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一个人的面色再苍白，也会因为嘴唇的红润而让整个人显得有活力。不同的是，这个女孩嘴唇上的红色是血痂带来的。

“医生，我不想治了。”她声音嘶哑，为了让我听得更清楚，这个24岁女孩提高了音量，语气变得异常坚定。

“为什么会这么想？你不怕吗？”我问她。

“怕死吗？我不怕。”她说。

她的回答让我始料未及。作为患者，她居然自己谈到了死。她眼神坚定，和那些因为病情危重、恐惧、不良环境刺激，或对自身疾病过度担忧而发生谵妄从而思维混乱的患者明显不同。

“真不怕吗？”我又问她。

“真不怕。”她说。

三天前，也就是她病危被收到ICU抢救的那天，是我值夜班。我去急诊抢救室给她会诊，她正坐在病床上拼命地喘气，眼里是惊恐。

她倚着床，床头抬得高高的，几乎和床呈90度，这种体位我们称为“端坐呼吸”。她的血氧饱和度严重低于正常水平，只有89%，因为缺氧，她呼吸很快，超过40次／分，心率超过150次／分，血压高到165/105mmHg。

急诊科的同事已经给她用上了无创呼吸机。无创呼吸机不用气管插管，只需将密闭的面罩扣在她的口鼻上并固定好，呼吸机打出的包括氧气在内的正压气体可以帮助她呼吸，以提高她的血氧饱和度。但很显然，无创呼吸机的治疗效果并不理想。我用听诊器听她双肺，能听到弥漫的噼里啪啦的湿性啰音，像开了锅的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声音，是因为她的肺泡里充满了液体，呼吸时气体经过这些液体而发出声音。伴随着咳嗽，她的嘴角也不断有粉红色的液体流出来。

她不时地用手去抓面罩，想把它从面部抓下来，护士在边上不停地嘱咐着：“别抓面罩，千万别抓了，听话，摘下来会更憋气。”

急性缺氧患者会产生错觉，误认为是紧扣的面罩让他们呼吸困难，所以他们不自主地想抓掉面罩，出现这种症状也意味着她的病情到了最凶险的时候。

这个女孩的这些表现，是急性左心衰竭患者的典型症状。

正常情况下，血液在肺部经过加氧、去除二氧化碳后，要回到左心房、左心室，之后随着左心室有力的收缩，这些携有丰富氧气的血液会被输送到全身各处的组织器官。当患者出现急性左心衰竭时，心脏射血能力下降，左心里的血射不出去，肺里的血就很难回流到心脏。这些血淤积在肺部的血管里，当淤血过多、局部压力太大的时候会穿透血管渗出来，积聚在肺泡里，形成水肿液。水肿液一方面影响氧气通过肺泡进入血液，导致患者出现顽固的低氧；另一方面，水肿液在呼吸产生的气流的作用下形成泡沫状，随着患者咳嗽排出来，这在医学上称为“粉红色泡沫痰”。

全世界的医生都知道患者出现粉红色泡沫痰意味着什么，这是临床最危急的情况之一，如果急性左心衰不能快速得到纠正，患者将迅速发生心源性休克、昏迷，甚至死亡。

“子宫内膜癌晚期，已经全身转移了，腹腔、盆腔、肝脏、腰椎、大脑……肿瘤组织压迫输尿管造成梗阻、肾后性急性肾衰、没尿；患者因为烦渴，自己喝了五千多毫升水，体内液体负荷过重，引起急性左心衰。”急诊科同事快速和我交接病情。“家属态度很坚决，想去ICU。”他说。

通常，预计存活不久的晚期癌症患者是不收进ICU的，因为激进、昂贵的治疗即便能让患者延长一段时间的生命，但终归不会改变结局，再加上ICU抢救环境下家属不能陪在患者身边，所以这类患者是否需要到ICU进行进一步救治往往会尊重家属意愿。

我到急诊抢救室门口见她父母。他们来自山东的一个县级市。她母亲戴着口罩，穿了一件黑色的上衣。她父亲高高大大的，皮肤黝黑，戴着一副眼镜。他们背后跟着一个女孩，是患者的妹妹，一家人的穿着看上去虽不华丽，但整齐、干净、利索。

女孩的母亲刚一开口就抹眼泪，说：“要救，要救。”

她父亲摘下来眼镜，揉了揉眼，说：“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我闺女。”

当晚我就把这个24岁的女孩转入了ICU，我有十足的把握可以迅速缓解她的病危状态。我给她用上了CRRT。CRRT对她的治疗很关键，随着快速脱水，几个小时后她慢慢地好一些了。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脱出来的水越来越多，她肺内渗出的液体减少了，她的缺氧和心功能快速改善。我给她连续地做了七十多个小时的CRRT后，她的生命体征越来越稳定，血氧饱和度升高到了96%，心率也降到了正常水平，不用再使用无创呼吸机，可以躺平了。

那天早上我查房的时候，她问我：“能给我口水吗？我太渴了。”

我按了按她右脚脚踝处的皮肤，还有一些水肿，但和刚来ICU时皮肤肿得连给她穿刺、输液都会顺着针眼往外流液体截然不同了。

“没问题，前两天不让你喝水是因为你心衰了，要控制液体摄入量。咱们现在已经把水脱出来了，可以喝点了。”我说。

我边说话，边用注射器从她病床旁小桌上的水杯里抽了大约五毫升的凉开水。她眼巴巴地盯着我的手，看我把注射器伸过来，她张大嘴，我把水打到她嘴里，她一口咽了。

她的脚腕上系了一圈红绳，在中国很多地方，人们在手腕、脚腕上系红绳祈福平安。她头发黑密，完全不像其他的长期化疗患者的头发那么稀疏。但这不是好事，这不是说她年轻，头发可以耐得住一轮轮的化疗而不脱落，而是她病情进展太快，根本没有机会接受长期的化疗，所以她的头发依旧完好。她的眼睑已经消肿了，戴了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镜。黑框眼镜和系在脚腕上的红绳把她的皮肤映衬得更白了。

她毕竟年轻，恢复得快，从外形上看，无论如何我都不愿意把她和形容枯槁的癌症晚期患者联系在一起。尽管癌细胞肆无忌惮地在她体内疯狂生长、掠夺她的生命，但她体内多数器官的机能依旧运行良好。

这个女孩所患的子宫内膜癌是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发病率逐年上升。90%以上的患者发病年龄超过50岁，只有4%的患者确诊时年龄低于40岁。[中国抗癌协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国家病理质控中心. 子宫内膜癌分子检测中国专家共识（2021年版）]尽管这些年子宫内膜癌发病有越来越年轻的趋势，但这个女孩发病还是太早了，而年轻也并没有给她对抗疾病带来优势，她发现时就已经是晚期，且是预后最差的p53基因突变型。p53基因是人体的一种抑癌基因，在正常状态下，p53基因通过激活一系列反应限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和存活，促进肿瘤细胞凋亡，还能影响肿瘤微环境，让其不利于肿瘤生长。换句话说，正常的p53基因可以抑制肿瘤，保护人体，当其发生突变，这种保护作用就会大大降低。p53基因突变是子宫内膜癌患者预后不良的高危因素，与癌症的侵袭性和难治性息息相关。有研究认为，p53突变的子宫内膜癌患者死亡风险是p53基因不突变者的11倍以上。

这个24岁的女孩很坚强，做了手术、化疗、放疗。医生运用这些手段积极治疗时，一方面要想方设法杀灭藏匿在她全身各处的癌细胞，另一方面还要尽量保护她正常的细胞不受太大影响。但是，所有这些治疗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都会让她的正常身体细胞受损，患者要承受疾病和疾病治疗带来的双重痛苦。

我能想象到她的身体所承受的疼痛，乏力，剧烈的恶心、呕吐……而除了肉体上的痛苦，她还要承受精神上的压力，这包括各地求医问药给家庭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病痛带来的苦闷、恐惧等，这些打击可能会让她彻夜难眠、焦虑不安。而不幸的是，即便承受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她还是没逃过厄运，她的病情在持续恶化。

而这次突发的急性左心衰似乎成了她治疗信心的转折点，在经过几十个小时的救治，病情短暂地稳定下来后，她也终于可以清醒地考虑她的未来。

“我不想住了，你让我转出去吧。”她说。

在我的经历中，绝大多数意识清醒的危重患者，即便已经意识到死亡无法避免，在死亡来临时依旧会恐惧、挣扎，想拼命推迟死亡的到来，但这个24岁的女孩出奇地平静。

“我再给你多做几天CRRT，或许肾功能还能恢复，肾恢复了就能自己排尿了，有了尿就不用再做CRRT，也不用住ICU，反而可以省下钱。”我说。

或许“省钱”这两个字打动了她，她愣了一下，说话的口气变得有点迟疑。

“你看，我有尿。”她指了指被子外的导尿管。

她这句话让我心前紧了一下，一种心痛的感觉向我袭来。

哪里有尿？她的导尿管跨过洁白的床单一直连接到挂在床边的尿袋上，尿管里只有短短的一截酱油色的尿，而尿袋里空空的。排出酱油色的尿是急性肾衰竭患者常出现的一种临床表现。这个女孩的自主尿量全天只有二十几毫升，对多数成人来说，二十四小时尿量通常在八百到二千五百毫升，平均一千五百毫升左右，这个量才可以有效清除体内的水分和毒素。她只是在应用CRRT后，病情得到了短暂控制，她的肾功能并没有恢复。

死亡话题是人类最沉重的话题之一。即便见过太多生死的医生也很忌讳和患者谈生死。在我的经历中，绝大多数人是避讳谈死亡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ICU医生更不会和患者主动聊生死。为什么？

首先，ICU以救命为主，不像临终病房是帮晚期患者无痛苦、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其次，ICU患者多数会被给予镇静药，清醒往往意味着病情好转，患者很快就会转回普通病房，医生和他们没有太多沟通交流的时间；最后，ICU患者病情多变，医生担心太沉重的话题会导致患者情绪出现大的波动。所以，对于清醒的患者，我们查房讨论病情时，会刻意避开某些字眼，比如“衰竭”“癌”“死亡”……普通病房、临终病房的医生可能会和患者谈及临终问题，但ICU医生极少这么做。

有没有不怕死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生命经历，尤其是不同的疾病体验，因而对死亡的理解和恐惧程度也会不一样。但我想，可能绝大多数人内心深处或多或少都有死亡恐惧。

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可能来自很多方面：有对未知的恐惧，不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这种未知感会给人带来强烈不安；有无法超越生命限制、对命运不可掌控的无力感；有对分离的恐惧，与亲人的永别让人更加悲伤与不舍；有对未尽事宜的遗憾；有对死亡来临时身体、精神可能会经受的痛苦的恐惧；有的人还会担忧死亡之后别人如何评价自己……

而这个姑娘显然是个例外，尽管她年轻，但她并不避讳，甚至主动地谈论她的死亡。

我问她：“你是什么学历？”

“本科。”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舞蹈老师，教孩子跳舞，不过辞职了。在老家一个月挣不了多少，我想创业，还没开始呢就病了。”她说。

“你说你不怕死了，是不是因为信什么？”我想问她的信仰状况。

“没有，我什么都不信，我认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我只是不想治了，太痛苦了。”她继续说，“我想明白了，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现在死，要么痛苦之后死。你说我会选哪个？

“我已经花了很多钱了，从得病到现在几十万得有了吧？我爸妈赚钱不容易，还有我妹，她刚上初中，我不想让他们为了我穷一辈子。”

我还是不舍，我说：“你听我的，我再给你多治几天，过几天后再转出去就可以稳定很久。”

她说：“不用了。能不憋气，能躺平，我已经很谢谢你了，让我转出去吧。”

见她如此坚决，尽管不舍，我也没再说太多挽留的话。

我说：“生命太短了，就一瞬间，在命运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太渺小了，只要你不怕就好。”

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是在宽慰她，还是我的个人感悟？如果是宽慰，这些语言苍白乏力。如果是感悟，恐怕这是几句无用的废话，我对死亡看得还不如她清楚。

很多人说死亡对每个人是公平的，可在我眼里，死亡并不公平，最大的不公平是时间。我要眼睁睁地看着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陨落：她思维敏捷；皮肤白皙迸发着生机，显露着依旧健康的色泽；她的肺有弹性、有强大的氧合能力；她的心脏在治疗后变得强健而有力。而所有这一切都将在几天内枯萎。

很多人问我：“你见过那么多生死，还看不透吗？”

说实话，我看不透。

活着太好了，尽管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我至今做不到冷漠地对待死亡，对患者的离开我会感到失落，也会为自己、亲人或朋友未来可能的死亡感到惶恐。因为看不透，我更珍惜生命，这包括我的命、亲人的命，还有我的患者的命。每个人都在与疾病和死亡的抗争中度过人生，因为拥有不同的知识体系，不同的经历、信仰，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的人对死亡理解不同。无论大家对死亡怎么看，作为医生，我的职责是救命，这包括延长生命让人活着，还包括让人活得有尊严、有价值。

因为看不透，每次抢救危重患者时我都如履薄冰、诚惶诚恐，这种感觉像是我背着受伤的人奔跑，背后是凶狠成性的狼群。我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步履艰辛，有时候我甚至想算了、太累了、放弃吧、不跑了，但我不能，唯有用力奔跑我才不会为未来可能的失败恨自己。生命那么好，患者把命交给我，我怎能不努力。

也正因为看不透，即便患者已至生命尽头，我依旧不忍放手。当然了，不放手不是无谓地抗拒死亡，不放手不是一定要用最贵的机器、最好的药去推迟死亡；不放手是不抛弃他们，是用科学的手段帮他们缓解疼痛、帮他们翻身、帮他们松弛痉挛僵硬了的肌肉、帮他们清除痰液和分泌物……不放手是让痛苦无助的患者不会绝望地走向死亡。

我来到楼下，她父母一直在等我。

“我闺女最喜欢的事儿是赚钱，她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她父亲言语里透着自豪。他掏出来一根烟，我本想阻止他，让他去对面的吸烟区，但犹豫了一下，最终没说出来。他一口一口用力地深吸着烟，周围弥散着一团团的烟气。

她母亲说：“让她多在你那儿治几天吧，为了看病，我们把房子都卖了。”

没等她说完这句话，女孩的父亲立刻打断了她：“你别说这个，你说这个干吗？孩子有病能不治吗？卖房子不应该吗？”

他说：“虽然孩子看病花钱，但她病了以后零花钱一点也没少给她。她从小就招人喜欢，爱美，喜欢穿得漂漂亮亮的。”

最后，他说：“所有的治疗都听孩子的，她从小就有主见，她想转出来就转出来吧，我们也想陪陪她。”

我说：“对，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好好陪陪孩子。”

第二天，女孩转回了普通病房。

又过了几天，我听同事说她走了。那天早上，她突然瞳孔散大，医生怀疑是转移到她大脑内的病灶增大或者出血了。当时家人都陪在女孩身边，他们按照她的愿望，没有再给她做气管插管，也没再进ICU。

这是一个让人痛心的病例，最痛心的地方在于这个女孩这么年轻就不得不直面死亡。尽管她说她不怕死了，可我想，绝大多数人或多或少会怕死，或许她只是因为自己的疾病经历，才没那么恐惧死亡。

通过这个病例，我想探讨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减少死亡带来的恐惧。

可能有人会说，在这方面医生能做的很多，这包括与临终患者建立信任关系，为他们提供积极的情绪、心理支持，多去沟通，多安慰、辅导、开导即将离去的人。

让我说，这些做法或许有点儿用，也或许一点儿用都没有。试问：对那些将死之人，我们只用语言开导得了吗？

在我看来，如果医学能帮助人们减少一点点对死亡的恐惧，那一定是因为两个字：时间——用时间去缓解死亡恐惧。

首先是给患者争取时间，让他／她从痛苦中感悟。

人终有一死，这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最残酷、最无奈的现实。可能有人会质疑：晚期患者到底还要不要治？“死神总是最后的胜者”[保罗·卡拉尼什. 当呼吸化为空气［M］. 何雨伽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我们与死神斗像蚍蜉撼树、飞蛾扑火，不放手让患者遭受痛苦，让患者的亲人经受失望、挫折后再陷入经济窘境，到底值不值？

这种质疑有一定道理。但我们如果仅从绝对理性的角度考虑问题，很容易被实用主义的功利色彩裹挟，以生死论成败，从结局评价过程。在脆弱的生命面前，人性的关爱和理性同等重要。人性的关爱是医学这座科学理性的摩天大楼的坚定基石，人性的关爱是我们一个个普通人最真实、最朴素，又是最崇高的情感需求，人性的关爱是我们永远也不能失去的东西。

人在死亡面前最怕的不是疾病与治疗的痛苦，而是被抛弃的绝望，是被命运暴击、一次锁喉窒息的恐惧。追逐希望的过程就像消化悲剧。“如果是一大碗悲剧，最好一勺一勺慢慢地喂。很少有病人要求一口气吃完，大多数都需要时间去消化”[9]。

女孩的父亲说，给女儿看病花了很多钱，但他们还会给她零花钱让她“爱美”。父亲的做法我理解，他宠爱孩子，他卖了房也要让孩子得到治疗、给孩子快乐。但我并不赞同这个女孩的行为，我认为她不懂事。因为从女孩家人的穿衣打扮上看，这就是个中国最普普通通的工薪家庭，女孩的病已然让他们蒙受最无情的打击，如此苦难时这个孩子居然还要花额外的钱去打扮、去爱美。

到最后，我终于理解了：对一个24岁的女孩来说，爱美本是多么正常的需求，她爱美，她在去化疗、放疗时，依然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说明她感觉自己还有希望，说明她还想活着，所以她愿意接受疾病的苦、治疗的苦。而终于有一天，当她意识到病情已经进展到无法挽回时，她一天ICU也舍不得住了，懂得替家里省钱了，她说“我不想让他们穷一辈子”，此时的这种“懂事”竟让人心如刀割。希望已灭，她也不想再继续忍受人间的苦。

生命中最让人刻骨铭心的往往是两件事：一是痛苦，一是希望。很多时候，这二者其实是一回事。多数人愿意为了希望忍受痛苦。当然了，这不是说得了病就应该痛苦，而是说痛苦也有价值；这更不是说痛苦应该被歌颂，而是说承受痛苦终将有收获。很多时候，痛苦能推动人类逐渐没有那么痛苦地接纳死亡。就像这个女孩说的：“摆在我面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现在死，要么痛苦之后死。你说我会选哪个？”这句话看似是她害怕痛苦而选择了死亡，实则是曾经的痛苦让她感悟了生死。

其次，时间可以让人的情感得以释放。这包括患者、患者的家人，还有医生。

这段时间对患者最重要，与命运抗争难，与命运和解更需要勇气。“知道自己终将一死并不好过，但如果一心想不死却梦想破灭，可能更让人难以接受”[尤瓦尔·赫拉利. 未来简史［M］. 林俊宏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在这段与疾病抗争而争取来的时间里，患者有成功、有失败，随着治疗，随着失败，患者的期望值也会越来越低，这看上去是妥协，其实也是人的一种自我救赎。

对患者家属而言，这段时间让他们的遗憾有机会得到弥补，他们在给患者提供治疗的过程中也在自我疗愈。无论结局如何，他们和患者一起努力过、抗争过，想尽千方百计后，在未来方可笃定、乐观、勇敢地开始他们的新生活。在患者离开后，患者的家人们还可以无悔地活着。

这段时间对医生同样重要。医生和患者肩并肩地努力过，对患者付出过爱和关心，医生自己的感性也能得以释放，让自己得以释怀，情感日趋坚定，并坚定无悔地继续走下去，让这个职业越来越有价值。从这个角度上讲，医生这个职业感谢所有人的不放手。

但即便如此，在珍贵的生命面前，医学永远做不到消除死亡恐惧。所以，时间最大的价值恐怕在于第三个层面：减少活着的遗憾。

医学可以减少疾病带来的不完美，减少病痛对人的功能的剥夺，让人们有机会去完成自己想做的事，实现自己的愿望、追求自己的梦想，用时间去创造更多的经历、回忆和成就，帮助人们感受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和意义，进而减少活着的遗憾。

我治疗过一个103岁的老人，是个重症肺炎、发生了呼吸衰竭的老奶奶。我给她气管插了管，用上了呼吸机，还下了病危通知。

通常而言，高龄老人患上肺炎是非常危险的。肺炎是导致老年人基础疾病加重并最终死亡的常见原因之一。

为什么？首先，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体内免疫细胞的黏附和吞噬能力降低，抵御病原体的能力下降；其次，老年人所有器官的功能包括肌肉力量都在衰退，尤其是咳嗽的力量弱了，不能有效地把痰、分泌物、细菌排到体外；最后，人老了，各个器官功能的储备能力也会下降，治疗期间很容易顾此失彼，这个器官还没有治好，又出现其他器官的功能不全。

老人的女儿也80岁了，她跟我说，她母亲70多岁的时候得过膀胱癌，做了手术治愈了，还得过肾结石、尿路感染，摔倒骨折过，反反复复住过很多次院，每次都治好了，是医生救了她。

她说，现在母亲103岁了，但她还想给母亲争取，她不想失去母亲。她说她自己的孩子们都在国外，现在就她和她母亲在国内相依为命。

为了治疗这位老人的肺炎，我给她注射广谱抗生素，用气管镜帮她吸痰，每天和护士、年轻医生们一起给她翻身、拍背。在治疗期间她还发生了耐药菌感染、下肢静脉血栓，还出现过消化道出血。但很幸运，所有这些并发症都成功治愈了。最后她的肺炎也控制住了，我给她撤离了呼吸机，拔了气管插管。

她又能说话了。那天我很高兴，她也很高兴。

我鼓励她，说：“奶奶，您好好活，争取破个世界纪录。”

“哈哈哈。”她爽朗地笑了，像个孩子，她说，“不活了，不活了，不想活了。”

我以为她开玩笑，继续问她：“奶奶，您不怕吗？”

“怕什么？该吃的都吃了，哪儿哪儿都去过了。我活了这么大，周围的人都走了。活够了，什么都不怕了。”

又过了两天，这位奶奶的各项指标都达到了出院标准，她们娘儿俩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很多家里有长寿老人的朋友告诉我，人要是活得足够久，真就不怕死了，走的时候也特别安详，而且他们离开后，亲人也不会有太多的遗憾。

人之所以害怕死亡，是因为还没有活得足够长，还有太多的牵挂和不舍。而医学正在做的就是努力地延长人类寿命，给生命以更多的时间。有了时间，很多遗憾可能有机会得到弥补——有时间去遥远的地方见证人间的美好，有时间去见那个最想见的人，有时间带着孩子去旅游，有时间去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小馆子吃一顿心心念念的小吃，有时间去完成一件没有做完的工作。有了时间，无论富贵贫贱、能力大小，每个人都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现代医学刚诞生的时候，人类平均预期寿命大约是40岁。到今天，人类平均预期寿命已经接近80岁。现代医学用两百多年的时间让人类预期寿命延长了大约40岁，而这种趋势还在持续。

有理论认为，人类寿命极限是120岁。我认可这个说法。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2020年的数据，从2015年到2019年底，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76.3岁提高到了77.3岁，也就是说4年提高了1岁。这么算下来，在当今的中国，我们每多活1个小时，平均预期寿命就增加15分钟；每多活1天，平均预期寿命就会增加6小时。

“现代医学的成功之处，是让我们免于早死，能够完整地过完应有的人生。”[10]活得长一点，等待科技和医学的突破，很多今天束手无策的顽疾可能会在明天被轻松搞定。所谓自由，就是拥有更多选择的权利。科技和医学的突破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更多的选择的权利，不是被动、恐惧地接受死亡，而是平静地走完漫长的人生去接纳死亡。

当然了，有人一定会说，这个一百多岁的老人毕竟是个案，能活到一百多岁还没有那么容易，而且有的老人越到年老反而越恐惧死亡，所以活得久一些，可能也只是某些人缓解死亡恐惧的一种解决方案而已。

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所以对更多的普通人，当疾病已无法挽回时，可以通过临终关怀来减少死亡恐惧，如今临终关怀的专业性越来越强，从事临终关怀的医务工作者和其他专业人士也越来越多，他们用科学缓解病痛，用关爱去抚慰患者痛苦的心灵；对更多的普通人，还可以通过接受死亡教育来减少死亡恐惧，死亡教育不仅针对患者还包括患者家属，乃至每一个人：死亡教育可以“引发个体省思自身生命的有限性及意义，表达其对死亡害怕或接受的真正感受，能面对死亡带来的悲伤，能缅怀死者且能与生者共处，而非简单的减除死亡的焦虑或害怕”[彭兰闵. 《西藏生死书》中的死亡教育［C］. //2009北京地区哲学专业研究生学术论坛论文集. 2009:327-336.]。

这些努力都可行，而医学愿意为所有这些努力争取时间。

时间，是人生命中最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