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冬日下午，我在加拿大落基山脉溯一条卵石夹岸的河流而上，走到一处高山谷地。山谷的开端有个湖泊，我站在湖岸线上，湖水已经结冰，湖边一丛丛红色芦苇被牢牢冻在原地。来时路上，电台天气预报说大暴雨即将来临，现在我能看到远远的东边，雷雨云砧正在集结，山谷里流溢着风暴来临前特有的天光。这是一种具有定形作用的光，它使场面凝固——让它静止，将它悬置。然而这种光又让最平凡的物件变得绝妙：湖边的每一块岩石，一片片杉林之间的雪坡，乃至被吹落到湖面冰上、两脚规似的松针，莫不如此。

暴雨将至，大风一阵紧似一阵，驱赶着前方汹涌的气流。我辛苦跋涉整整三个小时才爬到这里，为的是看野生动物，但这会儿连它们的影子都没有。雪地上的脚印表明，上次降雪之后，自然界的交通十分繁忙：兔子和野兔当然不会少，它们的黑色粪便像疏疏落落的句号，给白雪添上句读；也有鹿，一枚枚蹄印轮廓分明，好似点心模子；还有鸟儿，在雪地上留下成串楔形文字。

山谷对面，西边方向，山谷入口的山体斜斜伸入湖中，本来有许多中等规模的瀑布倾泻而下，不过那天大多冻成了僵硬发亮的冰帘。尽管有些较大的瀑布还在流淌，近岸的湖水却并无波澜。

不过这些瀑布还更有离奇之处，我端详了好一阵才明白原理，不禁笑了起来。那些没冻住的瀑布看上去都好像贴着崖面往上流，我一时感觉自己是倒立着看东西，或者整座崖面颠了个个儿。然而并不是，这是风的作用。强劲的风吹向岩石表面，强行将瀑布向上倒推。从花岗岩边缘溢出的水流更是被抛上半空。这不是奔流而下的瀑布，而成了向上的“升瀑”。

环视湖对岸的群山，可以看到有几十挂瀑布皆是如此，望去仿佛一排烟囱，对着天空喷吐银色烟雾。山雨欲来，我却留在那儿望着瀑布，直看了大约一个钟头。

十六世纪有一群富有开创精神的博物学者，被称为苏黎世学派，他们因为关注自然界多样性和细微之处而被后人铭记。苏黎世学派最重要的人物是康拉德·格斯纳，他对当时的种种迷信思想毫不留情。

格斯纳最著名的理性主义行动发生在俯瞰卢塞恩[卢塞恩（Lucerne）是瑞士中部城市。]的皮拉图斯山上。传说本丢·彼拉多[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执政官（26—36年在任），主持耶稣的审判，并下令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鬼魂住在皮拉图斯湖里，卢塞恩城里的居民向来谈之色变。一五五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格斯纳偕一位朋友登上皮拉图斯山，朝灰色的湖水里扔石头，意欲招惹一番可能游荡其中的鬼怪。湖水并不见异动，彼拉多的鬼魂没有现形，卢塞恩也没有立时降下灾难。如今，格斯纳这场驱除百姓恐惧的象征性仪式，被认为是从西方的山峰想象中废除迷信的开端。

格斯纳挚爱山峰，这样的热爱在他生活的时代被视作疯狂。一五四一年，他在信中与朋友詹姆斯·福格尔（James Vogel）谈论登山，一开头话就说得颇重：“那些迟钝无趣的人在哪儿都不会感到惊奇，他们无所事事长坐家中，不愿去看看世界的大剧院里正上演什么好戏。”之后他以同样毫不让步的语气继续写道：

因此，我断言，那些认为高山不值得好好研究的人就是与自然为敌。的确，世间最高耸的山巅不受我们尘世法则的约束，仿佛隶属另一个星球。在那个高高在上的世界里，威力无边的太阳变了样，空气和风也大不相同。那里终年积雪；雪这种最柔软的物质，在我们指间轻易融化，到那里却对日头的威力、灼热的阳光毫不在意，它不再随着时光流逝而消失，而是化作最坚硬的寒冰和晶体，无计消融。

格斯纳是最早提出高山世界全然不同的思想家之一。在这片位于高处的国度里，自然法则反常运行，低处传统的时空观念被全数打乱。“在那上面”，大自然性情大变。自然界的元素[西方古代哲学认为一切物质都由土、风、水、火四大元素构成。]变了性状，相互转化，全然不顾原本的状态和消长之理，也让人和物质的关系愈加复杂。生克定规推倒重来——酷日对寒冰无可奈何，任由它桀骜坚挺地赖在跟前。“在那上面”，透明的风有了形态，一旦饱含冰晶雪花，它的波动和轮廓便现了形，煞是壮观。空气也更为澄澈稀薄，天空的湛蓝有着截然不同的色泽和质地：低处的天空像点缀着云朵的哔叽料子，相形之下，高处的天穹更像是上了釉彩的瓷器。还有，“在那上面”，瀑布也不服重力管束，向上倒流。

我望着山谷另一边，望着让景色显得扁平的光和一道道瀑布，想起了格斯纳的信。的确，世间最高耸的山巅不受我们尘世法则的约束，仿佛隶属另一个星球。他说得没错，山峰就是另一个世界。在大山里，我曾在闪电行将劈下之际，从头到脚感受到空中电荷带来的震颤刺痛；也曾于拂晓之前抢风登坡，靴子在雪地中擦出星星点点的磷火，闪着葡萄般的绿色。我看过晶莹剔透的雪花从天而降，也见过屹立千年的石塔轰然崩塌。跨坐在窄如钢丝的一线山脊岩石上，我的两条腿分别位于不同的国土。我还曾掉进冰隙，沐浴在冰层绿松石般青蓝的光芒里。

陌生世界的故事在文学和宗教领域俯拾皆是——未经标识的海域、神秘的领地、想象中的沙漠、难以攀登的顶峰、无人的岛屿，还有消失的城市。我们天生有股好奇心，为上锁的房间、围墙后的花园、地平线彼端的土地、想象中世界另一头的国度所吸引，这一切都反映出我们心中了解“他处”、去往隐蔽之所的相同渴望。格斯纳称山峰为“另一个星球”时，便陷入或主动释放了一股威力巨大的想象之力。那些当真穿越了一六八四年被托马斯·伯内特称作“魔法王国”的山峰的早期旅行者，带回惊人的见闻：终年不化的积雪、令人目眩的地质构造、可怕的岩崩冰灾；在从未见过如此景象的人看来，这些情形难以置信，更无从想象。

我认为最精彩的“陌生世界”的故事出现在C. S. 刘易斯（C. S. Lewis）的《纳尼亚传奇》中。四个极普通的英国孩子——彼得、苏珊、埃德蒙和露西，为了躲避纳粹德国对伦敦的空袭，被疏散到乡下一栋房子里。探索新居时，露西在一个大衣橱中（就是那种门上镶着穿衣镜的衣橱）推开几件毛皮外套，按到了衣橱的背板，一脚踏进一个终年凛冽的世界，那儿有打着伞的农牧神[农牧神是一种半人半羊的生物，常见于古罗马神话故事中。]，白女巫驾着雪橇穿过雪地。故事的力量就在于，这另一个世界和我们的现实生活相隔如此之近。“非同寻常”不过咫尺之遥，藏在一排旧外套后面，隐没于“寻常”的一角，你只需要知道去哪儿寻找它，并保有寻找的好奇心。

到大山里去——进入某位十九世纪诗人所称的“怪诞的白色国度”，正像推开那溜毛皮外套，进入纳尼亚。高山世界里，诸事奇诡，出人意料，连时间都弯曲变异。眼前展现的是地质时段，面对它，心中的寻常时间便模糊了。对山下世界的兴趣和意识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迫切得多的不同层次的需求：保暖，食物，方向，掩蔽，生存。而一旦出了问题，时间便围绕那一刻、那件事震荡重设，一切都通向那一点，或是从那一点盘旋开去。你的存在暂时围绕着一个新的中心。

从山上回到地面——也就是从衣橱里出来——可能会有一种迷茫的感受。就像从纳尼亚回来的彼得、埃德蒙、苏珊和露西一样，你以为一切都会变样，心里有一部分巴望着第一个遇见的人一把拉住你，问你是否一切都好，大叹“你走了好久”。可是通常根本没人注意到你离开过，你也无法和未曾到过那里的人交流大多数异域体验。每每从山里回到日常生活，我便感到自己仿佛是漂泊海外多年后返乡的游子，还来不及适应回归，心中满是无法言说的体会。

然而高山世界并非一开始就被视作奇妙仙境。西方早期历史上，山峰显然是神怪住处。关于未经探测的两极，也流传着各种荒诞传说，不是把它们当作阿卡迪亚式的桃花源[阿卡迪亚（Arcadia）是古希腊时代的一处山区，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以当地居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著称。]（那里春风习习，白昼永驻，远离冰雪屏障），就是将其视为罪恶的渊薮（那里有歌革和玛各[歌革和玛各（Gog and Magog）是《圣经》中臣服于撒旦、带领人们反抗基督的领袖。]率领的北境大军，威胁着纯朴的南方民族）；同样，仅因高海拔这一条就足以与平常世界分离的高山之境，也被认作神魔居所。人们普遍相信高山险坡上逡巡着庞大的岩羚羊、山精恶魔、毒龙女妖，乃至其他传说中的邪灵，山顶上则住着神明。约翰·曼德维尔描写过锡兰的金山，由一群大得像狗的蚂蚁开采。方济各派作家帕尔马的萨林贝内（Salimbene of Parma）也详述过阿拉贡的彼得[阿拉贡的彼得（Peter of Aragon，1239—1285），指阿拉贡的彼得三世，阿拉贡（在西班牙东北部）和西西里的国王。]爬上一座山顶，遭遇tonitrua horribilia et terribilia valde——霹雳和闪电，还惊起一头draco horribilis——可怕的恶龙，它振翼飞去，皮翅膀一张开，遮天蔽日。

神话和传说围绕当地的每座山展开，人们依据这些传说解读山里的奇观——山峦的形状，山中的风暴、冰川乃至光线。比如，一五八〇年至一六三〇年间，欧洲猎巫狂潮达到顶峰，人们认为高山是女巫的退避所，暴风雨和暴风雪便是她们恣意狂欢的气象副产品。十七世纪早期，瑞士科学家雅各布·肖尔策（Jacob Scheuchzer）写了一本著名的手册，罗列了他所知的在阿尔卑斯山区出没的各种恶龙。如果有人见过鸟儿在阳光下掠过岩石、投下比自身大得多的影子，那他一定不会觉得肖尔策的恶龙百科全书是异想天开。

十八世纪里的好几十年，山峰迷信始终在欧洲徘徊。温德姆和波科克一七四一年到达霞慕尼时，村民还警告他们不要去攀登勃朗峰。温德姆在日记中轻蔑地记道，他们讲了“许多女巫之类的荒唐故事，说她们在冰川上胡闹，随着乐器的伴奏起舞”。从温德姆讥诮的语气中可以听出，有修养的启蒙主义者对这类迷信越来越不以为然。正是理性主义在欧洲的扩张将想象中的恶龙赶出了大山。

也有人坚信高山上住着神明。在犹太教与基督教传统中，先知和预言家通常要上山求得神谕，比如摩西从毗斯迦山顶上眺望应许之地，并登上西奈山领受十诫。圣人和隐士早就在高山上找到了冥想的乐土，远胜喧嚣的平地。我最欣赏的山中隐士是十八世纪的迪森蒂斯[迪森蒂斯是瑞士的一个城镇，位于莱茵河上游。]僧侣普拉西杜斯·阿·斯佩沙（Placidus a Spescha），他的修道院位于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区，每隔一段时间，他便登上附近的一座山顶，在那里裹着大兜帽和修道服入睡，在离上帝更近的地方过上一夜。

斯佩沙在近代有许多同道中人，他们和他一样因信奉单纯的启蒙主义几何原理而登上山顶：根据这种原理，“向上”就意味着朝向天堂。莫里斯·威尔逊（Maurice Wilson）就是其中一位。他生于约克郡，是一名推销员，三十岁时变得疯疯癫癫。威尔逊年纪轻轻便执迷于一种信念，认为可以通过斋戒祈祷登上山顶，从而更接近上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他认定珠穆朗玛峰是自己的终极目标，便于一九三四年不顾英国、尼泊尔和印度当局的强烈反对，驾驶名为“埃佛勒斯”[这架飞机英文名为Ever Wrest，与珠穆朗玛峰的别称Everest谐音。]的双翼飞机，从伦敦飞越五千英里来到布尔尼亚[布尔尼亚是印度比哈尔邦东北部城市。]，开始违规攀登当时尚未有人登顶的珠峰。他虽受印度警方监视，却设法扮成朝圣者——裹一袭品蓝色羊毛斗篷，佩着十二英尺长的红色丝绸饰带，衣裾飘飘，整套行头上还点缀着锦缎和金纽扣，在四月一个寒冷的清晨溜出大吉岭，徒步（间或骑骡子）穿越狂风肆虐的青藏高原，向大山进发。

鉴于威尔逊消瘦孱弱，又缺乏登山经验，他所登上的高度实属可观。到了海拔两万一千英尺（约等于六千四百米），在绒布冰川高处的凹地里，他雇的夏尔巴人离开了——尽管未必情愿，这么做却是明智的。威尔逊继续攀登，随即卷入毁灭的利齿——天气变得极坏，无法逾越的障碍也接踵而至（比如冰川边沿的裂口和张着血盆大口的冰隙），他最终死于冻馁。一年后，一支英国侦察队循着相同路径上山，发现他的遗体躺在一小片页岩滩上。他们将他葬在一个冰隙里，然后坐在一块悬伸的岩石下读他的日记。那是一本绿色皮面小册子，纸张粗糙。威尔逊的字迹起先稳当扎实，越到最后越细长潦草，话也开始语无伦次。然而最后一条，五月三十一日的记录，却写得清清楚楚：“又结束了，辉煌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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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高山世界的想象从神魔转向丰沛的自然现象，即格斯纳觉得甚为赏心悦目的那些奇观，还要拜自然神学所赐，那是十七世纪九十年代到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之间席卷欧洲的学说，影响深远。

自然神学的基本前提是，上帝通过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向人类现身，用托马斯·布朗[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1605—1682），英国作家、医师。]的话说，这是一份“人人得见的公开手卷”，从中可知上帝的伟大。因此，细查自然，明辨她的样式和特性，正是敬奉上帝的一种方式。山峰是上帝巨著中最精妙的篇章，是格斯纳所谓“世界的大剧院”里最优越的座位。自然神学泰斗之一普吕什神父（Abbé Pluche）称：“上帝教空气透明，就是为了让我们见证自然的壮阔。”

于是，造访高山世界，思索它的奇迹，不仅是事实上的登高，更是精神上的超拔。众人都觉得高山环境必然引起恐惧震惊，然而若观察得足够专注，并且心怀上帝，足够坚定，是可以克服这些恐惧的。自然神学运动促使欧洲知识阶层更为具体地体验物质世界，这对消除山峰的丑陋印象至关重要。看待山野景色的新视角应运而生，它将宏观的体验和对微观现象、对种种细小因素的深究，融合到一起。

正是自然神学以及科学对天地万物新兴的钻研劲头，让“高山世界”这一概念在十八世纪末的创作中广为流行。读一下那个时代的风景描写，总能看到作者使用同样的意象。霍勒斯-贝内迪克特·德·索绪尔称山峰为“一种人间天堂”；一七七七年九月发现了比埃冰川的法国探险家让·德·卢克（Jean de Luc）也描述说，感觉自己飘到了“高处纯洁的妙境”中。马克·布里[马克·布里（Marc Bourrit，1739—1819），瑞士旅行家、作家，其家族因宗教原因从法国到日内瓦避难，他也因此有机会投身阿尔卑斯山的探险。]在《萨伏依公国冰川行纪》（Journey to the Glaciers of the Duchy of Savoy）中写道，在山中的“另一个世界”里，旅行者发现自己的心灵“纵情沉醉于对如许奇观的思慕之中”。这些高山世界的记述中，最著名的当属让·雅克·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如今被广泛认作非宗教性山峰崇拜的创始之篇。卢梭这样描写阿尔卑斯山：

我们已将地面上的所有情感抛诸身后；靠近这超凡的国度，灵魂也仿佛浸染了天界永恒的纯洁。尽情想象这和谐浑融的画面吧：千百处惊人奇观，何等多样、宏伟、壮美；遍览前所未见之物——陌生的鸟儿、不知名的奇花异草，观赏堪称“另一片自然”的妙景，置身于崭新的世界……一个位于地球高耸之境、与世隔绝的世界，这是何等的快乐。简而言之，这些高山景象具有超自然的美，让感官与思想同醉，令人欣然忘我，也忘却世上的一切。

这是一则宣言——用卢梭那动人奔放的散文体写就，宣告山峰这“超凡的国度”是个充满奇景的迷人新世界。

高山世界的热潮漫延开去，吸引更多人进山攀登，伤亡也接踵而至。一八〇〇年，一名年轻的法国人坠入比埃冰川的冰隙，残缺的遗体被发现时（“这不幸的青年，”一位目击者写道，“遭遇了极突然而剧烈的挤压。”），营救者在他的口袋中翻找线索，试图辨认身份。他们找到七十八里弗尔[里弗尔（livre）是法国旧时流通的货币名称。]钱币、一个笔记本、一册翻得烂熟的索绪尔《阿尔卑斯山之旅》第三卷，还找到一封尚未写完的给他父亲的信，夹在笔记簿里，意在好好收存。信是这样开头的：“听我说，亲爱的父亲，我作了一番游历，要知道这是我能期望经历的最有趣、最美丽的旅程……”读来真令人心酸。这位青年之死是给十九世纪的一个严厉警告：山峰及其周围环境固然美妙，却也可能带来致命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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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十九世纪，英国有约翰·罗斯金，北美则有一代智者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亨利·戴维·梭罗和约翰·缪尔，他们都写下热烈赞颂山峰的鸿篇，特别关注高山的精微细节——“有如移动的大理石路面”的冰川，或者每片雪花独一无二的奇妙构造。罗斯金描写自己目睹浓黑的暴雨云“惊涛拍崖”一般崩散，并对如此奇观总结道：“平原居民断难想象，也无法理解，便是外星景象也不过如此。”一八五九年，《高峰、垭口与冰川》第一卷在伦敦首发时，字里行间总是激动地提到“高山上的冰雪世界”。自十九世纪中叶起，新生的照相技术又提升了山峰的地位。一位远赴喜马拉雅山区的摄影师谦逊地谈起自己的照片：“照相术着实值得赞扬，它教会心灵领略如此盛景的壮美与力量，也让心灵愈加感受到它们美好而引人深思的影响。”

十九世纪出现了一个山野鉴赏家团体，专事精准观察自然，而后再精心组织起想象的游戏。他们提出标定不同山峰魅力的种种方法，并为之争论不休：这座山里有一道峻岭，弧度正像埃及三桅船上篷帆的轮廓；那座山里，冬天寒冰会结成精巧的格子图案。对山峰之美的欣赏不再是笼统的敬畏，而是对山中奇观更为具体的感应。十九世纪开始，山行游记常常饱含细节，写下这些文字的旅行者刚刚擦亮了他们欣赏山峰之美的眼睛。特别突出的是对山石巉岩的热衷。当时的游记会一再关注独特的地质现象：石拱、山洞、钟乳石、顶峰，或者活灵活现的石头——像狮子，像主教，像摩尔人的头，像大炮，像骆驼……探险者从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月亮山[月亮山在古代用来指称一座位于东非的传奇神山，后人推测是乌干达的鲁文佐里山（Rwenzori Mountains）。]、南非里克岭、中国梅岭归来，带回的记述中不仅写到群山的美轮美奂——“崎岖的悬崖”“数不清的岩石”“至为高峻的峭壁”，也记下山石细微处的光彩：一道道几英寸宽的云母裂口，一块块嵌着烟晶晶体或者覆盖着翠绿苔藓的砾石。

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对山中灵幻之美的迷恋，人们开始追寻那些难以捉摸的现象——风、暴雪、骤雨、雪尘柱、绚烂的幻日、布罗肯幻象、日华、雾虹[雪尘柱（snow-devil）是小型旋风扬起雪粉形成的旋转雪柱。幻日（parahelia）指天空中的卷云整齐折射阳光时，在真实太阳两侧出现的两个太阳的虚像；日华（coronae）是阳光发生规律衍射，在太阳周围产生的内部蓝绿色、外部红棕色的光环；雾虹（fog-bow）是雾气中，太阳光经由水分子反射和折射后形成的白虹。]，它们几乎不可触及，也常常难得一见。这种迷恋部分缘于“崇高说”，部分因为当时洛可可风格大行其道，十八世纪后期的艺术和建筑都深受浸染。洛可可美学欣赏缥缈无形、短暂易逝、纤巧脆弱等特质，这在山中比比皆是：光和云带来的朦胧之感，冰层一闪即逝的青绿色泽，雾霭，云霓，白雪，乃至雪粉雪尘，以及高山上所有其他幻境，不胜枚举。画家们毅然面对挑战，勉力描摹日落、云层、雾气乃至山中其他烟云缭绕的感觉；作家们则不吝笔墨，抒写流岚如何升起于顶峰四周，仿佛伊丽莎白时代人们衣服上洁白的轮状皱领，或者攀上山巅，成为一顶顶粉白的假发。歌德有一年冬天前往法国的萨瓦山，写下对寒雾产生和变化的细致分析，并苦苦思索海拔如何影响天空湛蓝的程度。几年后，雪莱在阿尔卑斯山腰坡地上倚着太阳晒暖的砾石，任由想象驰骋，让飘过的云朵化作动物和《圣经》中的场景。高山世界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变化莫测之感，与它那坚实的岩石基底相映成趣。

成千上万的人在远离严寒的家中读到这些博物史上的奇迹，不由想去探寻高山世界的壮阔。一位登山新手在一八五九年的文章中道出很多人的心声，他说自己被传闻中美丽而荒凉的阿尔卑斯山吸引而来。“我总是听闻人们对绝美雄伟的风景大加赞赏，”他说，“这长久以来激发着我的好奇心，让我强烈地想去探索这片人迹罕至的野地……这片无路可循的冰雪荒原。”向上攀登渐渐意味着追寻崭新的存在方式，时至今日依然如此。在山里，体验是无法预知的，更为直接，也更为真切。高山是震慑身心之境，城市和平原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效果——在山里，你是不同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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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山峰美景里最广受赞誉的，是山中的光。早期旅行者曾惊奇地写道，阳光下的雪坡散发出千亿束微小的“闪烁火焰”，或者，太阳照上冰封的岩石，“反射出一千个太阳，而不是一个”。很多人都惊艳于高山辉的绚丽。高山辉是日出或日落时分，阳光映射到雪地上形成的，天空看上去像被高功率的粉色或红色强光灯从下面照亮，群山沉浸在一片淡紫、深红乃至胭脂虫红[胭脂虫红是从生长在仙人掌上的雌性胭脂虫体内提取的天然色素，色调可从粉红深至紫红。]之中。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并不知道高山辉产生的缘由，在阿尔卑斯山区东部，人们传说那是阳光照到埋藏在寒冰之下的熠熠宝藏后反射出来的光芒。有些人见过最鲜红强烈的高山辉，以为是地平线下燃起了大火：那儿有一处巨大的地狱。

没有哪里比山中更能让人知晓光线的幻化成性，更能领教它摇身一变面目全非的本事。高山光线变化之迅疾，即便沙漠里的光也无法匹敌。山里的光线可以耀眼又多变，比如一场阳光下的暴风雪，炫目闪烁，仿佛无数刀刃颤动；或者一阵声势浩大的雷暴，好比一场铺张的声光秀。晴朗的天气里，冰雪地面闪着镁光灯般的强光，那白光格外强烈，盯着看久了，视网膜都有灼伤的危险。到了黄昏，光线又带上亚光的雾状质地，仿佛由无数可见的巨大光子构成。

山中的光也仿若建筑：某些云层构造能搭建出发光的尖顶和支柱，而太阳从参差的岩脊下面和后方照来，会形成扇形穹顶的效果。有时光线如梦如幻，当你攀登到云层之上，光从下方冰面反射上来，目力所及仿佛都是明艳的白色王国。弥达斯光[弥达斯（Midas）是古希腊神话中弗里吉亚的国王，有点物成金的本领。]则是一种浓重的黄光，从山上倾泻而下，把照耀到的一切都点化成金。还有白日将尽时的光，让景色浑然一片，有了相同的质地；这种光柔和而明澈，饱含安宁、完满和神明无所不在的意蕴。

一九二一年，乔治·马洛里向珠穆朗玛峰长途跋涉途中，就遇到过这种光。白天，他觉得青藏高原是一片丑陋的乡野，到处是粗砾遍布的平地和突兀嶙峋的山坡。在马洛里看来，这片风景的角度和质地都不合规，让人眼睛难受。然而，“在暮光中，”他在给妻子露丝的信中写道，“这片土地——雪山和周围的一切——也有了美丽的一面：严酷缓解了，阴影使山坡变得柔和，线条和褶皱渐渐融汇，直到最后一丝余晖消失。于是人不由地赞颂这彻底的荒芜，感到这里有一种纯粹的形式之美，一种极致的和谐。”

月光和阳光一样，也能给山峰添加最特别的质感。歌德第一次到霞慕尼，是在夜晚乘马车抵达的，望见月光映照着勃朗峰的银色山顶，他一时间错将它认作另一个星球。他惊诧地写道：“一个雄伟壮阔的发光体，属于更高的天宇，真难想象它的根其实扎在泥土里。”晴朗的夜里，月光能来一场实实在在的电镀，把群山都染成银色。记得一年初夏，在阿尔卑斯山高处扎营时，我为了次日的攀登而满心紧张，无法入睡，于是凌晨时分悄悄溜到外面。周遭静默的山体统统被月光染成银白，望去有种奇特的临时之感——仿佛它们是大商队搭起的帐篷，凑巧支在这里，第二天准备上路时就会全数捆扎停当，卷起收走。

山中的光壮丽辉煌，却也会和山里其他因素合起伙来骗人，变出光的戏法，产生幻象。冰川或雪地中，一片纯白加上景色的单一会扭曲正常的空间感，让人难以判断距离。苏格兰科学家、登山家詹姆斯·福布斯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漫步在阿尔卑斯山雪原上时，觉得自己完全无法注视任何东西：“冰封的原野绵延数英里，给人一种漫无边际的辽阔感，只有远景中几乎没有影子的雪坡是界线。”这种感觉让他非常震撼。在比埃冰川上，阳光和高高的雪堆一起令人产生幻觉，感觉周遭浑然一片，使得让·德·卢克相信自己“就悬浮在半空中，身处其中一片云朵之上”。

有些旅人产生的幻觉更怪诞而具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位攀登珠峰的英国登山者声称看到好些巨大的茶壶在山顶上方的天空跳动；另一些幻觉则更诡异恐怖。一八六五年，爱德华·怀伯尔小心翼翼地从马特洪峰上下来，数小时前，他的三位同伴刚刚坠崖身亡。此时他看到雾茫茫的空中飘浮着三个十字架，其中一个比另外两个更高些——这里赫然成了一处云山雾罩的各各他[各各他（Golgotha），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位于古耶路撒冷城外。]，标志着三位朋友的罹难。人们如今认为，这或许是怀伯尔在夸张——人人都知道他对真实的定义没有那么严格；要不然就是布罗肯幻象一种复杂独特的表现。布罗肯幻象最早由布给[皮埃尔·布给（Pierre Bouguer，1698—1758），法国数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光度学奠基人。]于一七三七年在秘鲁观察到并描述出来，是一种在晴天发生的光学效应。观察者位于太阳和云雾之间，影子投射在云雾上，阳光经过空中的水汽折射，在影子周围产生一圈彩色光环。我只见过一次布罗肯幻象，在斯凯岛上。当时我正沿着一道优美狭长的南北向山脊往上走。朝日东升，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影子就投射在下方潮湿的雾气上，带着彩色光环，看上去像个殷勤的精灵，它乘着雾气魔毯飞驰，始终和我保持着同样的距离。

早期的旅行者发现，在山里，还有另一种材料可供自然雕塑，那就是雪。翻阅十八和十九世纪登山者的日志和书信，就是在目睹一种新的冰雪审美的兴起——一种对冬日细节之美的全新的热忱。一眼望去，大雪仿佛简化了风景，抚平了它的错综复杂。岩石变作球体，树木化为尖塔，山顶则成了锥体。景色获得简单的几何美，也获得统一感。

严寒也有自有其精妙和繁复。“谁能想到，雪可以有这么多融化方式？”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一位惊诧的旅行者问道。雪是山里的伪装大师，它可以是鸭绒般硕大绵软的雪花，从空中温和地飘摇而下，也可以是机关枪子弹似的冰雹，自云端扫射而来。它可以是一排排整齐狭长的积雪，也可以是奇形怪状的波涛。雪粉是雪山最有魅力的特征之一。在大风天攀登背风的山坡时，抬头就能看见大片雪粉从山脊顶喷撒下来，或者在较硬的积雪表面起伏波动，好似一层柔韧的皮肤。一旦结成冰，它又会像闪亮的紫胶一样裹住物体，或者在岩石表面伸展开来，凝成窗花格一般的冰柱。有一回，我在喜马拉雅山区一处海拔一万五千英尺的冰川上攀登，眼睛一直盯着我步伐沉重的脚，偶一抬头，只见辽阔的冰坡在周遭绵延开去，光滑，坚硬，明亮，一如白瓷。

雪也并不总是白的。陈雪看上去厚实细腻，像灰黄色的黄油；冻了一夜的新雪则闪着凛冽的蓝光。冰块像闪光球一样反射光线，朝各个方向射出一格格多彩的光芒。有时还会发生奇特的赤潮事件，把雪地染成西瓜红、薄荷绿或柠檬黄。喜马拉雅的某些地区，北风从旁遮普邦卷走大量芥末色沙土，倾倒在雪地上，把那里变得沙尘遍地，一片赤黄。

严寒造就的最纤巧精美的现象之一是雾凇冰挂。当含有液态水滴的过冷空气（摄氏零度以下的空气）刮到适合水滴凝结的物体表面，比如岩石上，或者飞机机翼上时（这种情况就很危险了），便会形成雾凇冰挂。雾凇冰挂常常会形成羽毛般的精致构造，奇特之处在于它会迎风生长，每一层新的冰挂形成，都会成为下一层冰挂赖以结晶的表面。因此根据岩石上雾凇冰挂的排列，能推断出当地的盛行风，这是大地保留气象档案的实例。有一年冬天，我在凯恩戈姆山上经过一对从峰顶凸出的花岗石突岩。数日严寒，深色的突岩被覆盖在一层厚厚的雾凇冰挂之下，已经看不出来。我伸出戴着手套的手，碰了一下这羽毛般的冰晶，结果大吃一惊：冰挂立时碎成齑粉，宛如大火之后一碰即倒的物体灰烬。

许多进山的旅行者惊叹于寒冰形态结构之多样，并会记录下来。比如一七七四年，马克·布里在萨瓦冰川上偶遇一片“冰屋”，大为惊异，来看看他的记载：

只见前面立着一方巨型冰块，有圣彼得大教堂正面的二十倍之大，结构俨然，只消变换场景，我们把它想象成什么，它就真像什么。它可以是雄伟的宫殿，外面包裹着一层最纯粹的水晶。也可以是威严的神庙，装饰着一道柱廊，立柱形状各异，色彩不一。它看上去还像个堡垒，左右有高塔和棱堡拱卫，底部是个岩洞，上边则收束成拱顶般的醒目构造。这仙子住处、魔幻宅邸，或者说幻想的洞窟……如此堂皇雄奇，如此高妙别致，如此宏伟壮丽超乎想象，让我立时相信，人类从来不曾建起这般结构宏大、装饰多样的建筑，以后也决然造不出来。

布里这些变化不居的比喻——一会儿是神庙，一会儿是堡垒，一会儿是仙子的住处——正是拜寒冰自身光滑不定的特性所赐，它拒绝确定的描写。语言遇上冰雪，向来只能打滑，无法牢牢抓住。然而布里和许多后来者一样，从这变幻无常的视觉感受中发现了魅力，因为这意味着冰的美因人而异、度身定制。冰雪世界在视觉上顺人心意，每个旅行者都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正如他写的：“只消变换场景，我们把它想象成什么，它就真像什么。”在太阳和人类感知的塑造下，冰几乎可以变成任何想象得到的形状：宝塔、大象、堡垒。这个过程也可以反过来——其他东西也可以像冰。一八二〇年的一个安息日，华兹华斯在霞慕尼的山谷中看到一队白袍修士，队伍弯弯曲曲，正慢慢穿过树梢尖耸的深色松林。在他看来，他们好似一队冰川上的白色冰柱，缓缓走下山谷，朝着教堂行进。让艺术家视冰为难题的，正是它映出的调皮光芒，无法预知又变化不定。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家西尔维纳斯·汤姆森（Silvanus Thomson）声称自己“从未像在描绘坚冰时那般快乐”，却终其一生为无法准确表现出它的微妙光辉而失望。冰虽呈固体，却是一种比水更具光泽的物质，也更为变幻莫测。唯有摄影，这字面本义就是“以光书写”的手段[Photography（摄影）一词由photo-和-graphy两个来自希腊语的词素构成，前者意为“光”，后者意为“书写”。]，才能近乎再现寒冰那伺机而变的光华，那无数闪烁的光亮。

布里为之震惊的冰屋建筑，其缩小版更加常见。炎热的午后，你跪下来，脸贴近冰川表面或冰冻的湖面，就能进入一个崭新的建筑世界，那里有微缩的殿宇、市政厅和大教堂。阳光的热力在冰面上分布不均，于是创造出这些微雕建筑，而这精巧纤美的做工也注定徒劳：它们会在一夜之间被抹去，然后，新的日出又创造出另一片绮丽的变体。我曾有一次在雪地上跪了一刻钟，细细审视这样一丛小小的冰建筑，然后一抬头，看到眼前的山脉。相形之下，它们在冬日天空下大得惊人，让我直愣了好几秒。

旅行者发现，高山上的寒冷除了能产生美丽的视觉效果，还另有一种非凡的性能——它能扣留时间。严寒有扼杀之力，却也有保存之功，会延缓有机物的解体。我见过伏倒在冰面上的蝴蝶，翅膀上每一片小拼花还色彩俨然，好像刚被喷了乙醚。一八三三年，达尔文领着一队驮货的骡子，穿过波蒂略雪原上迷宫一般的冰川柱。他在那里抬头看见“其中一根冰柱上露出一匹冻僵的马，就像插在一个基座上，但后腿翘在空中”。这匹马曾滑落冰隙，之后在冰川奇诡的作用下抬升到冰面之上，遗骸毫发无损，栩栩如生，冰川的防腐工作做得非常专业。在冰冷的柱子上，它看起来一定就像匹倾斜的旋转木马。

人类的遗体也被严寒保存下来，有关山峰的文献中有很多发现遗体的记载，他们面目如生，很是瘆人。通常，海里的尸首被发现时已被泡肿和啃蚀，而在热带丛林，探险者能指望找到的，最多不过是一堆白骨上搭着顶发霉的遮阳帽。冰川和极地却与它们不同，时间往往因为寒冷而停滞。高海拔的人体冷冻现象让查尔斯·狄更斯感到惊骇，却也深受吸引。《小杜丽》中有一个场景，一群旅人穿越大圣伯纳德山口[大圣伯纳德山口是阿尔卑斯山中的重要山口，位于瑞士和意大利边境。]，在前往客栈的路上遭遇一场旋风暴雪。他们最终抵达客栈，安置取暖、感谢上苍之时，并不知道：

六七步路之外，一个残破的房子里，静静聚着山上死难的旅人，一样的乌云围绕着他们，一样的雪花吹进来，扑打在他们身上。那个多年前因风暴迟了行程的母亲，还站在角落里，怀中抱着她的婴儿。那个或是害怕，或是饥饿，抬起胳膊掩住嘴的冻僵的男人，胳膊还年复一年贴着他干枯的嘴唇。这骇人的一群人，神秘地聚到一处！那位母亲，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结局！

狄更斯笔下的“残破的房子”，以及其中阴森的尸骸，让我想起《纳尼亚传奇》中冬天女王白女巫的花园，白女巫把忤逆她的人全部冻僵，摆在园中做装饰，这些人都还保持着做到一半的各种动作。

人们还发现，山里的苍穹和空气都极美妙，与别处不同。在高山上，晴天里天空不再是低地上平坦天花板的样子，而是一片浓郁的钴蓝海洋，如此深湛，令人心旷神怡，一些旅行者甚至觉得自己一头扎了进去。看着它，你会如一位旅人所说，被“难以言传的浩瀚之感”淹没——说这话的人和许多人一样，找不到合适的言辞来形容。一七八二年，德国人莱昂纳德·迈斯特（Leonard Meister）登上阿尔卑斯山中的一处山口，崭新的空间感让他激动不已。“我仿佛受到神灵启示，抬起脸，面朝太阳，目光沉醉于无尽的空阔。我感到一阵神圣的震撼，在深深的敬仰中跪拜。”

山里的夜空也非同寻常。远离城市的烟雾和灯光污染，可见的星辰成倍增加，宇宙望去更深邃、更清明。一八二七年，约翰·默里露宿在阿尔卑斯山六千英尺高处，欣赏到“一片镶嵌着无数星辰的夜空，星光闪耀，如此鲜明。在海平面以及浓烟弥漫的英国看到的天空，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这真是——欣喜若狂的默里写道——“一片崭新的天空，崭新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