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过的最带劲的地图是张复印件，画的应该是天山山脉最东边的地貌，接近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及哈萨克斯坦接壤的地方。说它带劲，是因为这张地图画得很是简略——打个叉表示一座山峰，画个圈代表一个湖，一条线就是一道山岭。山脉周围没有一圈圈等高线，也没有明暗变化来注明险要的悬崖。当然，英国地形测量局使用的那些予人安慰的缩略符号——代表人行桥的FB，代表邮局的PO，代表酒吧的PH之类[FB即footbridge；PO即post office；PH即pub。]，更是绝不会在上面出现。

地图中央，大致勾勒出伊内里切克冰川在山里切割出来的Y形山谷。这条天山中央干道大名鼎鼎，最早由俄国探险家P. P. 谢苗诺夫（P. P. Semenov）在一八五六年和一八五七年穿越——依照十九世纪俄国人讲究事实的命名法，谢氏从此以“谢苗诺夫-天山斯基”的名号行世。他无惧伊塞克湖一带的吉尔吉斯游匪，一路向东，深入到桑塔什山口。此处历来是中国和中亚平原各任君主间的必争之地：相传当年帖木儿出征中国，就是在这个山口下令，让每位士兵在一个石堆上放一块石子。大战之后，他的残部原路撤回，再次穿越山口时，每人又从石堆上拿走一枚石块。帖木儿数着剩下的石头，就确切知道他有多少将士战死在中国。

正是谢苗诺夫的记录吸引后来的俄国探险家和地图测绘家来到此地，其中就有不怀好意却才华出众的尼古拉·普尔热瓦尔斯基（Nikolai Przhevalsky）。普尔热瓦尔斯基是波兰裔俄国人，有哥萨克血统，以自己的欧洲祖先为傲，尽管长期混迹于亚洲民族间，却对他们心存憎恶。他曾在自己的最后一本书中建议将蒙古人赶尽杀绝，由哥萨克人取代。后来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这个方针，有传言说斯大林正是他的儿子。不过普尔热瓦尔斯基充分克服了自己对非欧洲人的厌恶，率队进行四次横跨中亚的考察，其中一次到了吉尔吉斯斯坦最东边。他最终也死在亚洲人中间，那是一八八八年，在伊塞克湖东边一隅的卡拉科尔，如今这座城市的俄语名称就是普尔热瓦尔斯基。城里有他一尊黑亮的塑像，俯视着身下尘土飞扬的广场。还有一座冷清的普氏博物馆，里面陈列着他远征用过的小物件——马褡裢、地图、武器。说来奇怪，还有一批动物标本。

普尔热瓦尔斯基之后，来的是出生于慕尼黑的探险家戈特弗里德·默茨巴赫（Gottfried Merzbacher）。他没有普氏那样的政治动机——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大博弈”[“大博弈”（the Great Game）指十九世纪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争夺中亚控制权的战略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而默茨巴赫的远征是出于求知热忱。他读过谢苗诺夫对这个地区的记述，倾心于游记中天山山脉“巨大的中心点”：一座纯洁无瑕的粉色大理石高山，犹如巨大的金字塔，谢苗诺夫为它取名“汗腾格里峰”，意为“天堂之王”。其后到来的俄国地质学家证实了谢苗诺夫的猜测，然而他们和谢氏一样，都缺乏登山技术，无法深入艰险的山地，到达峰顶。

一九〇二到一九〇三年，默茨巴赫由两名蒂罗尔向导和一队哥萨克护卫相帮，试图从迷宫般的山脊和冰川中开辟出一条通往汗腾格里峰的路。大山可不会轻易交付自己的秘密，默茨巴赫遭遇雪崩，被大黄蜂群袭击，被坏天气阻挡，经历了随行人员的哗变，还差点在地震中被压死，这场地震又引发了一场冰崩。就他本人而言，最糟糕的莫过于在一次渡河时掉了牙刷。但他没有被这些困苦打倒，于一九〇三年八月发现了伊内里切克冰川，随后在冰川尽头，几乎抵达中国边境的地方，找到了“天堂之王”。

伊内里切克冰川给了默茨巴赫一条进山的路。无数世纪以来，这座冰川将所经之地悉数荡平，用无穷耐心磨尽高逾两万英尺的山脉。若不是这座冰川，默茨巴赫根本不可能接近汗腾格里峰。然而即便有它的助力，登上冰川本身也需艰难跋涉多日。

我们去天山的时候，是由直升机快速运上伊内里切克冰川的。短短四十分钟航程，先是沿着冰川口咆哮涌出的灰色融水河，再飞越冰川主体的蓝色脏冰。虽说便捷，旅程却并不舒心。

直升机从天山深处某个山谷里的俄罗斯军事基地起飞。基地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这是个潜听哨，专门窃听中方通讯。现在想来，那次在吉尔吉斯斯坦，我所在的小队没什么经验，其实挺冒险的。我们怀揣登上未登峰的憧憬而来，坐飞机到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再花几天换乘火车、巴士、出租车，乃至徒步，来到卡拉科尔。从那里我们登上一辆八轮卡车，在山脉西部的粗石矿路上颠簸了七个小时，才来到基地。抵达当晚，我们和两个相貌坚毅的高个子美国人聊天。这两位刚从冰川上搭直升机下来，告诉我们在这里乘直升机比登山危险得多，他们已经在冰川南岸的石堆里看到三架直升机残骸了。

搭机那天清晨六点，我掀开帐篷帘子，一眼看到机长谢尔盖（Sergei），他显然正在用透明胶带把尾桨粘回直升机上去。谢尔盖开心地朝我笑了笑，跷起大拇指。半小时之后，地勤人员似乎确信飞机并不适航，但对此颇满意，我们十五个人还是站上一台老式屠宰秤一一过秤（这可真不是个好兆头），然后被领上飞机。和我们一同飞行的看来还有五十个西瓜、几十托板食物，外加一头死山羊。最后，地勤人员举起一个一百磅[一磅约等于零点四五千克。]的红色煤气罐放进机舱。旋翼叶片缓缓转起，轰鸣声越来越大，此时，这煤气罐就搁在我两腿当中。机械工头使劲关上舱门，在门口大喊一声：“万一飞机掉下去，就像抱紧你老妈一样抱紧它！”这显然是他每次都会说的退场辞。

一路上我像摔跤手一般顽强，用两条大腿紧紧夹住这个煤气罐，觉得自己运气还不赖——出事的话我至少死得最快最干脆。飞临冰川凸起的前部时，一股寒冷的上升气流袭来，整个直升机剧烈抖动起来，我一瞬间以为我们要从天上栽下去了。不过飞机稳住了，继续前行，终于降落在汹涌起伏的冰面上。舱门一开，只听得到旋翼嘭嘭嘭的轰鸣，我们一个接一个跳下飞机，重重落到冰川上，下沉气流吹得冰晶四散乱转，鼓起越来越大的圈子。

这座冰川就是我那张简略地图上的Y形区域。伊—内—里—切—克，这几个字一连串标在图中这个区域里。冰川边上的山峰标着名字和高度，除了这些，细节便渐渐模糊，没有地名，也没有标高，只有一处处叉、线、圈。这些以外，就是彻底的空白——就是未知。

那天稍晚，一搭好帐篷，我就沿着一条隐约可辨的小径走去，它向上通往中国方向的一片冰碛。走了半英里左右，路转到岩石山嘴后面，伸进一片圆形冰斗。我站着看了一会儿冰斗中的热闹景象：大块大块的冰塔从高处悬挂着的小冰川上崩解下来，身后还拖着新带下来的蓝色碎冰；一只红嘴山鸦张着亮橙色的喙，啾啾地召唤着某个我看不见的同伴；冰川在一块形似金字塔的页岩下移动时，这石头晃动了一下，又恢复平衡。我继续向前走，微弱的阳光反射在附近什么东西上，晃了眼睛。是固定在土棕色岩石露头上的一小块金属牌，边上还有一块，然后又是一块。我向那岩石走去，它是山中死难者的公墓。铭牌用螺栓固定在岩石上，一共十五片，刻着三十一个名字。死者大多是俄罗斯人，还有一个德国人、两个美国人、一个英国人。俄罗斯人铭牌下的岩石大都凿出小龛，只有一个牌子下没有；龛里放着些物件以作供奉，或寄托哀思，好似一个可怖的死亡用品店。有一个廉价的塑料娃娃，她漂染的金发和深红裙子衬着素色岩石，很是显眼。两支发黑的烛芯插在一摊红色蜡泪上。有一朵吹干发脆的雪绒花头。还有一尊陶瓷圣母像，永远淌着凝固的小小泪滴。

那位英国死难者也没有壁龛，只有一个锈迹斑斑的黯淡铭牌，上面写着：“保罗·戴维·弗莱彻（Paul David Fletcher），一九八九年八月十六日死于天山。”下面用更粗的字体写着АНГЛИЧaНИН，意思是“英国人”。我一时奇怪，他为什么来到这里？想在这个地方找到什么？当然不是来寻找死亡。后来我总是想起这些铭牌，尤其是弗莱彻的那块，也许是出于记忆那不自觉的私心：因为所有那些死者中，弗莱彻和我最有共同点。但我还是不明白，十年前，是什么吸引他来到千里之外的天山？在他的想象中，这片难以接近的风光中究竟有什么等待着他呢？

我踱回营地，其他人向我介绍了向导德米特里（Dmitri）。此人身形像北极熊，留着圣诞老人的大胡子。他说自己是北极圈冰攀第一人，我不想质疑他，至少没有说出来。

***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聚在德米特里的小屋里，围坐在桌旁。小屋是油布和厚木板搭的，已经东倒西歪。外头风雪正紧，纵然狂风呼啸，还是盖不住大山的声响——不时传来如同火枪噼啪射击的岩崩声，雪崩爆破般的隆隆轰鸣则没这么频繁。桌子当中，一盏卤素灯为我们的聚会照明，边上的玻璃罐子里装着色泽黄白的黄蜂巢。对着灯看久了，看向暗处时，眼前会一直晃着灯罩薄纱的印子，它太亮了，仿佛一时烙在了视网膜上。再看看桌子周围，强光照亮了我们的面庞，后脑勺却隐入一片昏暗。

德米特里在桌上摆了两个锡碗，一个盛着三角形的甜瓜块，另一个里面是十多个淡黄蒜瓣。他拿起一个洋葱，剥了皮，露出白色内瓤，然后一手捏着洋葱的球茎，一手用刀竖着切了四下。他松开手，用刀在洋葱顶上拍了一下，就像魔术师用魔杖点一下高顶礼帽，八个楔形的白色洋葱瓣便像花朵张开花瓣般仰面倒在桌子上。最后德米特里摆上五个小小的平底厚玻璃杯，满上伏特加，酒很烈，像汽油一般黏糊糊。

我们又吃又喝。在洋葱和伏特加的作用下，我眼泪汪汪地问德米特里，在那张地图上，线条以外，也就是那些空白的地方，究竟有什么。

“什么也没有，只有没人上去过的山峰。”

“我们能去那儿吗？”

“当然可以。可以走路去。”他环视一圈，眼神略微有些轻蔑。“更好的是坐直升机上去，不过那需要美金。去年我们运了一队人上去，”他说着用手略指了一下南方，“他们一个星期里爬上了四座未登峰。你们要是高兴，我们可以去边上那个山谷，在山脊那头，还没人去过。”

第二天早上，我和德米特里站在冰川的冰碛上，宿醉未消，在阳光里只觉得脑袋嗡嗡响。我问他，那片没人去过的山谷在哪儿。他指着东南方一座托着上方蓝天的弓形雪脊。还没人去过山脊那边的地界。

一瞬间，我格外想去那里，想得要命。我坐在一块晒热了的冰川漂砾上，打开地图，看看地图上的山脊，再看看眼前的山脊。

纸上的空白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一切。我们将是第一批踏上那片雪地、目睹那些群山的人；我们要去那里攀登，英勇卓绝，无往不胜。我们会登上四座高峰，逐一为它们命名；我们的名字将从此和那些高山、那处深谷紧紧相随，我们的记忆将与这片我们不远万里来观赏的风景不可分割。

当然，我们后来没有成行。一来太贵，二来以我们当时无甚经验的状态，去那儿无异于自杀。我们只是穿过冰川，去爬了一座七年前被一支捷克登山队攀登过的山峰。每走一步，我都在努力忘记他们上去过的事实，假装自己才是开路人、拓荒者、先锋队，我们才是第一拨站上顶峰、被那里的风景震慑到无言的人。然而我们不是。这在当时让我感到说不出的失落。

***

未知的事物对于想象具有巨大的煽动力，因为未知是一片极富可塑性的幻想空间，一个投影屏幕，无论是文明还是个人，都可以往上面投射自身的恐惧和渴望。未知就像厄科[厄科（Echo）是古希腊神话中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因受天后赫拉惩罚，无法表达自己的本意，只能在别人说话后重复最后几个字。]的山洞，无论你朝里头喊什么，它都会原封不动地喊回来。地图上那些空白的地方——正如约瑟夫·康拉德形容的，“那些令少年痴痴梦想的地方”——可以填进你想赋予它们的一切希冀和畏惧，是包含无限可能性的所在。我热切向往山脊背后纯洁无瑕的山谷，其实是向往自己那乔装打扮了的梦想，这梦想自然由一种欲望驱动：去无人踏足之处，做无人完成之事；这是深深根植于西方世界想象中的欲望：渴望优先，渴望创造。

未知的概念并非从一开始就自带诱惑。千百年来，刺激人们去探险的主要是经济或政治因素，要不就是人心的自负，或出于对金钱、领土、荣耀的欲念。未知本身并不吸引人，聪明的探险者会在熟悉的地图上规划行程。依然是到了十八世纪后期，西方的想象中才酝酿出对未知的渴望。十八世纪后半叶，欧洲兴起了一股对遥远的国度，对迥异的版图、趣味、经历的特殊向往，人们醉心于种种我们今天称为异域风情的体验，而英语“异域风情”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就是“在外面”。简言之，就是渴望新发现。这番对发现的热切盼望反映出当时流行的各种懊丧情绪，主要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厌倦城市资产阶级那笃信宗教且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已知和可预见的事物为人厌弃，人们渴望去“必有出人意料之事”的地方。未知渐渐被视为通往不同体验的门户，数十年后夏尔·波德莱尔准确道出这种心态：Au fond de l’Inconnu pour trouver du nouveau。我们将在未知中找到新事物。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起，人们在头脑中对未知事物的强烈渴望突然转化为行动，其后跨越十八和十九世纪的六十年成为探险的黄金年代。冒险家和勘探者遍游天下，寻找财富和美景，行过冰层覆盖的北极海域，穿梭于太平洋诸岛之间，横跨非洲的沙漠。这些人最大的动力就是对新奇的渴望，终极目标则是深入未知世界，见人所未见。发现本身成为目的，这一精神正契合了那数十年间各领域的求新求变。散文家威廉·达夫（William Duff）一七六七年说，理想的启蒙主义者就应该投身探险，“去未经探索的领域，发现新事物”。一七六四年，登基不久的乔治三世发起了一场航海远征，他给探险者的命令很简单：“在南半球有新发现。”成为新皇治下“有新发现”第一人的远大愿景，让年轻的苏格兰人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倍感振奋，并踏上了探索阿比西尼亚[阿比西尼亚（Abyssinia）是埃塞俄比亚的旧称。]山峰河流的征程。

造访蛮荒之境的探险者俨然是那个时代魅力四射、声名远扬的电影明星。他们回来之后——如果回得来的话——便写下自己的探险经历，附上折页地图作为说明，上面用点和线标出他们对未知之地的突击。一八二二年，英国北极探险家约翰·富兰克林（John Franklin）在北极冻原上过了三年之后回到伦敦。传言说，他和饥饿的探险队员是靠吃皮靴和地衣活下来的，最后甚至自相残杀。富兰克林的探险游记异常热销，二手书的要价远超原来的售价。另一位探险家，海军上尉威廉·爱德华·帕里（William Edward Parry）对北极探险始终热情不减，他屡次前往极北之地，名气如日中天，走在街上都会被粉丝团团围住。[帕里第一次去格陵兰探险时，随身带着一面画有橄榄枝的旗子，希望因纽特人相信他的和平意图。他显然未曾想过，那些民族生活的地方冰天雪地，几乎没有植被，遑论树木，他们不可能知道橄榄枝的象征意义。原来这种混杂着愚蠢和文化自负的行为早已有之。而到了二十世纪末的千年之交，有些英国人到国外，还以为英语只要说得很慢，就天然是一种世界语，从新西伯利亚到廷巴克图，人们都能神奇地听懂。——作者原注]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即便所谓的探险黄金时代已经结束，各国的外交政策依然对未知之境念兹在兹，它成了一种兴奋剂。英国、法国、俄国、西班牙、比利时——十九世纪所有的扩张势力都不遗余力地用各自选定的颜色填补地图上的空白：法国用绿色，俄国用橙色，英国用粉色。（当然，此时美国正上演着另一种奋斗：向太平洋推进所谓文明的前线，朝着西海岸，以“昭昭天命”的名义挤走未知。）帝国主义国家连番发起远征，争相在地球上的未知地域投放赌注，宣布其为自己所有，并且自认对那些蛮荒之地有开化之功。

每填补一处空白，新确定的空白又会取而代之。尼罗河源头、西北航道[西北航道（the North-West Passage）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最短的航道，由大西洋经加拿大北极群岛至北美大陆。]、南北两极、西藏、珠穆朗玛峰——十九世纪的每一代人都为新的地理谜团伤透脑筋，被其迷住心窍。德国探险家朱利叶斯·冯·佩耶（Julius von Payer）道出了广大读者的想法：“没有比探险者身处未知世界更激动人心的境地了，尤其当周遭的自然好似一堵无法穿越的高墙，而面前的大地还未曾有人踏足。”这也是其探险同道的心声。

英国似乎比其他任何帝国势力都更受这种渴望的撩拨，它要去了解地球的每一处，将其纳入坐标方格，裹入地图。一八三〇年，“为了地理科学的进步”，英国成立皇家地理学会，维多利亚时代肇始未久，填补世界地图上的空白就不仅成为文化共识，也提上了政策日程。一八五四年，《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称：“如果有人说起一片英国人还未曾踏足的未知领地，那他一定是第一个到访该地的人。”一八四六年，时任英国海军部二等秘书的约翰·巴罗（John Barrow）宣称：“目前整个地球上，我们只对北极地区一无所知，这处知识上的缺憾应该成为一种动力，鼓舞我们采取措施，抹去这一文明时代的无知的污点。”巴罗说得不对——相比北极，当时人们对南极和喜马拉雅地区知道得更少，但他激情洋溢的豪言壮语充分反映出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想要解开世界上所有奥秘的狂热。

十九世纪对探险和发现的普遍崇拜无疑也影响了当时人们对山峰的看法。对于经验不足，却又深受未知召唤的探险者，攀登大山不失为一种颇具吸引力的替代活动。特别吸引欧洲探险未遂者的一点是，那些山离家很近，你不必远行千里，也不必说服英国海军部的基金委员会提供资金。体验山地也不需要旷日持久的长途旅行（当时去南极要航行一年，去北极也得向北走上艰难的数个星期，途中要应对和大船一样高的海浪，以及和大船一样宽的冰山），而只消一段利落的垂直行程。只需短短一天，备上坚定的决心、一双结实的鞋子以及一背包食物和水，你就能从瑞士平缓的草地出发，登上一座阿尔卑斯山峰，体会北极的严酷气候。

在很多方面，大山带来的未知体验，也比其他看似更冒险的行为来得真切。詹姆斯·福布斯在一八四三年写道：

如今绅士们漫步在西伯利亚，就像女士们骑马去佛罗伦萨那样悠然自得。就连大西洋都不过是一条公路，供悠游者去往美洲大陆；前往印度的陆上线路更是像伦敦到巴斯那样常年畅通。驿站修到了沙漠里，雅典都有了公共马车。然而就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却有一片未知的领域……尽管有帕里、富兰克林、福斯特、赛宾、罗斯以及达尔文[分别指北极探险家爱德华·帕里、约翰·富兰克林，德国探险家及旅行作家乔治·福斯特（George Foster），英国探险家及地球物理学家爱德华·赛宾（Edward Sabine），英国探险家詹姆斯·罗斯（James Ross）及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无畏地深入南北两极的酷寒，获得与地球、大气、气候和动物相关的各种现象的知识……我们是否就对世界了如指掌呢，哪怕是对自己身处的这一隅？事实无疑并非如此。

福布斯的话里有一种对广袤世界日益开化的厌倦之感（大西洋成了一条公路，西伯利亚变作人行道，意大利是练马场，连雅典都难逃交通堵塞），十九世纪越往后，这种感触越深。不过我们也能明显听出一种发现了阿尔卑斯山区未知地带的激动，这条山脉深藏于欧洲文明腹地，之前在高耸山势的遮掩下，没人看见它。

阿尔卑斯山区有数不清的未登峰，而它之外还有更雄伟的山脉尚未被绘成地图，也不曾有人勘探和攀登过，像安第斯、高加索、喜马拉雅……阿尔卑斯俱乐部的成员们在一八五九年出版过一部颇受欢迎的选集——《高峰、垭口与冰川》（Peaks, Passes and Glaciers），第一版中的一篇评论就提醒人们关注阿尔卑斯山区“无穷的探险之地”，“更别提英国人的双脚有朝一日定会攀上的无数其他山脉了”。这英国人的其他身体部位应该也会跟着去。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受到广大未知地区的召唤，意大利、法国、德国、瑞士、美国以及英国的登山者蜂拥来到阿尔卑斯山区，抢占先机，登临山顶，为群峰命名；而意义最重大的，莫过于将它们绘入地图。

在欧洲早期绘制的地图上，山脉是以象征方式表现的，看上去像一些鼹鼠丘，或者小小的棕色岩石花朵。比如科顿世界地图（大约绘制于一〇二五至一〇五〇年）上就草草画着几个焦糖色的小圆丘，边上游荡着一头长着翅膀的有几分像狮子的驼背怪兽。知识未达之地，传奇便会兴起，早期地图上奇形怪状的生灵就是未知的化身，是为“蒙昧”作的小漫画。然而到了十五世纪，这些神秘的混合体怪兽——比如狮身蛇头兽——就多少从地图上绝迹了，知识的普及把它们赶了出去，尽管航海者、探险者和旅行者对它们的想象还会持续更久。

即便怪兽消失，地图上的山脉还是用象征手法来表现的，森林（用一丛非写实的小杉树表示）和海洋（用几排卷起到一半就定住的蓝色小波浪表示）也是。这些早期地图上的山脉，画得都像是从山谷里往上看到的样子——当时的人们还想象不出从上往下看的平面视图。十五世纪后期葡萄牙人画的一幅地图上，用一组微微起伏的棕色线条来表示山地，它们整整齐齐地排列成几何图形，好像是一队训练有素的鼹鼠在大陆上勤勤恳恳挖出来的。一四八九年波特兰海图上的阿尔卑斯山脉更是奇特：上下颠倒，涂成血红色，看上去像成串红红绿绿的葡萄。

整个十六和十七世纪，地图绘制技术变得更精细，也更规范化，人们开始注意区分不同的地貌特征。托马斯·伯内特在一六八一年批评说：“地理学家不够用心，没在地图上描绘标记出众多山脉，也没能表现出它们的状态。”他建议所有“王公贵族”都应当拥有“自己国家和领地的图样”，这些图要正确地描绘“山峰怎样耸立”“荒原和边界如何分布”。伯内特用一个稍显色情的理由来证明自己建议得有理：“用这种方式来想象地球，把这些图样看作大自然的裸体画，十分有用，因为这样我们能最准确地判断出她真正的体态和比例。”

受文艺复兴风格影响，地图绘制者发明出表现三维立体效果的方法。他们改良了常见的鼹鼠丘，创作出锥形、平缓或崎岖的山地形象。他们还用阴影来显示山脉相对于周围地形的凸起，而晕滃线（即一些短短的阴影线）也开始被用来提示山坡和陡峭之地——坡度越陡，晕滃线就越密且颜色越深。腓特烈大帝吩咐他的普鲁士随军地形学者：“凡是我去不了的地方，都标上墨点。”等高线则是十六世纪的发明，但直到勘测技术有了发展、能提供绘制等高线所需的细节之后，才得到充分运用。

地图的魅力及其带来的愉悦，就在于它的缄默、它的未完成性，在于它给想象留出了填补空白的余地。就像旅行家罗西塔·福布斯（Rosita Forbes）指出的，地图拥有“令人满怀期望的魔力，并且无须付出认识和领悟的辛苦与汗水”。在我家，早在下一次进山旅行之前，地图就买好了。新地图总是闹嚷嚷地不讲道理，打开时，老是不情不愿，企图弹回原来的折叠状态。沿着折痕反方向翻折时，它们啪嗒作响，硬挺的纸面翘进翘出。我们会把地图使劲按到地上，四角压上书本，然后跪下来，在图上规划可能的路线。父亲早就教过我怎样看等高线，于是整幅地图都好似神奇地立了起来。

地图让你穿上魔靴，一步能走七里格[“一步七里格靴”（seven-league boots）来自欧洲民间传说，穿上魔靴的人一步能走七里格（一里格约等于四点八公里）。]，片刻之间就能跨过好多路程。用一支铅笔尖画出设想的行走或攀登路线，能高高升到裂隙之上，跃过众多崖面，渡河也不费吹灰之力。地图上天气始终晴朗，能见度永远极佳。它让你能透视景观：看地图就像坐飞机飞越一个国度——在经过除味、增压的恒温机舱里勘察。

然而地图永远不可能替代真实的大地。地图之旅往往会引得我们贪多嚼不烂。常常，我们在家里计划好的路线，实地却是泥泞的沼泽、齐膝深的灌木丛，或者积着厚雪的一大片砾石。有时实地情形也告诫我们，地图的力量是有限的。有一张地图被大风从我手里扯走，在悬崖上空打转；另一张地图让雨水泡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还有一次在乳白天空中，我站上山顶，用手指点着地图说“我在这里”，却还是不得不避进雪洞，等待风暴过去。

地图只考虑空间，不在乎时间。它们不理会地貌如何不断变化、不断修正。河道永远在搬运泥土和石头，重力从山坡上扯下岩石，让它们滚落到山脚。松鸡把石英碎屑吞进嗉囊，又排泄到其他地方。物质和石头不断被运输，其他变化也时时发生。一场急雨能让涓涓支流变成无法渡过的湍流。融水从冰川口溢出，把泥沙塑造成美丽的抽象图案，不停变幻。这些都是地图上不会标示的风光。

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以“优生学之父”闻名，但和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一样，他多才多艺，还有许多别的身份。他是探险家、登山家、神秘主义者、气象学家、犯罪学家、指纹鉴别提倡者，同时也是一位见解独到的地图绘制家。他最意义深远的变革是把天气系统符号与地图相结合，创造出如今电视上气象地图的原型。高尔顿认为地图不应仅仅表现某个地区的空间信息，他想让旅行者对前往的地方产生可感知的印象。他觉得地图应当从某种程度上还原某个地方的气息、味道，以及声音：

海边村子里海草、鱼和柏油的味道，苏格兰高地泥煤烟的味道，或者英国城镇那粗鄙恶臭的氛围……蚱蜢无休止的喧闹曲调、热带鸟类刺耳的鸣叫、各种嘈杂声，还有外国口音。

高尔顿的多媒体地图有欠考虑，因为那几乎就是对世界本身的复制，而地图是一种缩略，这才是它的定义、它的力量和局限所在。要好好了解一处风景地貌，你必须亲临其境。你要去看看树木在冬天怎样聚拢热量，融化矗立其上的积雪。你要去听听冰封的大地上，步枪爆裂声一般的乌鸦鸣叫。你要去感受一下黎明之前阿尔卑斯山区灰色天空的无垠和高远，而最近的城镇也在数千英尺之下灯影明灭。

世界上绝大多数山地都在十九世纪这个帝国主义世纪被绘成地图。地图绘制向来是帝国事业的先锋，因为绘制一个国家的地图，不仅要从地理上，还要从战略上认识它，这样才能从物流后勤方面掌控它。就英国而言，英国人清除地球上未知地域的直觉，正与帝国的政治野心契合。

十九世纪初期，一心扩张的英国和俄国在中亚摩擦不断，因此详细掌握泛喜马拉雅地区的地理知识变得至关重要。一八〇〇年，时任孟加拉土地测绘官的罗伯特·科尔布鲁克（Robert Colebrooke）下令，所有当地英国步兵军官都要选择一个地区，并前往那里，把它绘成地图。当时人们还以为世界上的最高峰是安第斯山脉，当这些业余测绘员发回报告，称喜马拉雅地区的山峰更为高耸——比如W. S. 韦布（W. S. Webb）中尉从四座位于平原上的测量站观测道拉吉里峰后，算出它的高度是两万六千八百六十二英尺，专业的地图测绘家都报以嘲笑，指责他们胡乱报数（目前公认此峰高度大约为两万六千八百英尺）。

这些独行其是的地图绘制者常常要为获取信息付出代价。除了经过地形上的客观危险外，他们冒着被土匪袭击的危险，还可能被当作间谍，遭到严惩。阿富汗的埃米尔[埃米尔（Emir）是阿拉伯国家贵族或统帅的称号。]尤其不乐意邻国军官到自己的国土上游荡。在有太多人员死于事故和暗杀后，英国决定训练印度本土的地图绘制员，让他们装扮成朝圣者，去英国军官无法安全到达的地方侦察和测绘（典型的英国行为）。这些被称为“学者”（pandit）的人——英语中“权威”（pundit）一词由此而来——自学成才，想出了数自己步子测量距离的办法：一英里合两千步，每走一百步就拨一粒念珠作为标记。他们把记录藏在转经筒里，拐杖里则藏着温度计，以便通过测量沸点计算海拔高度。早期“学者”中最著名的是一对姓辛格的堂兄弟奈恩（Nain Singh）和基尚（Kishen Singh）。基尚对这项工作尤为投入，他不仅数自己的步子，还能数出奔马的步子。有一次一群匪徒追来，他骑马逃离，却还能继续绘出在马背上途经的地区。

一八一七年，印度大三角测量（GTS）在灼热的南部平原上进行，军人测量员威廉·兰顿（William Lambdon）负责监督此次行动。这一测量工程旨在为整个印度殖民地创建一个所谓的“网格系统”，即一系列地图绘制使用的环环相扣的三角，据此可以估算出印度次大陆上任意两点间的相对距离和相对高度。测量的人马从科摩林角[科摩林角是印度半岛的最南点。]出发，向北穿越整个国家，建立起一个个测绘三角，同时一路收集沿途的人口和地形信息。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测量工程的先遣队已经望得到喜马拉雅山脉。他们筑起二十码高的石塔，放好勘测用的经纬仪，远远对准喜马拉雅群峰白色的峰顶，甚至可以窥见禁止进入的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地区。由于山地空气的清晰度不真切，且喜马拉雅山脉的重力也会让铅垂线横向偏移，测量队考虑种种可能的偏差，最终“确定”了这一地区最高的七十九座山峰。它们是解开喜马拉雅之谜的钥匙，一位监督员写道：“山峰可作为后续测量的基础，据此确定河道和湖泊的位置；山脉的走势、外形和体量也可以根据山峰的分布推断出来。”负责总体监督的乔治·埃佛勒斯（George Everest）一直干到他于一八六六年去世；后来世界上最著名的地理标志就以这位测量员的名字命名，尽管并非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藏民和尼泊尔人当时无法理解（现在依然如此），为什么珠穆朗玛峰（藏语中对埃佛勒斯峰的称呼，意思是世界的母亲神）或萨加玛塔峰（尼泊尔语中对埃佛勒斯峰的称呼，意思是海洋之额，或天空女神）这样雄伟的山要用人类的名字来命名。——作者原注]

伴随测绘而来的是命名。十九世纪，世界上的蛮荒之地陆续被盖上“邮资已付”的图章，打上纯度标记，数量比以往任何世纪都多。南到南极地区，北至北极，以及世上各处山地——地图上每片空白之地一旦被人踏入了解，就刻上了发现者那小小的草书名字。当然很多大山早就有了名字，比如少女峰和艾格峰分别在十一和十二世纪就被命名，然而直到十九世纪，细部的命名才充分开展起来。各处沟谷、龛坳、山脊、冰川、线路都挂上了攀登者和勘探者的名字。如今打开一幅大比例尺的阿尔卑斯山地图，你依然能看到这些名字挤挤挨挨地争抢地盘，从某些地质特征辐散开去，像一条条小小的黑色轮辐。

这场痴迷的命名运动是一种纪念，也显然是一种殖民主义：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渴望将联合王国的风物带回故乡，而命名是这种欲望受挫的表现。这种占有的天性在一八五一年英国世界博览会上达到极致，不过在山峰方面不像在其他方面（比如动植物）那么显著。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当然只能带回一些岩石样本，权当把殖民地的山脉象征性地运回了家。不过他们留下名字，以充分证明自己到过哪些地方。这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涂鸦。

然而，维多利亚时代探险者为所到之处命名的习惯，并不仅仅是帝国主义天性使然。这也是一种理解风景的更根本的方式，不然这些和本国山川大相径庭的地形地貌将完全不可捉摸。他们急切地为风景中的各个地方标上名字，试图在时空中确定一种存在、一个事件，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些地方有故事可讲：“此地，在这个我要唤作x的地方，我们吃过东西，或者病倒过，或者看到了惊人的美景，然后我们继续前行，来到被我命名为y的地方。”在探险者看来，名字赋予风景意义和结构，否则这风景可能翻来覆去一个模样，并毫无意义。名字塑造空间，让各个地点之间有了关联。名字还为他们跋涉其间的那个永远变动不居，由冰雪、风暴和巉岩构成的高山世界带来稳定感——那是语言、叙事、情节带来的稳定。命名是一种将空间置于更广阔含义中的方法：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让未知变成已知的方式，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有一回，在埃及的沙漠里，我登上一座小山丘。它高不过几百英尺，由金黄色的岩石和沙子堆成。当时是正午，沙漠里照彻金属般的白光。临近山顶时，我瞥到身下裸露的砂岩矮墩上刻着字，便把一只手举到额头遮着眼睛，挡住太阳的强光，蹲下来细看。上面刻着“卡特中尉，1828”。刻字边上的砂岩呈深棕色，千万个日子里，被沙漠强光晒得发黑，那些字却色泽尚浅，很是明亮——它们才一百八十多岁，颜色还来不及变深。

我想象着，卡特中尉曾经就蹲在这里，用刺刀尖在石头上刻划，把自己铭刻进时间。他的行为很可以理解：一个人远离故土，想要以某种方式把自己写入这漠然到可怕的风景。离开卡特的涂画，继续向上，走十分钟就到了小山顶。我在那儿看了一阵四野的沙丘，接着用三四块松散的砂岩堆成一个临时堆石标，之后便掉头走下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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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方面，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以未知为死敌，然而纵使他们不遗余力地铲除未知，也开始感到需要为想象的诗意保留一些无法抵达的地方。一种念头渐渐兴起：要保留未知，因为它有空阔回荡的力量，具备让一切约束都失效的特质。

乔治·艾略特[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英国维多利亚时期重要的小说家。]总是能捕捉到这个国家的种种情绪，这种念头甫一出现，她便有所察觉。《米德尔马契》里有一个情节，年轻的威尔·拉迪斯拉夫（Will Ladislaw）说：“他宁愿不去探索尼罗河的源头，世界上应该保留一些未知的地域，以供诗意的想象驰骋。”十九世纪末，拉迪斯拉夫的伤感显得愈发合情合理。整个十九世纪，人们都试图扩张知识前沿，如今这扩张却因为陌生领域日益收窄而激起一种幽闭恐惧症。现实主义的时代倏然发现，自己对神秘充满向往。

这种幽闭恐惧症很大程度上是技术现代化的产物——电报线将世界各地纳入错综复杂的通讯网；铁轨和轮船航线在地球表面纵横交叉，交通越来越迅疾，班次越来越频繁——这一切都像变着特殊的戏法，将时空压缩，将遥远的地方更迅速地拉近。一九〇〇年，蓬勃发展的现代性抵达顶点，约瑟夫·康拉德笔下的吉姆爷不得不远遁婆罗洲，才能找到一方“远离电报线缆端口和邮轮航线”的土地。十九世纪末，英国和美国都有呼声，“坚定地”主张（如一位作家所言）“梦想之地要节省着用”，也就是要保护世上剩余的荒野之境不受工业现代化的入侵。登山者F. W. 鲍迪伦写道：

要保卫自然之美，所有英国人和大部分欧洲人都认识到，正派的人会以此为生活的主要动力……希罗多德和奥德修斯尚能漫步于浪漫的未知世界，与他们的时代相比，如今我们的想象已经很难找到支撑；即便和伊丽莎白女王执政的宏阔时代相比，也困难得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地图上南北两极的空白已被填满，或者说至少两极已经被“染指”。曾经强烈吸引青年时代的约瑟夫·康拉德前往非洲的谜团已悉数解开。看来原始之境只剩下青藏高原——在它的南端有珠穆朗玛峰，所谓的“第三极”，未知世界最后的堡垒。当然，藏民和尼泊尔人对青藏高原一点也不陌生，他们世代崇拜这座神山，从未有过爬上去的念头[很能说明这点的是，居住在珠穆朗玛峰尼泊尔一侧附近昆布地区的夏尔巴人，如今是擅长攀登高山的代名词，但他们的语言中没有任何表示山“顶”的词语，只有关于“垭口”和“侧翼”的词。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化都信奉泛神论宗教，相信自然景观中住着各路神明。二十世纪西方人带来的喜马拉雅登山活动兴起之前，登顶高耸的雪山在尼泊尔人和藏民看来，既是十足的狂悖，也是公然的渎神。——作者原注]。然而正如探险史上屡屡发生的那样，当地人的存在丝毫不影响西方探险者认为自己才是第一个踏上这片土地的人。

一九二〇年，远征珠峰的计划一经公布就激起强烈抗议，因为眼见地球表面的空白就要被完全填满。《每日新闻》（Daily News）的一篇社论感叹道：“对于首个站上世界之巅的人，这将是个令人骄傲的时刻，然而他也会痛苦地想到，自己夺走了子孙后代的机会。在我看来，我愿意相信地球上的某个角落应该得到保护，永远不受侵犯。人类永远不会失去好奇心，但他们总会试着这么做，因而这样一处保护完好的圣地会带来世界范围的影响。”《伦敦晚报》（The Evening News）的措辞则更为激烈：“如果裸露的珠峰，这最后的秘境也要被擅入者践踏，我们将失去世间仅存的奥秘。”

未知的消退也在今天这个时代激起如出一辙的担忧，折磨着我们。探险家威尔弗雷德·塞西杰（Wilfred Thesiger）在自传《我选择的生活》（The Life of My Choice）中写道：“拜内燃机所赐，如今地球表面已经被彻底摸清，不再有地方供冒险者去探求未知。”当然，消灭未知的不仅是个人的活动，还有信息的传播。二十世纪建立起来的全球信息网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因特网——意味着几乎任何事物都能在某种媒介上被呈现出来。鼠标一点，我们就能按自己的意愿搜集到任何文字或视觉影像，似乎再无空间留给未知和创造力。于是我们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前辈们一样，着手重新确定未知的所在，把这一概念向上向外，移到太空里，那是众所周知的终极前沿；要不就向内向下，探入原子和基因的最深处，或者人类心灵的隐幽之地，也就是乔治·艾略特所谓的“我们内在未经勘探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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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某方面来看，世上并不存在未知，因为无论我们去哪里，自己的世界都如影随形。想想业余登山家道格拉斯·弗雷什菲尔德（Douglas Freshfield），他一八六八年在当时还鲜为人知的高加索山脉探险，仅有的指引是一张俄国老地图，上面有些模糊的标记和蓝色的涂抹。在旅行日志中，弗雷什菲尔德一再以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眼光看待身处的异域风光，以此来安慰自己。一对未登峰“形状好似写字台的大斜面[这里的写字台指带翻盖的传统英式写字台，山坡就像翻盖合上后的斜面。]”，一处冰川侵蚀而成的冰斗“有如板球场一样平坦”，“一整天的暴雨过后，天色阴沉，仿佛英国湖区的天气”，一道味道浓郁的高加索甜点尝起来“非常像德文郡奶油”。许多十九世纪探险游记皆是如此：丛林中的池塘覆盖着色彩斑斓的水藻，看上去“像桌球台面的绿呢子”；远处海面的柔波泛着微光，“像晴天里的蛇形湖[蛇形湖（Serpentine Lake）是伦敦海德公园中的景观湖，又称“九曲湖”。]一样”闪闪发亮。

哪怕面对最难以抵达的地区，我们也并非白纸一张。正如美国作家苏珊·索尔尼特（Susan Solnit）所说：“历史本身就是一种想象，即使到了最偏远的地方，人们头脑中也携带着它，并以此决定自己行为的意义。”于是即便是穿越最无人问津的风景，我们穿越的也是已知的版图。我们心里已有预期，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让所见所闻顺应自己的预期，就像弗雷什菲尔德那样。大量难以察觉的假定和成见影响着我们在一个地方的感知和行动。记忆就是我们携带的文化行李，它没有重量，却也无法舍弃。

因此，也许预期和想象才是未知最理想的栖身之所。旅行、攀登、探险和发现只有在未来时态才能得到最纯粹的体验——在踏上目的地之前，在做出比较之前。如果当年我去了那片无人踏足的天山山谷，十有八九会发现它一如我去过的其他雪山谷地，这种相似会令人大失所望。

然而我们还是能够为陌生的地方讶异，被新奇的事物震撼。在一定的思维状态中，从房子的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都能成为最高级别的探险。对孩子来说，家里的后院就可以是未知的国度，最优秀的儿童读物作家都明白这一点。理查德·杰弗里斯[理查德·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s，1848—1887），英国自然作家，作品多描绘英国乡村生活。]有一部被忽略的杰作——《男孩贝维斯的故事》（Bevis, the Story of a Boy），讲的是马克和贝维斯这两个小男孩的历险。他们先是在家附近“发现”了一个湖泊，把它想象成一片未经探测的内陆海洋，周遭密林环绕。然后他们造了一条小船，出发去考察这片海洋的各处水域，途中发现并命名了“新美丽岛”“新尼罗河”“中部非洲”“南极”“神秘岛”，还有许多其他地方。

杰弗里斯说，写这本书是致敬童年的美好，童年是一段“草叶、星辰、天上的太阳、地上的石头，万事万物皆奇妙”的时光。数十年后，亚瑟·兰塞姆在《燕子号与亚马逊号》里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赢得的赞誉却热烈得多。书中罗杰、提提、约翰和苏珊踏上探险航程，穿越温德米尔湖——他们只笼统地管它叫“湖”。湖的南北两端在这几个孩子眼中就是南极和北极的未知领地，东西两边则有无人探索过的“高冈”环绕，东北边还有“大山”。杰弗里斯和兰塞姆都意识到，想象的魔力能将一个湖泊变成整个世界，把完全熟知的事物变成彻底的未知之物，并深入探讨了这一点。尽管罗杰、提提等人航行的温德米尔湖上游艇如织，还有许多船屋，但在孩子看来他们自己才是探险家，是发现这处湖泊的拓荒者，也是第一批横渡其上的人。

对想要成为探险家的人而言，雪地是一种理想的地面，它的特点就是刷新自我，把前人留下的痕迹完全抹去，这颇具吸引力。如果你步行穿过新雪覆盖的原野，就成为真正意义上首次踏出这条道路的人。在《猿猴与天使》（Apes and Angels）中的一篇精彩文章里，J. B. 普里斯特利[J. B. 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 1894—1984），英国小说家、剧作家。]就抓住了雪带来的新颖性和探险特质：“初雪降临不仅是一件大事，还是一件有魔力的大事。头天晚上睡觉时还一切如旧，醒来却发现身处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如果这都不算魔法，还能到哪里去找魔法呢？”

有一年元旦，我在黎明醒来，出门向帕克公园走去，那里是剑桥中心的一片公共草地。四周空无一人，雪是凌晨下的，后来停了。太阳从屋顶背后冉冉升起，两道喷气飞机留下的粉白痕迹相互交叉，一道劈在另一道上面，像教师批阅的一个巨大叉号；除此之外，天空一碧如洗。我站了一小会儿，看着那两道痕迹从两端向当中渐渐消散，然后迈步穿过这片开阔地带。雪地表面已结出一层冰壳，但还不够坚实，承受不住人的重量，每走一步，都会嘎吱嘎吱地踩进它松软的馅芯里。到了另一边，回头望去，只见一行脚印横过雪野，宛如邮票白底上的齿孔。我可以想象自己是第一个走过这片土地的人，那天清晨，我的确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