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自拓跋珪398年十二月即皇帝位，至冯太后476年获得最高权力，此时已经接近八十年了。这近八十年来，北魏往前走了很多步。

第一代拓跋珪将河北、山西彻底打下来了，灭燕的巨大胜利不仅让活下来的北魏军团抢得盆满钵满，也给拓跋珪带来全族史无前例的巨大威望。通过利益的收买和军功的威望，拓跋珪能够强力推行“离散诸部，分土定居”，成立了平城京畿地区。

拓跋珪站在苻坚和慕容垂的肩膀上完成了混一诸胡的任务，不管你从前是匈奴、柔然、丁零还是东夷，从此有了一个共同的称谓——代人。

随后又采用了五等爵制度，团结了代人集团，并且亲自弄死了能力非常强的弟弟拓跋仪和一群功高震主的大佬，给“父死子继”开了个头。

第二代拓跋嗣主要就干了一件事：解决继承权的问题。

他一辈子都在想方设法让兄弟去死，帮儿子上位，真真正正地做到了为把皇位传给儿子什么事都能干出来。

拓跋嗣通过太子监国这一制度将父死子继的继承权制度牢牢地夯实了，再不是兄终弟及了，拓跋焘死的时候宗室接班根本就没进入讨论序列。

第三代拓跋焘带领代人集团开始突飞猛进，雄才大略的他将整个北境统一，并将六镇设立完毕，从而使马匹的供应源源不断，拿下凉州，将汉化的硬件都给配好了，一口气打崩了南朝的心理防线。

第四代拓跋濬休养生息，在常太后的稳定加持下接住了拓跋焘征战三十年后的北魏朝堂。

第五代拓跋弘，或者说在冯太后所掌控的权力游戏的上半场，趁着刘宋内乱，将山东和淮北彻底拿到了手。

北魏的疆域在扩大，代人集团的文化素质在西凉的文化加持下也不断提升，在这近八十年里北魏硕果累累。

不过北魏内部的制度建设却没有走太远，平城解决了混一诸胡的问题，但没有在混一胡汉的路上走得更远。

太行以北是一套思路，太行以南是一套思路。

对于传统汉地的治理技术，对于控制汉人的礼乐制度和编户齐民以及信仰融入，北魏其实并没有下功夫去做，或者说，根本没找到太好的办法。朝廷摸不清具体的人口和土地，管理起来相当粗犷。

北魏太宗拓跋嗣时代，拓跋嗣在418年调军粮时就一户征收五十石了。到了太上皇拓跋弘时代，拓跋弘在473年调军粮还是一户五十石。

每户五十石，这是个相当吓人的税收数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赋税的征收依旧相当暴力没有变化。

北魏为什么要收这么高的税？

因为官员下乡看见一个村子，看上去有上万口人，但一问村长就只有十来户，他们摸不清人口，也查不清土地，要是进村硬抢，可能就被打死在里面了。不过，虽然地头蛇很强，但他还是害怕官员调军队来村子里，所以他也不敢跟官员太不对付。

崔浩作为狗腿子当年是这么劝阻拓跋嗣不要迁都邺城的：“河北人一直以为咱们人口、牲畜众多，号称‘牛毛之众’，现在如果迁都，河北诸州分配不了多少人，大家一看我们就那么点家底，也没什么可怕的，就会看不起我们，赫连勃勃和柔然也会来找我们的麻烦，到时候太行以西非我们所有。如果不迁都，就算山东有什么变化，咱们也能轻骑南出耀武扬威，河北人不知咱们的虚实，自然畏服我们，这是长远的方略。”

没有骑墙者，怎么可能统治另一个民族。只有自己人，才能知道自己的死穴在哪里。

北魏的官员仗着平城的巨大威慑，于是狮子大开口对村长说：“你们村估一个数，每户五十石。不能便宜了你们，但我也尊重你作为村长的独立自主权，因为我不能动不动就向上级汇报来屠村。”双方各让一步，就这样官方与地方村镇互相妥协了好几十年。

对于北境游牧民族则是老打法：征伐、控制。八十年过去了，北魏标标准准地就是个马背上的王朝，每年带着代人集团去扫荡一通，抢牧奴，抢马源。

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北魏始终有着强大的战斗力，并因此能形成巨大的武力震慑，从而不断攫取到南面的财富吓唬汉人交租，这其实有点后面辽国的“一国两制”思路。

但这也有一个隐患，就是汉人在和平时代的总量爆发力：能生产，能劳动，只要给汉人一个稳定的生产经营环境，每隔几年就能创造出一堆伟大的成果。

随着南面的承平日久，人口和财富都会爆炸性地增长，届时太行以东的汉人是否还会认可拓跋鲜卑这个政权，是否还老老实实地交五十石的租，是否会自发地反抗鲜卑异族的压迫，是否大江以南再出一个刘裕，这都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隐患。

时代在推着北魏政权去思考如何控制数量越来越庞大的中原汉人。

更重要的是，以往君主巡边这条路突然间阶段性地走不了了。以往每任君主几乎每年都要带着队伍出去拉练一通，打打柔然，打打猎，既能加强对国家军事的控制，保持威慑力，也能去外面抢一些物资补贴国用。

到了冯太后这里，这一招使不了了。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让孝文帝拓跋宏去率队亲征呀，这孩子过十岁了，按照拓跋家皇帝早熟的传统，这肯定没问题。常太后当家的时候，拓跋濬也是十几岁就满世界征伐。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冯太后有一点比不了，拓跋濬跟常太后的感情非常深厚，襁褓中结交，斗争中成长，政变中升华，皇位都是常太后给他抢来的。

拓跋宏的爹和娘却都是冯太后给弄死的，尤其拓跋宏的太上皇爹，小拓跋宏是亲眼看冯太后打着他的招牌一步步把他爹挤对死的。

虽然拓跋宏是冯太后带大的，但毕竟血浓于水，小皇帝跟她能一条心吗？结合冯太后后面十五年对孝文帝的管控来看，她是一丁点也不放心的。

如果让这孩子年年带着队伍去征伐，他还是正牌的皇帝，他的威望万一树立起来了呢？实在太危险，绝对不能给他军权！

但是冯太后又没办法自己骑着马满世界地吆喝自己是白山黑水的合法继承人，辽北公主，打倒乙浑恶势力的人，魏国人民的女王，华夏的统治者暨全境守护者，大草原上“安能辨我是雄雌”的政变不败者，拓跋濬之妻、拓跋弘之母、拓跋宏之祖母，文明太皇太后。

冯太后没办法像之前八十年北魏国主那样行万里路去控制这个国家，这都逼着冯太后必须用一个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去控制这个方圆万里的国家。

文明太后，这个不世出的政治家，开始改革了。

这是一次堪称史诗级的伟大改革，冯太后脑中开全图般地稳健地走对了每一步，每一步都如教科书般，值得被永远研究和铭记。

466年，二十五岁的冯氏经过七个月的谋划，发动政变搞死了乙浑，第一次临朝听政。

一年后的467年，二十六岁的冯氏退居二线做“保母”，把大权交回给了十四岁的拓跋弘。

过了四年多，471年，三十岁的冯氏发动第二次政变，这次的突然翻牌让拓跋弘发现，他这个“妈妈”几乎拉拢了整个代人集团。

又五年后，三十五岁的冯氏发动第三次政变，弄死了二十三岁的拓跋弘。

冯氏发动的每次政变，都有以下特点：

1.每次都有心腹人员冲锋在前。

2.过程都极其干脆利索，将波及范围控制在了平城禁宫内，绝对不搞大规模屠杀。

这种政治才华和对权力的理解，超越了绝大多数的过往君主。

冯太后临朝称制独掌朝纲后，孝文帝拓跋宏成了摆设，拓跋宏事无巨细全部汇报给冯太后，冯太后靠着自己的智略和气魄无论生杀赏罚都能迅速给出合适的决断。

冯太后对有才干的宦官委以重任，像王琚、张祐、 嶷、王遇、苻承祖这帮人，把他们从底层提拔至了王公级别，官至尚书左仆射、侍中、吏部尚书、刺史乃至掌兵的将军等。

这跟南面刘骏以“寒门掌机要”来打造中书舍人集团和直阁将军集团异曲同工。

冯太后利用宦官集团出入禁宫传递信息，甚至让宦官掌机要，打造了自己的“东厂”。

对外，冯太后开始大规模地任用汉人知识分子。

冯太后第一次当政的时候就把高允、高闾、贾秀等汉人高官们引入高层，让他们参与大事的决策。高允和高闾都是河北汉人，贾秀是凉州汉人，三人都很有名望。

冯太后第二次获得政治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后，更是用了很多她喜欢的汉人知识分子，像王叡、李冲等都因为才能和模样获得了高官，甚至免死之诏的好处。

重用宦官和男宠，从常理来说，这是要亡国的节奏呀，这得说一下冯太后的政治能力。

首先冯太后的男宠和宦官都必须是有能力的人，尤其下一节出场的李冲，他可是北魏汉化的核心人物，而且冯太后对于宠幸的人从来都是赏罚分明，即便有小过错也必定会鞭打责罚，甚至鞭至百数。

冯太后也从来不记隔夜仇，第二天依旧善待如常，甚至有人被打后转天获得更大的富贵，所以身边的人都挨过太后的打，但始终对太后忠心耿耿，所谓“而无宿憾，寻复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富贵。故左右虽被罚，终无离心”。

惩罚身边的人有两个目的：

1.为了让他改错，以后别在同样的问题上给你增加成本。

2.为了让他对你敬畏，从而自律，今后自动给你降低成本。

你无论是管孩子还是管下属，本质上都是出于上面两个目的。

说到底，惩罚是件生意，不是个情绪事件。如果惩罚没有就事论事地让对方改了错，没有让他在心灵上产生懊悔之意或者对你产生敬畏，这惩罚就没有意义。

大多数人把惩罚别人当作了自己的心理解压器，并没有瞄准上面的两个生意问题，而是聚焦于自己的情绪和虚荣问题。你知道这样的成本有多高吗？你的几句“刀子话”将来很可能就会变成插进你身体的刀子。

有一次冯太后身体有病要服药，结果厨子把药端错了，端出来了一碗粥，粥里居然还有个大虫子。冯太后没当回事，直接拿勺把虫子舀了出来，旁边的孝文帝立刻大怒，打算大刑伺候，太后笑了笑把厨子给放了。

要是冯太后同意对厨子大刑伺候，厨子万一脑子一热，说不定将来哪天给她放毒药了呢？

我小时候跟我爸出去吃饭，记得最深的就是从来不让我找厨子的碴儿，我爸就说一句话：“他把菜端回去万一给你吐口痰呢？”

这种事旁边马仔们一定会邀功咆哮，大领导一笑了之就可以了。

这样的恩情，厨子能记一辈子。

说一千道一万，一个合格的、铁了心的、经过考验的厨子其实是稀缺品。他看着不起眼，但掌握你的生死。你得罪他的成本太高。

南朝那几个十几岁的皇帝都怎么死的？他们就是不知道每次肆意妄为得罪人的潜在成本有多大。

怎么惩罚别人这事，得多琢磨琢磨。因为一定会用到。你的事业越大，需要凝聚的力量就越多，一定需要赏罚分明，这样才能团结队伍，凝聚人的意志。

惩罚就是个优化成本的工具，千万别跟自己的情绪扯上关系，一定要学着把情绪剥离出来。

冯太后的宠爱是全方位的，所有对男宠、亲信的赏赐和宠爱，都要拉上拓跋丕这些代人集团的功勋老兄弟们，所谓“又外礼人望东阳王丕、游明根等，皆极其优厚，每褒赏叡等，辄以丕等参之，以示不私”。

都是好手下，只不过他们能进我屋，你们都进屋我受不了，但我对你们都是疼爱的。

一方面赏赐手下极其大方，另一方面自己的生活却极其简朴，作为女人从不好华贵服饰，吃饭更是改掉了原来皇家花样繁多食材精细的排场，每次只在一张仅宽几尺的餐桌上吃饭，原来的皇家食谱减少了十之八九。

这种反差，会让被赏赐的人极度扩大那种荣幸和珍惜的感觉：冯太后省吃俭用，都赏我了。

冯太后为政的风格是不搞奢侈浪费以身作则，身边的亲信必须能干听话，设定规矩就事论事进行实时赏罚不找后账。总体而言，在冯太后执掌朝政期间，政治环境是充满人情味的，大臣对她是敬畏的。

冯太后唯一有一个死穴，就是自己的性生活问题。只要有一丁点太后跟老爷们的风言风语，冯太后必定灭口，所谓“太后自以失行，畏人议己，群下语言小涉疑忌，辄杀之”。

宫里的风言风语传到了市井就将是顶级的皇室花边新闻。冯太后临朝听政的政治核心是国母太皇太后。这种流言绝不能有！

479年，北魏开始命中书监高允议定刑律法令。

481年，北魏中书令高闾等人重新制定的新律令完成，共八百三十二章。其中，有关灭门灭族的律令有十六章，有关死刑的律令有二百三十五章，其他各种刑罚的律令有三百七十七章。八百三十二章，几乎能想到的全想到了，北魏准备依法治国了。

482年七月，魏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这条道脱胎于396年三月，“老妖精”慕容垂奇袭平城时凿通的涞源至灵丘的那条不通的山路。（见图7-1）

两年后，拓跋珪收获了舅爷爷慕容垂馈赠给他的最后一笔遗产，作为河北的主人胜利回归时“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拓宽了这条自中山去平城的“五百里高速公路”。

一晃八十多年过去了，朝廷释放信号，要加强对山东的控制了。

十一月，孝文帝亲自祭祀祖先七庙，命礼仪部门负责研究出一套礼仪流程，按古制置办祭祀所用牲畜、礼器、礼服和乐章，并规定从此以后四季开始照此规格常祭。

当北魏开始从祭祀下手进行信仰融合的时候，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信号。

483年闰四月二十九，孝文帝生下儿子拓跋恂，冯太后以拓跋恂当为太子依“子立母死”故事，赐林氏死，自己又做了“保太奶”，把拓跋恂抱回去养了。

484年，稳稳控制政权八年，新律法颁布三年后，冯太后开始动第一个硬茬了。（注意，冯太后给了官员时间去适应。）她要反腐了。

北魏旧制规定：每年每户的租调分别为二匹布帛，二斤棉絮，一斤丝，二十斛谷米，后来又增缴了一匹二丈布帛存入本州州库，用来当作税收过程中的损耗。

九月，北魏下诏表示：“给官员发工资这事其实我们很早就干了，不过后来中原战乱，就忘了这事了，现在朕依照旧有的典章制度要给官员们发工资，从此每户租调增缴三匹帛、二斛九斗米作为官员们的俸禄，再增收二匹帛作为损耗备用。”意思就是从此以后谁要是再敢贪污我就不客气啦，现在大赦天下，之前贪污的既往不咎。

随后冯太后向各地派出官员，刮起了反贪风暴，所谓“至是，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仍分命使者，纠按守宰之贪者”。

北魏立国近百年后，终于想起来给官员发工资了，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又给每户加了税，连调外的损耗都是百姓来承担，朝廷自己是不吃这个亏的。

不过，各地宗主豪族以及百姓们相对来讲也是不敢有怨言的。因为朝廷从此说让缴多少就缴多少，过去官员没有俸禄的时候，缴纳多少是要看官老爷们的心情。

官员们也不敢有怨言，因为朝廷确确实实给他们工资了，不仅给他们工资，还给了不少。

过去是户调帛三匹两丈，絮二斤，丝一斤，户租谷二十斛；现在增户调帛三匹，户租谷二斛九斗，给官员们专门当工资。

户调增加了近一倍，户租增加了近百分之十五，还增了两匹帛来做损耗，这不就是给官员们的隐形福利嘛！

规则给你定好了，利益给你足够多了，我仁至义尽，再犯可就怪不得我了。

颁布反贪严令后，要抓大贪官起到震慑效果，这个政令才算真正能落地。

第一个不长眼的典型是秦、益二州刺史，外戚李洪之（拓跋弘娘舅），在俸禄制度实行后还不收手不回头，随后被押到平城，孝文帝召集百官，亲自历数罪状，命其自杀。抓住的第一批贪赃的地方官四十多人也被处以死刑。

至此，“受禄者无不局，赇赂殆绝”，北魏朝廷上下都是一股清风正气，行贿受贿的事几乎被杜绝了。

作为对比，除了贪污腐败之外，北魏对其他问题全部网开一面，基本上不是超级大罪都会免除死刑，只是流放边关，被判死刑的一年也超不过五六个人，州郡、边镇的处罚就更少了。

这是什么意思？是说除了贪污这事，剩下的都是小事。建立全国范围内对贪腐问题的高压态势。

反贪的主要目的有三个：

1.打击圈子文化，紧抓人事权，切断官员们之间的利益往来。

2.对百姓树立朝廷的公信力，方便推行后面的政策。

3.对官僚阶层树立朝廷的威慑力，让每个官员紧盯朝廷的风向标，明确知道自己的路该怎么走。

反腐的后手是要干大事，准确地说，是冯太后要改革的前兆。

485年正月，北魏统一“神秘文化”解释权，下诏说：“凡是图谶、纬书一概烧掉，有私自保存的一律处以极刑。”并对宗教人士进行管控，禁止街边摆摊算卦等活动。

与此同时，冯太后作《皇诰》十八篇，在太华殿大规模地宴请文武百官，正式颁布《皇诰》。

所谓的“诰”，有两种意思：

1.古代统治者颁布的一种训诫勉励的文告。

2.封建帝王对臣子任命或封赠的文字。

冯太后的这部《皇诰》，就是朝廷在统一官员们的思想后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

来看一下冯太后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自己的目的的：

1.先制定《魏律》，做到有法可依，统一标准，让人心服口服。

2.按古制祭祀祖先，抢占华夏正统的制高点。

3.先礼后兵，给官员发放高薪，同时开启反贪风暴。

4.抓典型，苍蝇老虎一起打，形成震慑力。

5.紧抓文化的最高解释权，清除谶书等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

6.颁布《皇诰》，让全国臣民都知道规则。

这六步走，冯太后不紧不慢地走了九年。

每一步都很稳，冯太后开了压轴大幕：土地与户籍改革！

以史为鉴有两套经络：

1.“六经注我”，吸收那些化繁为简后的智慧，充实进自己的人生算法里。

2.干一件事前，可以翻翻历史上那些成功的案例，看看人家为什么能成功，有哪些步骤，对比那些失败的案例，自己做对了什么，随后，因地制宜，建立自己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