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坐在那儿，像菩萨一样坐在雪地里，”萨沙告诉我们，“我自己就见过十多个。”他说的是尸体，登山者的尸体，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死在波别达峰的峰顶山脊上。波别达峰意为“胜利之峰”，是天山山脉的制高点。萨沙的话并非耸人听闻，他知道没必要吓唬我们。一年里四分之三的时间，他是莫斯科一所学院的数学讲师，每到夏季三个月的“天气窗口期”[天气窗口期指适宜登山的天气时段。]，他就来天山攀登，路线一次比一次艰险。他说得一口几乎无可挑剔的英语，戴着有酒瓶底那么厚的大镜片眼镜，身上总穿着件皱巴巴的薄羽绒外套，底下是一条缀着补丁的工装裤。

我们抬头朝五英里外的山脊望去。在高海拔地带，气压降低，空气有如透镜，让远处的物体看似更接近。从我们在冰川上驻足的地方，能看到波别达峰隆起的庞大轮廓；七英里峰顶山脊上的每一片冰塔和雪原都清晰可见。傍晚的天光泼洒在雪地上，把雪变成粉红色，看来异常柔和，就像草莓冰激凌。我们一行五人站在那里，鼻息在寒冷的空气中升腾，心里想着那些尸体。我想象他们随意靠在雪堆上，仿佛只是睡着了，仿佛还可以被摇醒。我想象他们沿峰顶山脊坐着，像一排堆石标，标记着登顶的道路。

然而事实更可能是这样的：他们的遗体因为酷寒而扭曲，衣裳在暴雪和日晒中破损，烂成碎片掉在身旁。他们的皮肤脱了色，被风雨从骨头上拍打下来。

“我记得听说过一个人，”萨沙抬手指了一下山脊说，“他登上山顶时天气很糟，下着大雪，和他一起上去的还有两个人。他们观察到另一场大风暴正从东边过来，便立即调头，沿着山脊原路返回。走了五分钟，他的一只眼睛瞎了。就像这样：咔嚓一下，眼前就黑了，像关灯似的。是视网膜脱落。再走几步，又是咔嚓一下，另一只眼睛也瞎了！两只眼睛的视网膜都因为气压太低而剥落。另外两个人领着他走了一阵，但他绝不愿瞎着下山。最后他一屁股坐到雪地里，等死。”

萨沙耸了耸肩膀：“他现在还在上边。高山上就是这样的。”

***

高山之上，人往往只剩视觉，其他感官都失灵了。冷到什么都感觉不到；海拔太高，什么味道都闻不到；你的味蕾迟钝了；而除了自己的呼吸声，再无其他声响。于是视觉必不可少：你需要用双眼认出披巾般的卷云，那可能是风暴的护卫队；也需要眼睛来指导自己在暴风雪中有条不紊地迈步向前。更需要眼睛来欣赏风景——观景可能是你的初衷之一，正是为此你才攀得这么高，到如此危险缥缈的世界里来。

记忆和高度一样，也能让一些形象格外清晰。我清楚地记得七岁时，外祖父给我看过一张黑白照片，大概十英寸长，五英寸宽，照的是阿尔卑斯山脉一道白雪覆盖的山脊——贝尔尼纳峰的比昂科格拉特山，那是他攀登过的地方。山脊异常尖锐，仿佛把阳光都劈成两半：山脊一边白得炫目，另一边则笼罩在阴影里。背景里只有天空，山脊在峰顶逐渐收窄，成了一座雪锥，锥尖上一抹白色旗帜般的云彩舒展开来。外祖父用小指头点着这面旗帜，告诉我那是风从山里扬起的一串冰晶。在当时的我看来，这座直刺长空、飞扬着冰旗的山峰像是天外来客，很难相信外祖父爬上去过。

小时候，几乎每年夏天我们都会驱车向北，去苏格兰高地看望外祖父母，再以他们家为营地，出发去山里待上几天。外祖父的登山装备存放在一间车库里，那里常年阴冷，有股机油味。装备包括滑雪板，有好些年它们比我还高。另有套在滑雪板底部的海豹皮，外祖父向我解释，那皮子的绒毛在雪地里只能朝一个方向滑动，因此在爬坡时，可以防止他往后溜。笔直的滑雪杆是木头做的，尖端是金属，带着宽宽的圆形藤制雪轮。挨着滑雪板的是两个冰爪，灰色金属上了油，铰链扣合，还带着尖牙，就像两头坐在一起的小怪物。此外，还有外祖父的冰斧，长三英尺，沉得像桨，冰斧的木柄上了清漆，钢制的斧头用旧了，遍布瘢痕。

外祖父在日内瓦湖东岸的蒙特勒长大，上下学总会路过一座英国父子的纪念碑，这对父子在阿罗拉附近的山峰上坠崖身亡，当时俩人正从山峰较低处的草坡下来。每年夏天，外祖父都会和“大块头拉比”结伴登山，拉比是荷兰人，我家的世交，块头一点也不大。九岁时外祖父就爬上了平生第一座海拔三千米的阿尔卑斯山峰——密迪齿峰，还在峰顶遇见了查尔斯·布鲁斯（Charles Bruce）将军，那可是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四年率队远征珠峰的人。威严的老将军长年在英国陆军服役，历经枪林弹雨，身上伤痕累累。他与拉比和外祖父轻声说了几句话，就轻松地沿山峰陡峭的那一侧下去了。外祖父则小心翼翼地从好走的一边下山，默默回味着刚才的相逢。他一直认为，那次偶遇标志着自己登山生涯的开端。

时间久了，我渐渐对外祖父冰斧上的瘢痕有了更多了解。外祖父曾在喜马拉雅山脉、北美和欧洲各地登山，土耳其阿拉达格山脉中有一条冲沟线路以他命名，他利用战时休假去那里探险。外祖母也是位涉足颇广的登山行家，去过不列颠群岛、委内瑞拉境内的安第斯山脉，以及西印度群岛的火山。新婚不久，外祖父带着外祖母去瑞士瓦莱地区登山度假。那一周才刚开始，风雪骤至，他们被困在图尔特曼塔尔偏僻的棚屋里整整三天，两个人只能分着吃一个大洋葱。他劝我度蜜月可不要安排“这种游览”。为了纪念七十大寿，他和外祖母加入了一支不丹山地探险队，结果被反常的大雪堵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山谷里，最终不得不说服印度军队，用直升机将他们运出来。我还记得，当时在英国家中那些担忧的下午——我们漫无目的地啜着茶，心不在焉地说着话，等待电话铃声响起。

外祖父对高山的崇敬从未动摇。在他看来，这根本不成问题，尽管屡屡有朋友在山中死亡或身受重伤。他的一位朋友被迫在喜马拉雅山脉的雪洞里待了一个晚上，由于冻伤，失去了十六个手指和脚趾。那年他才二十二岁。五十年后，我见过他一面。我本能地伸手去和老先生握手，却吃惊地摸到一个球茎般的手掌，那些被磨得发亮的残端就是从前长着手指的地方。

我有一次试着和外祖父探讨，他为什么喜欢登上高处，会终其一生——并且甘愿冒生命危险——奋力抵达那么多顶峰。他并不真正理解这个问题，甚至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对他而言，高处的魅力无法解释，抑或根本没有解释。然而顶峰和那里的景观怎么就对众人的想象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呢？或者就像丁尼生略带不解地问道的那样：“高山上……那又高又冷的地方有什么乐趣呢？”虽然山峰时不时就出现在丁尼生的诗里，但他身体孱弱不宜登高，度假时也更乐意去怀特岛。

人想要探索空间、攀登得更高的冲动是天生的——只要这么说，或许就能回答丁尼生的疑问。法国专门研究空间和物质的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认为，对高度的渴望乃是人的普遍天性。他写道：“人在青春年少时，正处于上升阶段，精力旺盛，就想脱离大地飞升而上，这种腾跃是快乐的基本形式。”毫无疑问，在我们的语言中，“高处”等同于“美好”这一认识根深蒂固，进而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深受影响。英语中的动词“胜过”（to excel）就来源于拉丁语excelsus一词，意思是升高的、高的；名词“优越”（superiority）来自拉丁语中的形容词比较级superior，意思是位置更高；“崇高”（sublime）本意为高耸的、出色的，或者抬高的——如此种种，不一而足。相反，“深处”（depth）则与一连串贬义词为伍：低微、劣等、卑下……类似的词还能找出几十个。我们借用坡度构建发展模式：上升抑或下行。上升比下行艰难，但正是这种难度让上升更值得敬佩。在任何语境中，人都不会“向下进步”。大多数宗教都认为世界在一个纵向坐标轴上运行，上面是天堂或类似的所在，相反的境地则在下方。因此“向上”从某种根本意义上来说就是靠近神性。

最近，山峰更成为一种努力与回报的世俗象征。“登顶”就是抵达努力的顶点；“在世界顶端”则意味着心情好到无与伦比。毋庸置疑，伴随登顶而来的成就感历来是人们渴望高处的要素。这毫不奇怪——有什么能比登上高山更简洁地寓示成功呢？顶峰设置了清晰可见的目标，通往那里的陡坡就是挑战。我们走上或爬上山峰时，穿越的不仅是具体的山地，也是奋斗与成就的抽象地形。抵达顶峰明显就是战胜逆境：你征服了某样东西，尽管它毫无用处。让登山蓬勃兴起的，正是人们臆想中顶峰的意义——而顶峰其实不过是一小片岩石或雪地，由于偶然的地质作用，抬升得比同类地貌高一点而已；它只是一组空间坐标值，一个虚构的几何图形，一个没有意义的意义。[当然，并非人人都喜欢登山。有一位风趣的先生——我忘了是谁——睿智地说过：“如果某人的周长和海拔之比超过一定数值，那他灵魂深处一定更青睐平原。”话虽如此，缆索铁道、缆车、登山升降椅，以及所有其他重型登山机械的发明都依然证实，即使天性不爱爬山的人也有登高的渴望。——作者原注]

然而成就感并非高处唯一的乐趣。对高度的感官体验也能产生快乐，这种无上的快乐无关竞争和成功，而带着沉思的况味。高度能让最熟悉的景观变得陌生。从高塔上俯瞰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你能重新认识它。伏尔泰的朋友、诗人乔治·济慈写到，在高处“新天地扑面而来”，说得真到位。自山顶看风景地貌，风光迥异——河流仿佛丝带，湖泊有如银刃，巨砾则好比微尘。大地分解成抽象的图案，变作出人意料的景象。

有一年十月，我登上了布拉文峰，那是斯凯岛[斯凯岛是苏格兰内赫布里底群岛最北的岛。]上的一座高山。天气晴朗，但山峰最顶上三百米云雾缭绕，直到步入云中我才发现，顶峰也覆盖着厚厚的积雪。上到山巅，我立定站了一会儿。白云四合，银装素裹，任何方向都看不到二十英尺开外的景物。辨不出大地在哪里终结，天空自何处开始，只见黑色的石头耸立在一片雪白之中。我正站在那儿，一大群雪鹀出其不意地从前方掠过，拐弯时整齐划一，翼下的黑色羽毛映着白雪，好不醒目。黑与白，高山上的色彩组合就是这棋盘素调。

倏地，周遭云雾暂时散去，南北向的海岸线地图一样铺展开来，陆地犹如深色手指，和大西洋的银色手指交缠。远处海面上，云中一窗洞开，阳光倾泻而下，在水面上投映出一方金色岛屿。随即，窗便合上了，云雾也重新在我四周围拢，我转身开始下山。

如今，飞机和卫星航拍的照片铺天盖地，高空视角已不再那么令我们惊奇。然而早期的登顶者一定觉得它极为惊人，他们从未见过这般高空景象，只是突然发现自己正俯瞰天下。于他们而言，这高处的广阔仿佛已接近神明的视野。读一下早期登山者的记述，不时能看到成功登顶的人把自己比作古希腊人所谓的kataskapos——俯瞰之人，天国的观者，突然间他们不可思议地以地图绘制员的视角瞭望大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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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长一段时间，挪亚保持着世上的登高纪录。《圣经》记载，洪水退却后，方舟搁浅在阿勒山的山坡上，此山的地点和高度还存在很大争议，而根据探险日志（也就是《创世记》），挪亚也从未攀上山顶。不过他无疑登上过相当高的地方。十八世纪剑桥一位宇宙起源论者威廉·惠斯顿（William Whiston）算出，方舟停靠的山体高达六英里，也就是将近三万两千英尺，比珠穆朗玛峰还高出约三千英尺。如果惠斯顿的计算正确，而方舟也像《创世记》记述的那样满载乘客，那么这些人和动物很快就会死于体温过低、缺氧，以及极高海拔的其他致命影响。闪、含、雅弗和挪亚其他那些极能生养的子女就活不下来，无法繁衍，地球上也不会重新遍布动植物和人类。

所以惠斯顿可能在高度上弄错了。不过早年对于高度的估计，就像当时对地质时间的估计一样，是极其混乱的。这也不奇怪，当时并没有精确计算高度的必要。几乎没人去登山，而对于极少数登山者来说，那也不是什么美事。与计算山脉高度相比，测量海深或海岸线长度必要得多。于是老普林尼[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23—79），古罗马作家、博物学者，以《博物志》一书留名后世。]称世上最高的山脉比海平面高出三十万英尺，超出实际情况达二十七万英尺。直到十八世纪，人们还以为特内里费岛上的山峰是世界顶点，因为它位于贸易主航道上，从海面陡然升起，非常显眼。事实上它远远不及珠穆朗玛峰的一半高。

对于那些不得不登高的早期旅行者（比如商人，以及必须翻越阿尔卑斯山口往返罗马的朝圣者）来说，他们遭受的恶心、晕眩和头痛就明显说明，人体不适应高海拔。早期登山记述中有大量此类描写，这些症状今天被称为AMS——急性高原病。何塞·德·阿科斯塔[何塞·德·阿科斯塔（José de Acosta，1539—1600），十六世纪在秘鲁传教的西班牙耶稣会会士。]的日记写得最为生动，正是由于此病侵扰（当地山民称之为puna），他在一五八〇年未能完成安第斯山脉之行。“我很惊讶，痉挛和呕吐会这么痛苦，”他写道，“我呕出先前吃的肉，呕出黏液和又黄又绿的胆汁，只觉得再下去连心都要吐出来了。”旅行者们用浸了醋的海绵罩住口鼻，抵抗高原反应，但收效甚微，也完全无助于增加旅行的乐趣。

鲜有证据证明，十八世纪之前，欧洲人对自然景色已形成普遍的审美趣味。那些必须登山的人往往更在意能否活下去，而不是眼前的风景。如今我们见到山川风光，再自然不过的反应就是认为自己看到了“美景”，这种观念在当时的日常意识中却并不流行，至少高山不会让人作此感想。恰恰相反，事实上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以前，硬着头皮翻过阿尔卑斯山口的旅行者还常常故意蒙上双眼，以免被山峰的样子吓倒。哲学家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一七一四年骑马穿越塞尼山，他写道，自己“被最恐怖的悬崖弄得心情糟糕”。连《瑞士的乐趣》（Les Délices de la Suisse，此书一七三〇年出版，或可算最早的瑞士旅行指南）那身份不详的作者也对阿尔卑斯山“惊人的高度”和“终年积雪”惊恐不已，他在书中断言：“大地的这些巨大赘疣，外表看来既无用处，又不美观。”他转而大力推荐整洁的市镇和欢乐健壮的瑞士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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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对自己登上旺图山的记述是高山史的起点。旺图山位于沃克吕兹省[沃克吕兹省是法国东南部省份。]，海拔一千九百一十米，是一座宜人的山丘。彼特拉克一三三六年四月来到此地，同行的还有他精力旺盛的弟弟盖拉尔多。登上山顶之后，眼前的景色让彼特拉克惊诧不已：

我就像恍然从梦中醒来，四下张望，然后出神地盯着西方。我认不出法国和西班牙边境上的比利牛斯诸峰，不是有什么障碍遮挡视线，只是因为肉眼凡胎，目力有限。不过我可以极清晰地看见，右边远处是里昂附近的群山，左边是马赛的海湾，还有冲刷着艾格莫尔特[艾格莫尔特是法国南部市镇，毗邻地中海。]海岸的海水，尽管这些地方其实非常遥远，从这里要走几天才能到达。

暮色渐浓，彼特拉克和盖拉尔多下山，在山脚的客栈投宿。就着烛光，诗人匆匆记下当日行程。此次登顶对高山的历史无疑有重大意义，然而彼特拉克执意将自己的经历塑造成宗教寓言，这削弱了它的重要性。他笔下的一切——上山的路径、峰顶的景观、身上的衣裳——都不再是本来面目，而是充满象征意味的叙述中一个个饶有深意的细节。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这次登山根本不曾发生，它只是一个方便合用的虚构框架，好让彼特拉克挂上自己的玄学沉思；或者只是一个可得出一番虔诚寓意的良机。彼特拉克总结道：“为了把世俗本性中涌起的欲望踩在脚下，而不是为了站上山巅，我们应当付出多么认真的努力。”

要看到人们不只是因为巅峰的精神象征意义，还因为山顶的动人景色对山峰这一物质实体产生兴趣，我们必须来到十七世纪。当时，著名的“壮游”模式开始成形，也就是遍览欧洲大陆的名都大川，以期获得教化启迪的旅行；十七世纪后期直到十八世纪，有钱（或避风头）的年轻人常作此游历。这些“壮游者”对风景，尤其是山峰有了新的文化见识，并将新见识带回祖国，广为传布。日记作家约翰·伊弗林（John Evelyn）就是第一代践行“壮游”的英国青年，他的日记让他在身后名气大增。（日记写于一六四一年至一七〇六年间，一八一七年有人在一个洗衣篮里发现了它，并于次年首次出版。）

一六四四年十一月的一天夜晚，在意大利北方山中，伊弗林和两位同伴正从罗卡城堡的外墙下快步走过。晚风中传来教堂的钟声，那是附近博尔塞纳湖中小岛上，嘉布遣会[嘉布遣会（Capucin）是天主教方济各会的分支。]僧侣在撞击一口大钟。仅仅数星期前，在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时，伊弗林对山脉“怪异、丑陋、吓人的”面貌还十分憎恶。他在那几天的日记里抱怨阿尔卑斯山的群峰，列举了十七世纪盛行的对山峰的种种反感之词：它们的陡峭遮挡了原本一览无余的视野；它们是“沙漠”——寸草不生，毫无用处。

让伊弗林惊讶的是，在这么不愉快的经历后不久，自己居然会因为身居高处而激动不已。因为在他骑马继续登高时，山峰赠予了他高处最惊心动魄的美丽成果——逆温，登山者发现自己一下子身处云层之上。

我们进入了非常浓厚的、实心的深色云层，从稍远处看，这云朵就像岩石，伴着我们向上走了差不多有一英里。它们是干燥的雾气，绵延而稠密，悬浮不散，将太阳和大地一并遮住，于是人就像在大海中，而不是在云雾里。之后我们终于突破云层，来到宁静的天堂之境，仿佛置身一切尘世喧嚣之上；山看上去更像阔大的岛，而不与其他群山相连。我们能看到一片浓稠的云海在脚下巨浪般翻涌，间或有别的山头隐隐显露，看得出它们远在几英里之外。从云层的裂隙可以窥见下方地貌和村庄。我必须承认，这是我平生见过的最愉悦、新奇且格外惊人的事物之一。

翻阅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早期的旅行记录，时常会邂逅这样的时刻：一个心灵吐露出与某种风光的本能联结，短暂挣脱了成见的束缚，创造出崭新的感受方式。然而伊弗林在高处感受到的激动当时仍被视为异数，一直要到十八世纪中叶，这种感受——只为高处本身而仰慕高处——才突然备受瞩目，成为正统，并至今占据主导。而这种感受一旦确立，要做到对高处无动于衷，反而要像从前青睐它一样需要足够特立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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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高山日益受到尊崇。教会当然总能确保自己在地理位置和道德精神上都占领高地。在意大利炎热的山丘上和瑞士峭壁环立的山谷中，大大小小的教堂、礼拜堂和十字架耸立其间，审视着脚下的大地。在欧洲各大城市里，教堂尖塔满怀渴望地伸向基督教高高在上的天堂，寓意对天国的向往。不过对高山的感受也正在世俗化，人们开始因高山本身而获得愉悦和兴奋，不再把它视为天堂的象征。

这一全新的态度是一场激进的心灵转变。从文学、建筑到园艺，它几乎影响着每个文化领域。十八世纪初，所谓的“山岳诗”发展成一派流行的亚文体，诗人先是描述登山的实际行为，然后抒写顶峰景色在心中激起的思索，很像四个世纪之前彼特拉克所做的那样。山顶和那儿的开阔视野对寻求闲适的人也很有诱惑力。整个欧洲，包括在埃特纳火山、维苏威火山和那不勒斯，观景点和观景站逐渐正规起来，也越发寻常。高山之上，你的目光能愉快地跨越生活的不同界面——通常分散在时空各处的事件、物体和现象，在此地只需一瞥，就能同时感受到。高处让“全景”成为可能，这个词来自古希腊语，意思是“全视角”“包罗万象的景观”。瑞士博物学家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ner）写道，在阿尔卑斯山的峰顶，一天之内能观赏到四季风光。据十七世纪法国伟大的旅行家马克西米利安·米松（Maximilien Misson）记载，在高踞那不勒斯之上的圣马丁加尔都西修道院，观景者站在粗糙的石头阳台上，可以眺望那不勒斯全城的轮廓——港口、防波堤、灯塔和城堡；然后视线沿着海岸向南，来到布满白色岩石的扇形海岸线，再向北，看看维苏威火山庞大的黑色身躯，火山口腾起粗壮的烟柱，盘旋向上，有如印度苦行僧的绳子[印度苦行僧可以让一根绳子在没有可见支撑的情况下立在空中。]。

十八世纪下半叶，在“如画运动”[“如画运动”（picturesque movement）是对新古典主义的一种反拨，崇尚不规则的景观布局、自然纯朴的岩洞、不对称的建筑等。]影响下的英国，一种毫不规则却十分雅致的设计渐渐取代了启蒙时代讲究匀称的园林布局。启蒙运动给英国大庄园留下一套整饬的园艺几何学——玫瑰花坛砌成图案；沙砾小径以喷泉为中心，轮辐一般延伸开去；喷泉里清波跳荡，从泉源到池塘，周而复始；摆放着棋牌桌的草坪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隐篱，望去干干净净。然而十八世纪晚期，人们摒弃了这种精心打理过的庄园，认为它太整齐、太规则。许多时髦的庄园主故意将自己精心修饰的庄园改造成象征性的旷野。洞穴、瀑布、隐士、残破的方尖塔、幽暗的矮树林、嶙峋的圆土丘——忽然间荒芜景象备受推崇，远远胜过修剪整齐、直线排列的方块树篱，或者华丽壮观却千篇一律的草坪。庄园主们实施这番改造时，通常还会要求加上一处微型悬崖或类似的险要地形，从顶上可以将整片凌乱却景色宜人的领地尽收眼底。

理查德·希尔（Richard Hill，后来人们都叫他“大山”[“希尔”（Hill）一词也有“山丘”之意。]）就是这样一位庄园主。他于一七八三年继承什罗普郡的霍克斯通庄园，并很快启动了一场历时十五年的改造工程。理查德一边精心规划，让人挖出一片长达两英里的湖泊，一边继续通过“精打细算”（同时代某人意味深长地如是说）赚大钱。他那两个兴致勃勃的姐姐——两位著名的“希尔小姐”——则搜罗化石、贝壳和其他大地珍奇，镶嵌到园中一组山洞的松软内壁上。他们花了三年将山洞重新装点一遍，完工之后，理查德雇来一位隐士住在洞里，要求他（根据合同规定）“效仿焦尔达诺·布鲁诺[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数学家、诗人、宇宙学家，同时也是玄学术士。因坚定支持日心说而为大众熟知。]的举止”。

霍克斯通王冠上最璀璨的珍宝，莫过于庄园里三百英尺高的白色砂岩——岩洞山。风和日丽的日子，从岩洞山顶望去，十三个英格兰郡县的全貌一览无余。访客纷至沓来（至今依然如此），只为体会高山眩晕带来的兴奋与愉悦，并对这景观赞叹不已。约翰逊博士是最早登上岩洞山顶的客人之一，但他的感受十分老套。这位可敬的博士庄重地说道：

每个登上霍克斯通庄园峭壁的人都惊讶自己是怎么上来的，也担心该如何下去……他不曾获得宁静，只感到伴随孤独而来的恐惧，感到一种介于惊恐和赞赏之间的猛烈的快感。这峭壁在心中激起的，是崇高、敬畏、浩大的观念。

要知道这只是一座三百英尺高的山崖，四周是什罗普郡羊群四散的连绵田野，而不是救援无门、后退无路的阿尔卑斯峰顶。但约翰逊的夸张是时风使然。一些人远走他乡、在更雄伟的山间才能感受到的乐趣，如今在英格兰乡下，就能获得至少相似的体验。

对于高山的新的感受风格确立起来，“大山”岩洞山的走红就是这一现象的诸多表现之一。“什么样的自然景色能最大限度地提升人的精神，让人产生崇高的感觉？”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休·布莱尔[休·布莱尔（Hugh Blair，1718—1800），苏格兰牧师、大学教授。]在爱丁堡开讲座时发问，“不是那些色彩鲜艳的风景、繁花似锦的田野、欣欣向荣的城市，而是古老的山脉……以及倾泻到岩石上的急流。”十八世纪后半叶，真正振奋了风雅阶层精神的是高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体验高山的乐趣——以及危险，以顶峰本身为目标的观念也开始出现。十八世纪后期，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登上了坎布里亚的一座山。黄昏时分，雷暴扫过湖区，他得以饱览一番风雨景色：锯齿状的闪电仿佛蓝色细丝，亮起又熄灭，雷声则有如远处击打着的定音鼓。下山后他兴高采烈地写道，那是“我在尘世中见过的最激动人心的事物”。一七八六年一个寒冷的日子，在阿尔卑斯山间，法国人米歇尔-加布里埃尔·帕卡尔（Michel-Gabriel Paccard）和雅克·巴尔马（Jacques Balmat）征服了勃朗峰。巴尔马在山顶上朝着远在许多英里之下的霞慕尼山民挥舞帽子，帕卡尔则徒劳地试着记下山顶的温度，墨水还没落到纸上就结了冻。第二年，干练的英国军官马克·博福伊（Mark Beaufoy）轻松登上勃朗峰。人们问他为什么爬上这座高峰，他回答说每个人都有登上世间最高处的渴望，他的动机正是如此，就好像这是尽人皆知的真理。山顶热开始扩散开来。

***

瑞士。凌晨四点。天空清朗，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白昼是个高温天。我们从搭在冰川一处平地上的帐篷里出来，踏进寒冷的黑暗。头灯亮着，每人有一束小小的光锥照路。冰晶在光线中飘进飘出，仿佛一群浮游植物。月色格外好，但我们还是需要这些灯光，而它们的明亮又折损了我们在黑暗中的视力。关上灯后朝周围望去，先是一片漆黑，然后，周围的山峰渐渐对准焦点，就像在化学药水中逐渐显影的照片，影像逐渐鲜明起来。

群山中为首的，是西南方的纳德尔峰，还有它那身量稍小的近邻兰斯峰。两峰海拔都超过四千米，由一道城垛般的狭长山岭连接，这些山丘像冰雪岩石质地的冰冻海浪，有数千英尺之高——一场被地质力量终止的海啸。

黑暗中，就着头灯的强光，我们做好登山准备：迅速套上装备，将绳索打圈扎紧，把冰斧系到手臂上。不止一次，我在这样的时刻会想起为战争做准备的中世纪骑士，我们都遵循一套仪规，像扈从伺候主人一样帮对方穿上行装：反复确认搭扣和绳结已经捆扎停当，抽紧绑带，急切而轻声地发问。这感觉就像即将奔赴纳德尔峰顶的战场，多么激动人心。

我们在半明的天光里出发，慢慢穿越在这片石头巨浪底部绵延开去的冰川盆地。冰冻的积雪在脚下嘎吱作响，绳索拖在身后，偶尔被冰块绊住。南方更远处，我能看见两只“萤火虫”——那是一组更专业的登山者的头灯。他们直接攀上巨浪弧形的内侧，靠着冰斧和冰爪爬到三千英尺高的地方，脚下几乎没有岩石，完全是冰。他们大概是想快点行动，赶在阳光炽烈之前登上峰顶山脊，到时阳光会像喷灯一样烤化冰面，让冰踩在脚下如同黄油。

天很冷，也许只有零下十摄氏度。我感觉走得额头冒汗，但汗水立时冻住。抬起手来，能感觉皮肤上罩着薄薄一层冰，绷得紧紧的。身体的其他部位也结了冰：我的巴拉克拉瓦帽[巴拉克拉瓦帽源自一八五四年巴拉克拉瓦战役中英国骑兵为抵御寒冷海风而统一佩戴的羊毛帽子，后来发展为登山滑雪的装备。]冻成了钢盔，手套也像是铁打的。

现在首先要稳步穿过冰川盆地，然后从盆地另一侧爬上一座坡度渐陡的雪坡，到达温德约赫高山口，那儿因强劲扫荡的西北风而出名。两小时的跋涉后，夜色逐渐褪去，我们到达山口，果然强风呼啸。天越来越亮，我们在东北山脊上继续攀登。每块岩石都蒙着一层冰，反射着清晨的阳光，看上去滑溜溜的。山顶是一座由岩石和冰雪构成的锥体，看上去小巧轻盈。我们到达的时候，周遭的空气已经变得炎热。

我们双手交握枕在脑后，在暖风中躺了大约半个小时。我抹去脸上结晶的盐粒，朝四周望去。南边是另一座大山的坡面，山顶上鼓着一个个冰雪拱顶。拱顶后方的天空一片湛蓝，只有一大朵时时变幻的积云飘在空中。我抬眼望去，看着它仿佛从内部缓缓爆裂开，冒出众多光洁的浮饰，让本就交缠错乱的表面更加错综复杂。似乎我只要松开脑后的一只手，朝上伸去，就能抚过那云朵的表面，感受上面的每一个螺旋，每一道隆脊和沟谷。而向下望去，凌晨摸黑穿过的冰川盆地里毫无动静，好像一个空阔静止的巨大水池，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想一头扎下去。

哪怕是最狂热的平地拥趸也无法否认，高处有一个作用：它可以让你看得更远。从苏格兰西海岸的山顶上可以眺望大西洋，看到地球的弧度，瞧着海平线深色的边缘在两端偏折下去。从高加索山脉的厄尔布鲁士山顶，向西可以观望黑海，向东则可以看到里海。站在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上，说起整个世界，你开始高谈阔论，地形单元从郡县突然转变为国度：意大利在我左边，瑞士在右边，正前方是法国。真的，只要天气晴朗，唯一能限制你看得多远的只有你的视力。否则你完全可以拥有卫星般的视野，将天下一览无遗，成为一个无所不见的“我”——看着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谓“广阔的、包容万象的视觉空间”，又是激动，又是害怕。这样的感受永难忘怀。

雄奇的高山给你更宽阔的视野：顶峰的风景赋予你力量。可是从某方面说，它也在消减你。自我意识因为视野开拓得以增强，却也遭到打击——山顶凸显了时空的宏大与深远，相形之下自我如此渺小，备受威胁。一八七五年，在喜马拉雅山脉，旅行家兼探险家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对此深有体会：

夜里，身处这大山中，四周环绕着繁星般难以计数的闪烁冰峰，再抬头看看苍穹的深渊里，那些熊熊燃烧的伟大天体，你会意识到自然的存在茫无际涯，这感觉如此强烈，近乎痛切。我算什么？和巨大绵延的山脉相比，周遭的藏民算得了什么？而和众多恒星相比，这些山脉乃至整个太阳系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就是人类对高山持有的悖论：它提振又消减了人的精神。那些攀登高峰的人，一半爱着自己，一半恋着湮灭。

***

十八世纪逐渐增强的山顶崇拜，到十九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在欧洲到达顶峰。德国浪漫主义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有一幅作于一八一八年的风景画，通常被叫作《云海上的旅行者》（The Traveller above a Sea of Clouds）；拜贺卡行业所赐，如今它几乎尽人皆知。弗里德里希的《旅行者》为眼界卓绝的登山者绘制了一幅经典肖像，这一形象在浪漫主义艺术中十分普遍，但在今天看来，显得不合情理，甚至有点荒谬：小小的岩石山丘从主人公脚下的云彩里伸出来，而他的姿势也特别老套——抬起一只脚，像一个捕杀猛兽的猎人踏在死去的战利品那深陷的胸口上。不过这幅名画作为观念的结晶，多年来在西方的自我认知层面拥有巨大的象征力量，这个观念就是：站上山顶令人高贵，应受景仰。

就在弗里德里希画出这一经典形象前两年，约翰·济慈担心自己遇到了创作瓶颈。他认定高山可以让人放松心情，便在意欲创作时想象自己正身处高山上——可谓失眠数羊的浪漫主义版本。这办法还真管用，或者至少为他提供了一个写作主题：

踮着脚，我站上小丘之巅，

……凝望片刻，只觉轻盈自由

仿佛墨丘利鼓荡的双翅

长在了脚后跟：我无忧无虑

乐事如许，纷至沓来……

济慈认为，他阻塞的思路正需要高山来做一剂疏通药，至少想象一下也是有效的。这又一次证明山巅不仅是地理上的高处，也是精神上的宝地。[济慈攀登真正的高山时，却发现它们未必能顺从地提供灵感。一八一八年他试图登上湖区的一座山峰，关于这次旅行，我们读到的记录是：“我觉得自己本可以爬到顶上，可是一条腿不巧滑进了泥潭，败了兴。”这是想象的山峰和现实的山峰之间又一处无伤大雅的裂痕。——作者原注]雪莱同样深受高山特性的影响，他宣称“风，光，天空在我心中激荡起强烈的情感”。天空是雪莱诗中的独特元素（正如水之于拜伦）。他的文字朦胧优雅，一次又一次写到“高空”“劈开苍穹的锐利山峰”“白鼬皮毛般的雪”，以及“寒冷的天宇”——诗篇升华成灵气，雀跃着盘旋而上，直入虚空。一八一六年雪莱沿着霞慕尼和塞尔沃兹之间的道路，乘马车进入阿尔卑斯山地，第一眼，便为之倾倒。他幸而不用执缰赶车，得以睁大眼睛四顾群山。在一封著名的信中，雪莱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反应。“我从来不知道，也不曾想象，山峰是什么样子，”他写道，“这些高耸的山峰突然跃入眼帘，它们的宏伟巨大，激起如痴如醉的惊叹，甚或不无疯癫意味。”

站在今天的角度，不难看出高山何以如此吸引弗里德里希、济慈、雪莱等一众浪漫主义艺术家。它作为一种观念，完美契合了浪漫主义对个人的颂扬。顶峰是个人得以凸显、得以“出众”的地方。山峰还为浪漫主义的自由理念提供了图腾——有什么能比巅峰更明确地代表自由和开放呢？卢梭说：“人类并非生来就该在蚁冢里挤作一堆……人越聚集，越会相互腐蚀。”在城市化日益加剧的十九世纪，这番评论可谓切中时弊，振聋发聩。城市中满是商贾盗贼，但是群山！——群山里没有丝毫罪恶。困于闹市的灵魂不约而同地选择山巅作为解放的象征，它是浪漫主义田园梦的结晶，可以借此逃离破碎割裂、众人沉沦的都市。喧嚣闹市里你会感到孤独，在山巅却能找到独处的幽僻。

当然，也只有在山巅之上，幽僻之中，浪漫主义对沉思的喜好才能得到满足，并大受鼓舞。在浪漫主义文献中，我们一再看到旅行者惊呼，高山激发了崇高思想的喷涌而出。一八〇〇年，皮维尔·德·瑟南古[皮维尔·德·瑟南古（Pivery de Senancour，1770—1846），法国浪漫主义先驱。]宣称：“站在山巅的哲学家，灵魂中充满了怎样雄伟的奇观啊！”二十年前的霍勒斯-贝内迪克特·德·索绪尔则更加喜不自禁：“站在顶峰上的哲学家，灵魂中充满瑰丽奇观（即山脉），什么语言能够再现这种感受，描述这些想法呢？他似乎主宰着我们的星球，发现了地球运行的源头，至少是找到了影响它变革的主要动力。”浪漫主义的高山想象中融合了一种新的魅力元素：人只要登上高山，就几乎肯定能受到启示，获得精神和艺术的顿悟[关于阿尔卑斯山激发灵感的作用，最后也许得提一下瓦格纳。他把阿尔卑斯号角用到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的配乐里。歌剧首演之后，瓦格纳羞赧地说：“在宁静壮丽的瑞士，我看着金灿灿的美丽群山构思出来的作品都是杰作。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作者原注]。人们公认，山巅和那里的视角引发深思，唤醒创造力，无论从实际意义还是哲学意义上来说，在那里你都会不由自主地看得更远。从到英格兰北部丘陵野餐、顺便眺望伦敦城的维多利亚家庭，到朝着未登峰顶峰跋涉的登山先驱，所有登高者都多少受到一种信仰的吸引：高山不仅能让他们远眺，也必回报以深刻的内省；心景和风景都会向他们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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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六年，查尔斯·达尔文已经可以颇为自信地说：“每个人都必须体会高峰上的壮丽景色给予人心的欣喜和自豪。”而乔治·贝克莱一七一四年穿越群山时，对“恐怖的悬崖”尚且颇为不悦，这期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仅仅一个多世纪以后，高山已然让人联想到一大批迷人特征，它等同于远离喧嚣，等同于幽然独处，等同于精神和艺术上的顿悟。人们还认为高山能改善身体健康——高山上空气更洁净，可以做净化剂。约翰·丁达尔在一八七一年称：“山间的氧气必定饱含道德。”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欧洲阿尔卑斯高山中建起无数疗养院，结核病和哮喘病人纷纷入住，其中就有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出生于新西兰的英国作家，患有肺结核；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英国作家，患有肺结核。]。他们晒着山里的太阳，呼吸山间的空气，在晚餐桌上高谈阔论。当年我的曾外祖父被诊断出慢性支气管炎，医生建议他迁居瑞士。山里的空气没有奏效，他死于一九三四年，葬在一处能望见群峰的公墓里。不过正因如此，我的外祖父在瑞士长大，并在那里爱上了山峰，而我又从他那里继承了这份热爱。

到了十九世纪末，崇仰高山几乎是理所应当的了。那些不愿冒险进山，或负担不起旅行费用的欧洲人，可以有很多其他方式来获得登高体验。印着风景照片或版画的图书、报道远征活动的刊物、平价版浪漫主义诗集，都至少间接地为宅家者提供了登山细节和感受。跟随萨尔瓦托·罗萨和约瑟·德·蒙佩尔这样的早期欧陆山景画家，十九世纪的艺术家们，包括菲利普·德·卢泰尔堡、透纳、亚历山大·科曾斯和约翰·马丁等[萨尔瓦托·罗萨（Salvator Rosa，1615—1673），意大利巴洛克画家，以狂野的浪漫主义风景画闻名；约瑟·德·蒙佩尔（Josse de Momper，1564—1635），佛兰芒风景画家；菲利普·德·卢泰尔堡（Philippe de Loutherbourg，1740—1812），法裔英国画家、舞台设计师；亚历山大·科曾斯（Alexander Cozens，1717—1786），英国水彩风景画家。]，在画布上绘满了峭壁风景，用扭曲的比例、脱俗的视角和中断的地平线令观者不安，把他们拉进画面中令人眩晕的世界里。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莱斯特广场圆形大厅或斯特兰德大街上的全景画馆，观众们可以在光线暗淡的圆形中央平台上漫步，周围是一幅三百六十度全方位多灭点[灭点（vanishing-point）是透视画中平行线条向远处伸展的汇聚点。]勃朗峰巨画——一幅“阿尔卑斯全景”。在里头待上一两个钟头，观众的脑海中便充满令人惊叹的山景几何结构：闪光的冰雪，黑色的岩脊。阿尔卑斯全景追求的是高度写实，它确实做到了，据说很多参观者一下子迷失了方向，甚至感到晕眩。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后，被某位乘客称作“快乐速度”的火车让往返采尔马特的旅程从六十六天缩短到十四天，而托马斯·库克[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1808—1892），英国商人，创办了托马斯·库克父子旅行社，开创了现代旅游业。]先生（绰号“旅游界的拿破仑”）的生意更带大众去亲眼观赏马特洪峰。对于看惯了不列颠低矮天际线的英国人来说，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体验啊。

一种共同的情感传统代代相传，广为散播。牺牲在攀登路上的登山者、参加托马斯·库克公司旅行团去阿尔卑斯山的游客，以及只是读读登山报道、看看照片的市民，他们之间没有本质区别，不过是程度不同。人人都难以招架高山的蛊惑，人人也都参与施蛊。渴望关注的登山者和渴望高山的民众真是一拍即合。大众的想象长期以来对高山充满敌意，如今却渐渐染上一种新的高山症候：因为不在高山上而反胃呕吐。约翰·罗斯金承认自己在完全平坦的地方会感到“一种恶心和疼痛”，暗指的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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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二七年，刚从剑桥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约翰·奥尔乔（John Auldjo）听说阿尔卑斯山的种种之后非常激动，便去了霞慕尼，想成为第七个登上勃朗峰的英国人。到达镇上没多久，一个当地人就找到他，此人一七九一年在勃朗峰的岩崩中幸免于难，但头盖骨被严重砸伤。老人把自己凹陷的脑袋凑到奥尔乔面前，告诫他不要去登山。奥尔乔对此嗤之以鼻，不过他还是采取预防措施，雇了六名向导以保证自己安全登顶。

然而大批向导并不能让奥尔乔在山上免受折磨。登山路上，高原反应、体温过低、雪盲症和发作性睡眠病[发作性睡眠病是一种睡眠障碍，患者在日间过度嗜睡，会无预警地突然入睡。]接连袭来，下山途中又添上了中暑、消化不良、运动失调，乃至最后彻底昏倒。奥尔乔登上了顶峰，但完全是靠六名向导的共同努力才活了下来。失温最严重的时候，他完全无法动弹，是向导们依偎在他身边，用体温温暖他，他才得以走完最后几个钟头的下山路。奥尔乔步履蹒跚地回来了，霞慕尼的人像欢迎英雄一般迎接他。他整整休养了两天，才含泪与向导道别，启程返回伦敦。

一到伦敦，奥尔乔就把自己的登山经过详细记录下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记叙此行遭受的极大痛苦，另一部分描述山中的绝美风光。在痛苦这部分，他勇敢地承认攀登异常艰辛，天气又“冷得过分”。不过他同时宣称，勃朗峰顶的景色完全值得吃这么大苦头，因为它展现了“非凡的壮丽，让人目不暇接，要描述其雄壮，任何语言都力有不逮”。

在游记结尾，奥尔乔总结道：“区区简短记述，或可供受探险精神召唤、愿仿效一行的同道借鉴，但愿如此表述不被视为冒昧傲慢。”人们当然不认为这是冒昧傲慢，奥尔乔的游记结合了英勇的探险和崇高的感受，很受欢迎，他的书随即大卖。他的记述不仅让勃朗峰在大众想象中更加迷人，也普及了一种观念：风景——亦即他在峰顶看到的“非凡的壮丽”——值得押上性命去追寻。一八二八年之后，去各处登顶的英国人骤增，奥尔乔的书迷住了所有英国人的想象。

读者中有一位伦敦青年，名叫艾伯特·史密斯。奥尔乔的描写点燃了他的想象，令他大受触动，于是他也亲自前往霞慕尼登山。史密斯在一八五一年成功登顶，一路上的艰难困苦比偶像奥尔乔少得多。后来他以此为蓝本创作了畅销剧目，一八五三年三月在伦敦上演。勃朗峰的消息也传到美国，很多人读过史密斯的登山记录，又看了山顶无双美景的剧场版演绎，亨利·比恩（Henry Bean）就是其中一位。一八七〇年九月五日，比恩与美国朋友兰德尔先生（Mr Randall）、苏格兰教士乔治·麦克科肯戴尔（George MacCorkendale）结伴，又雇了三名脚夫和五名向导，出发攀登勃朗峰。

开头一切顺利。天空澄澈，一行人攀登无碍，晚间在大穆勒小木屋过夜，第二天早晨沐浴着暖阳再度出发。下午两点半，霞慕尼的人们从望远镜里看到他们登上山顶，随即调头，开始下山。这时，一片雷雨云包围上来，速度快得吓人，然后就看不见他们了。

现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之后出发，沿着比恩和兰德尔先生走过的路径上山，我们会穿过陡峭山麓上的茂密松林，踏过佩雷林斯冰川开裂的冰面。风暴团此时仍包围着山体，我们在这儿进入云层低处，紧张地快步穿过南针峰下回声荡漾的谷底，那儿不时有石块从两边滚下，好似枪炮齐射。最后我们会走入席卷勃朗峰顶的暴风雪，风狂雪骤，一旦进去，周围只剩下白茫茫一片。

就在这儿，在穹顶山口漠漠雪原上的某处，我们找到了比恩先生。他弓着身子蜷缩在雪洞里，那是他和一名脚夫用登山杖和冻僵的双手当铲子挖出来的。他坐在靠外一侧，面朝里，勉强握住一枚铅笔头，手指因为严重冻伤而发白发青，僵直难曲。人字呢衣服已经冻成一具硬壳，穿着它，任何行动都会变得困难。那名脚夫随他一起蹲坐在雪洞里，比恩靠着脚夫的背，在随身带进山的笔记本上，给妻子写下几句话。铅笔在纸上移动得很慢，很僵硬，粗糙的铅笔芯摩擦着粗糙的纸面，沙沙作响，在狂风怒号里却根本听不见。他接着先前的内容，继续写道：

九月六日，星期二。我登上了勃朗峰，和十个人一道——八名向导，麦克科肯戴尔先生和兰德尔先生。两点半到达顶峰，一下来就被雪云包围。我们在雪里挖出来的洞中过了一夜，只能勉强容身。我整晚都很不舒服。

九月七日，早晨。冷得要命。大雪不停地下。向导们没有歇息。

晚上。我亲爱的海茜，我们在勃朗峰上困了两天。周围是可怕的暴风雪，我们迷路了，此刻待在雪地里铲出来的一个洞里，海拔有一万五千英尺高。我对下山不抱任何希望了。

此时比恩先生的字迹变得更大，更为狂乱，也不再稳定：

或许人们会发现这个笔记本，把它交给你。没东西吃了，我的脚已经冻僵，我累极了，只有力气再写几个字。我留了点钱作为C的教育费，知道你会好好用的。我要死了，带着对上帝的信仰，和对你的眷恋。永别了。我们会再相逢……在天堂里。我一直惦念着你们。

***

这一连串事件既迷人又恐怖，因为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某种诱人又危险的高山观接力相传，直到最后以悲剧告终——就像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金银岛》里的那份“黑点”。这些事件表明，对于“高度”“景观”“顶峰”之类暧昧不明的观念，我们的情感态度是如何流传散布的。那些见到或登上阿尔卑斯山的人写下游记，激发约翰·奥尔乔去攀登勃朗峰；奥尔乔的记录激发了艾伯特·史密斯去效仿这一壮举；史密斯用登山经历排演了他风靡皮卡迪利大街的剧目，又激发成千上万人亲自跑去观赏勃朗峰。这些人当中就有亨利·比恩，他被引得抛下妻子，投身极大的冒险。奥尔乔和史密斯幸存下来，而比恩、麦克科肯戴尔、兰德尔和那八名无名的助手却命丧其间。所有这些人都在两股交织的理念的引诱下去往山中：其一是抽象的观念——登上山顶本身就很有价值；其二是相信顶峰上的风景，即奥尔乔笔下“非凡的壮丽”，美得让人甘冒生命危险上去一观。

和其他葬身山中的人一样——波别达峰顶那些冻僵的俄罗斯菩萨、外祖父上学路过的石碑所纪念的那对父子，把比恩送向死亡的是一些早在他死前多年就已经启动的感受方式。因为我们看待风景、对它们做出反应时，已然深受先行者的推动、指点和提醒，没有一场山难能脱离历史单独存在。我们也许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登山行为完全属于个人，但每个人其实都继承了一个复杂且多半隐匿的感觉王国：我们透过无数无名前辈的目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伊弗林在高山上意外发现的乐趣，弗里德里希画中站在石崖上的经典旅行者形象，雪莱空灵的诗作，奥尔乔在勃朗峰上如痴如醉的感受——所有这些合力重塑了人们对高山的想象。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万千民众依然无力抵抗登山家兼作家乔·辛普森（Joe Simpson）所说的“高山上诱人的宁静”：这就是登山运动那反向的重力作用，一种牵引你向上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