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午后，阳光慷慨地照耀着罗马城。

现在是1965年6月24日星期四，时间差不多是下午4点。此时意大利共和国的总统是朱塞佩·萨拉盖特，总理是阿尔多·莫罗，副总理是彼得罗·南尼。

一个小时后，披头士乐队就要在米兰的戈雷利自行车赛车场开始演出，并在晚上再加演一场。演出激起观众疯狂的热情，一天内创造了五千八百万的票房收入。第二天，这支乐队在罗马也有演出，但由于在罗马受到冷遇，演唱会只进行了半小时便草草收场。

此时，三十四岁的伊沃·米库奇正静静地漫步在乔治·华盛顿大街的阳光下，这是他每天去国家经济和劳工理事会上班的必经之路。国家经济和劳工理事会属于政府咨询机构，在历史悠久的卢宾别墅里办公。卢宾别墅建于世纪之交，位于一座小山丘的坡顶，理事会自1958年以来一直设在这里。

1995年，也就是本书的第二阶段调查期间，米库奇本人告诉我，在路上，他被一个奇怪的场景吸引了注意力：博尔盖塞别墅入口处的弗拉米尼奥广场上有一段气势恢宏的拱廊，旁边有一片草坪，一个毛毯包裹的女婴被放在草坪上，既没有哭泣，也没有吵闹，活像个飘浮在世间的幽灵。这一幕几乎没有声响，也毫无存在感，婴儿稚嫩的身躯和微弱的力量与外部世界极不相称。

年轻的米库奇被吓坏了，满脑子只想着援助。他环顾四周，却没看到任何人。倒是那个女婴截住了他的视线，向他伸出双臂。米库奇迟疑了一会儿，还是弯下腰抱起了孩子。就在此时，他从余光里瞥见一个年轻女人匆匆离去。

有人在博尔盖塞别墅的草丛里发现了个“高声哭号的小可怜”（6月25日《国家晚报》，同一篇文章里又描述了孩子“微弱的哭声”），她“浑身褴褛”（6月30日《国家晚报》），甚至“包在一堆烂布条里”（6月30日《信使报》）。这孩子就是玛丽亚·格拉齐亚·格雷科。而我，玛丽亚·格拉齐亚·卡兰德罗内，晚些时候才会出现。

弗拉米尼奥广场的停车场管理员向宪兵队证实，他曾在下午3点30分或是再晚几分钟的时候看见“一对衣着褴褛的夫妇，看起来像农民，犹疑不定地在草地上徘徊，很绝望的样子。不久后，就有人在草地上发现了女婴”（还是6月25日的《国家晚报》）。

同一天，《团结报》声称，女婴被一条粉蓝格子披肩裹着，穿了米白色T恤、白色衬衣和浅色外套，外套上有一个驴头图案，这身衣服证明她确实是穷人家的孩子。那天室外温度有三十七摄氏度。也许有人觉得，露西娅就像所有母亲一样，只是无端担心孩子着凉，但露西娅有自己的原因，她知道玛丽亚·格拉齐亚总是冻得四肢麻木。只有夏天才能将我从层层衣物中解脱出来，可惜母亲和我从未共度过美丽的夏天。那时，我的洋娃娃也还没脱掉厚重的衣物，但她不在我身边，她在半小时车程之外的地方。

伊沃·米库奇将女婴带到工作的地方，在咖啡厅给她找了点牛奶喝。这不同寻常的一幕给在场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括意大利共产党的一位干部贾科莫·卡兰德罗内。米库奇随后把孩子交给了国家经济和劳工理事会的值班人员，他们把我带到弗拉米尼奥警察局，请安东尼奥·瓦里斯科中尉进行初步调查。

1966年，瓦里斯科将开始负责罗马的法院警卫工作，1979年7月13日上午，他被红色旅[红色旅，意大利极左翼军事组织，成立于1970年，声称其宗旨是对抗资产阶级。该组织最著名的行动之一是在1978年绑架并杀害了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用一把残缺的猎枪射死。1982年，安东尼奥·瓦里斯科被追授“英勇公民”金质勇气勋章。

当然，瓦里斯科那时还没有牺牲，按照常人的想法，他当然希望婴儿的父母会找来警察局。然而，众人白白等待了三个小时，没有人找来。18点45分，弗拉米尼奥警察局的宪兵队上士德尔高迪奥做出决定，将这个“无名女婴”送往多里亚·潘菲利别墅。当时，别墅里的省儿童援助所已经收容了四百四十一名身份不明的儿童，就在同一年，别墅里的修女们还将帮助九百五十个孩子找到家庭或其他机构收养。这就是当时被遗弃的新生儿体量。

一枚印有序列号65124的徽章与女婴放在一起，作为标记。婴儿的病历上写着“神志清醒，可以发出少数单词，没有牙齿”。小小的我饱餐了一顿之后就睡着了，“睡得太熟，甚至没法叫醒拍照”（6月25日《信使报》）。这样看来，那天算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日子之一。尽管知道这件事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那个女婴，但在这里我还是忍不住用了“我”这个字眼记录下一切。稍加接触后，记录里将孩子的性格描述为：开朗。

抛弃孩子的地点和时间显然十分重要。一个八个月大的婴儿，被遗弃在夏天的花园里。

我在上一章里已经写过，博尔盖塞别墅宏伟的入口处，有一段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拱廊，连接着别墅和弗拉米尼奥广场。建筑师路易吉·卡尼纳在1872年奉教宗卡米洛·博尔盖塞[即教宗保禄五世，1605年5月至1621年1月在位，博尔盖塞家族成员之一。]之命修建了这段拱廊，拱廊距离孩子被抛弃的地方仅几步之遥。把新生儿放在这样一个地方，实在是很奇怪。这空间无序、分散、巨大，很容易让小小的身体生出迷失的感觉。也可以说，这里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入口，是通往梦中的大门。可这小东西连移动都需要帮助。当然，很快就会有人帮助她了。

从时间上说，时机的选择完美得令人震惊。我刚满八个月，露西娅就为我办理了出生证明。一周后她便来到罗马抛弃我。

八个月大时，新生儿断奶期结束，饮食习惯开始改变。八个月大时，新生儿开始爬行，慢慢学习用两个手指抓握东西。八个月大时，新生儿开始怀疑自己与母体是两个不同的个体，经历生物学意义上的恐惧（该过程在心理学意义上也几乎同步），担忧自己被母体抛弃，害怕以软弱无力的身躯独自面对陌生世界。在八个月的婴儿看来，沉默如镉元素一般散发着可怖的光芒。与母亲的分离焦虑是我们每个人必须面临的课题，好在，在刚出生的新生儿看来，可以将所有大人视作保护者。

如此精准的时机和地点选择会是偶然吗？可是，我真的无法想象，自己的父母坐在蒙扎大街的家里，在桌上摊开育儿手册，就是为了等待我成为一个自主的独立体的那一刻，然后抛弃我。但他们对现实的认知不足，以致被抛弃的事实还是让我的心理成长过程过于痛苦和不稳定。假如露西娅和朱塞佩真的严格选择了抛弃我的时机，那么我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只是接收并解读了神秘生命发出的一些新信号，例如我与母亲分开时的第一声啼哭。就像塞麦尔维斯一样，每一位母亲都能够通过观察和推理，构建自己的经验科学。

凭借着母亲的直觉、科学理论或者一些机缘巧合，我还是赶在无法与母亲分离之前离开了他们。此时，我还处于新生儿“可以将所有大人视作保护者”的阶段，并就此定型。

根据《今日画报》杂志刊登的照片，那时的我已经可以抓住婴儿床的栏杆，依靠自己的力量站立了。对新生儿来说，拱廊里的高柱就像婴儿床的栏杆，二者的内部比例大致相同。

“那时，你将接受祭祀、贡品和燔祭：看哪，祭坛上是献给你的牛犊[见第44页注释。——编者注]。”既然这封信能够送出，就证明直至6月25日凌晨，两人中至少还有一人活着。记者们奔走相告，各种报纸互抄这一消息。

据6月30日星期三《团结报》报道，25日星期五下午，露西娅和朱塞佩又给收留我的援助所传了几句话。他们在报纸上看见我被省儿童援助所收养，便向援助所再次确认了我的姓名，并表达了“已决意自杀”的决心。省儿童援助所的档案里保存了这封信的信封，但里面的内容却没有保存下来。

机动小队长尼古拉·西雷博士，人称“拉齐奥的梅格雷[朱利叶斯·梅格雷，侦探推理小说《梅格雷探案集》的主角，是法国著名侦探小说作家乔治·西默农笔下法国巴黎市警察局里最厉害的警官，也是世界范围内大名鼎鼎的侦探。]”，他迷人、有教养，又令人生畏，但他在1973年被人指证给老弗拉米尼亚街的地下赌场提供方便，在调查结果不确定的情况下被草草定罪。总之在当时，尼古拉·西雷周密部署了电话传报和调查工作，却没有找到露西娅·加兰特·格雷科的踪迹，也没找到她那位未透露姓名的“男友”。罗马，甚至整个拉齐奥地区的旅店和家庭旅馆都没有他们的入住登记和床位租住记录。他们从未去过这些地方。可以说，除了博尔盖塞别墅，他们没有去过任何别的地方。

1965年，台伯河仍是罗马人生活中的主角。这是一条与平常街道无异的路，是一条拥挤的淡黄色水道。戏水的人、骑自行车的人、闲逛的人……大家从不同方向、以不同方式与台伯河相遇。罗马人称它为“河”，不用冠词，就像一个专有名称。“河”让人又怕又爱，它常夺走冒失者的性命，也陪伴对生活失望的人从容走向死亡：

“我将自己投向台伯河。”

这是生活出现难以解开的死结时，最极端也是最迅速的解决方式。这也是1961年，帕索里尼的第一部电影《乞丐》中主人公终其一生梦想的安宁：像天使一样从桥上飞落，结束自己糟糕的一生。

“来吧，让台伯河干翻一切！”

和乞丐一起终日游荡的同伴莫西干取笑他。生活总是索取，没错。但没说一定会回报。

台伯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泛滥，洪水冲向又高又厚的城墙，涌进罗马城，夺回高墙以内的空间。1964年至1965年间，“河”三次涨水（前两次在1964年12月，第三次是1965年9月3日），展现了自己非凡的实力，顷刻间夺回了神圣的名声。

而当“河”轻柔地呼吸时，无足轻重的凡人们便在它身边休憩。夏季，太阳将暑热倾泻向城市，人们或站在河岸的沙堤上，或跳入沁凉的金色水面，躲避咄咄逼人的阳光。日落后，影子被天光拉得老长，人们就去往河滨浴场和货船上的酒吧、餐馆。他们吃饭、跳舞，喝得酩酊大醉。兴之所至，便滑入水中。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台伯河左岸的米尔维奥桥外，也就是现在的弗拉米尼奥河岸，就有了波尔韦里尼沙滩。沙滩的名字来源于河岸的船夫们，他们勤勤恳恳，将前来度假的游客摆渡至台伯河右岸的普拉托·法尔科内村落。沙滩位于奥斯塔公爵桥和复兴运动桥之间，一片白色细沙上，能看见远处郁郁葱葱的蒙地马里奥山。《信使报》对此描述道：在那里，度假的人们“在几乎无人的街道上尽情享受自由，赤身裸体在阳光下沐浴，有些人一待就是一整天”。波尔韦里尼沙滩是外台伯河区雷内拉沙滩的姊妹景点，但这里更好，因为雷内拉沙滩不允许人们裸体晒日光浴，以免路人对他们裸露的身体浮想联翩。

对于台伯河的摆渡人来说，1932年是尤其艰难的一年。他们被迫离开波尔韦里尼沙滩，去为统治者组织的夏令营服务。罗马领袖只饮纯净的台伯河水。与此同时，意大利的犹太人第一次按照贫富程度为船夫的摆渡服务划分等级：富裕的人能负担起私人俱乐部和业余俱乐部的大船，而没什么钱的游人则只能和各种设备挤在一艘船上，比如路易吉·鲁道夫·贝内代蒂的驳船“圣天使的埃尔·西里奥拉”。这艘船在八月节里比奥斯蒂亚[台伯河入海口。]还要拥挤，甚至被好几位偶然经过的知名电影制作人选为取景地：1953年，威廉·惠勒将这片水上平台搬上了奥黛丽·赫本和格利高里·派克主演的《罗马假日》；四年后，迪诺·里西又将《贫穷却美丽》的背景设定在西里奥拉，美丽的女孩在这里机敏地拒绝了穿着帆布裤的男孩对她的示爱；再之后是1961年上映的《乞丐》，主人公看见心爱的女孩斯泰拉与另一个男人在木板上翩翩起舞。

“西里奥拉”在方言里是鳗鱼的意思，埃尔·西里奥拉则是捕鳗鱼的渔夫，同时这个词也指神话中两栖动物的保护神。他在渔场前用杆子围起的一片水域被称作“加利纳罗”，成群的孩子每天在那儿叽叽喳喳地戏水。这片水域十分安全，在酷暑中和干燥的午后尤其适合玩耍：孩子们穿着纯棉裤衩，吵吵嚷嚷地泡在母亲般温柔的台伯河水中，稚嫩的脚下是金色的太阳在晃荡，头顶是救生员被映成金色的瞳孔。除了欢乐的孩子，这双瞳孔还见过太多失意的恋人，他们在救生员身边做出“正当的”“极端行为”，而救生员则因为救起了两百多名落水者被授予“公民英勇勋章”。爱情有自己的荣誉法则，但生活亦是如此，活下去的意愿也是一种法则。

不久之后，人口增长和城市化污染了河水，钩端螺旋体病以及可能并发的韦尔病在水流里传播。为应对这致命的危险，罗马城开始禁止水浴，不再准许游人涉足城市里的浴场。

当然，台伯河水还是会不时发出欢笑声。笑是一个古老的词，这个词语曾经被用来形容哗啦啦跳动的流水轻松愉快，也形容浅水或遇到障碍的水流激起小浪花的声音。

6月27日星期日深夜，多蒂夫人在台伯河水域发现了一具漂浮的女尸。

尸体在台伯河发明家河段的上游被发现，就在马可尼桥向外一点，这里正是市长维尔吉尼娅·拉吉准备重修夏日度假沙滩的地方。多蒂夫人立即通知了附近的波图恩塞区警察局。

河段警察将尸体打捞上岸。他们注意到，这名妇女披散着黑色长发，身高经测量一米六五，赤脚，没有身份证明，但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婚戒。她身穿棕色碎花上衣和乳白色衬裙，外衣下还穿了一套泳衣。这无疑是一种很端庄的姿态。

换个角度看，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件值得怀疑的怪事。因为那一年，人们仍然可以前往台伯河的河滨浴场洗浴。

我们立即就能反应过来，那具女尸便是露西娅。

弯腰俯视这副已经变得陌生的躯壳，重新整理、清洁她的面庞。看着她，直到她开口说话。聆听她在无法触及的距离之外说出的每一个词语。从被遗弃的躯壳中收集意义，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露西娅，我希望你重新绽放出恋爱时柔和的、孩童般的笑容，而不是在某个星期日清晨发现你嘴角的肌肉被无法释怀的失望牵引着，因痛苦勾勒出奇怪又狰狞的弧度。为了你，我走进自杀者身后留下的生命荒漠，直面他们无意中流露出的讽刺。我只想要你的顽石开花。

所以我开始认真调查。首先考虑的是露西娅在河边沐浴时遭遇悲剧的可能性。

在露西娅死亡前的几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热浪袭击了罗马城，整座城市几乎要融化在异常的暑气中，连城里的人都变得怠惰起来。6月27日《时报》将其描述为“一场闪电战”，“夏日突击队手持喷火枪开始行动”。人们跳进华丽的喷泉里消暑，把好好的城市景点搞得乱七八糟；警笛声刺破午后的闷热，消防车匆匆赶去扑灭自燃的城市灌木丛。例如，科尔蒂纳丹佩佐路附近的灌木丛烧了起来，出动了足足四辆消防车。然而，罗马的绿化带还是几乎全部被毁。全国各地都有人死于“心脏麻痹及中暑”，许多公司决定6月29日星期二放假一天，将圣彼得节和圣保罗节的假期连起来。在1965年，这两个节日都还是全国统一假期，直至1977年才改为罗马地区特有的保护神假期。因此，从6月25日星期五晚上开始，炎热的天气和不期而至的漫长休息日便让城市变得干涸，还有一点空旷。

让我们试着把24日星期四在公园门口丢弃女婴的那对夫妇放到这世界末日般的场景中。

“露西娅，我们去河滩晒太阳吧。”

然后，女孩不慎滑入河里，就像德·安德烈歌里唱的马里内拉一样。而你那位英俊的泥瓦匠此时又会怎么做呢，露西娅？

我断然拒绝这种假设，因为它冒犯了露西娅和朱塞佩的尊严与痛苦。承认这一假说，就等于承认露西娅在与我分别后的一至两天内，被朱塞佩或者其他人以享受日光浴的借口诱骗到河滩上，结果却被推入水中，或者自己不慎滑落水中。

之后我们就会发现，露西娅是拥有好几件内衣的。我将自己代入当时她理性的头脑，进入她有思想的灵魂：露西娅认为，即使她去世时穿的那件深色衣服，一旦浸在水中，也会变得透明，要么会凌乱不受控制地浮起，要么会黏附在身体上，赤裸裸地勾勒出身体的形状。为了保持端庄，她决定穿上两年前去海边治疗不孕症时买的泳衣，以代替内衣。

如此看来，穿着泳衣并不意味着露西娅当时在河边沐浴。与此相反，这恰恰表明了她明确、坚定地准备投水自尽的决心。

在平常的衣服下穿泳衣表明了一个女人即便死后也不愿被玷污的神圣姿态，露西娅通过这个动作维持了自己的尊严，表明她对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对陪伴自己走向死亡的那个人最后的尊重。我对她的决定感到由衷地敬佩。

母亲

你与我同在，就像额上

无法愈合的伤口。

不会一直疼痛。心绪

直到死去才缓缓流出。

只是有时我会失明，感到

嘴里有鲜血淋漓

戈特弗里德·贝恩《停尸房》[摘自戈特弗里德·贝恩《停尸房》， 1997，朱利奥·埃诺迪出版社，都灵。——作者注]

既然尸体是被岸上的人发现的，说明它已经浮出水面。那么，尸体为什么会漂起来？

最简单的假设是：细菌已经在尸体内部开始工作，生产了甲烷、二氧化碳和硫化氢。根据浮力表，在六月至八月这段炎热的时间里，即使水下没有任何缠绕，也没有其他阻碍，尸体也至少在死后两天才会浮出水面。因此，骨灰盒上标注的26日星期六一定是个错误的死亡时间，露西娅在尸体被发现前几小时投水的假设不可行。

露西娅的遗骨是从公墓的骸骨堆里被掘出来的，发掘前我对此事并不知情。她的骨灰装在一个锌质的小盒子里，盒身上用黑色水笔注明了死亡日期：1965年6月26日。我一直认为这是直接从验尸报告中抄录的日期，实际上，这个时间点至少是可疑的。而且，盒子上写的出生日期也不对：露西娅出生于2月16日，而不是2月19日。

如果我们将26日视作真正的死亡日期——即露西娅的尸体是在6月27日凌晨被发现的——就必须考虑两种假设，其中一种令人心碎，而另一种让人毛骨悚然。

第一种假设是喉痉挛：出于身体在绝望中的自然生理反应，露西娅的肺部仍存留着充足的空气，在类似案例中，有10%是由于人的身体为了自我保护而产生喉痉挛的症状。躯体也许丑陋，但它仍在尽力保护自己不受死亡意志的侵害。人体自有的求生意志和居住其间的灵魂进行着无声的斗争，产生剧烈的呕吐感（这是为了排出进入呼吸道的液体）和喉痉挛的症状（关闭喉咙通道），然后导致肺水肿（肺部充血）。关闭声门通道可以辅助人体封闭上呼吸道，防止溺水的人将液体吸入肺部。当然，人体对生命的渴望也有可能导致死亡：如果在此期间，溺水者的自杀意愿减弱，浮出水面，自然就能恢复自主呼吸；然而，如果在水下的时间过长，超出了自己的憋气能力，那么就算获救上岸，也会在干燥的环境中窒息而死。死亡的结局只是推迟了几秒到来而已。

这种情况被称为“干性溺水”。尽管死亡时间不长，身体里的细胞还没来得及分裂，产生气体，肺部留存的空气也能托起躯干，让它轻轻地漂浮在水面上，不像呛水溺亡的尸体那样因重量被拖往水下。

如果露西娅是死于致命的喉痉挛，她甚至有可能是在27日当天投水自尽的。要确认她的死亡时间，就不应将浮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需要寻找其他的线索。

要么，就得接受第二种假设——露西娅是在已经死亡或者失去意识的状态下被抛入水中的。在这种情况下，她的上呼吸道和肺部自然会充盈着此前自主吸入的空气，但因为不能控制自己进行呼吸，所以无法自救。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认真研究尸体的变化过程。但我的确这么做了，因为研究它可以帮助我更好地推测出赋予我生命的女人死亡的时间和原因。查看《特雷卡尼百科全书》里的词条“溺亡”时，我为某些字句的美感所深深震撼：“（尸体）有时会部分出现皂化现象，白垩样物质上镶嵌着钙盐沉积物、霉菌、藻类或其他水域动植物群的产物，其中包括色素微生物，它们共同赋予了尸体奇怪的天鹅绒质地、丰富的色彩和铺满草本植物的外表。”

万事万物，真正意义上的万事万物，都可以成为诗歌。杰出的解剖学家戈特弗里德·贝恩创作的诗集《停尸房》就是例子。这本诗集的文字风格朴实无华，讲述了1912年以来贝恩与停尸房的故事。2004年，伊万诺·费拉里的作品《屠宰场》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作品中的诗句淬满了尖刻、愤怒、犀利和不知所措，各种情绪混杂着，就像一个敞开的伤口。如若我们忽视它，它必定会血流不止，所以我们必须让最清楚的词句从伤口中涌出，直至痛到痉挛。真是畸形又怪异。

至此，我又绕回了那个关键问题：为什么被露西娅抛弃的那副躯壳——从纯物质的角度来看，它是一具尸体，已经完全无法展现任何有关生者的特征——是在6月27日星期日那个闷热的早晨被发现浮在水面的，但她的死亡日期却被认定为26日呢？

如果是溺水死亡，气体会集中在躯干的上半部分和腹部；但在干性溺水的情况下（喉痉挛引起死亡或者入水前已经死亡），空气便只会封在胸膛里。

可以想见，在第一种情况下，充满气体的身躯会面朝下漂在水上，头部和四肢朝向水底，整个背部大剌剌地浮出水面，仿佛被拉向天空；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应该只有躯干浮在水面上，身体的其他部分都会半沉在甜美如恶魔的河水中。

时间已过去多年，我们当然不可能再去打扰多蒂夫人，追问她尸体与河面的位置关系，问她尸体嘴唇上是否有簟形泡沫[溺亡者的气管与支气管黏膜受溺液的刺激，分泌出大量黏液与吸入的溺液混合，经剧烈的呼吸与空气搅拌，形成大量均等细小的白色泡沫。]，是紧闭还是张开着；问她是否记得水面下若隐若现的那双手是已经泡得又白又皱（也称作洗衣皮，夏季皮肤泡在水里十二小时内便可形成），还是惨白但不自然地肿胀着（称为手套皮，皮肤部分脱落引起肿胀，在水里浸泡三至八天形成）。当然，就算理论上可行，从道德层面来讲也不该强求。由于不能通过近六十年前的他人视角弄清露西娅尸体的状况，我无从得知她的躯体上是只有水生生物（鲤鱼、鳗鱼，乌鱼等）造成的损害，还是也包括空中和陆地上的动物（啮齿动物）造成的伤害。于是，我决心采取最困难的办法。只是写下它，我都已经感到费力：寻找母亲的尸检结果。

12月30日，我给罗马检察院档案室打电话。档案管理员十分礼貌地向我解释，所有的公文（包括调查文件），除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都不可能保存四十年，早已成为纸浆。但他也承诺会仔细查阅档案，检查是否有任何保存下来的信息，哪怕只是一个验尸医生的名字也好。档案员同时指出，“伤害自身罪”的相关公文原本规定的保存时间就比较短。

我意识到，露西娅应该犯下了三项罪行：遗弃儿童、自杀，以及这两项罪行的主要诱因，也是她犯下的第一项罪行——通奸。

可以说，只要自杀成功，刑事处罚的威慑力便起不了任何作用。但我又很快发现，罪犯露西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依然会受到惩罚。

与此同时，我向意大利国家档案馆递交了一份申请，希望能够亲自核实馆里是否保存着死于1965年的露西娅·加兰特的档案。我怀着一种奇妙的心态等待批准，期待着档案能够揭晓更多未知的答案。我觉得自己正在履行一项推迟了几十年的职责，和你一起去到爱不曾至的地方，也是你没有带上我一起奔赴的地方：死亡。我只是想知道，当时的你有着什么样的感受。

淡水中的溺水者会在三至五分钟内死亡。水通过肺部毛细血管渗入人体血液循环系统，使人体内循环的血液总量翻倍，让红血球膨胀至爆炸。同时，血红蛋白运送氧气不足会导致心室颤动，引发致死性心律失常。

过了最初的两分钟，溺水者便会感到胸口有强烈的灼热感和沉重感，再之后，到了死亡前三四分钟，心脏循环骤停，缺氧导致意识逐渐丧失，灵魂会产生一种安宁的感觉。

看来，在水中死去是最为甜蜜的。

两分钟后，一切都会被遗忘。

两分钟后，水面下是你的乡间星空

是童年的清晨，是复活节

是准许你和心爱的狗一起睡觉的

母亲，

还有我，我在单面镜前缓缓坐下

从未来看着你，

我在世界尽头看着你

我让你

自由，我让你

如此无药可救，

而对我来说，我只想看清

无人在意的

你的孤独。

我们在一个蓄满光的水池。我向你迈出的每一步都发出水下的声响。

露西娅，希望你离开时，能听到节日的钟声，沉睡中的乡村正下起瓢泼的花雨。

我希望你终于能好好休息。

下午6点，意大利旅游公司的行李搬运工，三十五岁的弗朗哥·马斯特兰德雷亚向警察报告，有“四个包裹”被丢弃在他工作的公司总部门前，就在罗马艾赛德拉广场的拱廊下，已经好几天了。

包裹就放在地上。艾赛德拉广场的拱廊地面由大块彩色大理石铺就，与我家大楼入口处的地砖相似。一个奇特的巧合。

一些穿警服的人把我们的东西放在警察局的桌上。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可怜这些东西，会不会怀着爱意

触碰它们，把它们放进

死者的物品袋里。谁知道他们已经多少次拼凑死者的物品了，穿着这身制服的人必须保护自己免因类似物品发出的痛苦尖叫，

虽然它们现在只是些无用的东西了。也许他们相互开玩笑，也许他们打开那个被遗弃的手提包时，也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我在此罗列出他们留下的物品：

一个绿色人造革手提箱，装着折叠好的男装和女装、米兰市政府6月16日签发的玛丽亚·格拉齐亚·格雷科的出生证明，以及一个金手镯；

一个黑色海豹皮男士公文包，里面有朱塞佩·迪彼得罗的驾驶证、一支自来水笔、一些建筑工程的复印件和几封最终也没有寄出的信，信件里，朱塞佩还在拼命请求以前共同承包工程的同事为自己提供随便一份工作；

一只黑色女式手提包，内有露西娅·加兰特的身份证和其他一些物品，她的身份一栏写着农民。

其他物品可以在6月29日《信使报》第5页刊登的照片里看到：

露西娅身份证照片里戴的那条金项链和一对深色扇形宝石耳环、一个相同款式的吊坠、一条挂着十字架的合金项链、一枚戒指、一块钢制手表、两只装在珠宝盒里的吊坠耳环、一枚镶有红色宝石的金属戒指，以及两把散放的钥匙；

一个红色的尼龙网兜，里面有婴儿的尿布和衣服，还有一个至少四十厘米高的塑料娃娃，几乎和当时的我一样大小，娃娃梳着短发，露出耳朵。

除了婚戒，露西娅摘掉了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

然而，在不知多少天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人碰过那个被遗弃在地上的手提包。

警察只拍下了那些贵重物品的照片，但在1980年，我收到了一个手提包，里面装着一个黑色仿鳄鱼皮零钱包，里面有1958年印制的20里拉；一管印着“免费样品，不可出售”的高露洁牙膏；一个透明的浅蓝色塑料梯形包装盒，白色盖子，里面装的是斯蒂拉牌眼药水，液体静置多年后已经变成一颗直径约两毫米的卵形蓝色石头；一页精心折叠的福汉斯漱口水宣传单；两只白色的结婚手套；一个塑料男士衬衫护领；一枚带有蓝色墨迹的青铜顶针；还有装在一个圆罐子里的妮维雅护手霜，正如2010年我第一次尝试记录下这件事时描述的那样：“锡管上有轻微的不规则褶皱，罐底还保留着右手食指留下的印记和半圆形划痕。所有女性都以同样的手势取用护手霜。”[摘自玛丽亚·格拉齐亚·卡兰德罗内《新生命的行为》， 2010，列托科莱出版社（杜埃维莱市龙扎尼出版社旗下品牌）。——作者注]

物品中还藏着一份来自时间的礼物，但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牙膏管的两边，保留着童年露西娅用拇指和食指按出的形状。那是我母亲的手。

她只捏了一次，有条不紊又准确无误，印有高露洁红色商标的一面保持

向上，朝着自己仍明亮清澈的双眼。

总之，我没有看到任何表明她的生活穷困至极的迹象。眼药水、牙膏和护手霜。没有化妆品，因为露西娅喜欢保持素颜。

但露西娅留在包里的两把钥匙究竟能打开哪两扇门呢？宪兵队和警察在罗马大肆搜查，却没有找到露西娅和朱塞佩在任何宾馆或旅店的入住登记。

他们就像专程来罗马自杀的一样。

最后，人们像开蛤蜊一样沿四周拉链打开露西娅留下的行李，箱子里的物品散落一地，暴露在记者的镜头前。物品中可以辨认出一件白色胸罩，它就这样被曝光在报纸上。这是之后的事情，是我们

不再负责的事情。

还有那个赤身裸体的塑料娃娃。这可怜的小东西可以被打扮成任何样子。

照片中的娃娃双腿交叉，遮住中间隐私部位。不知是偶然还是警察们出于令人钦佩的严肃态度特意摆放的。

被遗弃的行李中没有婴儿车，而我从被发现时就自己躺在一条格子毛毯上。可以想见，从米兰到罗马的最后一次旅行，直到被遗弃在草坪上之前，我一直被露西娅抱在怀里或者放在一个轻便的婴儿背袋中。例如，我可能被包在那张格子毛毯里，露西娅将毛毯绕过自己的双肩交叉打结，就像我自己带孩子出门的方式一样。这种把孩子一直带在身上的方式十分安全。

最低温度：十五摄氏度。最高温度：三十七摄氏度。

罗马正在为保护神圣彼得和圣保罗大肆庆祝，假期间政府办公室大门紧锁，行政系统几近瘫痪，就连垃圾收运员也即将罢工，少数还留在城里的居民十分恐慌，他们日常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当天下午，罗马法医研究所接收了一具男尸。尸体于上午10点左右从台伯河的朱塞佩·马志尼桥的上游浮出水面，大约是在维托里奥桥和阿梅德奥王子桥之间。根据报道，这具男尸似乎已经在水里泡了十五天以上，年龄在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被发现时只穿了一条蓝色细条纹长裤，裤子口袋里有一块手帕和三条领带。7月1日星期四《信使报》报道，警方宣称从河里打捞上来的男子与朱塞佩·迪彼得罗驾照照片上的男子是同一人。

已知露西娅的尸体是在远离市中心的台伯河发明家河段被发现的，该地属于EUR区[EUR即Esposizione Universale di Roma的简称，是意大利首都罗马的一个地区。]，两具尸体被发现时相距五点五公里。

负责调查的警察（菲利皮上校、罗马一队阿利贝蒂上尉，以及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瓦里斯科中尉）当时还未能肯定地将露西娅的证件照和她的尸体联系到一起，6月29日《信使报》也声称尸体“无法辨认”。

身体被自毁的意志所破坏，解体的想法战胜了栖身的躯壳，使之沦为纯粹的物质。总之，德尔高迪奥上士认为，露西娅·加兰特身份证上的照片与河里的人有八成的相似度。

假设这两具尸体就是露西娅和朱塞佩，且他们就是从博尔盖塞别墅附近的彼得罗·南尼桥或者玛格丽塔王后桥落进水里的，那么朱塞佩的尸体便只随着水波前进了两公里。也就是说，他一直被困在原地，接受着河底水流的冲击，成了老鼠、鱼等各类动物的食物。这些动物迅速地啃噬他的身体，让他看起来像在水里泡了更长的时间。

如果露西娅的死因确是喉痉挛，那么她大概在水面上漂流了八公里，被河水抛来抛去，没有经历咬噬，但不断地冲撞着柱子和河岸。

在携手赴死前，他们都穿上了礼拜日才穿的最好的衣服。停车场的管理员称，这些服装让他们看起来“基本上能肯定是一对农民夫妇”。这两套衣服也许是两人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为迎接新生活而挑选的，蕴含着失望中下坠的孤独感，以及被遗弃之物的哭泣。

二人最终在水面上，在无影灯下走到了结局。无须再理解更多。或许只是巨大的疲惫，让沉默归于沉默，让孤独生出安宁。

但活着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安宁，他们在是否停步的选择中徘徊，反复探究，不停寻觅，他们的身躯发着热，不知疲倦地掠夺着。司法机关下令测量河水流速，想要确定露西娅和朱塞佩是否同时投向河水宽广的怀抱，投向母亲河许诺的安宁。可是，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6月30日上午9时，罗马法医研究所，露西娅的父亲路易吉和从乌迪内赶来的弟弟罗科·加兰特辨认了她的遗体。

尸体已经绿得像芦苇的枝条，露西娅在水中弄丢了她的婚鞋。

路易吉和罗科正式在确认记录上签字，并准备送走露西娅生下的小东西。在此期间，他们拒绝见我。《团结报》和《国家晚报》同时报道了他们的态度：“那是个罪孽深重的孩子，我们不想要她。”

罗科舅舅当时二十一岁，是一个好儿子，但他内心的声音却被父亲的声音吞没了。父亲的决定被《团结报》认为是“害怕冒犯所谓的由幻想和偏见构成的‘荣誉感’”。更重要的是，一切都发生在罗科服兵役的时候，否则：

“姐姐的房子之前都是我负责修理的，要是我在家，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亲爱的舅舅，你终于说出来了，终于像以前看她那样正视我了。

另一边，朱塞佩也最后一次袒胸露背地出现在亲属面前：他的衬衣不知所终，外套和领带大概也丢了，因为他穿的是一条西装裤，是套装的一部分。他的妻子阿妮塔带着女儿卡罗琳娜的新婚丈夫雷莫来到了法医研究所，他们并未确认马志尼桥附近发现的尸体就是朱塞佩，那具男尸在水中泡得面目全非，已经无法辨认出身上是否有朱塞佩在北非战争中留下的伤痕。

一位被抛弃的妻子、一个从来没有机会脱掉岳父衣服的女婿，一起深深地凝视着一具残缺的躯体，试图辨认出至少二十年前的战争中落下的伤疤。除非那些疤痕特别深，或者本身畸形，甚至残缺不全，不然怎么可能被辨认出来呢？

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妻子不想继承丈夫的巨额债务，尤其是丈夫与另一个女人一起欠下的债务，何况自己的丈夫还为这个女人跳了河，所以阿妮塔有意或无意地选择了失忆。而且，只要在激烈情绪的冲撞下否认过第一次，随着岁月更迭，她便越来越难向孩子们坦白，自己是出于经济原因和嫉妒心，才让孩子们的父亲没能下葬。

6月29日的《国家晚报》刊登了发现尸体的前一天阿妮塔接受采访时的表态（29日发表前一天采访的内容），她认为“如果我的丈夫写了那封信，那他肯定是自杀的”。6月30日《晚邮报》刊登了一篇署名M.B.的文章，题目为《致命关系》，报道了朱塞佩的妻子前一天下午向警方做的声明。她的态度在这篇文章中体现得更加明确：

“昨天下午，警方与森萨·斯坎扎尼（原文如此）谈话，这位女士表示已经做好了随时得知坏消息的准备：‘朱塞佩已经为那个女人丢掉了理智，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只要不失去她，他连赴死都不会犹豫。我们都尽力了，但无法做出什么改变。’”

阿妮塔用未完成过去时态说出这句话，这意味着她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去停尸房就将看见朱塞佩的尸体。然而，她竟然没有认出朱塞佩。

以下是报纸陆续披露的事件全貌：

6月24日星期四15点30分左右，露西娅和朱塞佩遗弃了女儿；

25日星期五上午10点，他们寄出了一封信，准备通过它揭露我的身份并宣布自杀的计划；

信件于26日星期六抵达目的地，并于27日星期日被公之于众；

25日星期五，露西娅和朱塞佩在早报上看见我被收养的消息，下午便给儿童援助所的负责人写了便条，然而这张便条并没有被收录在该所的档案中；

27日星期天，露西娅的尸体被人发现，后来她的骨灰盒上用黑色记号笔写着前一天的日期，即6月26日；

28日星期一，有人发现了他们的行李，里面有两人的身份证明文件以及照片；

29日星期二，河里打捞上来一具男尸，但朱塞佩的亲属们拒绝承认那是他。

露西娅和朱塞佩为什么要做出这一系列让人迷惑的举动？他们好像故意将这些碎片撒在水中，散布在罗马炽热的土地上，难道就是为了让人拼尽全力去拼凑事情的原样吗？为什么要通过寄信给报纸来揭晓我的身份，而不是在我身边或身上贴一张纸条？明明在小衣服上别一张写有姓名和出生日期的纸条就可以解决问题（用安全别针就不会扎到我了），这比通过邮递的方式延迟揭晓一个新生儿的身份简单多了。而且，那封信上甚至没有写《团结报》的地址，如果它没有顺利寄到报社，就不会有人来找我，告诉我关于身世的一切。

不论从现实还是经验上讲，这件事似乎足以证明露西娅和朱塞佩不希望自己第一时间被人找到。他们决定不把我的名字放在我身边，也许是因为需要时间。那么，他们要这些时间来干什么？

令人绝望的混乱中，被朱塞佩抛弃的妻子、悲痛的阿妮塔未能认出29日浮出水面的溺水者就是自己的丈夫，朱塞佩的形象被蒙上了长达五十七年的阴影，许多人认为他是个恶毒的人。现在，是面对这个结论的时候了。

如果他们没有寄信给报社，而是把我的身份信息写在纸条上放在我身边，哪怕只有姓名和出生地，调查人员也能在当天下午就通过米兰的医院档案查找到我母亲的名字。

即使我和露西娅的关系在短时间内暴露，对她来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我们已经研究过，溺水致死大约五分钟足矣，就算第一时间向米兰所有的医院发送语音电报，也至少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得到回信。更何况，即使警察们知道了露西娅的名字，也不可能凭借一个名字就辨认出她的身形，从而阻止她自杀。

那么，也许二人的遮掩只是为了朱塞佩。

朱塞佩·迪彼得罗与露西娅·加兰特这两个名字在所有官方文件中都没有任何关联，甚至路易吉·格雷科在帕拉塔对露西娅提起的诉讼中也没有提到朱塞佩的名字。如果不能确认露西娅的身份，调查人员就无法追踪到帕拉塔，更不用说通过后续实地调查找出她的情夫。

因此，就算他们在我身旁留下了写有我和露西娅姓名的信件，朱塞佩在失踪前被找到的风险也很小。考虑到当时的追踪调查手段，尽管《团结报》在26日星期六上午收到信的第一时间就将那封信件交给了警察局，事实上警方是在28日星期一下午同时发现两人的身份证件后，才将朱塞佩·迪彼得罗这个名字与被抛弃的孩子联系起来。

只能相信露西娅和朱塞佩需要时间来整理离开我之后的感受，利用人们无法知晓弃婴身份的两天和无法将我和他们联系起来的四天来决定是否继续忍受生活之苦。

然而，虽然已经有了各种推论，我们还是要先对多年来人们讲述这个故事时默认的设定提出疑问，查验我是否真的是“杀人犯的女儿”。

一个比较温和的假设：诱导自杀。

在之前的推理中，我们已经排除了两人抛弃我后朱塞佩假意带露西娅去河滩上晒日光浴，并乘其不备，将她推入河中的假设。显然，没有女人会在抛弃自己的孩子后还有心情去享受日光浴，即使有，露西娅也不在此列。

当然，也有可能是朱塞佩想要摆脱露西娅，于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对她进行心理操控，说服她抛弃女儿后自杀，如此他便可获得逃离的自由。不过实在没必要这么麻烦，只要离开露西娅或者直接抛弃这个家庭，朱塞佩便可重获自由，而事实证明，他完全知道如何离开一个他不想要的家庭。

同时，这个假设还涉及其他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如何说服露西娅将孩子匿名留在公共区域的草坪上。

“露西娅不可能把你一个人丢在大街上，任由坏人摆布！就算她再绝望，什么都不懂，即使她一直希望某个人带你走，她也不会这么做。因为她不可能提前知道捡到你的是什么人！如果想把你送到好心人手上，露西娅本可以把你带去教堂，带到修女那里，带到她觉得安全的地方……”

在孩子的事情上，露西娅是不讲道理的，她总能想出保护孩子的办法。要让女儿处于危险又不寻常的状况中，必先除掉母亲。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一种残酷的假设：谋杀。既然不能忽视露西娅穿着泳衣的事实，就得考虑将河滩日光浴时间推到我被抛弃之前。

“但如果她是被谋杀的，为什么还穿着泳衣？”

反驳：

“也许露西娅真的准备和你一起去晒太阳，她根本没想过要离开你，是朱塞佩把她推下河后写了那封信。否则，为什么不把信放在你身边呢？寄给一家报社，然后把行李放在别处。你不觉得这么做很奇怪吗？这就是想浪费警察的时间。”

让我们来验证一下这个假设。

朱塞佩厌倦了与露西娅的同居生活。尖叫和不知疲倦的争吵让他的心一点点变得沉重起来，终于，被激怒的朱塞佩决定杀死露西娅。他让露西娅在一张白纸的底部签好名字，并在她的签名上方写下伪造的遗书（也就是说，这封信完全是朱塞佩写的，只有落款是露西娅亲手写下的），以此误导调查人员，给自己留出逃跑的时间。

与此同时，他还事先安排好了退路：几天后，当信件被公之于众时，他已经安稳地待在另一个国家，洗脱了嫌疑。案件以自杀告破，不会有任何人进一步调查。可以说，所有行动安排都指望着一个不幸的事实：几乎没人有兴趣继续调查一个绝望的、被所有人唾弃的农民妇女的死因。

我们顺着这个思路继续。露西娅和朱塞佩将行李寄存在罗马一家不需要出示证件就能入住的小旅馆，但是露西娅应该知道他们要去哪里，才会穿上泳衣：

“太热了，我们带宝宝去河边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吧……”

此时他已经在考虑要不要把她推进水里。

露西娅同意了，她摘下了除婚戒外的金饰，把它们小心地放进手包，再穿上泳衣。如果他们在旅店定了房间，把首饰收进包里就略显奇怪，不过我们暂且略过这个细节，说不定她觉得把东西放在手包里更安全，也有可能是朱塞佩事后放进去的。

在此还需特别提出，我们推断为朱塞佩的那具尸体并没有穿泳衣。但我们也能解释说，当时和现在一样，男人去河边晒日光浴可以穿平时穿的内裤，推演继续。

两人抱着我来到河边。她还在笑闹。他仅穿内裤，魔鬼似的邀请她：

“来吧，水里很清凉。别怕，我会抓住你的！”

然而，女人还是固执地不肯脱衣服。

“来吧，露西娅，至少踩踩水嘛！”

她脱掉鞋子，双脚踩出水花。就是现在！现在，她松开孩子，被推入滚滚河水中。之后，朱塞佩将孩子丢弃在别处，故意不留下名字，让警察忙于调查。这就是他逃跑的窗口期。

我暂时不评价这个推测，先引用别人的一些言论：

“朱塞佩有狂躁症，是个疯子。他先杀死了情人，再抛弃了女儿，最后伪造了案件情节。”

“我认为要考虑朱塞佩背负的债务。说不定他在米兰亏了本，或者向某个危险人物借了钱。他到底向谁借的钱？也许她是害怕了，才去试着找自己的青梅竹马，想要为自己和女儿寻求庇护……”

“她想告发他，对他造成了威胁，所以他必须除掉她……”

“他恨她，再也受不了她了。情侣间总是这样……”

“我觉得是露西娅决定要离开他，所以他悲伤得发了狂。如果失去她，不如毁了她！这是一种常见的针对女性的暴力。是占有欲在作祟……”

当然，在白天，就算是桥墩或者河湾等隐蔽处（“来吧，露西娅，我们到这里单独待一会儿”）也不算完美的犯罪地点。不论以什么方式掉进水里，落水者一定会挣扎，会拍打水面、大喊大叫，从平坦的河岸上一眼就能看见有人落水。除非受害者头部遭受重击后迅速被抛进水里。但我们可以排除这个可能性，因为让人失去意识的重击一定会在尸体上留下痕迹。

也就是说，谋杀的悲剧更有可能在夜晚上演。这就意味着两人先将我抛弃在草坪上，然后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几个小时。而且，考虑到露西娅没有跳河自尽的想法，那她就是无缘无故地穿上泳衣去了河岸，毕竟没有人会在夜里晒日光浴。

接着，朱塞佩于清晨回到住处，把行李带到人行道上扔掉，然后独自寄出那封信。寄信的目的明显就是要通过那短短的几行自杀声明和露西娅的签名，为露西娅的死亡找好理由，好让警察迅速结案。

我要再次声明自己反对激情杀人的假设：对于朱塞佩来说，露西娅的死亡完全没有必要，甚至会引起危险和额外的麻烦。朱塞佩只需自己消失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毕竟他已经实践过一次了。而且，他也确实从当天起便失去了踪迹。

广场上被遗弃的行李也是个谜。我们假设朱塞佩目睹或直接促成了露西娅的死亡，然后抛弃了自己的（第六个）孩子，而此时他却没有忙着坐上火车去某个地方，而是无缘无故地把行李也扔了。

我们还忘记了，朱塞佩和露西娅的名字在这个事件中没有与任何一个地点联系起来：为了方便推演，我想象出了一个不起眼的无名小旅馆。我们暂且接受这一设定。

别忘了，行李中还有几件价值不菲的物品。朱塞佩为什么不拿走金饰、手表和钢笔呢？当时没人知道露西娅拥有哪些财产，也没人会注意到她物品的失窃。为什么还要回旅馆把行李带去街上扔掉呢？

但我们仍顽固地坚持这个假设，将它推导到极限，哪怕超出理智。我们不妨假设朱塞佩在信中宣称自己打算一死了之，这样大家就会将他当作已死之人，不再寻找。把行李丢在路上以及把贵重物品留在行李中也许是朱塞佩犯罪思想的一部分，他企图通过这些行动强调自杀的决心，因为只有死人才不需要世俗的财富，对贵重物品漠不关心。

但为什么朱塞佩要把他自己的东西，尤其是他的驾驶证放在露西娅的身份证旁边呢？这是人们将他与死亡的女人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方式，很可能直接造成他被通缉。如果朱塞佩想消失，他应该直接销毁自己的证件，或者至少把那份可能连累自己的文件带走。

也有更进一步的反对意见：

“一旦露西娅的尸体被发现，调查人员迟早会找到朱塞佩的名字。于是，他索性把自己的所有东西都和她的东西放在一起，做出同归于尽的样子。”

只有在朱塞佩预谋杀害露西娅的情况下，这一反驳才有实质性意义。然而——我再强调一遍——在城市里、正午阳光下、台伯河这样一条繁忙的河流上，要按计划实施是万分复杂的一件事。冷漠的现实为凶手慷慨地提供了几乎无穷无尽的选择，各种高处（山峰、悬崖、岬角）、硬物（岩石、花岗岩、尖锐的棱角）、隐秘的毒药和溪流，都可以供谋杀之用。再说，我们之前也论述了，通过谋杀摆脱露西娅完全没有必要。

把身份证件放进被遗弃在艾赛德拉广场的公文包里对朱塞佩来说没有必要，甚至很危险。至此，所有关于谋杀的谣言和假设都不攻自破：在河边晒日光浴时狂躁症突发（或推了她一下）、偶然发生的悲剧（滑落水中）、人类丰富活跃的想象力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可能性、朱塞佩对悲剧袖手旁观抑或是承担主要责任的假设……都逐渐消散了。

没有任何情绪。没有恐惧，没有怨恨，也没有发狂。细致地梳理现场后，只剩下最符合人性化的假设：如果朱塞佩还活着，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中途改变了想法（但朱塞佩还活着这件事本身仍然存疑，我已经在上文论述过，这个猜想完全建立在他的妻子阿妮塔否认尸体是朱塞佩的基础上）。

朱塞佩一直是自己“不顾一切的生命力”的受害者。他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但惊讶归惊讶，朱塞佩仍然无法做到直面死亡。他比露西娅活得更加自私、更加顽强，因此在最后关头，他让露西娅孤独地死去了——露西娅从桥上跳下去的那一刻，他却没有跳；或者露西娅从河边入水的那一刻，他却没有从河岸滑进河里；再或者他和自己的女人一起跳进河里，但求生意志占了上风（只要生的意志还在，它总会让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最终气喘吁吁地从湍流里游回了安全的地方。第一个家庭积累的债务和第二个家庭面临的灾祸将朱塞佩日日束缚在失败和悲痛里，他决定放弃自己的身份，顺应某些人的恶意揣测，移居国外或加入外国军团。朱塞佩改名换姓，乘火车离开，不知去哪里开始了新的生活。故事结束。

另一种可能性的推演马上开始，那时我们便会知道，两人的行李为什么会被放在6月28日它们被发现的那个地方。

光天化日之下，罗马市中心台伯河边，两个成年人在一群度假者之中落水溺亡。除了谋杀，很难想象这一切如何发生。没人知道他们是否特意等到晚上行动，也没人知道两人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做出一系列决定的。

在不改变事件框架的前提下（除了露西娅和朱塞佩遭受流水侵蚀的时间），自杀事件有可能在24日下午晚些时候发生，也就是晚餐前，19时30分至20时。那时洗浴者已经陆续回家，但河边的夜灯还没有亮起来。

或者，我们也可以尝试把事件放在深夜，当我在别处酣眠时，他们在宽广而黑暗的河流中静静漂浮，疼痛让他们失去了知觉，脑海中只余孤寂。尸体并没有漂到很远的地方，因为朱塞佩正是在距离弗拉米尼奥不到两公里的地方被发现的，中间仅有四座桥的距离。但他们两人肯定都迈出了下水的那一步，就算没有实现，也至少曾经想要一起走向那个预先谋划好的结局。结束生命似乎就应该是故事的结局，这对他们来说是解脱。下水前，他们沉浸在虚幻的逻辑中，那是所有恋人都无可避免的、清醒的愚蠢。

你们都上当了，我也上当了。偏见让我们落入圈套。只要尽量理性并诚实地挖掘事实，我们就能发现，朱塞佩完全是无辜的，他和露西娅一样，也是偏见的受害者：我们认为露西娅应该是个友善而淳朴的乡下姑娘，但她从未表现出类似的性格；我们认为朱塞佩是个经验丰富、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为自己的女人安排了一个希区柯克式的悲苦戏份，但在前几页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推翻了他杀的猜想。那是我写得最疲惫的几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