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巨大的刺激、创伤及愧疚下，通常会产生心魔。尤其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会极大地影响一个人成年后的行事思维。

很多时候，为了避免重复当年的故事，聪明人希望通过自己所做的制度性修补，杜绝那些让人不堪回首的故事重现。但“过来人的心有余悸”和“那些年的愧疚心魔”结合后，会产生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反人性操作，而绝大多数反人性的操作都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

你凝视着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公元398年正月二十八，拓跋珪完成了对舅爷爷慕容垂遗产的暴力抢劫，自中山北归，亲自押着数十万河北人口回平城做农奴和技工。

虽然慕容家自北魏南下后就瞬间崩盘，到最后只剩下几座城池，但烂船也有三斤钉，拓跋珪的河北之战打得极其艰苦，经过一年多的征战，他带过来的三十万大军因为战损和疫情死伤过半。好在最终搏下来了，而且也确实如拓跋珪之前的冷血构想那样：分红的刺头少了，掠夺的资源多了，打天下的战友死了不少，战利品补充了一堆。

拓跋珪朝着唯我独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二月，拓跋珪来到繁峙（今山西应县东北），开始给迁徙来的农奴分配耕牛和耕田，进行大规模编户齐民。

繁峙位于大同盆地腹地，北面是平城，能全方位看管这几十万农奴，东边是太行山，能拦着防止他们逃跑，周边河道纵横，是拓跋珪进行“更选屯卫”和“计口受田”的最理想之地。

七月，拓跋珪迁都平城，营建宫殿，立社稷坛，筑造宗庙，每年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及腊日祭祀五次。

至此，北魏进入平城时代。

拓跋部在部落有史以来最南、最东的地方定都，来到了距离河北平原最近的农耕与游牧接合地。

虽然早在刘琨时代拓跋部就将平城地区划入了势力范围，但石勒、石虎及慕容家凭借强权，始终占据着河北平原。

对当时的拓跋部来说，平城最多是个前哨阵地，没有什么战略安全可言。比如慕容垂的最后一击，他没有走飞狐陉，而是凿通小路，钻过太行山脉来偷袭，几乎在瞬间就打败了拓跋部第一勇烈拓跋虔。

拓跋部百年来的大本营都在盛乐，其背后就是阴山“母亲”。平城是东面锁钥，自并州、冀州北上和幽州西进都需要经过此地，一旦平城预警有大敌来袭，拓跋部就可以从盛乐带队及时跑到阴山北面。

当拓跋珪控制了整个黄河以东、以北后，再将阴山作为政治中心就不合适了。他需要第一时间就能控制并州的天下屋脊和河北的富庶平原，基于这一点，定都平城远比定都盛乐方便得力。（见图3-1）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拓跋珪为什么不定都邺城呢？定都邺城不是也能很好地控制河北和并州吗？而且经过石赵和前后燕半个多世纪的打造，邺城对河北和山西的控制网络已经相当成熟了。

其实拓跋珪在拿下河北、来到邺城后，看着这个“五胡”时代的第一名城，一度想要据此为都，但因为内部阻碍势力太大，加之距离草原大本营太远，最终作罢。

平城的经济潜力确实与邺城没法比，但它却有一个关键性的、无可取代的战略意义——离草原母亲比较近，是草原、并州、河北的最佳黄金分割点。

拓跋珪的犹豫和内部反对，最终让北魏走出了区别于之前四“胡”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平城，塑造了北魏5世纪的基因。

灭燕的巨大胜利，不仅让活下来的北魏军团抢得盆满钵满，也给拓跋珪带来了全族史无前例的巨大威望，利益的收买和军功的威望使拓跋珪能够强力推行十多年前失败的“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了。

八月，拓跋珪下令确定京师的区域划分，标明道路的名称和里程，统一重量和长度的计量单位。

拓跋珪极有远见、极其清晰地进行了北魏版的“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这是后来北魏崛起腾飞的民生制度保障。

十二月初二，拓跋珪正式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兴”，朝野上下全部束发汉化，建祖庙，定礼仪、祭祀之俗，采用崔宏之议，自称黄帝后人，崇土德。

北魏总规划师拓跋珪一步步突破了原有部落联盟的躯壳。

在这次改革中，拓跋珪彻底离散了诸部，使之成为编户。与此同时，他把六州二十二郡的官员和豪族大户两千多家迁徙到了新都平城，将东至代郡（今山西广灵县东北）、西至善无（今山西右玉县威远镇）、南至阴馆（今山西朔州朔城区）、北至参合陂（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凉城东北）的地区，全部划入京畿范围。京师之外的八个方向则设置了八部帅，对未被离散部落分别加以监管。（见图3-2）

这片土地，称之为“代”。这次开国大规划，奠定了北魏之后一个世纪的核心竞争力。

所谓“畿内”是屯田区。

畿内的八个方向，各安排一个大夫管理屯田之民，八方各有属官，谓之“八部大夫”。畿内人口是北魏皇权直接统治下的“编户”，所以管理者被称为“大夫”。

畿外的八个方向，各安排一个“帅”进行政治军事监管。畿外人口是仍保持部落状态的游牧民，所以监督者被称为“帅”。

在畿内，安置的是关东新民和经“离散”后的原部落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在畿外，安置的是尚未被“离散”成功的游牧部落，继续从事游牧活动，比如为拓跋珪养殖战马。

平城往北，是纯游牧区；往南，是纯农耕区。以平城为中心的这片土地，最适合农牧过渡。

《魏书·官氏志》将北魏统治下的各部落划分为“宗族十姓”“内人诸姓”和“四方诸部”三个成分。“宗族十姓”就是与拓跋氏同宗族的“帝族十姓”，“内人诸姓”是拓跋力微时代(220—277)的外族部落归附者，“四方诸部”是魏晋时与鲜卑拓跋部保持朝贡关系的四方部落。

所谓“内人诸姓”和“四方诸部”都是外人，都是图3-3中灰色的部落。

登国元年，也就是386年，拓跋珪在继代王位后第二个月就对图3-3最外一圈的“四方诸部”进行了部落离散，打算让这些部落做他的农奴。但他当时步子迈大了，效果极差，差点儿王位不保。

征战十二年后，拓跋珪从十六岁的那个少年，变成了二十八岁虎视狼顾的青年，这个兼并机器并没有忘记少年时在长安学到的那些先进的“汉化”心法。

对他来说，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的信念丝毫未减。自当年“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后，拓跋珪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理念；现在，他再次选择离散诸部，继续推进自己的理念。

灭燕后，除了战死与病死者，以及驻防河北并州的魏军之外，大量归附北魏的部落都没能再回到他们心心念念的草原。比如当年被外甥阴了的贺兰部，在随拓跋珪灭燕成功后，难逃兔死狗烹，被彻底离散了，自此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贺讷本人从此再也没得到过带领部众的机会。

十二年来，拓跋珪灭独孤、并贺兰、屠铁弗、吞后燕，消灭压平了一个又一个外族势力，最终携灭燕的大胜之威，彻底达到了离散诸部的目的。早在曹魏时期就控弦数十万却始终被中原蔑视的拓跋部，终于完成了国家机器的打造。

至此草原上最大规模的“诸部杂胡”被分解，过去的墙头草们从此被栽种在了土地上，再也不能见风使舵，各部落贵族的控制权被剥夺，这也预示着北魏在这轰轰烈烈的“五胡”时代成为最终的清盘胜利者。

前面的“四胡”，都没能解决各族“胡人”的身份同化与编户役使问题。

“五胡”第一棒是匈奴屠各，刘渊团结“六夷杂胡”，成立了“单于台”。在氐族背景的刘乂被杀掉后，“六夷杂胡”投奔了石勒，匈奴汉国开始衰落。

“五胡”第二棒是“杂胡”羯赵，石勒团结了所有“杂胡”去奴役汉人，但“杂胡”中的氐、羌、乌桓等林立分明。石虎死后，群“胡”各怀异心，石虎的汉人养孙冉闵展开了报复性的大屠杀，羯赵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五胡”第三棒是慕容鲜卑，慕容家靠着庞大的东北鲜卑人群体，团结了河北汉人，雄踞关东，但由于军贪和腐败朽烂而倒下了，没能来得及对关东“杂胡”进行汉化编户。

“五胡”第四棒是氐苻，虽然苻坚将关中建设成了“民族园”，但并没有最终将慕容鲜卑、姚羌等部落进行离散编户，仅仅在遥远的代北对拓跋部实行了部落离散的试点，最终在淝水之战后，未被离散的各民族各部落纷纷雄起，走向了复国的道路。

“五胡”第五棒是拓跋鲜卑，拓跋珪站在了“绝代双骄”苻坚和慕容垂的肩膀上，百年来第五次席卷了关东，但这一次拓跋珪完成了前面“四胡”未完成的艰巨任务。关东“杂胡”和草原诸部在一系列血与火的杀戮下，最终被拓跋珪锻造成了一个整体。至此，关东的大多数“杂胡”和北魏的归附诸部被逐渐改造成了编户。

民族战争的互相杀戮+离散部落的编户农耕=民族大融合。

有了编户之后，国家能够对劳动力和战斗力这几本账做到心中有数，拓跋珪可以进行重新整编，打造出属于朝廷控制、戍卫王畿的中央常备军，也就是从离散诸部中进行“更选屯卫”。

过去所有的“君长大人”，则转任朝廷的文武官员。

比如说，过去拓跋部有二十个部落，每个部落人数不等，有的五千人，有的一万人，各有首领，像贺兰部这样的还是超级大部落，自身就有五万落，而且还有随从小部落。现在拓跋珪将这二十个部落重新整编成了八个部，每个部都是两万人，然后由朝廷指定的官员管理。原来的首领可能负责基建去了，可能负责城防去了，也可能负责礼仪去了，或者还有像他舅舅贺讷那样威望太高的首领，直接被安排回家养老了。

这就把原来各部落的部众纷纷整编成了一个被朝廷控制的统一的组织，这个被整编的新组织就是后世所说的“代人集团”。

401年，拓跋珪下令设置尚书三十六曹，每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这是“代人”第一次出现于史书。

《魏书》列传中除了皇后、宗室、外戚等标题性传记外，被明确称为代人的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一，算上皇室和宗室，代人的势力在《魏书》中要远远超过半壁江山。

所谓的“代人集团”，可以概括性地下一个定义：

1.关系上：以拓跋本部“宗族十姓”和拓跋力微时代归附的“内人诸姓”，以及魏晋时期和拓跋部保持朝贡关系的“四方诸部”为核心主体。

2.经历上：跟着拓跋珪参与了灭后燕之战的功勋集团。

总结起来就是，既要有军功，还得是有渊源的自己人。换句话说，就是北魏部族构成图中各部被拓跋珪统一成了“代人”。

那些被迁徙到平城的、被离散的河北汉人和“杂夷”都只能叫农奴，就是干活的，根本不配叫“代人”。

代人集团中不仅没有那些被迁徙到畿内的汉人和“杂夷”，也没有那些最新归附的部落酋民，因为他们都被安排在了“畿外”，被八部帅监督看管。

比如此时“畿外”的南部帅，就对辖区内一个主要负责养马的部落进行日常监管，这个部落的酋长，叫尔朱羽健。尔朱羽健之前带着一千七百名族人参加了拓跋珪的灭燕行动，但并没有被吸收到代人集团。

他参加灭燕的奖励是不被兼并，政治优待什么的就别想了。

很多这种边缘性部落通常会被安排在一个地方做些专门性的工作，比如提供战马牛羊，这种部落的影响力不大，部落组织也没解散，并非国家常备武力，酋长也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

代人集团则是有战利品的优先分配权和政治优先权的。

不过命运会自己寻找出路。一直没有政治通道的尔朱部传到第五代时，将出现一位功比孟德、祸比董卓的人物，他将彻底地改变中国的历史。

自拓跋珪定都平城，原来归附的各部落被编户后剥离了与原来酋长的关系，失去了原来的籍贯和家乡的草场，从此以“代人”的身份留在了以平城为核心的拓跋皇权周围。

这次大动筋骨的改革，其实吃亏更多的是各部落酋长。

后面无论是北伐柔然，还是南征刘宋，无论是西平夏凉，还是东讨北燕，世界还很大，代人集团都想去看看，看完之后还想去抢抢。

北魏由于完成了巨大力量的整编和改革，战斗凝聚力和资源调动能力对比周围的政权，几乎都是降维打击。此后每当北魏内部出现任何矛盾，解决问题的首要方法就是带着大家去抢。

这样既能宣泄矛盾，又能创造收入。但如果不是自己人，你都没资格去抢。

拓跋焘后来之所以能在继位后的三十年里完成对整个北境摧枯拉朽般的兼并，打出了几乎罕见的出征效率，本质上就是以汉人政权为内核的军队建制完成了对超级骑兵军团的凝聚打造。

拓跋皇权虽然能够对代人集团进行指挥和调动，但代人集团从形成之日起也成了北魏政权的核心，此后在北魏的所有政治大事件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便在孝文帝南迁之后，即便百年后从平城时代已经过渡到了洛阳时代，几乎所有的皇位更迭也都是“得代人集团者得天下”。

别看后面崔浩闹腾的动静好像有多大一样，但无论是拓跋嗣给拓跋焘安排的辅佐班底，还是拓跋焘给他儿子留下监国的辅政团队，崔浩都是一个光杆的汉人司令，剩下的大佬都出自代人集团。

据康乐先生统计，在北魏一朝，代人集团在朝堂文武要职中平均占有率为百分之八十八，在地方长官之职中的占有率为百分之八十；如果算上北魏南迁之前，这个数字则分别是朝堂百分之九十三、地方百分之八十六。

就算孝文帝后来坚持贯彻汉化成精了，但他南下最关键、最核心的基础，还是将从平城迁徙来的代人们全部填补到中央禁军。孝文帝嘴上再说汉化，也得分清谁是自己人。

被离散各部对原先部落的归属感逐渐被地域认同感取代，部落军融合成了朝廷军。朝廷和军队的军官指挥层都是原来的部落首领以及代人“后浪”。

这种情况其实有些类似于当年刘邦打完天下后的形势。刘邦打下天下后，这些老兄弟们虽然得到封地但谁也不愿意去，都留在长安享受大都会的繁华，他们的封地就是个给自己输血的钱袋子。

当然，放在今天，你也不愿意离开京城。

这些老兄弟都在长安，有的本人在官府任职，有的子孙在官府任职，有的虽然全家赋闲但后台依然强硬。因为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家儿子娶了你家闺女，我跟你爸是一起上过战场的，你妈的妹妹是我们儿子的三婶……

归根到底，这些打下江山的功臣元老都是一家子，一旦战友情和联姻走到了一起，几乎就成为世界上最坚不可摧的力量。

当年诸吕之变，在周勃和陈平两个大佬最终发动政变时，可以派亲信在极短的时间里把所有能找来的人手全部聚拢起来。因为大家都住得不远，因为打断骨头连着筋。

吕家被灭后，文帝、景帝用了两代人的时间将西汉的军功集团进行了分化，代表手段就是“列侯回封国”，让他们远离政治核心的长安，将这些动不动就要串个门、搞个联欢、回忆往昔岁月的老臣们和后代进行物理隔绝，避免他们在彼此的交流、抱头痛哭中消磨时间，联络感情，谈论时事，从而拆解弱化这个集团，做到皇权独大。

其实此时的北魏，有点儿类似于汉初的弱化版阶段。之所以说弱化，是因为各部落之间的感情并没有汉初时的“丰沛集团”那么深，但集团的构成、联姻的套路导致的演化思路，是同一个发展方向。

拓跋皇权是一头，代人集团是一头。

拓跋焘后来之所以能席卷北境，在于解决并协调好了代人集团的利益分配和政治出路；后面那些叱咤风云的太后们之所以能坐得稳当，在于获得了代人集团的鼎力拥护；西凉移民之所以最终开启了汉化，在于帮助皇权和代人们解决了钱袋子的增量问题。

他们能做成那些事，是因为客观上伺候好了那些人。崔浩之所以死时被侮辱得惨到了极致，在于他自始至终没看清自己的背景和族裔。

有人的地方就分派别。给少数民族的政权服务，你可能就是个随时可以被扔下车的工具人。是否体面，看你自己能不能找准定位。

“功狗”的体面，看主人的心情安排。“功人”的体面，呵呵，永远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