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一天，我正在ICU值夜班。

傍晚时分，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急诊科组织的紧急多学科会诊：“快！快！是个溺水的学生，心跳、呼吸都停了。”

我跟着上级医生一路狂奔，冲到了急诊抢救室。当年的急诊抢救室条件远不如今天，还是一个只有六张抢救床的房间，最北边的抢救床上躺着一个女孩，她穿着泳衣，泳衣外的皮肤苍白，没有一丝血色。

已经有医生在做胸外按压了，护士们忙碌着，有人穿刺静脉，有人准备药物，有人打开了除颤仪，监护仪持续发出高调、刺耳的警报音……

患者被从泳池里救上来的时候，呼吸、心跳都停了，瞳孔散大到边，没有光反射。急救车上的医生给她气管插了管、注射肾上腺素，一路做着胸外按压送到了医院。

在上级医生镇定的指挥下，几个年轻医生轮流给患者做着胸外按压。有效的胸外按压对按压的频率、幅度都有严格要求，这会导致按压者体能快速消耗，为了保证心肺复苏的效果，通常会由几个人轮流按压。

“继续（按）压。”

“肾上腺素1支。”

“停一下看看波形。”

“再（按）压。”

…………

女孩的辅导员和校长跟着来的，我在高中时代就听说过这位校长，他是国内著名的科学家。他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皮肤黝黑，戴着眼镜，扶着抢救室的门框，满脸泪水。他告诉我们，孩子的父母正从老家往北京赶，很不巧那天高速公路在修路，他们已经绕道国道，这样最早第二天早上才有可能赶过来。

很显然，患者大脑缺氧太久，结局已无法改变。但如果能让她的父母见到依旧有心跳的孩子，对他们的余生来说可能是最大的安慰。

“请你们不惜一切代价。”校长和辅导员哭着说。

但是，希望太渺茫了，无论我们怎么抢救，监护仪上始终连一个自主心跳的电信号都没有。

“扎个中心。”上级医生指示我。他的意思是让我立刻给这个女孩做中心静脉穿刺、置管。

ICU医生做中心静脉穿刺、置管最常用的血管是锁骨下静脉，锁骨下静脉直接汇入上腔静脉，之后进入右心房，有了中心静脉导管，抢救用药能第一时间入血，效果更确切。锁骨下静脉穿刺本是一项常规操作，但在急救时，尤其是在一边按压一边穿刺的条件下，比平时在ICU病房里，在患者病情相对稳定、环境安静有序时难多了。我既要快，更要准，要在同事按压的间歇期内穿刺，如果胸外按压停下来太久，患者的缺氧会加重、复苏成功的概率将会进一步缩小，所以我必须争取一针刺入锁骨下静脉。如果我手忙脚乱，很容易刺破她的肺尖引起气胸，还容易误伤与静脉伴行的动脉血管，一旦出现这些并发症，这孩子恢复心跳的希望就更小了。

我让另一个医生接替我继续按压，我快速在女孩右侧锁骨下穿刺区域消毒、铺巾。

当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我喊了一声：“停。”

我要穿刺了！

我左手中指按压着她的胸骨上窝作为指引穿刺方向的“标记点”，拇指在她的锁骨下快速寻找进针点，右手握着长约十厘米的穿刺针，准备穿刺……

我快速、坚定地进针……

有人说，医生工作得越久，心越硬。患者病得再重，医生也会面无表情、波澜不惊。可在我看来，淡定正是这个职业的魅力所在。情况越紧急，场面越混乱，医生越淡定，患者才能越安全。

但是，大家可能永远想不到，我曾是个晕血的医学生。

1995年夏天，我已经完成了大学前三年的基础课程学习，生理、生化、解剖、组织胚胎学、病理、免疫、微生物……再开学就是大四了，从大四开始，医学生就要逐步参与临床工作，见识越来越多的病例了。在此之前，所有的理论都是“纸上谈兵”。而刚学完基础课的这个时候也恰恰是医学生对临床充满好奇、“蠢蠢欲动”的时候。

那年暑假，我回了老家——河北省的一个小城市。

有一天，父亲十分兴奋地告诉我：“儿啊，我给你争取到了一个参观手术的机会，你不是一直梦想当个外科医生吗？”

父亲是区里的小公务员，人脉广，他想方设法地认识了一个厂矿医院的外科主任，在父亲的一再请求下，这个主任答应带我参观一次手术。

是啊，我曾不止一次地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想象着“外科薄医生”做的各种各样精妙的外科手术：

我把骨折的两个断端对齐，用锤子“哐哐哐”地把钉子用力地凿进去，把骨折端固定起来。旁边的实习医生、护士们冲我抛来了羡慕的眼神。

我打开患者的腹腔，先离断了给肿瘤组织供血的血管，把肿瘤和周围组织仔细分离，然后“咔嚓”一声，切下巨大的肿瘤扔在盆子里，我端着盆子给等候在手术室门口的家属看：“来，都来看看，这是肿瘤，切得非常干净。”接着在大家的千恩万谢中，我华丽地一转身，又进了手术室继续手术。

我打开了患者的颅腔，架上手术显微镜，在放大几十倍的镜头下，仔细地分开脑叶，把一把小小的镊子小心翼翼地伸到大脑深部。我屏住呼吸……

“哗”，鲜血涌了上来。“动脉瘤破了！”助手惊慌失措地喊起来。

我瞪了他一眼，用无比坚定的眼神告诉他：“慌什么？！”

“吸引！”我冷冷地蹦出两个字。“吱吱吱”，随着助手手里握着的负压吸引器发出的声响，满视野的殷红消退了，视野变清晰了。我迅速地找到了正在出血的动脉瘤，松开夹子，夹子紧紧地夹住了动脉瘤的根部，出血马上止住了。这个过程像是已经启动了引爆程序的“炸弹”被成功地拆除！

“耶！”临危不乱是外科医生的特质。在我看来，外科医生是所有医生里最帅的了。

所以，当我听到父亲欣喜地谈到这次机会时，甚至隐约有了马上要脱颖而出的感觉了。

“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父亲说，“提前观摩手术，你才能有更大的机会当上外科医生。”

那天，我怀里抱着教科书，早早地来到了手术室。我提前做足了功课，这个主任即将实施手术的疾病叫甲状舌管瘘，这是一种先天发育异常，患者颈部本应该闭合的窦道没有闭合，形成了瘘管，瘘管与外界相通但引流不畅，容易反复发生感染。这种疾病需要通过手术彻底切除瘘管和残留腔道，还需要切除部分舌骨，缝合后就可以治愈了。

放到今天看，这是一台非常小的手术。但那天，我却像迈进了一个奇幻的世界，无影灯、无菌铺巾、麻醉药、止血钳、手术刀，监护仪发出嘀嘀嘀悦耳的声响，这是生命的音符。

主任给患者做了局部浸润麻醉，也就是将麻醉药注射于局部组织，使患者的感觉神经传导暂时被阻断，浸润麻醉后患者意识清楚，仅手术部位无痛感。他快速地切开皮肤，分离皮下组织，止血，结扎。

在无影灯下，他纤长的手指娴熟地操作着。外科医生的手是上天给他们的艺术品。

主任一边手术一边和我聊天，气氛非常融洽。

“打结会吗？”

“会！”

“一分钟能打多少？”

“八十个。”我骄傲地说，“我在我们小班是最快的，同学们都说我手巧，是个外科苗子。”

“那你知道甲状舌管瘘是怎么形成的吗？”

我说：“这是一种发育畸形，手术切除，病人就可以痊愈了。”

正聊着聊着，意外发生了。他用止血钳分开组织后，把钳子往无菌盘里一扔，“咣当”，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盘子慢慢失去了平衡，一点点地往边缘滑落……我冲上去，一把稳稳地接住了盘子，然后向上推了推。

主任转过身，吃惊地看着我，我说：“没事，没事。”我的意思是说“不用谢，您继续”。

然而，他抓起盘子里带血的止血钳子，狠狠地敲了我的手背一下，然后把钳子远远地扔了出去，“啪”的一声，钳子重重地摔在了远处的地面上。

他冲我大喊了一声：“滚！”

他喊出这个字的瞬间，我就意识到我犯错了：我刚才抓盘子的动作把他的手术区域和器械全污染了。我低头不敢说话，但倔强地没走，我不想浪费这个珍贵的机会。

碍于我父亲的面子，他没有继续轰我。护士重新铺了无菌手术巾，换了一套器械，他自己也重新做了消毒。他不再理我了，埋头做手术。

我盯着他的手和他手里的手术刀，刚才还无比精美的刀片，现在在无影灯照射下发出了阵阵寒光。我看到刀片划过的地方，鲜血一股股地涌了出来，红色的范围越来越大，然后我浑身冒汗，眼前一黑，“咚”的一声……

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手术室外的椅子上了。我的头枕在父亲腿上，后脑勺很疼。我异常疲惫，像刚跑完了一场马拉松。

父亲边给我揉着脑袋上磕出来的包，边失望地说：“主任说了，你不适合做外科。

“你晕血。”

命运和我开了个玩笑，我居然是个晕血的医学生。

晕血意味着我不能做外科医生了。不仅不能做外科，而且很多有创操作我可能都做不好，比如中心静脉穿刺，骨髓穿刺，桡动脉穿刺，放腹水、胸水……这些操作都会见血。即便是静脉输液、抽血这么简单的活儿，可能我都无法胜任。晕血还意味着无论我多么努力，我都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了，晕血的医生像是怕枪响的士兵，这是耻辱。

那次晕血后，我刻意避开了我最爱的外科系统，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有创操作相对少的内科。我开始认真研究心电图波形，P波怎么形成的，QT间期为什么长了，为什么同一个患者的同一份心电图中QRS波群宽度会发生变化；我钻研咳嗽的机理，我仔细倾听不同患者咳嗽的声响，我发现不同疾病引起的咳嗽的声音是有区别的；我开始思考人的血管为什么很早就出现斑块，为什么疾病会与人始终相伴。而那次晕血对我最大的影响则在于，它改变了我的职业选择：我硕士研究生阶段考取了“急救医学”专业，这个专业属于内科系统。这也是当时我的无奈之举。

但是，为什么我会晕血？晕血会不会是一种缺陷？我会不会一直晕下去？

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当时的医学本科生教科书上并没有对这些问题的阐述。后来，我不停地去图书馆检索文献，也请教了很多老师，终于弄清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晕血”，如同我们可能听过的“晕针”，它们在机制上都属于血管迷走性晕厥。

所谓血管迷走性晕厥，即当看到恐怖、厌恶的事物，诸如鲜血、针头、尖刀、恐怖的人或者事、打斗场面时，这些不良刺激会刺激人的大脑中枢、激活迷走神经，迷走神经兴奋引起血管扩张、心率减慢、血压下降，大脑供血不足导致短暂缺血，发生晕厥。研究发现，大约20%~40%的人一生中有过血管迷走性晕厥发作经历[王立群. 血管迷走性晕厥［J］. 心血管病学进展，2009]。这是一种可逆的生理反射，通常在20~30秒可自行缓解。

更多的人遇到危机时，更常见的表现是：心率增快、呼吸短促、肢体抖动，甚至会出现出汗、尿急、头痛、语速改变等情况。这是紧张时肾上腺激素分泌增多、神经调节功能增强引起的。这些生理改变是人类“战斗或逃跑反应”的生理学基础。对这些表现，我们很容易理解：遇到危险了，“要么打，要么跑”，这有利于增加生存概率。

那为什么有些人会“晕”？这是不是一种缺陷？遇到危险了，该战斗或者逃跑时，人晕了，“扑通”一声倒地上了，这似乎是对生存不利的。而事实恰恰相反，人类面临危险、危机时的晕厥反应很像某些动物在天敌面前的“假死”“瞒天过海”，这种反应有可能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增加生存概率；或者在恐怖事件面前，短暂晕厥也可以避开视觉上的冲击和对心理的巨大创伤。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可能有利于个体或者物种生存的。

晕厥的反应和“战斗或逃跑”的反应一样，都是人类进化而来的、在关键时刻能够保命的本能反应。

但问题来了，普通人在危机面前出现紧张，甚至晕厥的反应可以理解，如果医生也出现这些强烈反应，显然对患者的救治不利。所以医生这个职业难就难在他不仅要洞悉人类的本能，从本能的视角理解自己与他人，还要不停地和本能斗争。在危急状态下，人的本能可以救自己，但医生不同，他只有克服不适宜的本能，才能救人。

那我还能不能克服晕血？

当我咨询我的辅导员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微微一笑，说：“马上，你就不晕了。到时候，所有晕血的、晕针的、晕各种抢救、晕各种各样你们不想看到的，都能给你们扳回来。”

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说，很快，我就要进入临床培训了。

在全世界范围内，培养年轻医生都有一整套培训体系，这个体系会纠正年轻人所有的“晕”，这个体系会让他们不论经历何种场面、遇到何种危机都始终保持淡定，把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白”打磨成救治生命的“老手”。这个体系，年轻人只要扛过来，就大概率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

1995年下半年，我开始进入临床见习。

1996年8月份，我进入了临床实习，成了一名实习医生。

1998年8月份，在短暂工作之后，我考取了硕士研究生，开启了我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自此，我开始正式接受一场被年轻医生们戏称为“魔鬼式训练”的临床培训。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时间长。

在今天，中国任何一家大的三甲医院，对负责临床工作的医生的最低学历要求，恐怕都是博士。要想拿博士学位，多数医学生要完成大学本科五年、硕士三年、博士三年的学习。在中国多数地区，医学生要在硕士、博士学习期间开始接受住院医师（专科医师）培训。这样，一个18岁读大学的年轻人，在最顺利的情况下，大约29岁刚刚能获得申请参加主治医师考试的资格。而在我所在的北大系统，培训规定更严格。如果是其他大学博士毕业来到北京大学附属医院工作，或者更换了专业（博士专业与就业专业不同），则需要重新接受培训，顺利的话，住院医师（专科医师）培训下来平均又是四年，这样33岁才能申报主治医师。而在其他领域，这个年龄的职场人早已是行业的中流砥柱，有着很好的地位和收入了。

第二，强度大。

我在培训期间，吃住都在医院，不仅要培训理论、照护患者的能力、沟通技巧、实践技能、多学科协作能力，还要培训科研能力、教学能力和职业精神。所有的脏活累活都是我这样的住院医师做。住院医师在培训的最后一年被称为“住院总医师”，简称“院总”，顺利做完“院总”工作后才有资格考取主治医师。“院总”阶段的工作强度则到了培训期间的巅峰，就拿我工作的ICU的“院总”来说，除了要协调ICU床位转入转出，要参加全院各个科的紧急会诊抢救，还要每天推着转运车去手术室接平均5~7个患者，要带着转运呼吸机、监护仪推着平均3~5个患者去CT室做CT，每天要做平均3~5人次的中心静脉穿刺，还要带着更年轻的住院医师参加教学查房、授课。上班就是24小时，之后休1天，紧接着又是一个24小时……

中国医生工作强度大是出了名的，2018年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三级医院的医师平均每周工作51.05小时，二级医院的医师平均每周工作51.13小时[《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公布. https://www.cn-healthcare.com/articlewm/20180111/content-1021617.html.]。在我看来，医生工作50小时的强度绝对堪比互联网大厂程序员工作100小时的强度。而这些数字说的是平均数，年轻的住院医师的工作时间要多得多。

第三，磨炼人性。

所有文学作品中描绘的、影视剧中演绎的医疗场景都是经过艺术化处理的。现实场景远比故事更“精彩”：肝硬化、消化道大出血的患者血中的血红蛋白浓度低到测不出了，还一口一口地吐着血；急诊科人满为患，各个角落躺满了患者，有的患者昏迷了，有的在痛苦地呻吟，有的正在被插管、被胸外按压；产房里产妇撕心裂肺地哭喊，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有服了毒的患者正在洗胃，他一声声发出剧烈的呕吐声，医生在旁边大声地喊着“吐出来，都吐出来”；车祸、高空坠落伤的患者的肢体在快速流着血，而医生快速拨开了受损的组织，寻找出血点……

除此之外，还有不讲理的患者或者家属，他们越是看到年轻医生，越会咄咄逼人。我治疗过一个扩张性心肌病、晚期心衰的患者，他的三个儿子每次询问病情，都会把我挤在一个角落里，揪着我的脖领，唾沫星子都喷在我脸上了，对我吼着：“治不好，咱走着瞧！”

年轻医生除了见识惊心动魄的医疗场景，还会见识复杂的人性，以及各种道德的抑或不道德的，还有法律界限内外的各种各样的行为。这些都不是培训规则中的内容，但是学会应对各种情况却是年轻医生培训时不可或缺的。就拿我接受培训的那时候来说，20世纪90年代末，医院秩序还不太好。在急诊夜班会遇到瘾君子来捣乱。有一天我值班，诊室进来一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他故意露出整条胳膊的文身，掏出一把匕首，“咔”地用力插在我的办公桌上，黑着脸对我说：“你给我开一支‘药’！”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去给你叫老师。”说完，我撒腿就跑……

2001年，我的住院医师培训结束了，我选择了ICU专业作为职业方向。ICU医生每天都能遇到命悬一线的患者，每天都有新的挑战，这个职业一点都不比外科医生逊色。在我看来，人生中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每天挽救生命更值得做的了。我没日没夜地工作着，习惯了各种操作，熟悉了各种抢救的流程。有一天，我抢救了一个上消化道大出血、失血性休克的患者，他不停地吐着血，而我快速地、毫不犹豫地把用于压迫止血的三腔二囊管置入了他的胃里。当我打起气囊，用一定的力量牵拉、压迫止血时，患者的出血马上止住了。

我正要离开他床边时，突然意识到，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已经克服了晕血。

今天，当我再回想起那次晕血事件，它带给我的也不再是沮丧、自我怀疑这些负面的东西了。相反，它给我带来了三个改变，而这些改变让我更适合医生这个职业。

首先，因为我曾晕血，在我的培训期间，我刻意地训练我对出血的应对力，慢慢地，我看到任何伤口都不会再恐惧，反而会产生一种上战场的激动和高昂的斗志，这种斗志让我更快速地适应环境，更周全地抢救患者，让我的操作更迅速、精准、稳健，无论患者多么惊恐、现场多么混乱，我都会临危不惧。

其次，那次晕血事件中的主任敲打我、呵斥我，是因为我忽视了无菌操作规则，弄脏了他的手术区域，所以在培训期间，我不停强化我的无菌观念。我每次给患者做穿刺、置管或者其他无菌操作时，都会仔细地洗手，对患者接受操作的部位进行严格消毒。医生认真洗手、有良好的无菌观念，会让患者发生医院内感染的风险大大降低，这在ICU尤为重要，这意味着患者住院天数更短，医疗花费更少，死亡率更低。

最后，晕血事件给我更大的收获则是，在很多年后，当我终于成为一名“老医生”，我更懂得了如何培养年轻医生。

每个医生在年轻的时候都有困惑，遇到危机时都会紧张，传统教育模式下的训斥、打骂可能并不适合他们，有时不仅无益于他们成长，过度训斥甚至还可能改变他们的理想甚至职业轨迹，从而影响他们的一生。很多时候，激励更适合年轻人。

有一次，在交班会上，一个轮转ICU的博士早交班。她口齿清晰，思维敏捷，虽然夜班一晚上都没合眼，但她仍能把每个病例的特点和关键点准确地表达出来。

交班后，我给她发了一条信息：“今天的交班思维很清晰。”

后来，她回了一句：“谢谢老师鼓励，还要多加学习。”

我想，我的这句鼓励，带给她的很可能不仅仅是在ICU辛苦培训的两个月中认真学习的动力，还可能让她未来对ICU这个专业永远保持着好奇心和激情。善于发现年轻人的优点并不吝鼓励，这是一种“过来人”的核心能力，也是人类的一种美德，这远比训斥更能让年轻人快速成长。更重要的是，鼓励可以给年轻人带来成就感。

我给很多人讲过年轻医生的“魔鬼式训练”。有人说，只知道当医生不容易，真没想到背后是这么残酷的训练。有人说，这么艰苦的训练很容易理解，医生这个行业服务于人最宝贵的生命，生命面前谁能容忍平庸？有人说，我们只看到了医生淡定的一面，没想到淡定是这么练出来的。也有人说，医生这个职业好，“越老越值钱”。

前面的说法我都赞同，我对最后这种“越老越值钱”的说法，并不认可。

为什么？

谁的青春不宝贵？如果为了“延迟幸福”，为了到老以后“更值钱”，那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年轻人就不会选择医生这个职业或者中途离开了。“越老越值钱”一定不是年轻医生坚持下来的理由。能让年轻医生扛过艰苦训练，忍受睡眠质量差、工作压力大、饮食不规律、薪资低这些难关并不断精进的，并不是“越老越值钱”的预期。我认为，自我激励才是年轻医生快速成长并坚持下来的“秘诀”。我把这套自我激励机制称为“医生的成就感”。

什么是医生的成就感？

在我看来，成就感是经过了一个跌宕起伏、危机重重的不眠之夜，当医生走出病房，告诉患者家属“患者好多了”时，家属眼里闪现的光芒；成就感是守在患者床边精细地调整医疗设备上的一个个参数，盯着患者一项项异常的化验指标，开出一条条精准有效的医嘱后，在第二天交班对全体同事说出“患者稳定，异常已纠正”时，自己内心升起的自豪和温暖。

很多人说，成就感是医生技艺的日臻卓越，成就感是历尽千帆后还依然相信奋斗值得的信念。这些都对。让我打个比方，我觉得成就感是医生行医路上的“内啡肽”。

内啡肽是一种内源性的神经递质，主要在下丘脑和垂体中产生，内啡肽可以和大脑内的阿片受体结合，通过调节神经元活动来影响人的情绪、疼痛感知，让人减轻疼痛，提高幸福感。而内啡肽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参与了人类的“奖赏机制”，让人在某些“痛苦”行为之后产生快乐的感觉，而这种快乐更显著、更持久。“奖赏机制”的目的是通过激活产生愉悦感和满足感的反馈循环，促使人类寻求和重复某些行为。

比如，我们都有过坚持运动，先“痛苦”之后越来越快乐的经历，运动甚至可以对抗焦虑、抑郁的不良情绪，让很多人乐此不疲。

再比如年轻医生的训练，这些接受着最严苛训练的年轻医生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离开家乡，拿着最低的薪水，吃着最苦的苦，流着最多的汗，他们深知奋斗不易，但磨炼后给他们带来的成就感像极了内啡肽。这种感觉让他们在经过痛苦的、苦行僧般的培训后，在痛苦的坚持之后，体会到收获、愉悦、释然、满足的感觉，让他们更坚定，对未来充满信心，并激励他们坚持下去。

当一个人练得足够多，见得足够多，吃过的苦足够多，他的意志也会变得足够坚定，而此时所有能够干扰他的、动摇他的、削弱他的外界的所有的杂音他都会充耳不闻。

正如2006年那天，也就是在本文开头我讲述的那个抢救溺水孩子的病例发生时，我已经完成了培训，并在ICU工作五年了。

我要给这个溺水的孩子穿刺了！这项操作对抢救这个孩子至关重要。

我边进针边回抽，让针管内保持负压。

急诊科是医院最嘈杂喧闹的地方。有患者因为病痛在痛苦地呻吟；有人在声嘶力竭地哭喊；有患者被抢救成功后，周围人在欢呼。

而此时，所有的声响在我耳边越来越弱、慢慢静寂，我眼里只剩下这个溺水的孩子，我仿佛看到了她深藏在锁骨下的静脉血管，而针头正在坚定地朝着血管的方向深入……

“扑哧”，一股暗红色的血涌入了穿刺针。

“完美！”针管中出现暗红色的血，意味着我已经成功地刺入锁骨下面的静脉，这等于已经完成了90%的工作。从刺破皮肤的那一刻到精准地刺入血管，整个过程没超过三秒……

年轻医生训练的目标是超越本能，但超越不是抹杀，而是把本能控制在最有价值的程度，让本能为我所用。这个时候，危机已经不会再让我紧张、心慌、呼吸困难甚至晕厥了，危机激起了我昂扬的斗志，让我的大脑更敏锐，手更稳，操作更精准。这就是“魔鬼式训练”带给一个年轻医生的收获。

每年到了八九月份的时候，走在医院的大院里、楼道里，我经常会见到三三两两的穿着不合身的白大褂、面带笑容的小医生，他们听诊器一头挂脖子上、一头装兜里，背着双肩包……这一定是新的一批实习医生又来了。每每遇到他们，我都会想：“抓紧时间笑，后面有的哭，扛过了你才是个真医生。”

我们每个人都肩扛使命而来，但找到适合自己的使命难，为之奋斗一生更难。提到“使命”这个词，我往往会想到绝地武士。绝地武士是《星球大战》里维护银河共和国安全的一群和平、正义、崇高的群体，他们拥有高超的战斗技能、智慧和道德品质。年轻医生的成长像极了绝地武士的培养：在年轻的时候被选拔出来，在严苛、规范、不停实战的训练下终身学习，学习高超技艺，更培养强烈的责任感和最严肃的态度，学会战胜愤怒、恐惧、嫉妒的负面情绪，并让这种技艺和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年轻医生的成长很难，有时会跌落谷底，有时会面临狂风暴雨，有时是血与火的洗礼。严苛训练快速提升了年轻医生的技艺，但比技艺升级更重要的是理性的觉醒和意志的日趋坚定。临床磨砺可以让一个生涩、容易出错的年轻人，变成沉着、冷静的合格医生；临床磨砺可以让一个对应激有着强烈本能反射的年轻人，慢慢做到既荣辱不惊又悲喜不乱，既遵循规则又铁血柔情，值得患者托付生命。每个生命和每一份情感都弥足珍贵、值得珍惜。但“一个成天为患者的不幸哭哭啼啼的医生无法胜任必须随时做出客观正确判断的工作”[保罗·卡拉尼什. 当呼吸化为空气［M］. 何雨伽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

当患者命悬一线时，医生的淡定、睿智、理性高于一切。

穿刺针成功刺入这个溺水孩子的锁骨下静脉后，我快速送入金属导丝、扩皮，然后留置中心静脉导管。

中心静脉导管置入成功，为后面的抢救提供了强大的保证，各种抢救用药经过这根导管快速地进入了孩子的上腔静脉、右心房、右心室……然后是全身循环，之后是微小动脉、组织、细胞……

突然，监护仪上出现了一个微弱的电信号，我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机会，立刻给她注射提升心率的药物。

又过了一会儿，原本几乎没有反应的心脏，又扑通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