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〇年盛夏，霞慕尼的冰川中衣裙窸窣，很是热闹。在“冰海冰川”之上，阿尔卑斯的天宇之下——只有附近的针状群峰像优雅的宣礼塔一般，打断这天空的无垠，一些有男有女的小团体在冰原各处攀登。男的穿深色粗花呢衣裳，女士们则身着宽大黑裙，帽子边缘垂下平纹细布缝制的薄网纱，以呵护肌肤不为阿尔卑斯的骄阳所伤，这阳光会从冰面反射上来，晒伤鼻孔内侧和眼皮下缘。无论男女都足蹬防滑靴，每人紧握一根四五英尺长、底端镶着金属尖牙的登山杖。

每队都由一位向导照看，向导是霞慕尼人，会为游客指点冰川上的风景，也负责不让他们累倒，或掉入张开大口的冰隙（尽管不时还是有人掉下去）。在冰海冰川较低处，冰层断裂得最厉害，探险队伍沿着险峻的冰坡小心翼翼地向上攀登，两侧是蓝色深渊，游客向里面喊话，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从深渊中回荡上来，像歌剧里庄严的男低音。而到了冰川高处，接近巨人山口，太阳把冰雪融刻成一组奇异的造型，像传说中的动物或其他东西。“像古代神庙里残缺的塑像，”一位游客写道，“像新月，像张开翅膀的巨鸟，像龙虾的爪，像带角的鹿。”冰川表面散布着比房子还大的巨砾，当地人称，它们是雷电从四周山上劈下来的。有些游客每年夏天都来霞慕尼，他们喜欢观察自己最中意的那几块巨石在一年间往下游移动了多少。如果一连几天天晴，冰川表面会被太阳的光辉融化，只剩下巨砾下面的冰还高高扣在粗壮的寒冷基座上。胆大的人会在巨石的阴影里吃午饭——他们称之为冰川之桌，更大胆的则爬到平坦的石顶上用餐。

冰川上的裂隙引起游客极大的兴趣。妇女中胆子壮一些的会在腰上拴根绳子挪向裂隙边缘，更多则是由向导粗壮的手臂拉着。到了边上，她们可以朝冰隙里仔细端详，看看肮脏的白雪如何在更深处变了质地，颜色也转为一种半透明的蓝色；如果光从不同的角度射进去，还会变成深绿。装备更精良的，会掏出一个天空蓝度测定仪，来测量冰墙的色彩。她们已经用这个仪器测量过天空那非凡的蔚蓝，也测量过她们用登山杖在地上扎出来的小洞里漏进的淡蓝色光线。

到了晚上，游客们坐在英格兰酒店的炉火旁，交换冰上死难者的逸事：在格林德瓦冰川上，一个法国新教牧师滑进一处仅一人宽的狭窄冰隙，向导随后顺着绳子爬下去，发现牧师的遗体以别扭的姿势躺在冰窟一角，那冰窟“又壮丽又宽敞，地方很大，还有个雅致的拱顶”。或者讲起就在上一年，一名年轻女子被冰拱上掉下来的一大块冰压死，那冰拱标志着布瓦冰川的末端，每年都吸引大批游客前往。

对于那些不愿费那么大劲爬上冰海冰川的人，波松冰川就近在谷边，它越过山谷边缘，穿过坡上的深色松林一径向下——冬天这些树林可以制止雪崩，几乎一直延伸到霞慕尼和塞尔沃兹之间的公路。小溪夹带着泥沙，从冰川脚下流出，沿着它们在路北切割出来的沟渠汹涌而下，最终汇入罗讷河的源头碧水。

这里路边就盛产各种不可思议的事，来见证奇迹的小团体更加认定，没必要把自己弄得太累。穿着马裤的霞慕尼人会为他们指出奇迹所在——冰川推倒古老的松树，就像放倒小树苗，然后劈碎它们，仿佛它们只是些引火柴；日头高悬的炎热天气里，可以听到冰层吱嘎呻吟，宛如风暴中的红木船板；靠近末端的地方，冰川四分五裂，瓦解成上千个方尖碑似的冰柱。

很多游客都注意到，波松冰川的位置有些不对劲，怪吓人的。它缓慢而又猛烈地侵入山谷，比正常海拔低了好几里格[一里格约等于四点八公里。]。山民生活在这巨大冰团近乎恐怖的凶暴阴影之下：农人得估摸着冰川可能向哪里移动，盖小屋或楼房时好避开它的道。可冰川还是毁了很多人，因为他们日日喝冰川融水，导致结石撑破了肾，甲状腺肿块在颏下疯长。

当然这些对游客来说都不成问题，他们醉心于在阿尔卑斯山的灌木丛里搜索酸涩的小草莓，这些果实在冰的阴影里余烬一般发出微光。他们也热衷于寻找深蓝色的龙胆花丛，这种植物生长的地方离冰川常常仅几步之遥。毕竟，只要车夫一甩鞭子，游客的马车辚辚离开，驶向日内瓦、火车站或者没有冰川的英格兰，这些移动的巨冰激起的愉快惊恐很快就会被抛诸脑后，尽管故意诱发这种感觉正是游览霞慕尼的初衷。

也不是所有人都对冰川着迷。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一个怏怏不乐的游客在帝国饭店的留言簿上作了一首四行诗：“来一份塔托尼做的冰糕，拿走你的冰海冰川，我宁愿吃下他的冰和糕点，也不要再穿越那冰海一次。”那页留言簿现在已经快被翻烂了，因为这首小诗也成了一道风景——据传此人翌日死于贾丁附近的一场雪崩，小诗成了他的绝笔。

哪怕他没有像传说中那样去世，这一页也还是会引人注目，毕竟在一本边边角角都写满惊叹敬畏的留言簿里，这样的情绪太不寻常。帝国饭店的宾客留言簿和霞慕尼其他每家酒店的一样，都是冰川和险峰的纪念文集，“壮丽”和“崇高”这类字眼反复出现，正如白天在群峰之间的圆形凹地里回响着同样的称赞。对于大多数游客——无论是攀登者、闲逛者，还是旁观者，这些宏伟冰河带来的震撼都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深刻而长久的印痕。卡尔·贝德克尔的《瑞士游客手册》（Handbook for Travellers to Switzerland）从一八六三年开始便被每位去瑞士观光的游客列为必备参考书，他在前言中明确表示：“冰川是阿尔卑斯地区最显著的特点，是最纯净的蔚蓝坚冰构成的庞然大物。在瑞士，没有其他东西像冰川一样美得如此惊人又不可思议。”不过这是多么古怪的执迷啊——人们竟然迫切想要崇拜这些大冰块，并以站上这些冰块为乐，真是稀奇。

然而在那个受困于机械化和物质主义、因而十分渴望神秘的时代，冰川其实就是一些壮丽的谜团。人们对它们的历史和运动知之不多。没人确切知道它们如何在地上挪动庞大的身躯，也不知道它们到底是液体还是固体，抑或是难以归类的混合物质——既像液体一样流淌，又像固体一样开裂。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人们发现在地质史上的某些时段，冰川的分布显然远比如今更广泛。要证明这一点，只消看看遍布欧洲的被磨出深沟、磨得光滑的岩层，它们看上去好像被一种难以想象的巨力犁平。那些四散在地表的棱角分明的大石头也是明证，通常它们距来源地最近也有几十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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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二十二岁时参加过一次天山登山探险。这座高耸而偏僻的山脉向西越过中国边境，进入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我们进山乘坐的直升机是一个哐当作响的老家伙，它在地面短暂停留，放我们下来后，就又升入薄雾飞走了。

中国在我们东边，隔着一道优美的山脊；哈萨克斯坦在北边，掩藏在更庞大狰狞的山峰后面。我们缓缓向大本营跋涉，那里有一众帐篷和披屋聚集在伊内里切克冰川黑色的冰碛之上。

伊内里切克是世界第三大冰川——一条深深的冰河，楔入天山山脉大约五十英里。冰川呈Y形，字母上端分叉的两臂上，又有几十条支流冰川缓慢涌入；一些小冰瀑也为它供血，冰瀑之下，轿车大小的冰块以庄重的“步速”顺流而下。我在伊内里切克冰碛上住了几星期，晚上在帐篷里可以听见冰川上演着全套有声节目：岩板在冰川庞大体系的调整中发生位移，一片从另一片上滑过时的声音；冰与冰分开时，冰川深处传来的低吟声。詹姆斯·福布斯一八四三年描写勃朗峰时说得好：“一切都处在移动的前夜。”

与冰川的律动相比，我们在营地四周的行动——在面朝上的岩石上用一双巧手发纸牌啦，太阳下山后跺着脚保持暖和啦——就显得十分匆促，几乎无足轻重。不时也会来一场灾难，这是山脉在秀自己的手段：从冰瀑上断裂的巨大冰块发出的尖啸，或者雪崩的爆裂和倾泻声。

有一回，大白天从遥远的东边传来一阵轻微的撞击声，接着是低沉而响亮的咆哮声。我们抬头望去。从远处看，一切都像是懒洋洋的慢动作。感觉只有几分钟，雪崩就冲下了波别达峰的山坡。这场雪崩很大，是我见过最大的一场，几万吨积雪和石头无声滚落，在山坡底部撞上冰川，像一张白色地毯铺展开来。雪崩带下的粉尘碎石排空而起，在水平方向蔓延了近半英里，二十分钟之后这团白色的云烟还飘浮在冰川上空。我们知道西班牙探险队当时正在波别达峰北坡，不由喃喃祈愿他们平安无事，然后就又回去打牌了。

第一眼看去，冰川似乎了无生气，毫无趣味，吸引人的只是它们特有的荒凉和空无。它们看起来静止不变，像是被严寒和稀薄透明的空气冻住的照片，十八世纪的游客惯于将其与沙漠对比。但是和沙漠一样，只要仔细观察，冰川就会向你敞开。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如果他当年到纬度高一点的北方去看看，也会对冰川说同样的话。冰川也适用于那个古老的悖论——一种永恒的流动。

在伊内里切克冰川上，每当我走出冰碛，踏足冰面时，总会发现一些变化。冰川在一天里的每个时段都有不同的特点。在寒冷的早晨，它呈现出一种洁净的白色。中午时分，太阳将冰面雕刻成一丛丛很快凋零的小小冰树，每株都仅有几英寸高，形成一片银蓝相间的微型森林，在冰川上下绵延好几英里。下午的光线则深沉又明亮，照得冰面上的暗褐色大石头好似茶色的动物，也让洼地里汇集的融水黑漆般闪闪发亮。有一天晚上，我在冰川上时，天上开始飘下又大又沉的雪花，在风中四散。从头灯的光束向前看去，我觉得自己好像正在深空里高速移动。

黄昏是我在冰川上最喜欢的时段。太阳总是落得很快，突然就掉到起伏的山峰后面，所以日落很短暂——四十来分钟里，石头下的阴影迅速转浓，气温也骤然下降。在冰川边上，能感到寒冷正在将它封固，好进入漫漫长夜，而把手放在冰面上一两英寸的地方，能体会到寒气震荡起伏，宛如大理石一般。远处宽阔的融水洼上，冰贴着水面呈锯齿状凝结起来，然后逐渐转厚，最终变得像沉重的锅炉钢板一样，把更深处的水封在下面。我有一次弯下腰仔细琢磨凹处聚成的一洼浅水，在几分钟内，看着冰从水洼边缘参差爬入，然后在中间结成一片，像婴儿囟门闭合，又像一个微缩的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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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冰川并不只是十九世纪的一时风尚。早在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就有消息开始慢慢传回伦敦，说在欧洲腹地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现象：“海尔维第[海尔维第（Helvetia）是瑞士的旧称，源于古罗马时期居住在瑞士高原上的部落名称。]冰封的晶莹群山”。这些传闻中，最早的出自一位缪拉图斯先生（Mr Muraltus）的来信。这封信于一六七三年二月九日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的《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上，该学会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学术机构。和信一起刊出的，还有一幅占据整个版面的格林德瓦冰川低处的粗糙插图，图上大批冰雪尖峰正向下挺进一处峭壁环伺的山谷。“这冰山值得一观。”缪拉图斯在开头自信地写道。他接着又说：

山本身很高，每年还越来越多地侵入邻近的牧场，所到之处，伴随着巨大的爆裂声。冰雪崩裂时会形成大坑和洞穴，这在此地时时发生，但以酷热的盛夏尤为多见。暑天里猎人把打来的野味挂起来晾晒，以保存肉的香甜。阳光灿烂之时，四下望去，色彩斑斓，好似透过棱镜看出去一样。

这座间歇性毁坏周遭土地，还用“巨大的声响”声张自己企图的山；这座把阳光散射成七色，而自己会毫无征兆地崩裂成碎片的山——当时在伦敦，人们该是怎样看待它的呢？别忘了，伦敦人可是了解冰雪的——泰晤士河大半个冬天都结着冰，冰层厚到马车可以从兰贝斯桥一直驶到黑衣修士桥。但这是可控的冰，容易触到的冰。人们在冰的边缘搭帐篷；滑冰者可以到冰的中央划出“8”字形印痕，冰靴上结着小冰晶。和欧洲那座“蔓延成巨大裂隙，还以可怕的声响让整个地区害怕”的咄咄逼人的冰峰相比，伦敦的冰真是一头迥然不同的驯兽。

十八世纪初叶，冰川在英国已经声名远扬。一七〇八年十月十二日，威廉·伯内特（William Burnet，索尔兹伯里主教之子，与托马斯·伯内特无关）出手了。“我决定亲自去看看瑞士的冰山，”他写信给著名博物学家、时任英国皇家学会秘书的汉斯·斯隆博士（Dr Hans Sloane），后者把这封信发表在当年的学会《公报》上。“于是我去了格林德瓦，那是一座距伯尔尼两天路程的山。我在那里看到两山之间有一条冰河，分流成两支。冰河流经之处，从山顶直到山脚，都汹涌着巨大的冰堆，有些比圣保罗大教堂还要庞大。”

伯内特和之前的约翰·丹尼斯一样，都面临一个困难：要向他的读者，也就是伦敦那些科学家，描述一处他们从未见过的景象。他迁就读者选了个比喻，而对英国皇家学会那些久居都市的成员来说，没有什么比圣保罗大教堂更形象易懂了。一七〇八年，雷恩设计的圣保罗大教堂已经造了三十三年，还有两年就能竣工。每个伦敦人都见过它优雅的灰色穹顶如何为这座城市低矮的天际线添上弧形轮廓，提升了它的高度；每个伦敦人都惊叹于大教堂的体量。这下伯内特的读者对格林德瓦冰川像什么就有了很形象的画面——“一条冰河”，对它的尺寸也有了清楚认知——比雷恩的大教堂还大。冰冻河流这一形象，在之后好几十年里成为冰山的标准比喻，它如此贴切，毫不费力地进入了公众的想象。

然而，尽管伯内特提供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所做的却只是旁观。他从未想过走近巨冰，去触摸它们。直到三十年后，才会有一个英国人出于吹嘘自夸而涉足冰川，并写信回国，讲述此番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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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四一年夏，在日内瓦和霞慕尼之间的萨朗什小镇，六月的太阳刚开始给小麦和黑麦地染上明亮的颜色。田地附近，数顶白色帐篷组成了一个小营地。帐篷外面的桩子上拴着一对驮马，它们背上的驮篮鼓鼓囊囊，满载物资。天色渐晚，三个男人手持枪在边上站岗，费力朝越来越浓重的暮色里望去，好看住那些当地人，每半小时就有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围观过来。他们来窥看的那个年轻人偶尔会从其中一顶帐篷里掀起帆布厚门帘，出来营地逛一圈。他头上紧紧裹着头巾，身上罩着黎凡特君主式样的宽大袍子，腰里佩一把弯形匕首，匕首弧度和他脚上夸张的拖鞋相得益彰。他的朋友陪他散步，俩人看着围观者惊讶的脸，一起哈哈大笑。那几位看守习惯了东家的怪癖，对此一言不发，一心只在确保没有不安分的手溜进马背上的鞍囊。

这个冒牌苏丹就是理查德·波科克（Richard Pococke），一个旅行狂人，也是个志向远大的牧师。他的同伴是威廉·温德姆（William Windham），诺福克郡温德姆家族——一个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纪的家族——现任大家长威廉·温德姆的长子，也是兄弟中脾气最暴的一个。父亲对小温德姆很是恼怒，便把他送到日内瓦，希望他在那里学会政治世家子弟应有的仪容德行，可儿子只学会了嫖娼，还惹事打架，而且没落下任何可能的消遣。

是温德姆想去看霞慕尼的冰川——伦敦的二手传言不是说它们惊人极了？虽然日内瓦离冰川很近，却鲜少有人游览过，城里大多数忠实的加尔文宗信徒都相信，上帝认为霞慕尼目中无神的乡下山民应当受罚，于是造访在山民所居大地上流淌而过的冰河，叫他们染上一种发作缓慢却无法痊愈的瘟疫。没有人准备陪温德姆去冰川，直到他遇到理查德·波科克。波科克是一位绅士——温德姆在后来出版的探险记录中这样描述，他“从黎凡特和埃及旅行回来，刚刚抵达日内瓦，那两个国家他都深度游历过”。

两人兵精粮足，还有三个日内瓦侍从，一七四一年六月七日，他们带着一支小马队向霞慕尼出发了。先从日内瓦骑行四里格到博讷维尔，再从那里沿阿尔沃河行进，一路上两人“欣赏着各种宜人风光”。第一晚他们在萨朗什的田野里扎营，也就是在那里波科克扮成一个大人物，让当地人瞠目。（他这身衣服是从埃及带来的。一起带出来的还有一口棺材，里面装着一具从塞加拉弄来的木乃伊。他还带了一尊伊西斯石像。）

温德姆和波科克想涉足冰川的消息在山谷里传开了。他们骑马踏入午后勃朗峰投下的修长影子，就快到霞慕尼时，有一位修道院院长来访，劝他们相信这么做是愚蠢的。尽管第一眼看到冰川他们几乎毫无感觉——温德姆失望地发现，冰川的边缘“看上去就像是些白石头，更确切地说，像山上流下的水冻成的巨大冰柱，但他们还是不想改变心意。就像温德姆后来说的：“凭着力量和决心，我们决定去征服高山。”

两人带上兑了水的酒，用来在海拔高的地方提振精神。嘱托那几个日内瓦侍从留下来照看营地后，他们便出发从冰川边缘开始攀登，先是经过“好几个像房子那样大的冰块，一开始我们还以为是岩石”，然后又沉默着匆匆行过被雪崩摧毁的河道，那里的大冰块和粉碎的树干诉说着过境的暴力。五个小时艰辛且偶尔危险的攀爬之后，他们终于抵达一处高高的岬角。两人站在那里，凝视着眼前欢腾起伏的冰海，拔开瓶塞，薄酒相祝。

帕夏（pasha）是奥斯曼帝国行政体系里的高级官员，如总督和将军。波科克在萨朗什扮的就是一个类似的形象。 温德姆的探险记述发表在皇家学会的《公报》上，也刊登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其他一些学术期刊上，他的这番冒险举国皆知。理查德·波科克则似乎不想对自己的参与多说什么，他甚至都没有在自己的旅行回忆录第二卷里提到这场远征。波科克一七六五年在爱尔兰中风谢世，但他的声名比寿命长得多，一来因为冰海冰川上有一块缓慢移动的巨砾以他命名（当地人为了纪念这位他们最喜欢的帕夏 ，用锤子和凿子把他的名字刻上石头），二来是因为他在爱尔兰阿德布雷肯播下了一些黎巴嫩雪松的种子，它们的后代今天还屹立在那里，成为沼泽密布、树木稀少的土地上，一道出乎意料的深色垂直风景。

“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理解冰川，”温德姆写到冰川时说，“因为我没见过与它有丝毫相似的东西。”和早他三十年的伯内特一样，温德姆得把一种与他物毫不相似的东西“讲明白”——这是一种几乎击溃了所有现成比喻的景致。最终他用迂回的描述，借助另一种意象达到了目的。“最接近的，似乎是旅行者对格陵兰周遭大海的描述。”他写道，“你要想象眼前是一片狂风搅动的湖水，然后瞬间冻结。”这个比较选得高明。当时有少数旅行者出普利茅斯港向西航行，再折向北，前往北方未知的大片疆域，回来时带着奇闻：大海因寒冷而结冰，空气酷寒，呼出的气息都会冻住，掉在甲板上叮当作响——温德姆就利用了这样的旅行见闻。

温德姆的这个意象——一片躁动不安又冷冻成冰的水——后来成了描述冰海冰川甚至全世界所有冰川的标准说法。温德姆是第一个将冰川视作一种戛然而止的伟力的人，在他夸张记述的影响下，欧洲人越来越觉得高山与众不同，自成天地；在那里不同元素轮回转世：水变成冰，冰又变成水；那里的积雪藐视阿尔卑斯山的烈日，终年不化。三年后，法国工程师皮埃尔·马特尔（Pierre Martel）踏上相似的冰川之行，意欲描写所见时，却“想不出更合适的”意象。温德姆的比喻操控着马特尔对世界的解读，一切比喻都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一七六〇年，霍勒斯-贝内迪克特·德·索绪尔认定阿尔卑斯是一个新世界——一个“人间天堂”，于是开启了系统性的探索。他无疑读过温德姆的信，还去看了冰海冰川上的波科克巨石，要描绘冰川的面貌时，他便非常巧妙地援用了温德姆的意象。在德·索绪尔笔下，冰川看上去像“一片突然冻住的大海，不过并非在风暴正盛时结冻，而是凝固于风已平息、浪虽高却和缓平滑之际”。卡尔·贝德克尔在每一版瑞士旅行指南中都引用这段文字，于是在维多利亚时代，这个意象在千千万万前往冰川观赏盛景的人心中定了型：他们已经无法用别的方式来看待冰川了。生活在一个多世纪之前的温德姆仅仅用一个比喻就煽动起冰川游客的想象，又把他们的想象力都冻结了。

虽然“冰川”一词并未收入约翰逊博士一七五五年出版的大部头《词典》——后来它还是从法语正式挤入英语的，但“凌乱冰海”的概念从那时开始就抓住了很多英国人的想象，对他们而言，冰川的外貌与行动似乎正响应了某些强烈的文化需求。温德姆和波科克开了路，大批旅行者便兴高采烈地踏上朝圣之旅，去冰川，去勃朗峰——这座“白色高山”无疑是旧世界的最高峰，人们认为它的高度仅次于新大陆安第斯山脉的巨大山巅。

一七六五年，去霞慕尼旅行的人还只能借宿堂区神父的私宅，而到了一七八五年，那里已经建起三家颇具规模的客栈以招待每年夏季来观赏冰川的一千五百名游客。霞慕尼开始发展起来，当地人也收入颇丰。他们自制的蜂蜜澄清金黄，游客买走带回家，名声一直传到远在巴黎的老饕耳中。村民们会在家门口铺上毯子，摆上当地的自然珍宝，主要是化石和水晶——柱状的烟晶和白水晶、苔纹玛瑙、大块缟玛瑙穿成的项链、晶球、微小的碧玺，也有岩羚羊的角，以及带螺纹的山羊角，这里的山羊头上长着菊石一般螺旋盘起的犄角。

观看冰川的游客来自欧洲各地，但英国人无疑来得最多，也最狂热。一七七九年冬季，正在瑞士游览的歌德前往霞慕尼，想“踏上冰面，从近处细观这些庞然大物”。他“在波浪般起伏的晶莹悬崖上走了将近一百步”，才退回“坚实的土地”（一个世纪之后的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一位游客慌张地在酒店留言簿上写下一句双关俏皮话：“土地越越坚实，越少恐慌。”显然冰上之行让他惊魂未定[此处“坚实的土地”为拉丁文terra firma，后引申出双关语the more firma，the less terra，常用于表达飞行或航行后平安着陆的心情。该旅客写的原文the more firmer, the less terror应为现代英文转写，但他用more来修饰firmer的语法错误（译文处理为“越越坚实”），又凸显了他的紧张心情。]），继续向蒙坦弗特山攀登，那是一处岩石露头[露头（outcrop）是岩层、矿脉露出地面的部分。]，是观赏冰海冰川的最佳位置。歌德在那里遇到一个英国人，他只介绍说自己名叫布莱尔，没有说全名。他“在这个地点建起一座便利的小棚屋，可以和宾客从窗口观察这片冰海”。歌德在日志中记录说：“这是有多热爱冰雪奇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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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徒步穿越伊内里切克冰川南岔的人，也许不过数百。这是一段艰难的旅程。冰川中央陡然升起几百座冰丘，上面没有岩石做扶手或栏杆，只有圆弧状凸起的光滑坚冰。融水汇成碧流，汹涌咆哮，在冰丘脚下环绕，又突然消失在宽阔黝黑的落水洞里，这洞窟是水流在冰川上钻出来的。一座座冰丘之间连接着细细的蓝色冰垄，像屋脊上的瓦片一样呈圆弧状。我们像杂技演员走钢丝一般走过这些冰垄，张开双臂以保持平衡，然后一丝不苟地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前面。实在走不过去时，就绳降到溪谷里，跳过溪流，再凭借冰斧和冰爪重新向上，爬到下一座冰丘顶上。这处冰川宽仅两英里，穿越它却花了七个小时。天黑后，我们在一座山脚下的嶙峋岩石上支起帐篷，头顶的月亮扁平得像个白盘子。我时睡时醒，被稀薄的空气和坠落的幻觉惊扰，醒来时发现帐篷四处已经结上霜冻。

第二天，天空蔚蓝，寒冷的空气在阳光下无形地燃烧着。这是危险的天气——只消半小时，暴露在外的皮肤就会发红，然后一夜之间鼓出水泡。我们用力戴上手套，用几码长的平纹布薄纱把脑袋裹起来，再用绳子在眼前绑好冰川护目镜，然后静静沿着冰川北翼走了几英里。下午三点左右，到达一个面积有几英亩的冰川大湖后，我们在岸上扎营，把帐篷的短桩敲进湖边的蓝色冰面，用厚厚的冰碛石板压住帆布棚顶。一队参差的小冰山缓缓漂浮在湖面上，酷似周遭的顶峰。

支好帐篷，我们横七竖八地躺在湖畔温暖的岩石上，用页岩堆小塔玩。其他人去睡觉了。下午这个点，空气静止而炎热，我能看见热量像厚厚的胶水，呈波浪状在岩石上律动着。小冰山已经不动了。水面色似铁砧，平静如钢，仿佛我若尝试扎进湖水，就会像扔到冰上的一粒石子一样，从湖面上弹开。一方方金锭似的阳光洒在干净的湖底，只有它们吐露着湖的深浅，让眼睛能觉察出湖的维度。我坐起身，双臂环抱膝头贴在胸前，盯着湖水直看了像有好几个小时。坐在那儿，时间仿佛停止了。阳光好像岩化了风景和湖泊，唯有头顶上几英里高处，虚幻聚散的浮云还保有些许行动或节律，让人觉出时间在流逝，不然的话，我可以认为自己身处任何一个漫长的地质年代。那一刻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这炫目的冰面、黑色的石头组成的画面更永恒不变了——这是长存至今的景致，也必将继续长存。这景色远远超乎我之上，我只是碰巧到了那里，是一个真正无足轻重的旁观者。仅此而已。

然后，出人意料地下起雨来，饱满的雨点洒到我们坐着的浅灰色岩石上。雨划破空气，击打着石头，让湖水荡漾，看上去好似一片百合花田。

***

《圣经后典》[《圣经后典》（The Apocrypha）原是基督教《圣经》的组成部分，中世纪以后，新教徒将这部分作品排除在正典之外，称为后典。]中有几节，每个敬畏上帝的英国人读了都会脊背发凉。它清清楚楚描绘了一幅神明降罪的景象，以冰冷的死亡惩罚恶贯满盈的大地：“北方的硝石”笼罩、冰冻了世界。开头是这样的，坚决而狂暴：

当寒冷的北风呼啸。水凝成了冰，神将白霜倾泻到地上。霜冻在每片水面逗留，为它覆上一层胸铠。它吞没高山，冻伤旷野，野火一般焚尽碧草。

什么都逃不过这末世冰冻，它急切而残忍地消灭一切，威力堪比《启示录》里的可怕烈焰。

在十九世纪的一百年间，人们会渐渐意识到，《圣经后典》中这番全球冰灾的景象是真实存在过的。地质学将揭示，冰期在地球史上至少出现过一次，物理学则显示它在未来还会发生。十九世纪晚期的人们不得不接受一个观念：人类生活的时代处于两个冰期之间。这个观念太可怕也太彻底，大众的想象要花上几十年才消化得了，尤其是在气候温和、林木葱茏的英国。至少对基督徒来说，只有认为此事会成为一种神圣的净化，即通过严寒来涤罪，心中的恐惧才得以缓解。

珀西·雪莱在一八一六年名存实亡的夏天[一八一六年，北半球天气极其反常，欧洲、亚洲和北美均出现夏日飞霜的奇景，这一年被称为“无夏之年”。]去了萨瓦的冰川，却并未用这层宗教绝缘体来保暖。柯勒律治曾在《日出之前的赞歌，于霞慕尼山谷》（“Hymn before Sunrise in the Vale of Chaumoni”）的序言中问：“谁能在这奇观之谷中做一个无神论者呢？谁又愿意呢？”七月中旬，雪莱抵达霞慕尼，在酒店宾客留言簿上签下名字的是Atheos，即“无神论者”，以此来回应柯勒律治自信满满的提问。

抵达当日，雪莱在傍晚去了波松冰川。阿尔卑斯山之行遇到的各种自然形态中，冰川似乎对他影响最深。他给小说家朋友托马斯·洛夫·皮科克（Thomas Love Peacock）写了两封饱含深思的长信，讲述山间经历。信中的想法值得在这里大段引用，一来因为这两封信后来出版了，在英国广为流传；二来因为信中惊人地预见到未来冰期的情景，这幅景象一直萦绕在十九世纪后期人们的想象中：

（冰川）持续涌入山谷，行进缓慢却不可阻挡，沿途毁坏牧场和四周的森林，干着它千百年来的活计——制造荒芜。这活儿如果交给一道熔岩巨流，一个小时就能完成，但冰川会造成更无可挽回的后果：冰川所经之处，最耐寒的植物也不再生长……冰川不断前行……它们从出发地一路拖来各式山体残骸、巨大的石块和堆积成庞然大物的沙土石子……原先长在冰石交界处的松树被放倒碾碎，四散在冰川基部。近在冰隙边缘，几株枝条全无的树干还站在连根翻起的泥土里，样子有种无法形容的恐怖。

如果形成这冰川的积雪必然会积得更多，如果山谷里的温度不足以妨碍这业已侵入的巨大冰体的恒久存在，那么结果很明显，冰川会扩张，并一直存在，至少会存在到它挤满整个山谷的那一天。

我不会追问布封那崇高而悲观的论点——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会在将来某天，被来自极地或各处高山顶峰的冰雪侵占，变成一大块结了霜的土地——

雪莱就这样絮絮不休地铺陈着这个噩梦——世界变成一片冰雪坟场。他写信时想过日后会发表，言辞也偶尔故作夸张，然而心中被冰川搅起的忧虑不安无疑是真实的。他想，只要时间够长，世间没有什么能阻止这些不断前行的冰川越出正当的憩所，泛滥到谷中，与冰帽联手把世界包裹到冰层里。而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地质科学最近发现时间无穷无尽。

这番地球冰冻的未来景象，在一八一六年夏天显得格外可信。上一年，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爆发，升起的尘土和火山灰烟雾被信风带往世界各地。残渣微粒混合成怪异的形状，飘浮在欧洲和美洲上空，有时还会上演飞舞的光影秀，就和极地探险者经常描述的极光景象差不多。尽管白天比往年冷得多，血红的晚霞却又日日可见，就像透纳的风景画一般。全球气温最低时下降了两摄氏度，庄稼歉收，成千上万人冻馁而死。那年没有夏天。甚至连太阳也像被扰乱了一般——大颗太阳黑子肉眼可见，在伦敦的大街上，人们眯着眼睛，抬头透过小片烟色玻璃观察它们。

无怪乎在那个出奇寒冷的七月的一天，世界末日在雪莱的想象中就是冰川使然。拜伦那年夏天和雪莱一起在欧洲大陆度假，他也从“冰川那躁动的寒冷巨体/日复一日向前挪移”中看到了一种可怕的势不可当。漫天笼罩的灰尘也让他心中升起一幅相似的冻毙景象：冰雪把世界变成不毛之地，它已不再是人类的家园。他的名诗《黑暗》（“Darkness”）就作于那年夏天，这首诗这样开头：

我做了一个梦，又不全是梦

明艳的太阳熄灭了，群星

在永恒的太空中摸黑游走

毫无光彩，没有轨道，而冰封的地球

盲了眼，暗了身子，在无月的空中摇荡

当然有人对雪莱和拜伦的“世界速冻”图景嗤之以鼻，认为那不过是诗人闲得发慌，假想出来的。然而，后来的科学发现证明，他们的想象并非伤春悲秋，反而准确得可怕。

冰期的观念并不是慢慢普及到人们的文化观念中的，它突如其来，仿佛一艘邮轮出人意料地进了港。人们普遍认为，让大众知道冰期的人是瑞士科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此人充满幻想，性情古怪，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涉足萌芽的冰川学之前，曾是个小有名气的古生物学家。为了更好地开展研究，他在伯尔尼高地上建了简陋的实验室：一间坐落在温特拉冰川页岩冰碛地上的小木屋。后来这间木屋本身也成了他冰川运动试验的一部分——它随着岩石地基被冰川带下山，每年帝王般地走上了不起的三百四十九英尺（阿加西斯算过），直到于一八四〇年春天坍塌，当时里面没住人。（那年夏天阿加西斯去往这间实验室，却只发现一堆瓦砾，有趣的是，四散的残片开始向不同方向移动。他只能另找住处。）

就是在这片高地上，阿加西斯的惊人论断成形了：冰川一度范围广阔。“自从见到冰川，”他在给一位英国地质学家的信中写道，“我的性情也变得如冰雪般冷酷，我想让整个地球表面都盖满坚冰，先前的生灵全被冻死。”这并非随便吹嘘，一八四〇年阿加西斯出版了《冰川研究》（Études sur les Glaciers），英国人叫它“冰书”，传说这本书是在高涨的创作热情中一晚上写就的。那年夏天他去英国游历，开讲座阐释自己激进的新理论：仅仅一万四千年前，欧洲，甚至很可能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还包裹在厚厚的冰层里。在阿加西斯看来，阿尔卑斯山的冰川当时大范围扩张，北极的冰帽则向南跨越很多纬度，一路挖掘、剥离、重塑、扫荡东欧的平原，让山冈谷地同样遍布冰川。布封那崇高而阴郁的理论被证实了，至少可以用来解释发生过的情形。

阿加西斯秉持着科学严谨的目的，文风却和他的性格一样富于戏剧性，这从他一八四一年为《爱丁堡新语言学期刊》（Edinburgh New Philological Journal）写的一篇文章中可见一斑。他在文中宣称，地球曾被抛入——

一种哪怕今日的极地也几乎无法产生的气候——突然降临的冻僵一切生命的严寒。世间已无处庇护生灵躲过这无所不在的寒冷。无论逃到哪里，山洞（多少生灵曾在洞中藏身）还是树丛，任何地方，它们终将屈服于酷寒毁灭性的威力……一层冰壳很快笼罩地球表面，用它僵硬的斗篷裹住生物的遗骸，这些生灵片刻之前还活蹦乱跳……地球上一切有机物都被毁灭了。

对于深受“崇高说”影响的维多利亚早期时代的人来说，阿加西斯的图景足以让他们打个激灵，其毁灭之彻底，让人胆战心惊。冰雪竟曾把生命逼到最后的藏身之所，摧毁“一切有机物”，重写了大地的面貌。人们最初认为阿加西斯的提议荒诞不经，对此不屑一顾，然而他有目击证据——带有条痕的岩石、嶙峋的漂砾、令人费解的冰碛，让人无话可说。渐渐地，他获得了一些支持。阿加西斯在格拉斯哥做了一场演讲之后，一位苏格兰科学家写信告诉他：“您让这里所有的地质学家都为冰川疯狂，他们正将大不列颠变成一座冰窖。”

今天我们很难理解，冰期这一观念怎样猛烈改写了十九世纪的世界观。它几乎影响到每一个科学学科——博物学、化学、物理学，还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类学、博物学和神学的许多方面。更直接的后果是，人们得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去审视熟悉的风景。在威尔士的兰贝里斯，在湖区的温德米尔，在凯恩戈姆山脉或者瑞士，人们现在都可以看到冰川经过的证据：挖空的凹地、U形山谷、巨大的砾石，以及由冰川运动塑造的刀刃般的山脊。约翰·罗斯金在《现代画家》第四卷中描写道，阿尔卑斯的山谷中“还能看到古代冰川的踪迹……它们可以说是冰川的脚印，历历可辨，就像一匹马行过松软的泥路，在上面留下的蹄印一样清晰”。罗斯金的这个意象——冰川就像马，坚硬的山脉像松软的泥路——让遥远的古代一下子近在眼前，将幽深的过往坍缩为人们熟知的当下。

冰川成了大新闻。当时的文化评论大家，像罗斯金、约翰·丁达尔，纷纷探讨起它们的重要性，各类季刊上则登载着关于冰川移动原因及其冰层确切物理属性的讨论。怀着结束这些琐碎纷争的愿望，性情沉稳的约翰·罗斯金断言冰川不过是“一大堆积聚的冰激凌倒在山顶上，一路流到了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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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四十到七十年代，大量专栏版面贡献给了冰川，加之冰期的发现，去冰山考察观光者大增，人人热望目睹这些塑造了地球表面的巨大冰块。就像丁达尔说的：“今天的小冰川和冰期的大块头比起来，不过是些小矮人。”但那也不错呀，动用想象把矮人放大成巨人，也颇令人愉悦。去苏格兰峡谷的游客想象着，这些幽谷由早已融化的冰川雕刻而成；赶往阿尔卑斯山现存冰川的人则可以遥想当年风貌：那可都是覆盖着地球的浩大冰河。

而让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人深深惊恐的——雪莱就被吓到了——是冰期可能再度降临，这回就是灾难了。一八六二年，物理学家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开尔文勋爵）发表了一个观点，认为太阳已无法更新能量，正在冷却。不仅“太阳底下无新事”，连太阳自己都不再新鲜，正一天天老去。由于熵正在缓慢而不可逆转地渗漏，太阳系已经被判极刑——“热寂”。这是布封星云假说的又一个版本，只是这次不是地球在冷却，而是地球的明灯和暖炉——太阳。科学已经证明，宇宙能量瓦数有限，脉冲渐弱，冰封的地球终将在未来某天盲了眼，暗了身子，在太空中摇荡。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太阳物理学就在维多利亚时代口齿伶俐的英国人中成了热门话题。开尔文的发现［直到二十世纪初叶，卢瑟福（Rutherford）发表了有关放射性镭盐的新发现后，才被证伪］制造了一个宇宙性的寒冬——另一个冰期，鉴于历史，可预知其必会到来。地球的两极，那“晶莹的大陆”，当时尚不可及，但阿尔卑斯山、高加索山、喀喇昆仑山的冰川，还是能让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直面灭绝的恐惧，了解未来的死法。他们感受到的惊恐畏怯，和如今我们参观弹头森列、寒光闪闪的核武器库产生的感觉如出一辙。是啊，冰期重临就是他们的核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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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翻阅约翰·罗斯金《作品》（Works）三十九卷中的第二卷时，第一次看到他描绘布瓦冰川的画作，此人之勤奋令我震撼。这是一幅惊人的素描。罗斯金拿定主意：坚冰本身的形式质地是无法复现的，在它面前传统现实主义束手无策，不如转而描摹观察者和被观察物体的关系，要表现的不是冰本身的样子，而是他看到的样子——他要画出自己对世界的感知。

一八四二年，罗斯金推崇的画家透纳完成了画作《暴风雪：汽船于浅水中发出信号，在引领下驶离港口》（Snow Storm: Steamboat off a Harbour's Mouth Making Signals in Shallow Water, and Going by the Lead），这是他最出色的帆布油画之一。乍看之下，画中并没有汽船，只有暴风雪。画面上，暗沉的颜色旋转着，一片黏稠的乌云打着旋倾斜而上，直到变得垂直。要看上几秒，再加上标题的提示，才能看到汽船，很难从海浪的泡沫中看到它圆圆的深色明轮，锅炉的火焰也仅将小小一方汹涌的海面染成金色。一旦看到汽船，就能明白，那棕黑色的并非雷暴云砧上伸下的风暴长臂，而是大烟囱喷出的滚滚向上的浓烟。最终，你可以在旋涡正中认出拯救的希望——一丝蓝色，这是风暴染了色的虹膜，眼睛般的一个小孔，从中能瞥到晴朗的好天气。那片缺口很小，还不够补荷兰人的裤子[荷兰水手常穿十分宽大的蓝色裤子，由此延伸出该谚语。出海时，如果天空中出现蓝天，大到足够补水手的裤子，就预兆着会有好天气出现。]，但毕竟是蓝天。

罗斯金的冰川素描显然模仿了透纳描绘的暴风雪，同样能感觉到猛烈的旋涡和向心力。风扬起松散的冰雪颗粒，形成雪粉，呜呜扫过每一处表面。图中，一只山鸦或乌鸦从这处黑洞表面飞过，那儿还有一根粗糙的老树干，鸟儿和树干显然正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太阳那辐射状的微弱光束里。甚至连左下角罗斯金的签名都在这引力下弯曲了，末端被拽着朝充满牵引力的画面而去。背景中耸立着山脉的轮廓，像片片白色刀锋，与冰川尖锐的表面遥相呼应。在这幅画里，罗斯金抓住了置身冰川之中的感受，比我所知的任何一位画家都要准确。他把冰川那静止与巨力的矛盾精彩地糅合到一处。在冰川上，人们时时能意识到静中之动，正如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观察阿尔卑斯山中一处冰河时所说：“那里给人一种行动被打断的感觉。”

我掉进过冰隙一次。那时我正走在瑞士一座被雪覆盖的冰川上，吹着大门乐队《突破到另一边》（“Break on through to the Other Side”）的调子——我爬山的时候常常吹口哨。我还真的突破到了另一边，先是听到嘎吱一声，然后感到脚下一阵塌陷，好像踩开了一扇活板门。

我垂直掉了下去，卡在肚子那里，只觉得肺里的空气在下坠时被猛地挤出来。下半身进入了另一个自然环境，那里很冷，比上面冷得多。我的双脚穿着靴子和冰爪，感觉很沉，腾空踢蹬着，直到我意识到那样会让我掉下去，于是由它们垂着，脚趾朝下，双臂张开，穿过冰隙顶上的雪层。我能感觉到下方未知的深渊，一股可怕的眩晕攫住了我。这和十三岁时一次遇险的感觉一模一样。那时我从游艇边缘跳进海里，船已经开出科西嘉岛数英里远，底下是一道海沟，地图上标着有四千英尺深。海水澄碧，我和弟弟朝海里扔了两枚银色分币，然后戴着潜水面具，在水里看它们缓缓翻了个跟斗，正面朝下，沉了像有几小时之久。突然我被惊恐抓住了，带着失去浮力的恐惧，无助地扑腾着跟着硬币沉下去。是父亲把我从水里拽出来的，他用双手托住我的腋下，一个流畅的动作就把我捞了起来，身后拖出一道海水的尾巴。

登山伙伴把我从冰川里拽出来，像从泳池里拖出一具尸首，样子毫不优雅；而我躺在雪地里大口喘气，几乎吓得哮喘发作。那天夜里，在阿尔卑斯山的一间棚屋里，我很安全，却睡不着，床垫很薄，睡在边上的登山者们不住地翻身。我的思绪又回到了白天发生的事，尽情遨游在假想中。如果我掉下冰隙，冰川肯定会照常行进，就像我没掉下去一样。它的内部机制会将我的尸体消灭。如果我像那位法国新教牧师那样，掉进一处“壮丽又宽敞的”冰隙，几个月后，冰隙两壁就会缩拢，空间会从舞厅大小缩小到卧室大小，再到壁橱那么大，最后变成一具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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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川融合了两个对十九世纪人们的想象来说特别刺激的概念：巨大的力量和恒久的时间。在《萨瓦的阿尔卑斯山游记》（Travels through the Alps of Savoy）中，苏格兰冰川学家詹姆斯·福布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第二个方面。“冰川是一幅无尽的画卷，”他写道，“是时光之流，事件接连镌刻到它无瑕的底子上，年代之久，远远超出活人的记忆。假设一条冰川的长度大约是二十英里，每年行进五百英尺，那么如今从它表面卸载到目的地冰碛上的巨石，可能在查尔斯一世统治的年代就从源头出发了！”因此，沿着冰川“宽敞闪亮的大道”走，就是在时光中回溯；下到冰隙中，则是去邂逅南北战争正酣时沉积的冰层。看到宏大的雪崩或冰崩，更不啻目睹无数时代的崩塌，就像十九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英国贵族、士兵罗伯特·克尔·波特（Robert Ker Porter）在高加索山游览时见到的那样：“数个世纪的冰雪倾泻而下，无边无际又支离破碎！”冰川和周遭的群山迫使人类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也必须以不同的速度思考。

马克·吐温一八七八年携家人去瑞士，在那儿有一桩趣事。他们攀登到采尔马特山谷东侧高处，然后考虑沿最简单的路线下去。马克·吐温在《海外浪游记》中回忆道：

我决定取道伟大的戈尔纳冰川回采尔马特。我沿着陡峭而单调的骡马道踏上征程，尽可能在冰川中间占个好位置，因为贝德克尔说中间部分速度最快。不过为了经济起见，我还是将一些较重的行李放在冰川近岸的部分，就当是搭载货运慢车。我等啊等，冰川却没动静。夜晚快到了，天黑下来，我们还是纹丝不动。这时我突然想到，也许贝德克尔旅行指南上有时刻表，还是查一下发车时间为好。我很快在指南上找到一句话，一切真相大白。它说：“戈尔纳冰川以平均每天不到一英寸的速度前进。”我很少感到如此愤慨，罕有人如此肆意地辜负我的信任！我大略算了一下：一天一英寸，那么一年是三十英尺；这里到采尔马特估计是三又十八分之一英里，乘着冰川去那儿需要五百年多一点！这冰川的客运部分，也就是中间部分——可以说是闪电快车部分——直到二三七八年夏天才能到达采尔马特，而行李所搭乘的慢的那端，还要再过上几代才能抵达……我认为，作为一种客运交通工具，冰川是失败的……

马克·吐温以惯有的迷人谐谑，讽刺了一种开始变得主流的自然观：我们期望自然服从我们，和我们步调一致，不然的话就用技术压倒它，让它自有的节奏不再必要。对速度的需求促使我们在所有事物中推崇那些高效的、动力十足的，这使得我们加速向前，不再与自然世界同步。

然而缓慢和静止自有其好处，自有其美感，幸而我们时不时还能看到这一点。早春的一天，我搭乘一辆小巴士出了北京城。车向北行，经过冰封的密云水库（那是北京的主要供水源，这个时候还是大片大片的银色冰面），驶上一片起伏的地带，长城就在它狭窄的山岭上绵延。三小时之后，巴士驶下柏油路，一个急转弯，吃力地拐上一条碎石小道。

终于，车在一处峡谷背阴的谷底停了下来。我们上方，峡谷北壁高处，有一座低矮的瞭望塔，八百年来一直监视着周围的土地。一道冰冻的瀑布从峡谷边缘垂下，浊水凝成的黄色冰块呈粗管状，有三四百英尺高，粗管之间是清水结成的蓝色冰条。整面冰瀑看上去就像一架哥特式管风琴，管身和风口夸张地向上向外伸展出来。空气很暖和，融水从冰柱底端淌下，汇成连绵的细流。

我们绑好冰爪，每人抓起一对冰斧，在冰瀑上攀登了一整天。一次休息中，我卸下登山装备，爬下去探究这瀑布投入的冰冻河流。斜着看去，蓝莹莹的冰面上有一条条银色隆脊。我一下子跳到上面。

岸边石头间填满的冰呈急瀑般的乳白色。常驻河道当中的大石块在夏天会形成漩涡和急流，这会儿则被光滑透明的冰面包围着。透过冰望下去，我可以看出河的深浅，标志物就是悬停在冰里的白桦树叶，以及珍珠般成串上浮的饱满的白色气泡。突然哐当一声，我抬头一看，一头水貂从河流一侧的阴影里蹿了出来，敏捷地跳过潮湿的冰面，飞快跑下河另一侧的平坦石头，然后不见了。它在石头上留下湿漉漉的爪印，如同黑色的转印贴花；在干燥的空气中爪印很快淡去，石头又恢复了原本的颜色。

冰冻的瀑布和暂停的河流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是因为一个平常绝对汹涌澎湃的事物却在此时变得绝对静止。也许，我们对速度日趋浓厚的执念，与心中的末世观有关，这是现代特有的观念，我们总是隐隐感觉大难在即，要么是冰（太阳消亡），要么是火（核屠杀）。我一直对此感到好奇，但没发现谁有同感，直到通览泰奥菲尔·戈蒂耶的报道时发现了一篇一八八四年的文章：

世界各国人民在同一个短暂瞬间开始疯狂渴望快速旅行，这多么奇怪啊。民谣里唱：“死人走得快。”难道我们都死了？抑或是某种地球行将灭亡的不祥预感，支配着我们迅速增加交通手段，以便在所剩无几的时间里行遍这星球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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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川因其缓慢无情而恐怖，又沉甸甸满载历史，还充满惊险刺激的危险（至少在时人通常的想象中如此），无怪乎它在十九世纪吸引了那么多热切的游客前往。最重要的是，冰川让人置身一片彻底不同的地方。正如罗斯金在文中赞赏兹姆特冰川时所说：“整幅画面如此永恒而阒然，不仅脱离人而存在，甚至也超出了人类的想象。”一八二八年约翰·默里和妻子长途跋涉，进入塔雷弗雷冰川腹地。他们在七十英尺高的冰棱锥间席地而坐，大口喝着白兰地，思索所处之境的壮丽：

在这庄严僻静的冰雪中，除了我们自己的声响，再无别的声音。死一般的寂静笼罩四野，间隔很久才会被轰鸣的喧哗声打破，宣告远处发生了雪崩，或是威猛的冰川在撕裂着什么。在这巨大的露天剧场里，雪山环绕，到处能看到针状峰的尖顶刺向天空，永恒的冬天、数个世纪积累起来的白雪、破裂滚落的岩石，以及这可怕荒凉的所有壮丽化身统治着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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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僻、死寂、贫瘠、枯索、蛮荒——这些就是这片风景的质地，浪漫主义却将它变得如此引人入胜。极地荒原才是这类风景的表率，但是在十九世纪，只有最坚定不移且资金充裕的人才得以亲近极地，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而欧洲、南美洲和亚洲的冰川提供了最近似极地的环境。人们前往冰川——他们今天仍然去那儿，我也去过，成千上万的人去观赏盛景，数十人会命丧其间。他们涌向坚冰，吸引他们的是和冰川一样在悠久时光中积攒起来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