上值勤员的黑色身影，除此之外便再不见人影。这正合马洛里的心意，他可受不了撒丁岛号上的那帮人。他也喜欢这儿风吹在脸上的感觉，喜欢看宽阔的海面和经过的陆地。

船走的是常规航线，向南直奔圣维森特角[圣维森特角是葡萄牙西南部的一处海岬。]，之后从那里往东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更温暖的地中海海域。即便在海上，马洛里也一心想着高山。一天清晨，他醒来看到直布罗陀巨岩正在舷窗外移过，便立即冲上甲板。幽蓝曙光中，灰色岩石犹如庞然大物，从船舷边缓缓经过，马洛里看着峭壁，本能地寻找起最佳攀缘路线。四月十三日，离开英国五天后，他从双筒望远镜中看向西班牙内陆，能看到一道光洁灿烂的山脉，白雪一直覆上山腰：那是内华达山脉。“祝福这座大山！”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也朝南望向非洲，看到那里的屋舍、教堂、城垣、小小的悬崖和海湾，还有阿尔及尔城的白色房子在岸上迤逦铺陈。这一切从马洛里眼前徐徐经过，好似一段缓慢动人的新闻短片，而轮船一径驶过守卫严谨的地中海，朝着塞得港[塞得港是埃及东北部地中海沿岸靠近苏伊士运河的港口城市。]和苏伊士运河而去。

马洛里的思绪常常飘回家中：飘向被抛下的家人；飘向一缕缕阳光穿过凉廊，照到宅前的样子；也飘向园中长在雪松背后土垄上的白丁香，它们快开花了，掉落的花瓣在草地上闪闪发亮。

苏伊士运河全然不似想象中的壮阔，两岸布满大战残骸，望之令人烦扰——开膛的卡车，散架的坦克，铁锈血一般渗入周围的沙土。船行驶至河堤低平之地时，马洛里想象着，从沙漠那边望来，他们的船一定就像在沙地上穿行，破冰船般从沙丘中犁出一条路来，这是一艘沙漠之船。

过了苏伊士运河便是红海，过了红海，就到了印度洋。这里没有海岸线可看，只有弧形的地平线，远处偶尔有轮船驶过，顶上飘着一缕羽毛般的轻烟。这片海域的天空比马洛里见过的任何地方都要辽阔，甚至比家乡东英格兰沼泽地带的天空更为广袤。这里的云朵不像成队飞艇随风飘过，它们由残余的雨云和卷云堆积成雷雨云砧，始终保持一定的形状，不似气象产物，倒像地质构造。马洛里很好奇，如果能登上这些云团，奋力爬过上面的凸起、圆丘和坡面，直攀上顶端那朵云的穹隆，会是何种感受。然后他意识到，目力所及最高的那朵云也比珠峰低了数千英尺，不由想到，此行要做的事真可谓胆大包天。

天空让马洛里欢欣鼓舞，大海却使他陷入一种不祥的情绪。“真是奇怪，”他写道，“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灾难和危险近在咫尺……大海充满魅力，也充满灾祸。”在船头，他一度想脱下外套甩在甲板上，从船上纵身一跃，跳到铁灰色的海水里去。

之后锡兰出现了：一片赤黄，顶上一溜翠绿——轮船驶近些，才发现那是一簇簇粉刷了颜色的房子，衬着热带雨林的背景。他们逗留了一两天，还挺舒服，之后此行最后一段闷热的里程开始了。马洛里在前甲板上锻炼时出汗，躺在船舱里出汗，在吸烟室里写东西时也出汗。空气里饱含水分，腐臭难闻——它成了具有双重性质的物质，半是气态，半是液态。马洛里坐在船头，巴望着加尔各答在地平线上出现，只觉得身体被推着经过一片胶状物体。他记起马来语里，“水”和“空气”是同一个词，如今置身热带，这显见的混淆倒似乎极有道理。

五月十日，船到加尔各答。马洛里在那里过了一夜，然后搭乘十八个小时的山地火车，先穿越平原，再爬升到大吉岭。铁路在一道道山腰间穿行，坡地上开凿出梯田，种着茶树。火车也穿过峭壁耸峙的山谷，崖壁上茂林矗立，令他想起中国的卷轴画。在海岸平原上度过一个月之后，再进到山里，感觉真好。

他在大吉岭与其他珠峰人（他们已经开始这样自称了）会合，探险活动看来终于要开始了。然而还没有，开始之前有繁文缛节要遵从。第一晚，他们在大吉岭的东道主——孟加拉总督——设宴，马洛里只得全程奉陪。那是峨冠博带的场面，餐前要一本正经地和许多人握手，接着吃饭，菜一道接着一道。每一位赴宴者都配备一名殷勤的侍从，站在椅子背后，像个幽灵或影子，让人很不自在。依马洛里的喜好，浮华和排场实属多余，但既然此次珠峰之行在很多方面乃是大英帝国的使命，就必须忍受这些仪式。他也见到了探险队的其他成员，当天夜里，他在给露丝的家书中敏锐而犀利地点评他们：一位是加拿大人惠勒（Wheeler）。（“你知道我讨厌加拿大人。我猜，我得使劲咽口唾沫，才能鼓起勇气喜欢他。上帝啊，赐予我口水吧。”）一位是探险队长霍华德-比里（Howard-Bury），马洛里本能地不喜欢他。此人浑身散发着保守党气息，粗俗而教条。一位是布洛克（Bullock），与马洛里结识于温切斯特，后来登山时两人成了搭档。他随身带个小提箱，颇令人纳闷，原来里面装了一件外套、两件套头毛衣，用来御寒；另有一把粉色阳伞，保护他不受雪暴和阳光侵袭，也让他在山景掩映之下显得“优美别致”。一位是莫斯黑德（Morshead），勘察员兼登山家，看上去很彪悍，让马洛里印象深刻。还有一位是凯拉斯（Kellas），苏格兰医生、登山家，在西藏中部一口气爬了三座高山，刚刚赶回大吉岭。从他到场那一刻起，马洛里就喜欢上了他。凯拉斯在总督晚宴上迟到十分钟，他不修边幅，“活像个炼金术士”，言不由衷地咕哝着抱歉的话，一口苏格兰腔。

一通耽搁之后，探险队从大吉岭出发了。队伍里有五十匹骡子、骡夫、一大群挑夫、厨子、翻译、印度军官，再加上他们这些珠峰人。一行人走了好几天，穿过温室暖房般的锡金丛林。淫雨滂沱，问题就来了。马洛里穿着黑色自行车雨披，布洛克有粉色阳伞，然而暴雨如注，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人保持干爽。一切都湿透了，雨水从每一片叶子、每一块石头上倾泻而下，肆意横流。他们在大吉岭弄到的骡子都是些肥硕的牲口，并不习惯走丛林小道，有九头病了，还有一头栽倒在地，死了。五天之后他们别无选择，决定打发骡夫和骡子回大吉岭，等到了藏地就入乡随俗，使用当地交通工具——牦牛和矮种马。暴雨也带来蚂蟥，既有细线一般的军绿色蚂蟥，也有块茎状的、带赭色条纹的老虎蚂蟥。成千上万的蚂蟥从四面八方涌来，在地上起伏扭动，速度惊人，要不就直立在枝叶上，随风摇动，仿佛发出警告的手指。挑夫们一捻一拉，将它们从腿上摘下来，留下带血的环形伤口，会出血好几个小时。很快西方人也学会了这通操作。

潮湿繁茂的密林也自有美感。雨水把茂盛的叶子淋得闪闪发亮，在花冠上汇聚成汩汩涌动的银色小水塘。蜻蜓好似小小的霓虹灯管，在池塘上飞蹿盘旋。最让马洛里着迷的是花儿，有玫瑰色的兰花，还有散发着柠檬香味的杜鹃花。当然还有布洛克的那把阳伞，底朝天搁在地上时，就像一朵前所未闻的张扬大花。

之后丛林戛然而止。一行人穿过则里拉山口的分界线——在海拔一万四千五百英尺的高度，所有人都有点高原反应，从这高处向北眺望。空气闻着干净了很多，也冷了很多，几乎就是氧气的味道。此行第一次见到山，这些马洛里不远万里来看的群山，自地平线边缘拔地而起。它们前面就是西藏，那片土地中的某处就是珠峰。“再见了——丛林遍地的美丽锡金，”马洛里兴奋地写道，“欢迎你——天知道是什么！”地形彻底改变，他们下山朝帕里[帕里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海拔约四千三百七十米，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城镇。]进发，空气愈发干燥；植被也换了，这里有高高的银冷杉，树底下开着深色杜鹃。

接下来是藏南成片的高原砾石沙漠，绵延数百英里，望去一片耀眼。从帕里走六天才能到达岗巴宗，这是荣赫鹏的军队去拉萨途中经过的山中要塞。在深褐色的高原沙漠里得待上六天。和其他地方的沙漠一样，此地清晨，人们醒来时，天气寒冷而宁静；中午时分气温飙升，热浪在前方闪动，从碎石表面蒸腾上来，形成一个大火炉，热得足以让人脸上脱皮。下午则刮起风来，搅动起地上成吨的松散沙尘。到了晚上，无尾鼠在帐篷防潮垫上跑动，叫人心烦意乱，而且气温骤跌。沙漠周边的山脉侧面隆起，早已消失的冰川和急流峡谷将它们劈开。这些山都是页岩质地，较高的几座平布着积雪。

现在整个队伍都闹起了肠胃病，最严重的是凯拉斯，他饱受痢疾折磨，虚弱不堪，只得让人用担架抬着走。这次探险前他刚爬了三座高山，疲惫不堪，之后再没能恢复过来。但他不肯折返。六月五日，穿越一处高山山口不久，快要抵达岗巴宗时，凯拉斯痢疾发作，拉出一摊血和排泄物，之后便去世了。

这下大英帝国的巡游团突然成了送葬队。死亡降临得如此之早，离目的地珠峰还这么远，这着实诡异，也不该如此。马洛里赶紧给露丝写信，说自己身体无恙，让她放心。他知道霍华德-比里几乎每天都向《泰晤士报》发回报道，一定会捎上凯拉斯的死讯，而他自己的家书要过一个多月才能抵达英国。

他们搭起一座帐篷，让凯拉斯的遗体在里面过了一夜；第二天在一处岩石山坡的松散土壤里掘出坟墓，将他下葬，让他面向此次探险之前爬过的那三座大山——也正是它们间接害死了他。霍华德-比里向天吟诵葬礼上常用的《哥林多后书》段落。四名挑夫已经和凯拉斯处得很熟，此刻坐在墓地附近一块大砾石平顶上，静静听着英国人致辞。事毕，探险队员们在墓上搭起堆石标，然后继续上路。

岗巴宗是藏地要塞，据守一处狭谷入口。到了这里，士气高涨一些。比里开枪打到一头瞪羚，还有一头大尾羊，布洛克则捕获一只鹅，又捕到一盘小鱼。尽管凯拉斯离开了，此地又崎岖严酷，但想到正在靠近珠峰，进入从未有人到过的地界，马洛里还是欢欣鼓舞。“我们如今身处之地，从未有欧洲人到过，”他写信给露丝说，“再走上两天，我们就要‘走出地图’啦，这地图还是拉萨探险年代绘制的。”在马洛里的时代，珠峰还只存在于欧洲人的想象之中，不过是数十年间几次远远的惊鸿一瞥，一座三角形的高峰，被一个高度数字和一套坐标值限定在空间里。它只存在于人们的期望之中。

第二天，早饭之前，马洛里和布洛克登上布满碎石岩屑的荒凉山坡，爬两步退一步，终于到了要塞顶上。他们向上攀登了大约一千英尺，来到金色的阳光里，然后——

我们待在那儿，一转身，看到的正是来到此地想看的景色。在我们的西边，确确实实有两座雄峰，左边的一定是马卡鲁峰，灰色，严峻，然而特别优雅。右边的那座——谁能怀疑它的身份呢？它是一颗巨大的白牙，赘生在世界的颌外。我们看到的珠峰还不太分明，因为那个方向有层薄雾，可这样的天气条件却平添了一番神秘与辉煌。我们很满足，群山中的最高峰果然不会让我们失望。

他终于见到了它，这座引得他横跨世界、不远万里来到此地的高山。不过就目前而言，他还不想将珠峰看得“太分明”，而希望它保持神秘感，依然是那座在想象和地质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半是遐想、半属现实的山。这是马洛里心中的“崇高”感在作祟，它激起他对于暗示、朦胧、神秘的渴望，让他相信，看得隐隐约约才看得更为真切。吸引马洛里的东西，后来被J. R. R. 托尔金称为“魔力”——“那微光般的启示，从来不会变成清晰的景象，却永远暗示着更深处的存在。”

休整了几天，他们离开岗巴宗，继续向西进发。现在穿越的是真正的西藏荒原了，一片笼罩在古铜色的天光下、由沙丘和淤泥滩组成的荒原。在这儿，刮风简直是一桩幸事，可以把成群贪婪的沙蝇压制在地上。负重的牲口在泥浆里踉跄前行，得哄着才肯走上陡峭的沙崖。布洛克觉得这是世上最偏僻贫瘠的地方，然而在马洛里敏锐的眼睛里，这儿也并非全无魅力和色彩。他留意到沙砾地上开着微小的蓝色鸢尾花，没有叶子，还有好些鲜艳的花朵，有点像旱金莲，花瓣粉色或黄色，有很小的绿叶。这沙漠表层底下，仿佛埋藏着一个色彩的宝藏，到处冒出头来。

一天清晨，马洛里和布洛克又结伴在大部队之前赶路，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这次他们骑马，蹚过一条颇深的河流，然后沿着谷底策马慢跑，走了好几英里。突然，峡谷两壁豁然分开，两人来到一片沙土覆盖的平原。前方深邃天穹之下，在云层中隐现的，正是他们远涉重洋来觐见的大山。马洛里再一次深深感受到抵达无人踏足之境的战栗和激动：

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个旅行家。不仅因为之前没有欧洲人到过这里，也因为我们洞悉到一个秘密：我们正从一道南北向的屏障后面向外望去，自从在岗巴宗向西瞭望时，这屏障就始终是我们面前的一道幕布。

正是为了这样的时刻，马洛里才踏上这场“伟大的探险”（他喜欢这么形容）。

大部队到来之前，还有时间可以打发，于是马洛里和布洛克拴好矮种马，爬上峡谷北角一座页岩小山峰，在峰顶转身向西。他们出峡谷的时候，云层升腾起来，遮住了群山，看来即便用双筒望远镜也什么都看不到了。然而接着，

我们忽然透过云层捕捉到一丝闪烁的白雪，之后两个多小时里，宏伟的山坡、冰川和山脊缓慢地（非常缓慢地）从云隙里显露，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让我们认了出来。肉眼几乎看不见山形，它们又和云雾混作一片，难以辨识。但终于，这些碎片凑成一幅清晰的全景，一点一点地，我们看到了完整的山峰，先是少许，逐渐增加，直到珠峰的顶巅展露出来。苍穹之下，其高耸令人难以置信，连想都不敢想。

他们待在小山顶上时刮起风来，吹动平地的沙土，下山途中，从上往下看，这片平原就像一盆波纹起伏的绸子。

不久探险队在协格尔宗安营扎寨。协格尔的意思是“白玻璃要塞”，那里的房屋外墙都粉刷得雪白，在阳光底下闪闪发亮。马洛里觉得，此处光线细致勤勉，将营地生活的每一处细节——坚韧的支索绳、兼做凳子的茶叶箱、后勤帐篷的厚重帆布、叮当作响的碗盆——都装扮得分外美丽，衬托出每个物件的每个方面、每道纹理。好奇的藏民溜达到珠峰人中间，有背囊里兜着婴儿的母亲，有脏兮兮的小孩子，还有瘦削的父亲。

他们在协格尔宗过了两夜。邮件来了，马洛里收到露丝寄来的一束信札，他即刻回复，还在信纸里夹上小小的藏地花朵。他告诉她，这一天——就是他断断续续从云层中看清珠峰的这天——“可以算作一个伟大的里程碑”，珠峰如今“已不再只是想象中的景象”。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个转折点。从这一天起，珠峰成了马洛里通信的中心，甚至比露丝更为紧要，这座大山开始像情人一样侵入他的思维。这段日后将马洛里和露丝双双毁掉的三角恋中，第三点已经就位。他在给露丝的信中问道：“人们到哪里去找另一番景象，来揭示比这伟大哪怕一丁点的奥秘呢？——从这一天起，这个问题将始终存在。”

六月十九日，离开大吉岭大约四周之后，探险队接连行过几座破烂铁轨般架设在汹涌河水上的吊桥，转入通往定日的山谷。定日坐落在盐沼当中的小丘上，是个商贸小镇，离珠峰四十英里。霍华德-比里在这里搭建起固定的暗房和后勤帐篷，定日将成为总部，成为行动基地、探险队的神经中枢。

马洛里巴望着继续行进，只休息了一会儿，便和布洛克一起挺进绒布山谷，去建一处更前沿的大本营，离珠峰大约十五英里。到这里，珠峰赫然耸立在前，俯视着他们，“简净质朴，令人称奇”。周遭环境为珠峰搭了个亮相的舞台：绒布山谷狭长的两臂从山上延伸下来，仿佛“巨人的肢体，简洁、朴素、庄严”；高高的崖壁上山洞棋布，有佛教隐士在里面修行。两壁之间，冰川直通山脚的圆形凹地，“好似冲锋陷阵的轻骑旅”。

自此，工作才真正开始。这一年，他们要在这里努力找到攀登珠峰的最佳路径，为此必须解开这座高山及其周围山峰的谜团，还必须破译它的地质构造。几天，之后是几星期，他们都在绘制地图，调查勘探，拍照，跨越从山地中心辐散开的一道道山脊。有关这座高山的每一丁点信息都来自艰苦卓绝的劳作。晴朗的日子里，他们醒得很早——清晨的阳光像潮水涌入一般照过营地，营地一边还是漆黑，另一边已经金光闪闪，之后要徒步十到十二个小时，往往还带着沉重的摄影器材。这并不容易，他们本就在高海拔低温地区，而绒布冰川并不像远处看上去那样直通山脚。马洛里很快发现，地球上这类地区——更接近赤道——的冰川不像阿尔卑斯山区的冰川那般适宜行走。这里阳光直射，冰在此作用下变成冰峰密林，有些高达五十英尺，底下冰面分裂成迷宫一般的冰隙和压力脊[压力脊（pressure ridge）是浮冰在风或水流的侧向压力下碰撞后挤压形成的脊。]。马洛里写道：“即便白兔先生[白兔先生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角色。]到此，也会不知所措。”不久他看出，最好绕开这片诡异的冰冻钟乳石场，从侧面的冰碛上去，才能前行。不过这条路线也有危险，上方峭壁会掉下岩石和冰块，构成威胁。

大部分时间马洛里都陶醉在四周的风景中。晴天里，他看着太阳落到珠峰背后，留意暮色如何让群山显得扁平，变成二维景象，就像用硬纸板剪出的图样。而珠峰顶巅闪闪发光，高高俯视着他，“仿佛济慈笔下的孤星”。到了早晨，他近乎贪馋地注视着珠峰脱下云裳：

昨天早上，我们又观摩了那出反复上演，却又永远宛如初见的戏，每次到场观看，都感觉如此新鲜，充满神奇。紧闭的幕布分开了，向边上卷去，复又合拢，升起，复又降下，最后终于大开。阳光破空而入，万物顿时阴影鲜明、轮廓毕现——而我们在那儿目睹着这场盛况。

这场登山行动宛如脱衣舞表演，让马洛里倾心不已。他似乎拥有无穷精力，就像他自己说的，有一种“驱动力”。他写信给露丝说，珠峰为他创造了“一种精神焕发的生活”。

不过有时（尽管非常少见）马洛里也会厌烦这一切：一成不变的食物，高海拔对身体的损伤，糟糕的天气，窄小的帐篷。七月十二日，他们在海拔一万九千英尺（约等于五千七百九十一米）的高地上建起第二座前沿基地。到了这样的高度，普里默斯汽化煤油炉已经失灵，冰硬得像石头。天气糟糕，他们困守营地，马洛里一边听着细细的雪粒不断落在帐篷四壁，一边给朋友写信：

有时，我想这场探险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骗局，来自某人——荣赫鹏——恣肆的狂热……然后强加于在下忠诚的热情之上。事实当然肯定和他们的梦想截然不同。在他们的素日想象中，珠峰北面的雪坡角度柔和、引人入胜，其实却是近一万英尺高的极为艰险的峭壁……

马洛里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攀登一座人们心中的大山，而且绝不仅仅是他自己心中的山——更是荣赫鹏的。在家乡英国，阿尔卑斯俱乐部里或旅行者之间，谈论的向来只是容易攀登的雪坡。不过当然，马洛里之前不曾有人如此接近珠峰，得见它的北坡——这里“容易攀登的”山坡是这些人想象出来的，正如他们曾想象出许多大山的方方面面。而事实就像马洛里指出的那样，“截然不同”——这是一面“近一万英尺高的极为艰险的峭壁”。

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北坳——马洛里管它叫“我们渴求的山坳”——是登山的关键。它是珠峰的北侧山肩，那里有一道冰层和岩石构成的山脊折上峰顶，显然适合攀登。如果可以在北坳扎营，那么很可能就能拿下珠峰。然而问题是怎样爬上北坳。第一个月，他们一直试图从绒布冰川的主体上去，杀出一条路来，但是太危险，而且挑夫根本上不去。必须找到一条能把补给和设备也运上去的路线。于是到了七月中旬，马洛里和同伴决定放弃绒布山谷，绕到大山东面，看看那里有没有办法上到北坳。

还真有。八月十八日，他们破解了这道地理难题，答案就是朝着北坳，翻过一处名叫拉巴拉的高原山口，然后向上穿过东绒布冰川（这是他们取的名字）上杂乱的冰瀑。那里有一些冰雪坡地通上北坳，显然走得过去。

可令人大为恼火的是，他们刚想到这个办法，天气就变坏了。雨季降临，几乎整整一个月，他们苦等天气放晴。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是整场探险中最艰难的时刻。队员们坚持高山作业，身体变差。马洛里素来自信健康无碍，现在也看到身体变得脆弱、难以保持最佳状态的迹象，不免有些吃惊。到了晚上，他们的脸和手都发青——这是缺氧所致。马洛里总是被布洛克弄醒，因为布洛克似乎停止了呼吸，长达几分钟之久，而布洛克说马洛里也会这样。与此同时白昼变短，夜里也更冷了。

这段不得已的修整也让马洛里有大把时间思念露丝。也有一些美妙的时刻——“邮件抵达，爱意飞临我们中间，依偎在每座帐篷里”。黑暗中，他梦见躺在身旁的不是布洛克，而是露丝。他也梦见自己赶回她身边，船头劈开碧绿大海，激起翻涌浪沫，直奔某个洒满阳光的地中海港口；在那里，海鸥声声鸣叫，漫天遍野；在那里，“我盼望见到你在码头的阳光里，笑意盈盈”。

然而醒来时，身边总是布洛克。布洛克属于那种生来名副其实的人：他就像小牛一样强壮勤恳，有着牛一般的力量和勤奋[布洛克的名字Bullock也有“小公牛”之意。]，马洛里默默佩服，称他为“坚定的同伴”。

他们谈论过就此打住，但马洛里比任何人都更感受到一股“拉力”，要留在此地，等待机缘，“一生难得的机缘”。九月十七日，天气放晴，阳光明媚，也不下雪。他们迅速朝高处营地进发，于九月二十三日抵达，之后天气又变坏了。狂风吹来雪花，整夜唰唰打在帐篷四壁。准备当晚饭吃的沙丁鱼三五条一小块地结了冻，硬如石块，马洛里和布洛克只得用手焐着融开它们。把雪化作水来用的时候，两人轮流俯身在锅子上方，好让袅袅上升的蒸汽暖一暖眼睛。狂风肆虐，不断吹打帐篷，把层层帆布刮到一起，企图把帐篷整个儿从山坡上连根拔起。如果没了帐篷，没了这方性命攸关的小小帆布，他们就生存无望了。

二十四日清晨，极糟糕的一夜之后，马洛里醒来，发现帐篷顶不祥地朝里垂下。雪停了，风却不曾稍减。天气很差，可他们还是出发了，试图强行登上通向北坳的陡峭雪坡。他们在之前雪崩后留下的残片上艰苦攀爬，风刮下松散的雪花晶粒，迷了登山人的眼。踩下的步子惊起阵阵微型雪崩，在身后轻轻蹿下山坡。

从下面往上看，每个登山者都笼罩在雪粉的光环中，那是一圈冰冷的小光晕。上方几百英尺处，雪粉不断从北坳边缘刮锉下来，有如一大团冰雪烈焰。下方背风坡上，风已经很难对付，到上面一定更要命。但马洛里还是急切地“想要把冒险再稍微推进一点”，和布洛克、惠勒一起一步一步渐渐挪上北坳边缘。他们迈上坳口逗留几分钟，领受了一番大风的冲击，只是为了到那儿站一站。三人向上凝望着那道蜿蜒几千英尺、通上峰顶的山脊。暴风肆虐，仿佛世界末日般恐怖——马洛里后来回忆说，那是一种“没人能在其中活过一个小时”的狂风。不过抵达北坳还是意义重大，因为正如马洛里之后在信中告诉露丝的，这意味着确认了通往顶峰的路径，“任何有意在世界最高处来一番探险的人，都可以走这条路”。

就这样，第一次珠峰探险结束了。他们再次长途跋涉返回大吉岭，从那里去孟买，登上马尔瓦号轮船，起航回家。马洛里此刻深感疲惫，他形容自己——

对遥远的国度、粗野的人、火车轮船、闪光的陵墓、异国港口、黝黑的脸庞和耀眼的太阳统统厌倦了。我想看到的是熟识的面孔、甜蜜的家，然后是蓓尔美尔街[蓓尔美尔街（Pall Mall）是英国伦敦一条有许多俱乐部的街道。]庄严的建筑立面，也许还有雾中的布鲁姆斯伯里。再去英国的河边走走，看看在西方的草地上吃草的牛群。

船近马赛，他给姐姐艾薇写信说：“他们已经起意明年再组织一场远征……我明年可不去了，就像俗话说的，给我整个阿拉伯的金子，我也不去。”

***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日——东印度公司码头上空，海鸥侧身盘旋，声声鸣叫。马洛里大步踏上喀里多尼亚号轮船带栏杆的跳板，船即将开往孟买。其他珠峰人已经上船，这是新的一队登山者，新的一局探险。喀里多尼亚号轻快行过英吉利海峡的灰色水面和蒙蒙薄雾，绕过伊比利亚半岛，再拐过直布罗陀海峡的巉岩，进入地中海。夜里，它穿过苏伊士运河，有如细线穿过针眼。水静无波，漆黑一片，看去更像个地质构造，像夹在沙漠地层间的一脉石墨。之后船驶入红海的灼热空气，大海像水库一般平静，轮船行过，水上几乎不留尾波。

白日里天空一碧如洗，仿佛玻璃穹顶；而每天傍晚，空中汇聚起中东日落时分特有的碧绿、湛蓝、明黄，映在驶过的海面上，千变万化。飞鱼蹿出水面，浑身紧绷，表演小小的腾空，偶尔会砰的一声跌进船舷。还有海豚护送着轮船，一会儿跳进水里，一会儿又朝着左舷和右舷跳出来。

船上的日子过得很愉快。早上新西兰人芬奇（Finch）和队友们大侃此番携带的氧气设备，演示阀门、背架和气流速度。马洛里对这套价值九百英镑的高价器具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这简直是一种欺骗大山的手段，好比随身携带一个大气层。可是芬奇介绍起它的好处来很有说服力，尽管略嫌狂热。下午热气凝滞，像给人笼上一床毯子，他们就到甲板上打网球，有时候也打板球，七点整吹号吃晚饭。天黑以后，马洛里喜欢在船尾看轮船拖着磷光闪闪的尾迹驶过。他当然也想念家中的露丝，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朝前看，期待着“即将到来的伟大工作”。

这次他们在孟买靠岸，带着两吨重的物资——包括整箱整箱香槟、鹌鹑肉冻罐头，还有几百片姜饼——乘火车穿越印度，朝加尔各答进发，做了一番旷日持久又汗流浃背的旅行。铁路经过烈日灼晒的土黄色平原，也穿越黑森森的槭树林，铁道两旁古木荫翳，宛如峡谷两壁。到了加尔各答，火车又呼哧呼哧把他们运上大吉岭，在那儿又好好收拾了一通行李。队友们相处甚欢，齐心协力，看来是比上次融洽得多的组合。新领队查尔斯·布鲁斯将军总是打着领结，身穿粗花呢外套，头戴遮阳帽，拿着手杖，凡事都一笑置之。其实粗花呢下面是伤疤——他在加利波利半岛[加利波利半岛位于土耳其西北部。]和其他地方都受过枪伤，还饱受疟疾折磨。马洛里很喜欢布鲁斯，比那个难以忍受的霍华德-比里好多了。队友中还有斯特拉特（Strutt），他虽然爱穿圆点花纹袜子，经常抱怨，但还能忍受。约翰·诺埃尔是此行的摄影师兼录像师，爬山也很利索。还有萨默维尔（Somervell）——马洛里的登山搭档和旅程中的精神同道，此人聪明过人，长着一对奇怪的招风耳。

他们分两队离开大吉岭，计划到帕里会合，将三百头驮行李的牲口集中到一起。时节尚早，和马洛里上次冒险穿越时相比，锡金丛林没那么丰饶美丽。没有那么多鲜花，也“没有那种生机勃发之感”。不过在行进中，肺里充满山间高爽空气的感觉很好，而且离“这山”——马洛里如今经常就这样叫它——越来越近的感觉也很好。

马洛里属于第一队，他们于四月六日到达帕里。尽管地上积雪仍有一英寸厚，天黑之后坐着必须裹上睡袋御寒，但他还是告诉露丝，回到西藏，兴奋之情油然而生，而且他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原来很钟爱眼前的荒芜景象。从帕里到岗巴宗，他们这次走了一条新路线，海拔更高，但比一九二一年的路程缩短了两天。途中经过东卡拉山口，快到山口时，气温骤降，下起雪来，四月八日下了整整一夜。马洛里担心牲口，便走出帐篷，在黑暗中踏过又软又黏的积雪，到拴着牦牛和骡子的地方去看看。它们杂乱地站着，背上积了雪，好像盖上毯子一般。牲口们不停换着蹄子站立，很不舒服，鼻孔喷射出湿乎乎的白气，飘散到夜空里。骡夫们蹲着躲在岩石下，围成一圈，似乎无所谓酷寒，瞧着挺怡然，也不太担心牲口。于是马洛里回到自己帐中，在排钟般的牛铃声中睡去。

第二天天气太冷，无法骑行，每个人（甚至包括肠炎发作的马洛里）都决定在牲口边上步行，以便取暖。这真是艰苦的一日，在崎岖山地徒步二十二英里，全程海拔在一万六千英尺以上，只停歇短短几次，略进饭食。夜幕降临之前，他们在一片岩石露头下支起一顶“古怪的小帐篷”，四周砾石平地绵延，平地东缘高高耸立的，就是凯拉斯攀登过的三座山峰。

再下一日休息。马洛里在足够暖和的几个小时里坐在外面，读巴尔扎克。他说，此地风光虽说朴直，也还是能发现美：云朵在原野上投下阴影，远处一片湛蓝，近一些的山坡上则隐隐显出深深浅浅的红、黄和棕色。可之后刮起风来，他只得回到后勤帐篷里避寒，在那儿试着给露丝写信，尽管瓶里的墨水老是冻住。“藏地艰苦，我们已深有体会，”他写道，“此地情形毫无乐趣可言，我觉得自己都枯萎了。”他穿着五层衣物，即便如此，“身上也只是刚够暖和，触碰信纸的指尖冻得厉害”。不过指头受点冻是值得的，因为这封信感觉就像是他和露丝之间的纽带，“我能感到你就在信的那一头，亲爱的，我时常想起你的样貌，这样你仿佛就待在我身边”。

一连几天他们都重复着同样的节奏：行进，扎营，行进，扎营。帐篷钉子很难打进冰封的地里。吃早饭时，他们围着搁板桌，坐在倒扣的茶叶箱上，穿着人字粗花呢衣服和渔夫套头毛衣，双手交插在胳肢窝下，在严寒中耸肩弓背，脑袋几乎要缩到身子里去。到岗巴宗附近的荒原，雪暴骤降，耐着性子将他们淹没。足迹刚一踏出，雪就把它们填平，像个辛勤的管家，在他们身后打扫清理，抹去所有存在和进展的痕迹。这片高原成了极地冻土。他们胡茬上凝着雪，身后是黑色的牦牛和骡子大队，在皑皑雪原上蜿蜒好几英里。

严寒使得士气大损，让人筋疲力尽。他们一度忘却稍远的目标，一心只有早上拔营，夜里扎营。然而这时他们终于抵达协格尔宗——白玻璃要塞。“我们清楚地望到，珠峰就在原野另一头，甚至比我记忆中更加了不起，整个队伍都为之一振，这当然也唤起了我的主人翁之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确实是马洛里的山，他是一九二一年探险队中唯一重返此地、再踏征程的人。

到了协格尔宗之后，他们朝南走，这样能更快前往东绒布冰川，然后到达北坳。五月一日，他们已经在冰川顶端的冰碛上建起大本营。冰川从谷地带下来的杂乱砾石堆也是白色的，有帐篷大小，从远处看，新建的浅色帐篷和它们混在一起，难以分辨。

布鲁斯计划围攻大山，他麾下的登山者将建起一系列营地，依次上升：第三营在北坳脚下——马洛里曾在此地度过一夜，极其难受；第四营建在山坳上面。他们希望这样能在冲击珠峰顶峰时形成支援网。天气一点不曾转暖，但三个营地沿着山谷顺利扎好了。五月十三日，马洛里帮忙开出一条从第三营上到北坳的路。遇到跨度大的地方，他必须在蓝光闪烁的陡峭冰层中砍出阶梯来。挥斧，碎冰，一个阶梯；再挥斧，碎冰，又一个阶梯。这节奏在平地上都极累人，高山上更是让他精疲力竭。每一斧砸下去都腾起榴霰弹一般的冰屑碎片，十分危险。过了一阵，马洛里挪到山坳左边，发现那里积雪深厚，颇为稳固，行走就容易多了。短短一天中他成功固定四百英尺绳索，后面的队友可以攀着绳子上来。他还上了北坳。风不像一年前上来时那么猛烈，他爬上北脊裂隙遍布的危险冰面，穿过一方方破碎的蓝色冰块，最后踏上靠近山脊开端的坚实地面。每走一步，南边的景色就开阔一分，他坐下来，满怀敬畏地看着它：“这是我见过的最惊人的奇观。”第四营在北坳上建好了。

五月十七日，“出发去尽力攀登到最高处的前夜”，马洛里给露丝写了一封信，翌日他和莫斯黑德、诺顿（Norton）、萨默维尔从大本营出发，前往第四营。他们计划从那儿离开北坳，攀上东北方向的山脊，露营一晚，第二天争取登上顶峰。

在第四营度过寒冷的一夜之后，四人向北脊进军。他们出发得晚了些，因为前一晚忘记把第二天的早餐——几个亨氏意面罐头——带进睡袋，意面全部冻住。他们不得不在慢热的炉子上炖水，把罐头放在里面解冻，然后拼命咽下掺着冰屑的面糊，才能出发。很快他们就发现风太大，空气太冷。身上的衣服全都不顶用：手套和绑腿里的羊毛在严寒中硬得像胶合板，毡帽的纤维缠结到一起，已无法保暖。他们费劲地挪上山脊，被迫在海拔两万五千英尺（七千六百二十米）处，在山脊背风面一方冰石构成的岩架上露营，此时还远未到达预定地点。诺顿的一只耳朵和双脚已经冻伤，无法入睡。莫斯黑德也被冻惨了，他一只手的手指成了覆盆子奶油色，这可不是好兆头。队员们两人合用一个睡袋，彻夜无眠，听着“一粒粒细雪轻轻打在帐篷上，倒是悦耳”。帐篷布面积了雪，垂下来时，他们就用手掌击打一番，让雪哧哧溜到地面。

晨曦照亮帐篷，他们硬撑着走出去，除了莫斯黑德，他宣称自己再也走不动了。顶峰太远，登顶显然已不可能，然而他们还是挣扎向前，又象征性地走了两千英尺，方才折回。他们接上莫斯黑德，把帐篷留在原地，然后继续奋力撤向北坳。这真是场拼死撤退，莫斯黑德几乎走不了路，不断在雪地里坐下来，只求一死。诺顿哄着他向前，一手搭在他腰间，轻轻在他耳朵边上说好话。走到山脊陡峭地带，莫斯黑德脚下一滑，把另外两个登山者一齐拖了下去。全仗马洛里反应敏捷，一把将斧子插进雪里，再套上一圈绳索，才将四人的命都救了下来。他们踉踉跄跄回到第四营时，马洛里注意到西边天气特别糟糕——一大团乌云聚集，远处闪电照彻天空，好像远处某个山谷里正在打仗。

马洛里和三位队友下山回到大本营，休整恢复了一个月。他冻伤四根手指。休养期间，芬奇和年轻的杰弗里·布鲁斯（Geoffrey Bruce，查尔斯的表弟）在氧气装置的辅助下向珠峰发起过一次冲击，比马洛里他们上得更高，却也被酷寒击退。杰弗里·布鲁斯一瘸一拐地回到大本营，脚上的冻伤足足几个星期才好。

季节变迁，季风雨雪降临。“就此打住”又一次被提起。他们已经很尽力地试了两次，都失败了。然而再一次，马洛里比其他人都更热切地想再“来一个回合”。他告诉露丝，自己的手指还没好，“如果再上去一次，要冒冻伤加重的危险。但这样的冒险值得以手指为代价，我也会用想得到的所有办法保护手指和脚趾。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六月三日，他和其他两名队员由一队夏尔巴人陪同，出发“去北坳大战寒冰”。之前四十八小时里大雪不断，坚冰上还有厚厚的风板层[风板层（windslab）是风将雪卷到背风处形成的不稳定的堆积层。]，这可是典型的雪崩易发地带。上坡时马洛里试了试雪面，看上去还算安全，便带队继续攀登。

下午一点五十分，离坳口不远的地方，忽然传来一声爆裂——“像没封炮眼的火药炸了”，马洛里脚下的雪开始移动。他失去平衡，被席卷着朝山下拖了一小段，然后被甩到雪面上。等回过神来，下方传来呼喊，九名夏尔巴人被一阵更快的雪浪扫过六十英尺高的冰崖，跌进冰隙。有两人得救，居然毫发未损，但其他七人再也没找到，要么掉进冰隙摔死了，要么就是在那里被好几吨雪活埋了。

第三营里搭起一个粗糙的堆石标，来纪念这些遇难的夏尔巴人。对于这场事故，布鲁斯看得很开，说这不是任何人的过错。遇难者的家人也没有责怪的意思：他们的亲人大限已到。马洛里却无法心安，总觉得他们的死是自己造成的。他在给露丝的信里说：“我们做好了计划，因而这不是铤而走险。也许是处理某种危险上了瘾，人会习惯去估量一些其实最好不要估量、也不要尝试的东西……我们三个都被骗了，没有看到任何危险的迹象。”他也知道自己离死亡曾有多近。“这次真是侥幸逃脱，我俩真要一起心存感激。亲爱的人，我一想到万一出事，你会如何悲伤，就恭顺地感谢上帝。我还活着……”

探险队蹒跚穿过西藏，回到大吉岭，伤痕累累，元气大损，远“不是当初那快乐的一伙人”。莫斯黑德和马洛里手指作痛，布鲁斯的脚趾还没复原，诺顿脚底冻伤，呈灰黑色。不过越是远离这座杀人的大山，马洛里就越是再度陷入爱恋。到了大吉岭，信里已经不再谈论夏尔巴人之死，他一心想着露丝。想着露丝，也想着下一次探险的可能。

***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这次是在利物浦码头，一场兆头不佳的离别。露丝来送马洛里，当然，是最后一次。他站在甲板上，靠着亮闪闪的栏杆，头戴软毡帽，穿着毛领外套。她则在码头上，加利福尼亚号轮船一解缆，就挥手道别，他也朝她挥手。就这样过了好几分钟，船却没动。广播里说，港口堤坝外，一场从西边来的风暴正在形成，大风把船只都困在锚地里。几艘脏兮兮的拖船正靠近船头，准备把加利福尼亚号拖出海。露丝朝着静止的船挥手，马洛里朝着静止的码头挥手，两人都挥累了。过了一会儿，她径直走开了。

为什么这次他又去了呢？到现在，整件事情有了不由自主的意味，他们都知道，有某些力量在支配着一切，完全不受她控制，也远非他能左右。更不妙的是，马洛里对这次远行有种不祥的预感。此次前往印度之前，他做的最后几件事之一便是拜访凯瑟琳·斯科特（Kathleen Scott），极地探险家罗伯特·斯科特的遗孀；罗伯特的遇难是英国最英勇的失败。房子里到处是斯科特的影子：相框里的照片，还有信件。缺席的丈夫、失怙的孩子……这些都太容易令人想到即将发生的事。马洛里是和杰弗里·温思罗普·扬结伴去的，回程的出租车上，马洛里对扬说，他相信这一年的珠峰攀登与其说是探险，不如说是打仗，而他觉得自己回不来了。

漫长的航程又一次开始了。船上满载乘客，有一个去埃及的苏格兰旅行团，还有一群带着女眷的士兵。头两天他们饱受西风痛击，费劲地航行在比斯开湾钢灰色的海面上。马洛里在船上的健身房锻炼，他十分崇拜桑迪·欧文的好身材。安德鲁·欧文（即桑迪）是牛津大学本科生，念二年级，凭借挪威北极之行中展现出的适应能力打动了珠峰探险队的选拔者。他是牛津大学赛艇队队员，不过今年因为远征无法参赛了。马洛里很喜欢欧文，认为他是“去做任何事都可以信赖的人，不过也许聊天不行”。他给露丝写了第一封信，照例描述船上的起居和同伴，也写到了珠峰之行以后的日子，向她保证说，一旦登顶，他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一切都分成两个阶段——珠峰之行以前和以后，过去三年皆是如此。

你感觉怎样，可怜的留在家里的人儿？……亲爱的人儿，我会常常，常常想你。近来我俩真是亲近，我现在还觉得就在你身边。我知道，你会看上去高高兴兴的，我希望我不在的时候，你也是发自内心地开心。亲爱的，我永远爱你。

航程大部分无甚可记。马洛里如今在英国已是名人，苏格兰旅行者缠着他拍合影、要签名，期待他讲一讲珠峰的好。他逃到船头去读安德烈·莫鲁瓦（André Maurois）写的雪莱传记，要不就待在船舱里。不过有一个难忘时刻——那种让他激动得浑身战栗的时刻。一天清晨，太阳还未升起时，他们正靠近直布罗陀海峡，马洛里来到甲板上，就像三年前一样，去看船经过陆地的窄口：

我们朝正东方驶去，前面天空布满橙色霞光。靠近中央，细细长长的陆地线从两边靠拢，留下一个小口——很小一个口子，夹在小小的陆地块当中，毕竟船离海峡还有二十英里左右。我们正照准这天际的小洞而去，那里霞光最是明亮。我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感觉，这是一个传奇世界，我们只消跳进洞口，就像爱丽丝走过花园门洞，就会到达一片新境地，或是整个奇遇王国。

穿越屏障、跳进洞口、解开谜题——一言以蔽之，那种探索的念头，对马洛里最有吸引力。于他而言，珠峰就是最美妙的未知、最深奥的秘密。

其他乘客在塞得港下了船，马洛里松了一口气。船继续航行，穿过苏伊士运河和红海，来到印度洋，海面出奇地平静。他又一次想起露丝。他想象着两人穿着丝绸晨袍，一起走上甲板，呼吸清新的晨风：“亲爱的姑娘，为了勉力做一件正确的事，我们放弃和错过的太多了！不过我们也要当心，不能错过太多。”露丝也许会回答说，真正正确的事，就是马洛里留在家里陪伴妻儿，讲课教书为生，日子不那么刺激，却安稳得多。可是有一种更广大的“正确”在起作用，它深深埋藏在马洛里身上，而他看不到——他有权站上珠峰之巅，成为登上绝顶的第一人。

穿越印度的火车之行比以往还要炎热，上了大吉岭，呼吸到不冷不热的空气，让人如释重负。这次布鲁斯还是领队，他刚从尼泊尔边界胜利猎虎归来，在这里与他们会合。他们此番住在珠峰大酒店，马洛里从房间阳台上可以看到白色和粉色木兰花，他用印着酒店华丽抬头的信纸写了一封长信，告诉露丝，花儿“在幽暗山色映衬下明艳得惊人”。他给她写信，比往年更加热情缱绻，反复使用强调字眼，仿佛语法有办法抹去离别的事实，抹去他又一次远走他乡的事实：

最亲爱的人儿，我常常，常常想要让你和我在一起，一起欣赏，一起静静谈论事情，谈论人；我也想搂着你，吻你可爱的棕色头发……如果有办法让你更靠近些就好了。我觉得人之间的接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想象。想象力升腾起来时（晚上常常如此），在星空下我差不多可以在你耳边低声呢喃，而即使是现在，亲爱的，我也确实觉得离你很近……近到可以吻你。

三月二十九日，他们开始穿越锡金。这次天气好极了，马洛里觉得自己“悠闲自在，暖洋洋，懒洋洋，开心得好比吃了忘忧果[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修斯途经北非海岸，发现一群人以忘忧果为食，安逸度日，不思不虑。]”。他赤身在潮水潭里沐浴，惊起沼泽里“一头极漂亮的丛林猫”——“看到这样一头野兽，整座森林都好像热闹起来，真是令人惊奇”。队员们相处非常融洽，甚至比一九二二年的珠峰人团队相处得还要好。

这一回他们跋涉五个星期，到达东绒布冰川上的大本营。天气寒冷，风一直刮，但气温不像一九二二年那样低。其实这年的主要危险不在于雪，而是太阳。在岗巴宗附近的沙漠里，每个人的脸都晒成了栗色，黑得发亮。马洛里的嘴唇和两颊都开裂了，他带着一罐油脂，涂在裂口上。他拄着牧羊人用的曲柄杖，留起了山羊胡子。欧文戴着摩托车头盔和目镜，试图阻挡大风和阳光，效果并不佳。除了日晒，马洛里倒觉得身体比前几年都好，这次破例没有拉肚子。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这次该有个了断了，不成功，便成仁。在给露丝的信里，他说“几乎无法想象自己不能登顶，我不能看着自己失败而归”；对朋友汤姆·朗斯塔夫（Tom Longstaff）则说得更坚决：“这一次我们要昂首登上顶峰，上帝与我们同在——要不就咬牙顶风踏上山头。”另外还有一些理由让他这次感觉良好：这一年的鹌鹑浸在肥鹅肝酱里，而不是肉冻里，香槟也是佳酿——是一九一五年产的蒙特贝罗。

不过也有不祥的时刻。比如有一次，离岗巴宗还差一程，队伍走到预定地点，却把牲口远远甩在了后面。他们没法支起各人的营帐，便撑起一顶绿色后勤帐篷，躺在下面，等待行李运到。阳光白热，透过绿色帆布发生折射，让整个画面有种鱼缸的光泽。队员们一个个打起盹来，除了马洛里。在他看来，“他们躺在那里打呼噜，脸庞让绿光映得阴森森”，看上去“活像一群尸首”。

四月十一日到达岗巴宗时，探险队受到第一次打击。布鲁斯将军因旅途劳顿大为虚弱，恐怕心脏受不了，决定不再前行。诺顿升任领队，马洛里任副领队和登山队长。有了指挥权，马洛里很振奋，他迅速拟定一套万全之计。他们将兵分两路，从北坳上的第四营冲击顶峰。第一队两人不带氧气设备，第二队两人稍后出发，携带氧气设备。马洛里把自己安排在有氧气设备的那队，自信如此定能成功登顶。

离大山越来越近，马洛里开始兴奋起来，“盼望着大事早日登场”。四月二十九日他们在绒布扎营，情况几乎马上就变糟了。一场暴风雪——来时路上经过崎岖地区时没有遇上，却在这里等着他们——猛扑向大本营，一时风狂雪骤。气温猛跌，几乎跌破温度计的下限。这年的登山计划比两年前更复杂，更环环相扣，要建更多营地，雇更多挑夫，带更多设备。如果天气好，这都不成问题，可如今无情下降的气温——晚上可以跌至零下五十摄氏度——让整个行动中最简单的部分，也就是登上东绒布冰川，都变得极其漫长艰巨。地表的蓝冰质地像玻璃，硬如钻石，穿着平头钉靴都很难走下去，穿普通鞋子的挑夫更是几乎寸步难行。然而探险队伍仍然奋力前进，人人都逐日衰弱下去。到了北坳之下的第三营，马洛里发现了一九二二年远征中留下的废旧氧气钢瓶，就堆在为纪念七名遇难的夏尔巴人而建的粗糙堆石标旁。整个地方变化很小，他觉得匪夷所思：寒冷和高海拔出色地将一切保存下来，制止时间的行进。这里一切都不会老去；雪自会来了又来，飘上石堆，又纷纷消融。没有什么能标示光阴的流逝。

第三营上，天气持续不利，他们整日困在狭小的帐篷里。雪到处透进来，随风卷入，细粉一样落到所有物体的表面。为了寻求慰藉，马洛里、欧文、萨默维尔和奥德尔——这四人如今藏身小小的高山避难所，暂歇于巨峰谷肩，被暴雪围困，与最近的海洋都隔着一片沙漠和一片丛林，英国更是在四重汪洋之外——从罗伯特·布里奇斯（Robert Bridges）的选集《人之精神》（The Spirit of Man）中选取诗篇互相朗诵。他们读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诗中写到“欢悦天穹，阳光灿烂”“寒冰洞穴”），读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的著名挽歌，读雪莱的诗篇《勃朗峰》，也读艾米丽·勃朗特忧伤的抒情诗（“我将凭天性指引走到那里，那里狂风吹过山坡”），从中求得安慰。此时此地，他们身处的山坡上终日落雪，雪簇拥在帐外，压低了里头的声音。一夜似睡似醒，清晨马洛里发现自己陷在两英寸厚的积雪里。他拉开帐篷门，看到冰晶旋风在空中回旋盘绕，除此之外便是皑皑一片：唯有茫茫白色和呼啸的狂风。

除了撤退，别无他法。在高海拔的如此境地中，每过一天都以身体为代价。登山者和挑夫们撤回大本营。五十个挑夫擅自离队，在风暴中偷偷溜走，回到山下的家园和农田。大本营里建起一间医务站，治疗严寒导致的损伤。冻伤、雪盲症和低温症最为常见。一名挑夫死于高海拔所致的脑血栓，另一名腿部剧痛，不得不让人割开靴子，结果发现双脚冻伤发紫，上至脚踝，仿佛踏进过墨水里。这名挑夫后来也去世了。

马洛里奇迹般地健康无恙，只是为了这番耽搁气恼。他想再上山去，完成任务。“撤退不过是暂时的挫折，”他在一封信中宣称，“行动只是搁置了。这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再上绒布冰川，会是最后一次。”

灰白砾石周围、大本营里储物的箱子之间，有黑亮亮的乌鸦来回踱步。一切凌乱不堪，这些机会主义者便下来碰运气。它们好奇地歪着脑袋，或者两脚并拢四处跳跃，像跳远一样，要不就栖息在一起，好似一群人披着黑斗篷。肥硕的鸽子和古怪的山地野羊也进来一探究竟。而珠峰，在看得见的日子里，就像马洛里说的，在“使劲抽烟”——山顶上扬起长长一股羽毛般的冰晶，足以证明风力强劲。

他们休整了一周，在大本营里恢复元气。之后天空放晴，马洛里、萨默维尔和诺顿再度上山，向北坳推进。然而暴风雪又包抄上来，气温跌到华氏零下二十四度（约等于零下三十一摄氏度），他们被迫又一次撤退到第二营。这回冻伤了更多挑夫，登山者们身心俱损，连马洛里都不再乐观。“亲爱的姑娘，”五月二十七日，他给露丝写信，“这段日子糟透了——我从帐篷门望出去，只看到漫天大雪，希望越来越渺茫。回想这一路，我们拼命努力过，如今疲惫透顶，心灰意冷——但是，但是，但是，好的方面还是很多。”

然后，仿佛是嘉许他不愿彻底绝望，天气居然暂时好转。大风停歇，出了太阳。是时候了。马洛里给露丝写了倒数第二封信，告诉她，他们即将发起冲锋。“蜡烛就要熄了，只能写到这儿。亲爱的，我愿你一切都好——愿你在收到这封信之前就能收到最好的消息，不再忧心；好消息总是传得最快。”

他们登上北坳，在更高的地方扎了营。按计划，萨默维尔和诺顿不带氧气设备，做第一轮严格意义上的登顶尝试。他们贴着山脊边缘前进，行进得很顺利。这里吹不到风，但地面更难走。诺顿后来写道，那好比爬上一片片交叠的巨大屋瓦，没有可以抓握的点，一切都在和你作对，设法让你跌下来。萨默维尔不得不停下，诺顿则继续艰难攀登到海拔两万八千英尺（约等于八千五百三十四米），然后意识到，再不折返就要送命了。他战战兢兢爬下一片片岩板，与萨默维尔会合。两人一同下山，朝山坳走去，诺顿大概在萨默维尔前方二十码。突然萨默维尔剧烈咳嗽起来，痛苦万状，只觉得身体里有东西脱落，哽在喉咙里。他死命地咳，喘不上气，也没法呼唤诺顿。诺顿曾转身朝后看，以为萨默维尔落在后面，是在对着大山画素描，哪里知道其实不然，他落在后面是快要死了。萨默维尔跌坐在雪地里，眼看着诺顿一步步走远。最后他垂死挣扎一番——握紧拳头，猛捶胸口和喉咙，同时拼命咳嗽。这下有东西掉了出来，涌进嘴里，被他吐到雪地上。原来是一大块咽喉组织，因冻伤而坏死。

萨默维尔和诺顿下到大本营，欧文和马洛里则准备离开北坳。六月六日早晨，他们在软塌塌的A字形帐篷里吃下最后一顿早餐：沙丁鱼、饼干和巧克力，然后出发，爬上已被人踩过的北坳的荒凉雪地，为攀登做最后的准备。两人各携一对银色氧气囊，用带子扣在背架上，看着就像早期电子游戏《矿工威利》（Jet-Pack Willy）里的小人，仿佛只要摇动操纵杆，他们就能离开地面，垂直升上顶峰。两人还戴着厚实的绑腿、手套和镶银边的王牌飞行员目镜，为的是防止雪盲症。

两人顺利上到第五营和第六营，一路平安无虞。六月八日一早，他们出发登顶。攀登开始时，空气澄澈，然而一小时之后，一阵奇特的发光薄雾开始笼罩山体。诺埃尔·奥德尔从山上海拔两万六千英尺（约等于七千九百二十四米）的有利位置眺望，看到两个黑点沿着通往巅峰的山脊移动。然后，雾霭四合，罩住了他们。

离开大山之前，幸存的登山者搭起一座堆石标，里头嵌进石板，刻着三次珠峰探险中为大山丧生的十二个人的名字。有九个人的尸骨尚未寻到，但不会有人忘记他们长眠的地方，因为这里的标志乃是世上最宏伟的纪念碑。

回程的艰难跋涉是一段阴郁的时光。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过去六年，空空的座椅、餐桌上多出的空间、亡魂犹在的感觉——这一代人已经狠狠操练过这一切。然而即便如此，死亡笼罩的异常感不曾稍减。夜深人静时，每个队员都有几分盼望，有手会抚上帐篷门帘，从亡灵之地意外归来。

而在马洛里位于剑桥的家中，六月十九日傍晚来了一封电报。简短冰冷的电报文体，开头是“委员会非常遗憾地得到噩耗”。露丝把孩子们叫到一起，带到她床上，告诉他们这个消息，一家人抱头痛哭。之后好几个星期，马洛里给她的信陆续抵达，却已是逝者的书简。

***

几乎从他去世那一刻起，神化马洛里的历程便开始了。皇家地理学会会长诺曼·科利（Norman Collie）向大本营发电报说：“英勇事迹。光荣的牺牲令所有人深受感动。”与此同时，《泰晤士报》刊登了马洛里和欧文的讣告，强调他们求仁得仁，并言之凿凿地宣称：“如果他们能选择结局，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在珠峰委员会主席阿瑟·辛克斯（Arthur Hinks）看来，“他们的牺牲之所比前人都高”，这减轻了悲痛，“亲人们甚至可能觉得，他们也许就长眠在顶峰上”。汤姆·朗斯塔夫一九二二年和马洛里一起去过珠峰，对此持相同观点。“现在他们永远不会变老了，”他写道，“我非常肯定，他们并不想和我们任何人交换位置。”

不过最惊人的反应来自荣赫鹏。他这样描述马洛里：

他知道所面对的危险，也做好了迎接危险的准备，他是勇敢的人，但同时也富于智慧和想象。他明白胜利登顶意味着什么。珠峰是世上实体物质力量的代表，他一定要用人的精神与之抗衡……也许他从来没有明说，但心里一定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念头。这两个选择——要么第三次无功而返，要么死去——在马洛里看来，很可能后者更容易。前者太痛苦，他作为一个人、一名登山者、一位艺术家都难以承受……

这是一个特别的观点：为了完成形式主义艺术之举，马洛里应该会选择赴死。荣赫鹏暗示，马洛里无法忍受活着失败而归；要么成功，要么死在山上——这样精彩得多，远远更具美感。另外，马洛里的故事在形式和情节上都很纯粹，这也让它一直惹人遐想。这个故事拥有神话或传奇的结构：英俊的马洛里，勇敢的加拉哈德骑士，三度抛下心爱的女人，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险境；他两次被击退，第三次不愿违心归来，消失在一片未知的云雾中。

尽管荣赫鹏有虚夸之嫌，但也许他是对的。也许马洛里背负着“符合人设”的压力——他的设定就是勇往直前，直到无路可退，要么是死亡，要么是荣光，唯独不能失败。这影响了他在那个六月天做出的抉择。人人都会受这种压力影响，我们都几乎不自知地扭曲着自己的生活，去迎合各种观念和范式提供的模板。无论多么珍视生活的新奇与创造力，我们都会给自己编下故事，再让未来符合这些故事。

似乎没有人觉得马洛里和欧文的死是浪掷生命：一个男人抛下家室，最终却徒劳无功；而牛津大学又折损了一名青年才俊。这一切毫无意义，不过是抵达某个海拔。没有人这样觉得，除了逝者的亲朋。欧文一家身心交瘁，母亲相信儿子有朝一日必将归来，始终不愿放下这个念头，为此多年在屋宇廊前留着灯光，好让他认得回家的路。当然，还有露丝，她彻底垮了。马洛里的母亲虽然沉浸在悲痛中，却也发现露丝宛如“一株高贵的百合被摧折了花朵，耷拉下来”。在给杰弗里·温思罗普·扬的信中，露丝绝望地写道：“杰弗里啊，如果这一切没有发生该多好。很可能不会……”

***

一九九九年五月，马洛里失踪七十五年之后，一支搜寻队找到了他的遗体。他位于珠峰北坡，海拔约两万七千英尺（约等于八千二百三十米）处，脸朝下倒在突出的岩石斜面上，两臂朝上甩出，仿佛把鞋钉扎入石头时一个趔趄，之后用这样的动作阻止自己滑下去。

数十年风霜摧折下，马洛里的衣裳已然剥离，碎成布条。但极寒保存了他的身体，皮肤褪成亮白色，皮下肌肉犹在，背部依旧起伏有致。高地之上，他的遗体不曾腐化，却被岩化，肉身望去不像别的，正如岩石。遗体照片发给各国媒体，一众评论者将他比作白色大理石雕像。当年马洛里身姿健硕，引得身边男女倾慕，纷纷以古典雕塑作比，而今虽然逝去，依然如此。“天啊！乔治·马洛里！”一九〇九年利顿·斯特雷奇[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1880—1932），英国传记作家、评论家。]初见马洛里，发出一句非常有名的惊叹。“我的手颤抖着，心怦怦跳，整个人恍恍惚惚，听不见说了什么……他有六英尺高，身材像普拉克西特列斯[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公元前四世纪希腊雕塑家。]雕出的运动员，而那张脸——噢，真让人难以置信。”斯特雷奇激动万分，将他比作普拉克西特列斯手下的白色大理石像，九十年之后譬喻居然成真，想来令人毛骨悚然。

马洛里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一再返回珠峰。他多次被问及这个问题，也只能徒唤奈何。一九二三年在美国做讲座时，有人问起这个问题，马洛里回答说：“我猜我们回到珠峰……是因为忍不住要回去。”在给朋友鲁珀特·汤普森（Rupert Thompson）的信中，他说：“或许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我要踏上这样一次冒险？”而马洛里的不朽名言是在一九二二年回答一名纽约记者时说的，记者问他为何要回到珠峰，他说：“因为它就在那里。”不过就像弗朗西斯·斯巴福德[弗朗西斯·斯巴福德（Francis Spufford，1964— ），英国作家。]注意到的，探险家们都说不出探险的原因，这是出了名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为了什么并不重要。马洛里去了珠峰，没有回来，就是这样。对于他的行为，没有令人满意、全面详尽的解释，但这并未有损马洛里神话的力量。神话就是如此。如罗兰·巴特所说，神话“凝练地”“摒弃了复杂的人类行为，给予它们简练的本质……它确立起无忧无虑的清晰：事物自身就显示出意义”。

然而，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来说，马洛里为何那样做又是可以解释的，而且很有可能，正是处于更有利位置的我们，可以回答这个他屡次被问及却无法应对的问题。和他相比，我们更容易察觉，正是他所继承和培养的情感传统让他如此轻易地为珠峰所俘获。而这也是本书试图达到的目的之一——从历史角度理解马洛里为何如此钟情山中种种，远胜平地万物。

大山的传说要了马洛里的命，但自去世起，他自己也成了这个传说的新要素，并且影响深远。他身处历史之中，传扬着山峰的魔力，令其流布愈广。他像无数前辈后人一样为高山险峰之爱献身，但这无损群山奇特而迷人的分量，反而为之增添魅力。马洛里身后长存的，正是那使他罹难的情感——他让人们心中的山峰愈加壮丽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