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当地报纸花费了不少版面来描写朱塞佩和露西娅在罗马的行踪，但这些文字都是不连贯的、混乱的、耸人听闻的，坦白地说只是为了哗众取宠。记者们只顾截取一系列随机事件，却没有遵循任何地形学或心理学逻辑。杂乱无章的碎片拼凑成一桩奇闻，但奇闻背后通常是沉睡的理智或过度的理性。

仅从这些报道看，露西娅和朱塞佩编造了一个迂回且分裂的计划，并根据计划莫名其妙地来回奔波——或者，他们就是要让人搞不清自己的行踪。但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该计划极其冷静：两人没有证件，没有钱，也没有要做的事，他们在罗马游荡了很久，直至确认了生命中最后的几天里要做的事——抛弃孩子并自杀。

我对自己说：把掌控你思考的血液注入他们的脑回路，重新考虑他们在你之前所考虑的一切。我想到的一切，他们应当都已想到过。重新激活已消失的思想，从数学角度来看，就是构建一个分离和失去的几何体系，让空间和时间的坐标轴在遗弃的原点交汇。只有这样，才能破解近六十年来无法解开的谜团，理解两人那一系列行动的逻辑和意义。

通过对线索的细致分析，清晰、连贯的情节浮出水面。他们的行动路线原来是如此清晰、连贯、确凿，甚至近乎完美：

露西娅和朱塞佩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剥离过程。

这个过程理性、简洁、美观。他们像树木一样，以致命的方式剥离自己的一切。

首先，他们放下了自己的珍贵之物，放弃了正式的身份，然后他们

离开自己的女儿，确保她安全无虞，

最后他们放弃了

自己的生命。

我相信他们是一起完成的这些事情。

我是他们最终留下的裸露的躯干。那是树木的本质。

请允许我根据事实再进行一次阐释：

1965年的一天，人们在艾赛德拉广场上的意大利旅游公司附近发现了行李，公司前方就是意大利旅游汽车服务公司的车站。

也就是说，露西娅和朱塞佩是坐汽车来到罗马的，不是火车。他们明确知道此行的目的，下车后，两人立即行动起来。他们的计划简单明了：放下一切，直至放弃自己的生命，摆脱所有。我相信，他们确实想一一做好所有事情，但要快速完成整个计划。

我追溯他们每一步的时间线，检查时间是否吻合。

做出自杀的决定后，露西娅和朱塞佩很可能花光了身上的所有钱，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次公路旅行：当时人们普遍热衷于乘坐长途汽车，因为火车与移民女巫的意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6月24日下午，露西娅夫妇到达罗马，他们大概一下车就扔掉了行李。所以，人们几天后便在该地发现了两人的物品。行李中没有婴儿车，说明他们无意久留。

从艾赛德拉广场到华盛顿大街（我是当天下午3点30分过一点在此处被发现的）只需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应该没有停下来散步，更不用说吃午饭了——在当时的状态下，他们明显没心情吃饭，而且他们一下车就把钱和行李都扔了——所以他们在下午1点30分或2点左右到达华盛顿大街，这个时间与1965年的公交车时刻表完全吻合。

我们假设露西娅和朱塞佩抵达罗马的时间在下午1点30分至2点之间，已知从米兰到罗马大约六百公里，行车时间约六个小时，那么就可以倒推出他们出发的时间是上午7点至8点之间，完全合理。

“25日星期五从罗马火车站寄出的信上盖着中央火车站分拣寄出的邮戳”（6月27日《团结报》，作者N.C.），很快就到了编辑部门口。现在，我们无须再纠结这封信，因为6月27日《国家晚报》对N.C.的错误进行了回应：“只能说这封信是6月25日从罗马火车站寄出的，从前一天晚上到当天早上10点，都有可能是寄信人投递的时间。”28日《国家晚报》再次写道：“那封信是星期五从火车站附近寄出的。”最终，那位已经陷入想象的N.C.在6月29日的《团结报》上略微修改了自己的说法：

“露西娅·加兰特和她的情人在乔治·华盛顿大街的草坪上抛弃了他们的孩子玛丽亚·格拉齐亚，然后向我们报社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于第二天，也就是周五早上从火车站或者罗马中央地区寄出。他们用了一整晚的时间，从城市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没有乘坐任何交通工具，那时他们已决意自杀。几个小时前，他们已经把行李都扔掉了……”

亲爱的N.C.，首先，我想否认露西娅和朱塞佩因抛弃我的愧疚感而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假设。虽然很多尖酸的流言都这么说，但如果事实真的是这样，他们其实可以立即采取补救措施：25日星期五上午10点，所有报纸都已经报道了我被发现的消息，还写出了我被送往的地方，他们完全可以去警察局或者儿童援助所把我接回来。

绕过这一误区之后，我们便可以进入正题：根据N.C.自己写下的信息，我的父母已经决定自杀，并提前将女儿送到好心人手里。母亲趁孩子还没有对任何人产生依赖时放手，让女儿重新陷入初生时对所有人都感到陌生的状态。没人知道这个小女孩是谁，也没人知道她的身世什么时候才能揭晓。可以想象，如果始终没有人关注这个孩子，她的父母是否会因为无法忍受的痛苦和愧疚延长自己的旅程，在都市中徘徊，用沾满泪水的手指撕扯自己的头发？我相信，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了，我反而能尽快结束令人憎恶的生命旅程。

投递，邮寄，寄出。无论文字如何描述，总之，这封信是在6月25日上午10时被盖上邮戳的。

我们以邮戳为起点开始推理。信封上有两枚邮戳，一枚是同心圆的造型，邮戳在信封上只有一部分，另一部分盖在了信封之外。两个圆之间有四个字母“LA AN”，也许是某个广告或纪念标志，说不定是公路运输公司的标志，这家公司当时兼作邮政代收点。另一枚是邮戳注销标志，一个简单的圆形，六条波纹规则地印在邮票上，旁边有日期和地点：罗马火车站邮区，1965年6月25日10点。

我想，即使当时的邮件数量较少，一封信件被邮局的分发中心盖上邮戳（这直接表明此时信件正在罗马中心火车站）也不一定意味着邮递员已经将邮袋放到台子上，只等着把处理好的信件拿走了。

集邮和邮政史文化杂志《邮政人》的编辑罗伯托·蒙蒂奇尼认为：“可以肯定，邮票上的时间是1965年6月25日10时。但是，这封信是与其他邮筒中的很多信件混在一起分发的，需要由有资质的邮递员按地区分类并标记日期。难道所有事情都是在一天之内完成的？我认为，即使是在小城镇也不可能做到。”结合实际情况来看，这封信不可能是25日上午才寄出的。

所以，露西娅和朱塞佩很有可能是在24日下午或傍晚，赶在邮递员将信件收走前，把他们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封信投入了邮筒。只有这样，罗马火车站邮局的工作人员才有充足的时间在第二天上午10点前将信件分拣好，盖上邮戳。所以，他们二人应该是带着已经写完封好、贴好邮票的信件登上大巴车的。再说，他们一下车就扔掉了行李，那时他们已经没有纸笔了，甚至连买信封和30里拉面值的米开朗琪罗系列邮票的零钱也没有。《团结报》6月27日刊登的照片中，信封上分明是贴好了邮票的。

我自己也尝试过从反面思考：如果他们是25日上午将这封信送到罗马火车站邮局柜台的，工作人员也可能在收信的同时就给信件盖上了邮戳（说不定同时还建议两位糊涂的顾客写下报社地址）。但露西娅和朱塞佩应该是抛弃女儿之后，即将自杀之前亲自去的邮局。单从情感出发，25日上午投递的论点虽然站不住脚，但也无法完全被否定。还得让现实说话。我极度固执地相信，这封信不是25日上午投递到邮局并盖上邮戳的，但如何能做到确认无疑呢？

蒙蒂奇尼随后十分慷慨地帮了我一个忙，将那张拍下信封的照片寄给了意大利顶尖的印章和印戳机专家阿尔奇德·索尔蒂诺。这位专家明确地打消了我所有的疑虑：这个邮戳是用洛伦茨牌矫正印戳机印上去的，那是一种两米高的大机器，只在大城市使用。这种机器不摆放在柜台附近，而是专门用来处理从邮筒和其他大量来源（大用户、批量投递至分支机构）收取的邮件。所以，我们可以肯定露西娅和朱塞佩就是把那封信投入了邮筒，而没有从柜台寄信。即使大清早就把第一批信件从邮筒里取出，也不能保证它们在6月25日上午10点就到达罗马火车站。因此，信是前一天投入邮筒的。

虽然心里早就有了想法（但无法查证，毕竟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但露西娅和朱塞佩的死亡日期最终还是在各种谩骂和白痴般的欢呼声中浮出水面——1965年6月24日。纯粹的事实表明，如果露西娅和朱塞佩没有在登上大巴之前就寄出那份简单的遗嘱，那他们就是赶在24日星期四下午，邮递员最后一次收信前把遗嘱塞进了邮筒（要么就是把信件给了民族街或艾赛德拉广场上的烟草店，这两个地方距离意大利旅游汽车服务公司的车站都不远）。第二天早上，露西娅和朱塞佩都没有再做什么。事实帮助朱塞佩又一次摆脱了报纸和人们仅凭想象针对他的指控（此前，我们已经通过论证否定一次了）——预谋让露西娅赴死，自己独活。就算他当时真的活下来了，我们也能确定他在事前完全没有这么想过。事情已经发生后才发表的看法和假设总是有道理的。

所以，如果非要对朱塞佩强加指控，就算将两人的自杀时间推迟到夜晚或黎明，也无法贴合遗嘱寄出的时间。我的推测是正确的：露西娅和朱塞佩就是在抛弃我的那个下午到当日晚上这段时间一起寄出信件的。

疯狂，完完全全的疯狂（我之前就这么写他们），他们两人一直在一起，形成属于自己的小闭环，一个人神圣的不理智反哺另一个人神圣的不理智。他们心念坚定，以意志驱动着行为。分子永不停息的运动维系着物质的惯性，两人深埋在肌腱和动脉里的坚持灌溉出锋芒毕露的冲动。前期的准备过程十分漫长，但计划仅用几小时就完成了，那是一种解脱，是自由的面孔之一。自由是生命的替身，是与生活平行的乌托邦，它随着我们的改变而改变样貌。写到这里，我意识到，上文对自由的描述也可以用来形容死亡：是生的替代，也是乌托邦。

1965年6月24日，一个炎热难耐的下午，宽阔的河流边勾勒出一双身影。那是夏至过后的几日，他们还为了共同的目标活着。两个相爱又迷惘的人站在暮色中。

我看到他们了，就是他们。是什么时候入水的？你们究竟活到了什么时候？确定了最后一次取邮的时间，就能知道那时露西娅和朱塞佩的心脏一定还跳动着。在那之后，两个身影才从岸边顺流而下，直至与河水交融。缓慢地，甚至充满爱意地交融。至此，我终于确定你们是带着对彼此的爱意离去的，我终于可以翻越河边的栏杆与你们相拥。我不能阻止你们，那时不能，现在也不能。我就坐在这里，看着你们。耳边是你们的声音，就连水声

也像露西娅的最后一次祷告。圣母玛利亚，请你照拂她。她是清白的，也是纯洁的。

一则消息为故事的结局勾勒上残酷的余晖：1965年，邮递员一般在下午5点至次日凌晨5点之间最后一次从邮筒中收取信件。遗书投递的时间被定格在6月24日星期四，时间是下午2点（两人到达罗马的大致时间）到5点之间。

原来如此：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残酷又冷漠地走向天人永隔。穿越时间抵达这里已经令你们无比疲倦，我多么希望写字台上的蓝色玻璃就是那台伯河水，只要把它砸碎就可以把你们从铺天盖地的河水中拖上岸，让你们活着，一边绝望一边活着。我不会同你们说什么，但会照顾好你们，同你们一起听远处海鸥的叫声，和已经被你们放弃的尘世喧嚣。

无论如何，从已明确的事实来看，有些东西仍旧闪耀着光芒。露西娅和朱塞佩拥有良好的品德，他们在饱经磨难后仍然坚定地相信大多数人的智慧、好奇心和善良，相信逐步揭露真相必然会在新闻界引起关注。

他们似乎早就想好了要与新闻界合作。或者说，与左翼媒体合作，因此他们选择了左翼媒体作为他们遗言与忏悔的接收者。

在深入探讨两人道德观念之前，我还要讲一个关于“最后一圈”的故事：如果我们放大6月29日《信使报》上刊登的遗物照片，就会发现露西娅的腕表永远停止在了11点48分。

这很可能是一块手动机械表，露西娅每天起床时拧紧发条，指针便可以走动约二十四个小时。那天早上，她最后一次拧紧手表的发条，一如往常。那是她人生中最后一个早晨。机械装置照常运转，自顾自地向前走着，直到主人去世的第二天。我终于知道了一个时间节点。

这个时间点对调查事实没有任何帮助。只是，当知道指针何时走完这最后一圈时，我从他们的身后之物上看出了一点惆怅。

6月23日晚，露西娅和朱塞佩把仅有的一点东西打包，搬出了他们在米兰的公寓。也许当时他们已经交不起租金了。6月24日早上7点到8点之间，两人离开米兰，准备投身罗马的台伯河。那些年，那条大河已经带走太多年轻的生命。

离开时，露西娅的裙子下还穿着泳衣。露西娅仔细地挑选了周日做弥撒时才穿的碎花裙，因为她知道自己死后会穿着这条裙子闯入人们的视线。

朱塞佩穿着自己最好的一件细条纹西装，口袋里揣着早就准备好的一封信，信纸已经仔细地封在信封里，贴好了邮票。

下午2点左右，他们在罗马下车，立马把行李就近扔在了地上，只带着我。

他们在车站寄出遗嘱，或者把信投进了在街边遇见的第一个邮筒。

他们沿着民族街前行，当然也有极小的可能是顺着比索拉蒂街走，在下午3点30分左右抵达准备抛弃我的地方。

确认有成年人带走我之后，他们便去到河边，沉入水底。我静静想象着他们的样子。

他的尸体顺水漂流了两公里，就被水草绊住了。他在户外近四十摄氏度的河水中浸泡了五天才浮出水面：衣衫不整，遍体鳞伤，被水流拉扯，一看就是先被水生生物吞食，再被飞禽和走兽啃噬过。

她的尸体轻轻缓缓地漂了大约八公里，第三天正常浮出水面。她几乎没有弄丢衣物，只遗失了一双鞋。

就是这样。一切都清清楚楚。一个连贯的、悲剧性的，但美丽的计划。当然，有些细节仍待解释，比如露西娅和朱塞佩为什么连一张写有名字的卡片都没有留在我身边。

2021年12月30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和女儿安娜来到市中心，尽情享受节日的氛围，欣赏彼此美丽的身影，观赏亮晶晶的玻璃橱窗里摆放的商品，它们像是华丽的诅咒。我的脑子里仍然充满了疑问，但我已经学会了控制自己的心神，避免将自己卷入无尽的探究之中。我们就这样平静地逛了一个多小时，在西班牙广场的高处，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我们去看看妈妈被遗弃的地方怎么样？”

安娜同意了。我为自己辩解：

“这样以后你就可以同朋友聊了……”

安娜温柔地摆出一副被我说服的样子。我们都笑了，都在笑我。

这地方很漂亮，雄伟又壮丽。宽阔的林荫大道展现出大自然的恩赐，还有罗马的宏伟。

“这地方很好，”女儿说，“这是他们精心选择的地方，他们不是随便把你留在这里的。”

“我不明白。你知道吗，安娜，我真的不明白，母亲与新生的女儿分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她是怎样张开双手，她摆出了什么样的姿势，她是怎么离开的……”

我们重走了当年伊沃·米库奇抱着八个月大的我走过的路，爬上了国家经济和劳工理事会所在的山坡。这地方真是太美了，场地宽阔，树木繁茂，历史悠久，古色古香。女儿说得没错，这个地方很特别，即使在美丽非凡的罗马，也能脱颖而出。

那时，这里是整个罗马最古老的公园。我所在的地方是公园众多入口中最雄伟的一个。

我们走下山坡，向华盛顿大街走去。我告诉安娜：

“然后他们就去了街对面，你看，就是停车场那儿。所以报纸上才写一个停车场管理员看到了他们！他们就等着有人抱走我……

“然后，爸爸妈妈（我讲这话时，突然意识到自己说了爸爸妈妈）就去了弗拉米尼奥广场。看见那幢楼了吗？后面就是台伯河，步行七八分钟就到了……不知道他们当时心里是什么感受……想一想，记者们说他们一直散步到第二天早上……但你能想象吗？谁能明白一个女人亲手遗弃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感觉……”

就在这时，我感到一阵极其剧烈的恶心，这种感觉持续了大约八分钟。

我们经过巴布伊诺街，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对自己，但更多的是对我女儿说：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了罗马，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他们想把你留在首都！”

安娜第一时间就回答了我。她的语气像是在给一个傻子做解释，她将月亮指给傻子看，傻子却呆呆望着指向月亮的手指。

她对我说：“他们两个都很穷，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也许住在罗马就是人生目标。他们想给你最好的。他们觉得，在罗马，你会有更多机会过上至少体面的生活。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做，也许你……”

我惊愕地张大嘴。清晰，简单，明了。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一下就解答了许多记者想不通的那个点。我相信她的直觉。

安娜绝不可能知道，当年在米兰和都灵，到处都挂着“此房不租给南方人”的牌子，她也不会知道那时国内移民的生活环境有多么艰苦、复杂。戈弗雷多·福菲甚至专门为这个群体写了一本书——《南方移民在都灵》。露西娅和朱塞佩应该不希望我保留原本的身份。否则，作为两个移民的孤儿，我会经历怎样的生活？露西娅好不容易把我从儿童援助所里抢出来，但作为移民的孩子，我又会被送进孤儿院，在那里长大。因为在别的任何地方我都会是一个异类。

露西娅想离开，想逃离这种环境。对她来说，罗马是最容易到达的地方了。这里是我人生的交叉口。正是因为她的选择，今天的我才置身于花团锦簇的国际化大都市，生活在我父母的梦想之中。

他们还能想出什么更有效、更可行的办法呢？

一个无法抑制的想法在我的脑海里生根发芽。我开始研究公共工程档案。1958年至1960年，基督教民主党人朱塞佩·托尼担任意大利公共工程部部长，他的继任者是贝尼尼奥·扎卡尼尼，人称“诚实而脆弱的扎克”。托尼在自己的四个任期内完成了许多了不起的公共工程，从太阳高速公路[从那不勒斯延伸到米兰的一条高速公路，全长七百六十公里，是意大利最长的高速公路，途经罗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等重要城市，被视为意大利高速公路的脊梁。]到为1960年罗马奥运会建造的一系列宏伟的基础设施，其中不少场馆都在我被抛弃的地点附近：大大小小的体育馆、奥运村、弗拉米尼奥高架桥、奥林匹克大道以及台伯河地下通道。

1957年7月，国家体育场被拆除。两年后，如今的弗拉米尼奥体育场在原址上拔地而起。体育场由内尔维与巴尔托利公司承建，于1959年3月19日落成，并承办了1960年罗马奥运会的足球比赛。

此外，1959年，建筑师克莱门特·布西里·维奇对卢宾别墅进行了修复和扩建，但我没有查到是哪家公司承接了这项工程。我可以想象，朱塞佩在罗马工作期间曾受雇于其中一家公司，他从这段经历中汲取了有关建筑装饰的想象，并将其运用在三年后在帕拉塔的工作中。

当然，这只是一个想法。但却是强烈的想法。

如果朱塞佩参与了这些修建和重建工作，他肯定对这片区域非常熟悉。而且，他一定是乘坐意大利旅游公司的长途汽车往返家和工地，这个公司的公交线路当年最远可达内图诺。因此，朱塞佩对罗马及周边的情况了如指掌，除了自己的工作地点，他也熟悉罗马中央火车站附近的加埃塔路，那里是区间车的站点之一。

说得更简单一点：除罗马北站外，华盛顿大街附近还有好几个公交站点，一直向前走，甚至可以闻到郊外原野上薄荷和迷迭香的味道。

露西娅和朱塞佩一定是带着底层人民最简单、美好而明确的愿望，将我留在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地方。罗马一直是所有人追求的终点，也许，朱塞佩也曾在罗马度过一段幸福的时光。

我遗漏了太多错综复杂的细节，而安娜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将它们环环相扣，还原出一个缜密的计划。

平常人面对骨肉分离总会恋恋不舍，而露西娅和朱塞佩却做得干净利落。他们的行为看似难以捉摸，实际上却是尽力将对所有人的伤害降到最低。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永恒不变的情感。人性就是如此奇妙，即使已经打定主意抛弃孩子，父母也会如幻象般盘亘在子女身边，保护她到最后一刻。从“监护人职责”的情感语境出发，我们会发现露西娅和朱塞佩在选定弃婴地点前考虑了许多因素：

两人事先已经决定好，留下女婴时暂且不直接透露她的身份，而是将写有孩子姓名和身世的信件寄到报社（他们很清楚，报纸在“无名女婴”被发现之后两天才能刊登这则消息）。所以，为了不让自己的女儿与其他弃婴混淆，他们不能把她留在人们常抛弃孩子的地方。不幸的人们通常把无力抚养的孩子放到医院或孤儿院的大门口，或者教堂的台阶上，但朱塞佩夫妇要选择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并在信里写明这个地点，不让读者产生任何疑问。

他们选择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地方。这个空间象征着胜利，或者说，寄托了他们希望顺利的情感，这与两人放弃生命的行为构成戏剧性矛盾。

“好吧。这些推论都说得通，”我大声说，“但他们为什么要推迟揭露我的身份呢？”

谜题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用意？为什么要制订一个充满悬疑色彩的计划？要知道，信封上可没写街道地址，露西娅和朱塞佩甚至需要承担信件无法送达的风险。

为什么要让孩子的身体和姓名分离？换句话说，为什么要让孩子摆脱自己的合法身份？是为了强调身体本身的重要性吗？是为了证明，无论被赋予什么姓名，重要的是这副身躯本身需要救赎吗？

抑或是为了强调名字的重要性？是为了强调名字与每个人独一无二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而人生经历都是不可复制的？

罗马的夜色里，我和女儿安娜在阿皮亚新街上闲逛。街边的橱窗琳琅满目，但我无心欣赏，只是喋喋不休地向安娜的棕色小脑袋里灌输这些抽象的概念。她抱着极大的耐心，凭借现实而理性的天赋（这显然不是遗传的）再一次给我答案。快速、务实、极其简单：

“因为他们想引起轰动。”

露西娅和朱塞佩希望他们的孩子，还有讲述她被遗弃缘由的故事，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不希望自己的悲剧与类似的悲剧故事混为一谈。

我的小先知再次一针见血。

追随露西娅的脚步，我们发现，当时在米兰，许多人在贫穷、法律缺位和偏见等各种条件下被迫抛弃孩子，所以才有那么多婴儿出现在儿童援助所。露西娅目睹了一条新生儿组成的流水线，婴儿们排成一队，被经验丰富的双手揉搓清洗，没有笨手笨脚的照顾，也不存在充满母性的缠绵。正是那些笨拙与温情才赋予每个人不可复制的命运。露西娅还看见一群孩子被约莫同样数量的保姆慈爱地抱在怀里，挤在铺着菱形花纹地板的大房间里。大家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孤独的。

熙熙攘攘又孤独的童年让露西娅和朱塞佩从心底感到震撼。他们也曾背井离乡，也曾孤独无依，他们绝不希望自己的女儿玛丽亚·格拉齐亚也经历同样的人生。他们不想自己的女儿和无数被抛弃的孩子一同长大，在米兰不行，在罗马也不行。所以，他们要想办法。

露西娅和朱塞佩意识到，不幸的人太多了。在育婴堂门前和教堂门前啼哭的孩子绝不只是一串数字或一个名单，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血肉之躯，而那一串名单比人们想象的还要长。孩子是他们唯一的未来，他们下定决心要拯救她。两人的行为看似癫狂，其实结合当时的状况，便很容易理解。他们尝试模仿一种反常的精神状态，在短时间内狂躁到极点（但他们癫狂的状态太稳定，反而显得有些不自然），一心求死，然而脑子里却另有一套清晰的逻辑同时运转。我们要忽视身体里每一个细胞都叫嚣着的求生欲望，才能迈过门槛，跟上他们的思维。

表面热烈，内心冷静。露西娅和朱塞佩为自己精心设计了一个疯狂而强硬的状态，既能吸引人们对小女孩的注意，又不至于毁掉他们的女儿。玛丽亚·格拉齐亚很平静，这位小女孩本来就很开朗，可以微笑着面对每一个人。玛丽亚·格拉齐亚可以拥抱任何一个人。

肩负责任的成年人愿以生命为代价。请不要牺牲纯洁的小生命。就这样决定了。

露西娅和朱塞佩大概也没想到，在博尔盖塞别墅发现女婴的消息竟然会席卷所有报纸版面，这个故事也许比他们想象的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总之，事情按照二人生前的计划和死后的遗愿发展下去了。

露西娅和朱塞佩不想给人留下他们抛弃女儿的印象，他们要公开陈述自己的理由，将审判权交予未来。不知道他们是否设想过有朝一日我也会读到他们写下的话，不知道他们写下那些文字是否也是为了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一点回响。

现在，我对他们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可以带着感情来理解露西娅和朱塞佩的这一段公开遗嘱：

这段文字以“在博尔盖塞别墅被人发现的女婴”开头，围绕我本人展开简洁的叙述。第二次提到孩子时，执笔者露西娅用物主代词表现与我的关系，称我为“我的女儿”。

但这个物主代词是单数的，露西娅和朱塞佩无法一起写下“我们的”。他们希望我过上正常的生活，所以朱塞佩不得不亲手斩断与我相连的血脉，将父女关系让给另一个人，即使这个人正是打着法律的旗号对他和露西娅步步紧逼的加害者。然而，信里也用过去时写明，这个人已经“否认”了与我的关系。朱塞佩的抉择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决意赴死之人的心理活动：如果多余的措辞会破坏孩子生存的空间，那就去掉它；既然生命已经成为累赘，那就放弃它。生命啊，把你认为已经没有意义的东西带走，把属于我的东西留给我。

字句在啜泣，执笔之人的心绪在颤抖：就像被宇宙射线影响，卷入真空，时空失去意义，现实不复存在。唯有女儿是真实的，唯有提到女儿时，会用她的假名字搭配现在时态进行表述（这是他们心里希望的现实）。他们是通灵的媒介，是披上人类身份的神灵，是破译非物质的物质。他们离开了。回归神性。回归神明。神话和宗教就是这样诞生的，它们诞生于最基本的、无法弥补的缺失，诞生于同类的死亡。

相比起来，朱塞佩是更默默无闻的那个人。他隐姓埋名，静静站在她身后，两次出现都是“露西娅的男友”。

这封信不长，大部分篇幅都在解释露西娅和朱塞佩为何“抛弃”我，只有最后一句写他们自己，以一句严厉、淡然又坚定的话宣告了两条生命的终结：“我和我的男友也将……付出生命的代价。”没有一点感伤，没有戏剧性的转折。他们像看陌生人一样审视自己，十分清楚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自杀是必然的结局。回看自己的一生，露西娅和朱塞佩毫不留情地对自己进行道德批判。当然，那个年代的人不会像现在的人一样强调个体的重要性：无论多么渴望欢乐，他们都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只是庞大的社会机器中一颗微不足道的粒子。

自杀不仅是为了终止痛苦，也是执行露西娅和朱塞佩对自己的判决。他们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对自己进行审判，为自己安排好“付出生命的代价”的结局。

露西娅和朱塞佩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给自己判了死刑。他们就像法庭传唤的大众审判，专与犯错的人作对，又像两个口技表演者，以他人的口吻说出来自全社会的谴责。在这一点上，他们很坚定：我们将为“我们的所作所为，为我们曾欺瞒的事实或曾犯下的过错”付出代价。两种选择中的第二个是“曾犯下的过错”，这是原文落款前的最后一个词，而后信件戛然而止，没有句号。

“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什么呢？是一开始就被新闻舆论（除了《团结报》，这是唯一对他们的选择表示过尊重的媒体）定义为“通奸”“罪恶”“错误的爱情”的整个过程，还是特指抛弃我这件事，他们只为了这个便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猜想是前者。在露西娅和朱塞佩被迫实施的环环相扣的计划中，抛弃我已经是倒数第二步，最后一步就是自杀。

露西娅和朱塞佩打算为相爱的骄傲付出代价。那时的社会习俗让他们进退维谷：如果两人相爱，他们就无法“抚养”自己的女儿；如果不相爱，他们便不会有孩子，也不存在弃婴一事。

不知道露西娅和朱塞佩是真的不理解“抚养”的含义，还是故意将细微的心理变化归结到孩子身上——准确地说，是“抚养孩子”。父母抚养孩子，就像擎天神阿特拉斯为世界支撑整个苍穹。新出生的孩子需要一切。孩子的存在会给成年人带来心理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这也许令朱塞佩难以承受。遗嘱中其实有一处错误，我的出生日期被写成了一个尚未到来的日子：1965年10月15日。

这可能不是唯一一封提前写下的信，说不定朱塞佩已经写了无数份落款是未来日期的求职信。当然，也可以粗暴地理解为，在写下最后的遗言时，他宁愿我从未出生。我理解他。我是来自未来的一枚蛮横的弹片，在他一穷二白时爆炸。

所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过，事情最终还是留下了一些疑问，例如“所作所为”的含义是我们“猜测”出来的。他们没有主张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但也从未为自己的爱情开脱，只是将评判的权利留给了他人。请审判我们吧，我们已不再关心已经做过的事是否正当。唯一与未来有关的词句就是“付出代价”：露西娅和朱塞佩的未来只剩下需要他们付出的代价。

在这样的时刻，露西娅和朱塞佩终于可以自由地书写和表达。他们本有机会为自己的选择辩护，反驳那些不承认他们、批判他们、让他们饱受折磨以致先流亡后自杀的人。然而，这封信语气温和，专注事实，只有干干净净的解释和描述。他们用平实的语言表达事实。

即使在绝望到自杀的情况下，两位写作者也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尊严。我错了。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只是以解离的方式保留自己的尊严。当他们选择解离的那一刻，就已经准备好放弃生命；当他们脱离白热化的悲剧叙事，审视自己的情感，像飞蛾望着自己的蚕蛹一般旁观自己躯壳承受的令人绝望的痛苦，死亡便成了终极逃离方式。

即便如此，写信人也没有将绝望归咎于自己，而是将“走投无路”归结为社会造成的后果。可以感觉到，如果把露西娅放在一个充满善意的社会环境中（可以想象，如果离婚是合法的，社会可以包容并接纳她离婚的选择），信里的“我”将愿意继续活下去。她才二十九岁，她拥有爱情，还有一个刚出生的女儿。如果不是走投无路，露西娅本应还活着，也许她的生命会一直延续到今天——2022年1月15日这个充满阳光的日子。

那么今天，我也不会在罗马郊区一个美丽的公园中，

在这页纸上写下她的死讯。

整封信都是朱塞佩亲笔所写，但他唯独没有在这封自杀声明上签名。

朱塞佩的字迹清晰、坚定、工整。字里行间表现出一切：这并不是一时冲动在酒吧桌前或矮墙上随手写下的一页纸。

6月23日晚上，露西娅和朱塞佩坐在厨房的餐桌旁。他们已准备好离开，我睡在他们身旁，桌上有些红色的东西（一个西红柿、一个苹果），以及一张白纸。朱塞佩拿起他的自来水笔：

“我们必须说出她是谁，人们是在哪里找到她的……”

“在博尔盖塞别墅被人发现的女婴……”朱塞佩把纸张垫在光滑的桌面上开始书写。墨迹平静地铺开，他不仅写清了内容，甚至费时雕琢字体，文字里透出优雅和飘逸。“我将她遗弃在罗马”，句号。

然后文字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一份正式信函，只是盲目行进。文字堆叠在纸张的底部，都快写不下了。都快写不下了。露西娅追问：

“要写出为什么……他们得知道……”

不知是谁的声音补充道：

“我，我必须知道……”

是谁的眼睛在看着我。线索很快出现：“路”和“女儿”两个词被某种液体涂上了水彩。写下“走投无路”之后，执笔者再也无法控制心绪，越写越小，越写越匆忙，直至结尾。这封信分为三部分。三种感官，三个片段。这里还出现了三个人。

“签名吧，露西娅……”

奇怪的是，桌子并没有像字迹一样分成两部分。事物就是如此冷漠。露西娅的签名挤在纸张边缘，像一根即将折断的藤蔓。与身份证上生涩的笔迹相比，纸上的“加兰特”写得更熟练轻快。以前的露西娅在拼写自己的姓氏加兰特（Galante）时，字母a和字母n之间的连接幼稚而迟疑，名字露西娅（Lucia）的首字母L处有两个自信但缓慢的小弯。现在，露西娅掌心冒汗、紧张又笃定地写下首字母G和L。她不再镇定。“格雷科”，她的夫姓，承袭自那个把她当囚犯看守的男人，竟是她生前写下的最后一个词。唉，要是能逃出他的掌控该多好！不过，露西娅，属于你的篇章还没有结束。我身体里流淌着你的血液，现在，你正用我的双手书写你的生命。

诚然，从第一个签名到最后一个签名，露西娅·加兰特付出了不少眼泪：很多人可以证明，她是一个开朗的女孩，也是一个常常哭泣的女人。她的确坚强了不少，可能是心变硬了，对自己也更狠了。她留下的不是一封感伤的信，而是一段果断的、实事求是的文字。露西娅和朱塞佩在信中解释了两件骇人听闻的事情（弃婴和自杀），没有任何修饰，没有任何指责，两个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了全部责任。

作为成年人，他们最终公开、明确地陈述了事实。他们被迫逃离和流亡，被迫像罪犯一样躲藏，在充斥着机遇的社会里甚至找不到工作，他们想大声说出真相。为了做到这一点，露西娅和朱塞佩精心选择了“读者”，希望他们以同情之心接受这些话，奠定我的未来的命运——我们看见，事实确实如此。露西娅和朱塞佩的信写给了一家报纸的读者，报纸的版头明确标注着“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

每一次舍弃都有其内在逻辑。我从时间深处找到两个闪耀着光芒的思想，仔细分析形成自己的逻辑：他们以新闻的方式传达自己的想法，并得到了报纸读者——左翼知识分子和跟他们一样的工人阶级——的支持。

露西娅和朱塞佩安排好身后事，当他们无法保护幸存的小女儿时，会有好人庇护她。一切都会很快结束，她会迅速摆脱孤独和痛苦。

路易吉那种人当然不会关心我的最新状况。露西娅和朱塞佩认为，《团结报》的读者更能理解他们的故事，我也有机会直接被一个重感情又有学问的家庭收养。一个阅读《团结报》的家庭便是这样。后来，事件的确沿着他们布置好的路径发展下去。

此外，《团结报》还是唯一一家针对此案刊登了两篇深度社会报道的报纸，两篇报道均署名D.N.。

6月29日刊登的报道名为《值得铭记的悲剧》，作者以激动的笔触肯定了露西娅和朱塞佩关于自杀的选择。他痛苦而愤怒地指出，由于“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死守着僵化且虚伪的规矩”，露西娅和朱塞佩的未来“可以预见，只能深陷在悲惨中，顶着不合法的身份生活”。

过了一天，报纸上又刊登了短评《拒绝远远不够》。经过反思，作者D.N.的心绪沉淀下来，第二天，他重新措辞，从道德（或者报纸名“团结”）的角度出发，借两具被抛弃的躯体给读者上了一堂简短的政治课。他批判自杀者，认为他们只是用自己的死亡向社会发出了“幻想中的挑战”，并没有真正日复一日地投身于集体斗争，努力改变这个“究其根本仍然原始的世界”。

露西娅和朱塞佩的选择是明智的：《团结报》作为党政机关报，愿意为两个普通人符合人性的动机发声。与此同时，其他报刊却致力于丑化事实，就算谈不上侮辱或令人厌恶，也可以说是缺乏尊重。例如1965年7月15日《今日画报》就刊登了一篇署名斯特凡诺·焦尔达尼的专版报道：《玛丽亚·格拉齐亚不知道，母亲为她而自杀》。

我直面最关键的问题：我的生命至少以亲生母亲的生命为代价，美丽的露西娅为我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解剖。

切割，提取，毛细血管反应物标本。反刍的食物，难以消化的物质。生命之根的矿藏。我们得让它发光。

小生命的到来让露西娅和朱塞佩的生活变得复杂，其中原因众多，无须多言。《艰难的生活》中，卢恰诺（由乌戈·托尼亚齐本色出演）得知爱人怀孕的消息时说：“走到这一步了。”这句话暗含对“即将到来的困难”的思考。

自愿离开人世间（她是唯一确定死于自杀的人）大概是露西娅做过最深情、最慷慨的事情，她的行为模糊不清，却充满着爱与恩惠。抛下女儿主动离去，是因为希望她能过上比在父母身边更好的生活。

这样一想，关于弃婴的说法就被完全推翻，残忍的抛弃变成了爱的举动。对于米兰儿童保护与援助所和罗马儿童援助所的很多弃婴来讲，都是如此。这条思路清晰通顺，情感上也可以理解。

然而，为了让我在母亲认为最理想的家庭环境中长大，露西娅不仅剥夺了我与她彼此之间的爱，更放弃了她自己的生命。

露西娅的反应过度了。她没有必要抛弃孩子，也不用自杀，故事本不用以罪恶的鲜血来渲染。假设我的母亲真是为了我自杀的，那她离开时就知道自己无法承受推开女儿的痛苦和愧疚。她与世界的永别会像一件沉重的斗篷，永远挂在女儿肩上，而我必须想办法自我解脱。

我一直拒绝为她的过度牺牲承担责任。露西娅将我放在生活的中心，但除了对我——她的女儿——不可估量的爱之外，她当然还有别的感情，别的关系，别的义务。这是不公平的。

露西娅不止一次表明，她很清楚要如何离去。她只是将自己的想法变成了现实。事实证明，露西娅并不是一时兴起，她清醒地将河流作为祭坛，平静地准备自己的献祭，履行职责，完成谢幕。本节的标题令我感到烦躁，它可能部分概括了露西娅·加兰特的精神状态，但我试图通过客观分析赋予母亲的死亡更加复杂的意义，达到最大的平衡。

我推测的真相似乎比标题表达的真相更好，也更坏：母亲不是为了我而自杀（更好），但也的确因为我而自杀（更坏）。普遍的抛弃和拒绝抚养早已在社会上埋下炸弹，我的出生只是引爆了徘徊在危险边缘的雷管。

因此，露西娅自杀的根本原因不是我（她不是为了我而死），而是她无法继续背负生活的重担。我可以断定，我的存在不是她苦难的根源，是整个社会造成了她的死亡。

写到这里，请允许我擅自对遗书进行扩展和解读。短短几行文字明显表现出写作者的自我意识：她深知自己对孩子的重要性，所以当她决定从孩子的生命中抽离时，很可能赋予自己一个燃烧自我的形象，而被留下的孩子需要用一生（或生命中的很长一段时间）来调整这个抽象的形象在生命中的占比，像折纸一样把它折叠起来，将它变小。她与所有人一样，运用无益的、致命的、过时的手段，留给我一段话。斟酌语气。赞颂虚无。真是神奇啊。

露西娅站在台伯河的边缘，那是她选中的安息之地。她来自过去，却试图绑定我的未来；她尽力征服悲剧，却也带来了悲剧。

潘菲利研究所的副所长斯特凡诺·莫斯基尼教授在一次深度采访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奇迹的缩影。莫斯基尼教授是一位神经精神病学家，他认为：“玛丽亚·格拉齐亚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她对每个人都微笑，从不哭闹，也没有因为环境突然改变而受到任何创伤。在她母亲来信揭示她的出生日期之前，我们就已经根据各种因素推断出她大概八个月大。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她表现出一个十一个月至一岁宝宝的精神状态。她活泼、聪明，这意味着她在一个宁静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玛丽亚的母亲完成了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即使自己被逼到在台伯河自杀，也没有让悲剧扰乱孩子的生活，没有让孩子被母亲戏剧性的命运所影响。事实证明，她做到了，她创造了只有母亲才能创造的奇迹。露西娅临终前写的信里说，她和男友都无力抚养这个孩子，但小女孩直至被送走前都没有受到任何委屈，她身体健康，营养充足。从她经常要人抱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她是在爱里长大的孩子。她要人抱并不是在耍小孩子脾气，而是出于习惯。”

我又想起了那个不可思议的假设：我的父母自愿推迟了自杀的时间，一直等到我足够独立，但仍无法理解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时，才放心离去。这几乎不可能，但也许就是事实。当然，我的母亲还用行动教会我：无论发生了什么，都要相信这个世界，相信每一个人。这一堂课充满模范性和前瞻性，因为太深刻而成为我的天性。

毫无疑问，露西娅对我的爱是与生俱来的。她的爱表现在没有把我带在身边，没有带我一起迈向死亡，没有带我去到爱不曾至的地方。她决定将我归还给生命，属于所有人的生命。从我诞生的那一刻，她就为我铺垫好被归还的命运。

在生命最后一段短暂的时间里，她忍受着将我置于危险之中、抛弃我的心碎。

这些年里，人们更加信任稚嫩的孩子，也更加信任生命的力量。生命奏出不同的乐章，沉重的低音中夹杂着欢笑般的小颤音。经历过战争的人深信，只要有生的信念，就能挨过几乎一切苦难。没有生命不受一点伤害。只要活着，就不存在完美无缺。

尽管这种智慧广为流传，露西娅和朱塞佩的遗愿却是通过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将女儿送去他们可以想象到的最美丽的世界。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可以凭借强大的精神力和思考完成的目标。用我们平常的话来概括他们的行为会更生动、清晰：这是“绝望的力量”，是“穷人的智慧”，是“协商的艺术”。

在这一切之上，闪耀着一盏明灯：“爱的智慧”。它是但丁笔下的炼金术公式，一个农妇和一个泥瓦匠凭借对爱的理解，将一篇又一篇报道重叠起来，找到拯救我的方式，托举我逃离毁灭。

但丁找到了他要的名字，

凡人短暂一生中的不朽之爱。

投水前，露西娅用手势画了一个十字。这手势来自她的童年，与神圣的天地相联系。虽说与朱塞佩相处的两年里，她已经完全倾向于意大利共产党，但她的政治信仰无疑可以与这个手势共存。

之后，她便将自己交给了河水，没有剧烈挣扎。我尽可能地相信，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她的自杀不是一时冲动从桥上跳下，而是慢慢融入水流，融入生命之前的生命，融入命运。

时至今日，没有比死亡更好的方式可以让生命的时钟停止。被时间裹挟是每个人的终极痛苦，除了抛却自己的躯体，与他人告别，跳出时间的框架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终止时间带来的痛苦。当然，其中也包括与自己的亲生女儿分离。将女儿留在时间长河中，离开时间，彻底缴械。

玛琳娜·茨维塔耶娃，拥有多重面孔的感性诗人，死于同样的原因。1941年8月31日，玛琳娜在鞑靼斯坦的叶拉布加镇自缢身亡。那时，她连一份洗碗的工作都找不到。之前，我用一段文字描述过她的自杀：

“茨维塔耶娃可以原谅并理解一切，但她无法原谅不能接受历史的自己，无法原谅自己发现历史与它该有的样子相去甚远。现实与正义之间的冲突造成了一位诗人的自杀，或者说，造成一位诗人允许自己被谋杀，比如帕索里尼。对于这些深沉的人来说，死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已经失去了原本的面目，它无可挽回地抛弃了我们；重要的是灵魂无法在屈从中歌颂，忍受精神漂泊无依。所以，最好永远在沉默中发出呐喊，死人便是在沉默中发出呐喊的人。”[摘自玛丽亚·格拉齐亚·卡兰德罗内《自由的诗句：世界上的三十位女诗人》，2022，蒙达多里出版社，米兰。——作者注]

我们的确可以随意解读逝者的生命，加入我们想要的解释。他们无法拒绝新的解读，也不会给出明确的答案。

我的亡灵们在说话。零距离观察露西娅和朱塞佩，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听见他们最后的笑声。事实上，他们没有完全屈服，也没有完全投降。成年人的尊严在于他们的现实感，他们承认自己的无知，接受自己作为个体和物种都无足轻重的事实，他们也明白应该何时停止，又该何时离开。

两个人不仅用行为说话，还写下了文字。五十七年前某个被失眠残忍折磨的夜晚，露西娅和朱塞佩发明了一条美丽的准则，他们希望我在生命的某个阶段读到这些文字，或早或迟地发现它。这个准则大概是露西娅从圣母怜悯弥撒书中得来的：“世人的怜悯”。

我将这个准则记在心里，像冠冕一样时刻戴在身上。它是我的护身符。

这句话将我的命运与父母自杀事件和世间流动的生命绑定在一起，为我指明前路：微笑着接受命运，将小手伸向所有人，将自己托付给全人类。就像当我们遇见一块杂草丛生的土地时，也可以试着放手让它自由生长，相信它转眼就会变成一片风景，人们将能看见云朵在核桃树枝头巡游。

这就是我的宿命，我承载着露西娅和朱塞佩在绝境中的希望，我每天都能遇见不求回报的善意，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不配得到它们。希望需要极大的勇气。故事中说，露西娅和朱塞佩是抱着希望死去的，就算不是对他们自己的希望，至少也是对我的希望。死亡是孤独的，但他们携手走向希望，战胜了不可战胜的孤寂。

事实的光芒是可回溯的。站在最新的分析进展上回看，露西娅两次独自旅行的目的更加清楚：那时的露西娅和朱塞佩同住在米兰，炽热的六月，他们应该已经决定了自己的命运。由于两次旅行的先后顺序仍未确定，根据不同的顺序可以推出两种假设。

第一种假设，露西娅和朱塞佩想把我交给信任的人。露西娅首先询问了自己的母亲，是否可以把我留在她那里一段时间（当然，她没有透露自己的最终打算），但母亲希望露西娅留在家里，并要求她回到丈夫身边。尽管出走了十个月，故乡的情况没有一丝改变。于是露西娅告诉朱塞佩：

“如果我不留下，妈妈不会同意抚养她。我们走吧。”

她按照计划乘夜离开，保全自己的尊严。

如果露西娅的确是为了我才回家，就可以证明她的家人放弃了我的抚养权。所有拥有合法抚养权的母系亲属，包括露西娅的父母路易吉和阿米莉亚，都不愿意接受我，后续我才能被顺利收养。

无法将女儿托付给任何人，就只能将她交予慷慨的世人之手。露西娅和朱塞佩在最后一封信里写下他们认可的准则（“世人的怜悯”），这表明他们十分清楚在遗书里将我托付给名义上的父亲路易吉·格雷科也没用。尽管如此，法律还是让他们感到焦虑，所以他们在信里固执地写下了关于我生父的谎言。即便已澄清我是无人抚养的孩子，我仍然面临与露西娅的丈夫和公婆一起长大的风险。

然而我法律意义上的父亲（尽管用词有点令人无法接受，但可以理解）并没有来认领我。我因此被明确认定为可被收养的孩子，与此同时，他也获得了“怪物”的绰号。村子里再也没人从他家门口经过。

尽管亲身经历并不愉快，露西娅和朱塞佩仍坚信人类的团结。事实上，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相关机构就收到了高达五十份领养申请，不仅数量庞大，甚至还有来自德国、奥地利、美国等国外的申请书。露西娅、朱塞佩和玛丽亚·格拉齐亚的故事感动了所有人。

7月1日，我被委托给另一个社会服务机构——官方儿童援助所，我第二次被正式录入省儿童援助所的官方系统，编号为65076乙，其中“乙”表明我不再是无名的孩子。这个编号与之前的编号相差四十八个数字，表示罗马登记在册的有名有姓的儿童比当时米兰登记的匿名儿童少了四十八个。然而，我还是和大约四百五十个小伙伴一样，遮在代号的面纱之后。我们都知道，流落首都的孩子数不胜数。

儿童援助所成立于1894年，七十一年间共收容了65 124＋65 076-1=130 199名儿童，减去1是因为我登记了两次。在罗马，每年有一千八百多名婴儿被遗弃，比米兰多五百名。

由于没有血亲或自称血亲的人将我领走，7月8日，我的监护法官路易吉·雷巴尔迪宣布一项立即生效的紧急措施，将我暂时托付给一个法律认为适合我成长的家庭，即孔索拉齐奥内·尼卡斯特罗和贾科莫·卡兰德罗内夫妇。

贾科莫的签名稳重、清晰，像清澈的水一样平衡，而孔索拉齐奥内的签名则凌乱潦草，显得轻率而焦虑，只有非常了解她、爱她的人才能看懂。从孔索拉齐奥内的笔迹可以看出，在终于抱起我之前，她努力克服了一堆难以忍受的、毫无缘由的麻烦事，完成了所有手续。这就是贾科莫和孔索拉齐奥内，一人条理分明，一人乱七八糟。他们是两个伟大的人。

事情沿着露西娅和朱塞佩的愿望发展。

祝愿我的同伴们也能找到这么好的父母，一个接一个地遇见属于自己的好运和补偿。

第二种假设更为简单：告别。这就是1965年6月露西娅短暂地踏上朝圣之路的原因。

露西娅只是想告别自己的初恋，告别灾难降临之前那段令人怀念的生活，它就像一个美好的梦境，时时环绕在她的身边。她的脑海中一直有一个声音，讲述年轻女孩因为金钱被牺牲的故事。在着手实施自己告别世界的计划之前，露西娅就想让托尼诺听听自己的声音，对故事的主人公说：

“托尼诺，看看生活对我做了什么。”

就让她最后一次从他的双眼中看到自己的模样，最后一次被那双美丽的、有劳动痕迹的大手握住。六十年来，每逢2月16日，托尼诺就会在家里那个镶着海贝的小祭坛上点燃一支小小的红烛。构筑祭坛的水泥来自利索内，其种混杂着各式各样的贝类。在那里，蓝色的浪永不停歇地拍打着海岸，来来往往的船灯和闪闪发亮的鱼鳞照亮了露西娅出生的地方，每到冬天，海水就拽着一摊海底蕨类和浮木送上岸。

祭坛就在这里，它是海洋的残余，也是照亮她生命的白炽光。我站在祭坛面前，它浓缩了露西娅和托尼诺的生命，静静地站在小花园的一角。露西娅最终也没有到达这里，但我和安娜替她见到了它。人的一生被归纳为凝结的海、一张有机石桌上凝固的红蜡。光栅的缝隙间，来自北方夕阳的影子慢慢拉长。

露西娅就这样一步又一步消失在夕阳里，一天又一天思考放弃生命和她那不完美又折磨人的原则，向她一无所知的母亲告别。在晨曦中不辞而别只是因为无法忍受分离、坚持和泪水。她保全了自己绝对的尊严。

她的生命已几近透明，只在我身上残留下一点痕迹。她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珍珠。模型。子宫。过剩。

不知道人们最后怎么处理了那具疑似朱塞佩的溺水者的尸体。我们不知道朱塞佩的遗体在哪里，也不知道他的死亡地点和死亡方式。

与此同时，露西娅自杀的事情在帕拉塔不胫而走。村里那帮孩子截获了这一消息，他们意识到某些无可挽回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用小孩子最简单、最残酷的方式向路易吉发难：

“这是谋杀！是你杀了她！”

“她是因为你才逃走的！”

“她离开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正常人！”

路易吉抓起石头追在孩子们后面打。从那时起，所有人都在心里将路易吉看作一个怪物。

怪物，妖魔鬼怪。“一百里拉”吉诺一直梦想着去美国，却从未离开家乡。这件事之后，他更是过着隐居的生活，连亲人也不来探望他。家里没通电，他就天黑睡觉，天亮起床，然后去乡间的树下接着睡，他更孤独了。生活让他心死，陷入永远浑浑噩噩的状态。

1965年7月27日，罗马儿童援助所所长为“6月25日或26日”去世的“母亲”露西娅·加兰特举行了一场圣弥撒。这是唯一一次纪念她的弥撒。除此之外，他们将永远用语言纪念她，向她献祭语言的永生花。

现在，她死后的灵魂就坐在这里，坐在洗衣机门弹开的弹簧声中。她会喜欢这个声音的。我也坐在这里，因为她喜欢我这样。露西娅喜欢机械构造，喜欢研究事物的内部结构。

我从2022年1月1日开始写这本书，1月22日写到第123页[意大利语原版书籍中，第123页为“1964年10月24日，打破平静的幻想”一节的最后五段。]。那晚我从一场大梦中醒来，这梦甚至有个标题：克雷森扎戈下雨的星期日。一场大雨倾盆而下，把大道变成了河流，我驾驶越野车在路上飞驰。但我并不害怕，因为我现在可以把车开进河里了。从高处俯瞰梦境，一切都很美，仿佛一个刚刚重生的世界。我来接你了，露西娅。我必须到达这里。或者说，返回这里。写到原稿第123页，我终于可以抚摩母亲的脸庞，触及她明朗但通透的身体。我摒弃了“只有文化才能让我们理解事物，认识外部和内心世界”的偏见。露西娅只读到小学二年级，但她是自由的，因为她有心。她有一颗依然闪耀的心，只是它永远不能被修复完整了。

马车自坡道底部缓缓升起。七月的第一个午夜，露西娅的遗体从罗马运回到乡村。她再一次穿过山丘的阴影，掠过周围的村庄，沿着省道前行，最终抵达家门口。然而，一半村民聚集在村外大路尽头的十字路口，他们不让她进去，死也不让。就连教区牧师也来到村口，他把露西娅·加兰特短暂的生命转交给一位仁慈的神父，却没有为装着遗体的棺椁打开教堂的大门。自从听到露西娅自杀的消息后，帕拉塔的村民们就一直在谈论这件事。所有人都在等。今晚，就连村里最小的孩子也醒了，他们钻进父母两腿之间，听父母喃喃自语：

“这就是那个投水的女孩……”

很多成年人只是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做出悲伤的表情，但也有人是真心来这里度过一晚，向这片土地的女儿告别。大一点的孩子被大人们不安的情绪感染，来回奔跑：

“她来了，她来了！”

马车在众人聚集的十字路口停下。在棺木上洒好圣水，确认露西娅孤零零地躺在棺椁里，合上棺盖。她独自沿着上学的路，走进没有月亮的夜色。临走前，露西娅教会了我说“妈妈”。今夜，他们把她留在墓地的小房间里，等待下葬的时刻。

第二天，人们把露西娅静静地安置在她的土地上，他们双目低垂，因羞愧而感到愤怒。不举行弥撒，不举行葬礼。为了选择属于自己的活法，露西娅不惜一切代价，最终放弃了生命的馈赠。这是她可以自行选择的最后的自由。

四十七年后，人们把她从这片土地上移走，安置在一个普通的公墓的纳骨处。因为她安眠的地方要修路，人们不希望她被打扰。那是五月的一个星期六，阳光温柔地抚摩着小小的你。愿音乐与你同在，我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