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西娅和朱塞佩到了米兰中央车站。

人们像是置身于一座大教堂内，钢制架构撑起穹顶，石膏、石灰石和花岗岩做成的台阶衔接到大理石平台上。朱塞佩周身洋溢着胜利的骄傲，一把搂过露西娅，像父亲又像情人，和她一起走下车站中央的大楼梯。

中央画廊里，巨大的玻璃柜罩着以1∶50的比例缩小的“米开朗琪罗”号白色远洋客轮模型。车站外，高大的加尔法塔直指云霄。露西娅看向奇特的大都市世界，目力所及有出租车、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还有广场上的维基酒吧。

在露西娅看来，这里的一切都庞大无比。大家都说另一种语言，人们的对话完全听不懂。城市的灯光和巨大的噪声构成了生活的底色。

这是她到米兰的第一夜。也是她人生

最后三百多天的第一夜。

启程前往米兰之前，朱塞佩应该还租好了一套公寓，因为次年三月我被送往医院时，那里被登记为我的住址。我想象他怀着激动的思绪，在第一批北郊工人聚居区拥有了一套两居室。那片土地上，城市正慢慢扩张，将外围的村庄纳入自己的范围。米兰城郊仍是米兰。这里是工作之城，工作给予人自由。

他们在蒙扎大街安顿下来。大概因为是可供国内移民选择的最后一片靠近工业区的聚居地，那地方简直人满为患。抬眼可见远处的烟囱，前方就是乡间田野，还有人在灌溉渠里捕捞小龙虾。

蒙扎大街起于著名的洛雷托广场。1944年8月10日，十五名游击队员在广场人行道上被法西斯军队杀害。1945年4月29日，克拉雷塔·佩塔奇、贝尼托·墨索里尼、阿基莱·斯塔拉切和其他四名法西斯头目先是陈尸在屠杀发生的同一地点，后来又被倒吊在埃索加油站。总之，这条大道从沾染鲜血的广场一直延伸到蒙扎大街，从这头到那头要走整整两个半小时。我们得记住这些信息。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七年来，蒙扎大街一直是繁忙的米兰城中最繁忙的地方。这里是名副其实的聚居区，房间像蜂巢一样紧密排列，有些在地下，有些在地上。在成为大城市的一部分之前，这里还是大片的建筑工地，宽阔的路面从洛雷托广场延伸出去十二公里，直至塞斯托马雷利。工程一开始，人们就为了扩展空间和视野砍掉了所有树木。

朱塞佩很有可能在某一家大公司里找到了工作，甚至还就近找到了住处。1964年10月，电影教育联合会在该地区一家刚刚开业的自助餐厅里拍摄了短片《开拍万花筒》，从影片中可以推出这一假设。他穿西装，打领带，头发和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严肃而优雅，犹疑地观察着面前一排为晚餐准备的食物。10月15日至24日，为了将我带来这个世界，露西娅住了九天院，这个片段很可能就是那段时间拍摄的。

1964年11月1日上午10点30分，米兰市长、社会党人彼得罗·布卡洛西和伦敦、巴黎、莫斯科、纽约、柏林地铁公司总裁等一系列政客和宗教人士共同出席了米兰M1地铁线通车仪式。十一分钟后，地铁从洛雷托广场出发，在欢呼声中飞速启程。

迪诺·布扎蒂在《晚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此次活动的社论，他赞扬米兰市民自掏腰包，“没有让国家给他们一分钱”，还说“用墨水和铁盐印制的门票可以控制道闸的电磁铁”。这些文字传递出一种稀有的科幻电影般的气息，令人着迷。

露西娅置身于遍布整个米兰的热闹氛围中，一切都特别新鲜。此时她已经完成分娩出院八天，但我并没有和她在一起。这太不公正了，我要把这件事记录下来。

胸中极致的甜蜜伴随着前所未有的缺失感，一道无法弥补的感觉在她心里生根发芽。露西娅变了。玻璃窗后面出现了一张凤凰的面孔，那是一道让她不朽的光。露西娅，你将重生，哪怕只是在文字里。这就是我能做的。露西娅，现身吧。

街上传来本地乐队的大型表演，音乐在地铁的每一个站点依次响起：巴斯德、罗韦雷托、图罗……乐声经过又远去，露西娅如痴如醉，她听见了平静、折磨、欢乐、焦虑和咆哮的力量，还有一丝对乡村乐队的怀念，那是镌刻在基因里的古老情感。她想起每年五月底村里为纪念圣朱斯塔圣母而举行的游行仪式。乐队的声音最终与她的女儿玛丽亚·格拉齐亚的身影重合，二者都是由声音做的小分子组成的。

Francesco![Francesco在此处作为感叹词使用，含义近似“上帝啊！”，表达了强烈的情感宣泄。——编者注]

人们把运送南方人北上的火车称作“命运女巫”。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批南方移民搭火车北上，结果却被丢弃在社会边缘，就像倾倒在垃圾处理站的放射性废料一样。在他们的聚居地，到处都是非法建造的小房子、住着人的废弃火车厢，还有围绕着城郊大型工厂匆忙搭建的成片简易住宅。这是一座由泥浆和脚手架搭建的孤岛，是城市网络中与其他部分不相连接的地界，是城中城。它太遥远、太特殊，以至于到市中心走走都会被说成“去米兰（或者去都灵）”。人们一眼就能认出住在这里的人，因为他们从衣着到姿态都和城里人不一样。米兰人给这片广袤的沼泽区起了名，暗示这里像战区一样遥远又混乱。

帕索里尼将罗马郊区的景象原样迁移到自己的作品中，他笔下的主人公“被困在城市中心，困在菜园、道路、铁丝网、成片的简陋房屋、空地、建筑工地、高楼、水沟之间”[摘自《生命之子》，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2022，加尔赞蒂出版社，米兰。——作者注1　题记摘自莱纳·玛利亚·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詹贾科莫·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米兰。首版载于《通用经济》“经典”栏目，2006年11月刊。——作者注]。他爱极了罗马前工业时代残酷的甜蜜，很多电影作品都以此为背景，比如著名的《乞丐》就发生在某一片背靠简陋房屋的贫民窟里，这里被称作“伪城市”：“皮涅托中部的凡富拉·达洛迪路上，到处都是低矮的小屋和开裂的墙壁，在极度渺小中透露出细致的宏伟感。这是一条贫穷、简陋、鲜为人知的小街，它属于罗马又不是罗马，在阳光下透着迷惘的光彩。”

罗伯托·罗西里尼导演的电影《罗马，不设防的城市》中，安娜·玛尼亚尼的哭喊声就在皮涅托城内回响，让人难以忘怀。

电视、搅拌器、烤面包机

烧水壶、汽车、维斯帕小摩托

冰箱、风扇、吸尘器。

开着绿色小汽车出城郊游，摇下车窗享受扑面而来的风。商品社会啊，就是无数梦幻的蓝色泡泡。

市中心到处都是狂欢的景象：女性将蓬松的头发披散下来，穿上放肆的超短裙、艳丽的几何图案衬衣、不收腰的波点大摆连衣裙，不时点燃一支香烟。有人为了配合连衣裙的修身剪裁将齐耳短发梳得服服帖帖，有人则喜欢凌乱的短发，额前留下几缕斜刘海。身材纤细的女性以俏皮的无性别穿搭凸显自己的瘦弱：她们是女孩，也是少女。所有人都用眼线、深色眼影和睫毛（有卡通风格的一簇簇尼龙假睫毛，也有用亮晶晶的睫毛膏刷出的又长又卷的睫毛）强调自己的双眼，在如水般深重的夜色里留下闪闪发光的痕迹。

露西娅日渐融入其中。比如，她已经学会，在米兰，愚蠢的人叫作傻瓜，而不是傻子。她很聪明，善于从经验中进行总结。露西娅在米兰、在朱塞佩身边不断观察和学习，飞速变化。朱塞佩比她年长很多岁，拥有丰富的实践阅历，总是穿西装、打领带，是一个稳重、自觉且内敛的男人。而露西娅在旁人眼中则是一个戏剧化的女子：她有着优美的身材曲线，却对自己的美没什么认知，她消瘦，不施粉黛，脸部棱角分明，但十分爱惜自己瀑布般的长发。最近一段时间，她喜爱穿彩色的服装，搭配白鞋或黑色系带鞋。半高跟的鞋子比较稳固，能让她在泥泞的道路上走得更舒适。无际的蓝天是衬托她优雅的幕布。

对物品的需求压得露西娅喘不过气来，好在她还没有被欲望淹没。

经过洛雷托广场的环岛时，都市图景永恒的律动令她产生了一种美丽的愉悦感，一种充满未来气息的战栗，露西娅甚至要辨别不清眼前车辆前进的方向。汽车冲她烦躁地鸣笛，露西娅紧紧抓住提包把手，仿佛回到了熟悉的过去，回到坐在无花果树枝头上晃悠的童年时光。

米兰是商品的帝国，喧闹是商品的统治域。

这里有被称作“意大利家庭的仓库”斯坦达超市，有1957年在米兰开业的连锁商超“长S”[指的是意大利连锁超市Esselunga，因其品牌标识上拉长的S而得名。——编者注]，超市里有手推车，还有和香肠一样用塑料真空包装起来的鸡肉。洛雷托广场的一角，巨型商超“科因”正在修建中，广场上还有一幢百货大楼，里面开着一家拥有上千个座位的3D影院。

1964年至1965年，洛雷托影院总共放映了三部前一年上映的电影：1964年放映的是英格玛·伯格曼执导的电影长片《沉默》，这部宏伟而严肃的影片以当代失语症为题材；1965年放映的是赛尔乔·莱昂内的《荒野大镖客》和雷内·克莱芒的《脂粉金刚》。

意大利没有关于活体器官移植的法律，器官捐献不涉及生者。当阿妮塔通过报纸恳求政府允许自己将一个肾脏移植到儿子弗朗切斯科的身体里，以求保住他的皮肤时，世俗与官僚主义的规定又一次站在了对立面。与此同时，朱塞佩已决心在别处重新开启生命的旅程，他成为一名小工，负责把纳维利河上的货船运来的砾石和沙子搅拌在一起。

1966年7月，阿妮塔和朱塞佩的长子弗朗切斯科去世，年仅三十二岁。1967年6月26日，意大利通过活体器官捐赠法。法律只管碾压和收割，哪管生命像麦壳一样轻易就被吹散了。

1964年10月14日，星期三，露西娅在马切多尼奥·梅洛尼医院（省妇产医院，位于米兰阿夸贝拉区，阿夸贝拉意为“雨水丰沛”，这里曾经有茂盛的树林）接受了“新生儿溶血病预防和治疗”检查，结果显示婴儿血型为Rh阳性。

2022年1月21日，我收到了自己的出生证明。接到邮件投递电话，我匆匆下楼。看来露西娅的确在这世界上存在过，除了我，她还留下了其他来过的痕迹。

露西娅·加兰特女士，农民，初产妇，身体状况良好，10月15日上午8时到医院待产，“胎儿头部入盆，进入分娩状态”。我们俩都准备好了。迫于情势，露西娅隐瞒了当时的住址，她的登记地址是帕拉塔圣罗科街。但她没有写门牌号，所以我永远无法知道她想写的是父母的房子还是自己婚后的住所。她还写错了婚期，把日期提前了一年，可能是因为这段不幸的婚姻太过难熬，总感觉比实际持续的时间更长。

我用了八个小时与露西娅的身体分离。我初次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外部温度为十二摄氏度。自然分娩，一切都在健康、合理、自然的范围内。婴儿出生时，刺眼的光线会吞噬眼底所有事物的细节和模样，这让我想起航天员离开母船，飘浮在一片漆黑中的感受。

起源是有生命的物质。

生命不是被创造的。早在不可估量的时空距离之外，生命就自我生成了。

生命以几乎无穷尽的形式诠释自身的奥秘，有些微小如螨虫，有些巨大如蓝鲸。无论是螨虫还是蓝鲸，生命活动的起源总是一致的，那就是对生命的渴望。

生命体通过创造精巧的生命容器完成自我复制，这些容器由生命物质组成，数量难以估计（毕竟人类对栖息在闪闪发光的黑暗海底中的物种还知之甚少）。它们散落在宇宙之中，等待所有生命皆须经历的巨大的分离。

因为，生命要存在，就必定面临分离。

独立生命体出现的前几个月里，物质以细胞的形式存在，由简单的聚集性意志驱动。孤独是公平的，所有物质被包裹在同样的孤独之中，渴望着延续。

如果说众生在盲目中开始拥有意识，那么它一定表现为对延续的渴望。

最初，我们只是梦想着物质的延续。

人类诞生之初，就将

子宫供奉在身体中央，因为它蕴藏着生命的奥秘。

但是，生命要存在，就必定面临分离。

分离是最初的痛苦，也是最漫长的痛苦。

至少，这是一种可以共同承担的痛苦。出生是一种可以共同承担的痛苦。

分离是对于两个个体同时发生的、无法免除的痛苦，母体驱逐子宫里的婴孩，孩子自行进入（他自己的、作为个体的）延续的过程。

这是写在生命物质中的指令，是每一个未来的代码，是在成长过程中以符号或事实的形式不断重复出现的法则。从母体中分离，然后

独自生活，就像我们从未有过联结。

早上9点20分，在梅洛尼医院院长的授权下，费利切·博纳诺米向米兰市政府公民身份办公室的“选定办事员”埃托雷·隆佐尼先生证明了我的出生。博纳诺米来自米兰周边的莫扎泰市，已经五十多岁了。还有两名更年长的医院员工协同他办理证明手续，分别是来自波尔恰的利贝泰·托福洛和来自科尔西科的路易吉·贝尔纳基。这三位证明人将露西娅提前选定的名字强加给我：玛丽亚·格拉齐亚。露西娅是圣朱斯塔圣母的信徒，玛利亚给予了她恩典[恩典，意大利语中为grazia，即格拉齐亚。]。

就在前一天，也就是10月21日，我在医院的小教堂接受了洗礼。教堂里供奉着至圣圣母玛利亚和圣安娜。然而，根据意大利主教团保密总则第8条第5款（2018年5月24日更新），天主教米兰总教区圣事纪律部门无权向我透露教父教母的身份，也不能告诉我露西娅是否缺席了我在宗教场合的洗礼。五十七年过去了，再抗议也无济于事。为了避免任何曲解，我全文抄录了这条条款：“利害关系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查阅登记册中的数据，包括其所知范围内已从登记册中删除的数据。”教区的法律缺乏灵活性。

律师界背着超负荷的压力，苍白地、谦恭地给出评价：“教会法典比《民法典》的约束还要多。”在我看来，这两个名称同样没有实质性意义，没必要太固执地反复比较。不过，人们冷漠且节制地对各种事物强加名称，暗示了未来将在我们眼前倾覆。

由于产后大出血的情况太过普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所有产妇都需要留院接受术后观察。

10月24日，分娩仅九天后的露西娅“拒绝主治医生的意见”，带着还未拆线的伤口急匆匆地签字出院。同时，她女儿的名字出现在了米兰“新育婴堂”的登记册上。玛丽亚·格拉齐亚·格雷科，路易吉之女，省儿童保护与援助所，皮切诺大街60号。

省儿童保护与援助所和省妇产医院之间有一条地下通道。1932年10月28日，梅洛尼医院成立时，就是属于育婴堂的妇产医疗机构，二者紧密相连。现实表明，进福利院确实要抓紧，因为失孤的情况实在太普遍了：孤儿也多，失去孩子的母亲也多。简单的几个词，如同刀刃将事实剥离，只管将孩子的哭泣抽象化，而不去深究他们是“出生条件差”的孩子、出生前后发现病理性症状的孩子、私生子还是被遗弃的孩子。这里试图非物质化一切事物，因为从物质层面上来说，来到这里的生命都已经无法被治愈。他们是挣扎着不愿分离的母亲和孩子，只要身体还连接在一起，就不会失去亲密的联结；一旦被分开，就会各自陷入永久的孤单，再也找不回母子间的亲密关系。

机构每年接纳上千个孤儿，我是第1068号。我们孑然一身、前途未卜，连骨头都没发育完全就被送来了这里。我不知道全国妇女儿童福利会或者是政府援助了多少膳宿费，才足够给我们这些因为贫困或没有父母而被遗弃的孩子建立一个庇护所。但我知道现在社会福利家庭，可以按照每个托管儿童每月1800～2400欧元的标准，从所在地市政当局领取补助。

省儿童保护与援助所是一个社会团体组织，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身披黑衣的卡皮塔尼奥慈善修女会也来到了这里。“该机构的儿童只允许两人探访：探访日期见后页”。

医疗档案显示我没有任何病症，然而，由于我的身份仅由母亲单方面确认，根据当时的法律，属于私生女。因此，在等待身份完全确认期间，我也会被带离母亲身边，由社会服务机构“代为抚养”。

这就解释了我认不出露西娅的原因：她被迫缺席了我发展人像认知的阶段。

这也解释了露西娅为什么看似天真地在所有地方白纸黑字地写下我是路易吉的女儿，包括在她未来的遗书中。12月28日下午，我与省儿童保护与援助所的档案保管员打完一通长长的电话，次日黎明，我发消息给好友索尼娅：“我现在要去广播电台，和他们最后沟通一次那本女诗人的书的印刷许可。明天起，我就要全身心投入有关露西娅的事情了。也就是说，我决定直面自己内心的恐惧。我和你说过，就算我活到一百岁，这个心理障碍也会伴随我一百年。我不愿接触有关露西娅的‘敏感资料’，因为它说我不是被父母双方同时承认的小孩。你怎么看？我现在才明白露西娅的固执，她在所有地方写下错误信息，说我是她丈夫的女儿，其实是在与当时荒谬且不合理的法律周旋，试图用迂回的方式保护我。当然，有些法律现在还有效。此时此刻，鸟儿正在高歌。”

露西娅的行为在昔日的黑暗中不时闪耀出光华：法律还在愚钝滞后和智慧道德间摇摆不定，她咬牙在假文件上签字，誓要让女儿从桎梏中解脱。

尽管现行法律已经取代当时的大部分条例，但在未来五十年内，这些规定仍将阻止我全面查阅与自己有关的记录：对于依照旧法宣布的非婚生子女，当时的规定至今仍然适用。也就是说，我就算活到一百岁也无法获得关于母亲或自己的“敏感信息”，只能知道与出生有关的信息。

很多人对规则的不合理性感到气愤，他们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上诉，或者诉诸“自愿管辖权”。

接到12月28日那个紧急电话时，我正焦急地等待着自己出生的临床记录。提交申请三十天后，我疲惫地去了趟当地的法律部门，又在电话中反复坚持，进一步表达抗议：

“我很清楚自己的母亲，她是自杀的，但她从来没有抛弃过我！”

人可以吹嘘任何事情。

现实是一种观点。观点常常有误，因为我们很少不带偏见地观察事物。然而，世间万物客观存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能清晰地发出声音。要想理解世界，我们只需观察事实，无须叠加任何人类的智慧。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事物困扰自己，直到它们表达出原本想要告诉我们的东西。我写这本书，也是希望它见证并记录下事物不可磨灭的能量。真相就在从主观视角下解放的事实里。

观察露西娅的生活，我发现她从不要求别人尊重她的隐私，她一直光明正大，在所有人的目光下依照自己的感受来生活。她不是不关心他人的想法，而是能坚决地意识到自己的意愿，意识到自己也有天生的爱的权利。

合上医疗档案，我查阅了自己在省儿童保护与援助所时期的相关记录。虽然我“状态良好”地离开了梅洛尼医院，但也没有完全出院，而是由于“先天不足”被援助所的儿童病理科“紧急收治”了一个半月。然而，我自己的医疗联系人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这件事，我的健康档案和社会记录里也都没有相关记录。唯一的线索就是我以“正常”的评估结果被“合法接收”。

育婴堂为什么会接收合法出生的健康女婴呢？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操作……”

我在通话中得知，援助所曾经按照惯例，要求母亲的丈夫路易吉·格雷科通过农民疾病互助保险基金为我支付四千里拉的住院费——而露西娅一开始并不知情。于是，路易吉给机构写了一封详细的长信指责露西娅，同时否认了与我的父女关系。

“我能理解……我是说……当然，他这么做也是有道理的……”

电话那头的人这么说，但他显然不这么想。个人档案中出现这样一封信是件反常的事情，所以在把信件交给我之前，他觉得有必要再给我打个电话，认真评估我的情绪：

“你看，这么多年来，我从没读到过这样的信件……”

我努力向他证明，我有能力承受阅读信件的心理压力。

我想要回应：

尊敬的修女，您接收女婴玛丽亚·格拉齐亚·格雷科时，我被登记为孩子的父亲，但我不清楚她究竟是我的血脉，还是我的妻子露西娅·加兰特和另一个男人的孩子。我认为她是另一个男人的孩子，因为这个男人从1963年12月起便开始诱拐我的妻子。我在次年4月发现了他们的关系，但他应该也受到了欺骗。他离开了我的房子，我的妻子也随之逃走了。鉴于他只是纯粹地坠入爱河，我原谅了他。我的妻子离开了我，跟她的父母住在一起，而我自己平静地住在乡下的房子里。一个月之后，到了夏季。5月20日，我的妻子怀着身孕离开家，去找她的情夫。她的母亲和姨母把她接回了娘家，但她后来又去了。她不想待在父母亲身边，也不想回到我身边，让我当她的丈夫。她就是想当个娼妇。她离开了她的家乡帕拉塔，逃到了普利亚大区的福贾省，和三人同住。过了一段时间，人们便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这件事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是非常严重的，所有的事情还是我的亲戚和朋友告诉我的。尊敬的修女，我想知道露西娅现在是独身一人，或是和她的情夫在一起，还是和她住在米兰的表姐在一起。尊敬的修女，我想知道这个女婴是否会被您收容，以及如果她被收容的话，谁会负担她的费用，我不会对她负任何责任。尊敬的修女，如果要我为这个孩子付钱，我会去米兰带回我的妻子露西娅·加兰特，先砍下她的头颅，再让卡车的车轮从她身上碾过。请把小女孩交给她的母亲，孩子来到这世上不是她的错，只是她的母亲应当受到惩罚，应当被砍下头颅。她在家乡帕拉塔的所作所为就像个野蛮人，我们婚后也一直没有孩子，因为我的妻子一直抱病，她要不就是在我们当地的医院看医生，要不就是接受辅助生育的药物治疗。医院的医生现在就和我在一起，他表示，做了这么多治疗，我们理应是有孩子的，我才是和她睡在一起的丈夫。但她却骗了另一个人和她在一起，装作自己从来没有接受过治疗，也从来没有欺骗过任何人的样子。她就是魔鬼。

我不能（也不想）否认，读到这些文字时，我的情绪的确受到了考验：那是来自深处的咆哮，是动物般原始情绪的宣泄，是仇恨的喷涌。然而，我还是为路易吉感到难过。

路易吉那封信的字字句句都将我往旋涡里拉扯，我进入了露西娅真实的生活，闯进了母亲最隐秘的情感。我体会到她的窒息、她的无处可逃。那已经是我能想象的极限。当一只猪尖叫着向猪圈外跑，试图逃离屠夫的掌控时，连它的父母都不会强行把它带回。露西娅的母亲却亲手将她拖回斧头下，扔上死刑台。好在露西娅生来就拥有注定流动的灵魂：礼貌、清澈、倔强。我找到了她，她是真实的。她就在这里。我终于进入她的世界，观察这个因死亡而变得神秘的女人，她像面包芯一样柔软而真实，努力抵抗生养她的人施加的暴力。露西娅抵抗，再抵抗。她不想，她不想，她不想。到了米兰，她也还在抵抗。她不像猎物，她的意志绝不软弱。她从床上爬起来，自己签字出院，就算女儿被留下也得走。

工作人员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路易吉反复强调，虽然我的出生已是既定事实，但他与这件事毫无干系。次日，有人告诉了我一件事情，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本书的读者都不可能知道这件事：那时，在帕拉塔人心中，福贾省是“妓女之乡”。路易吉的计划虽然愚钝，但其用意之险恶清晰可见。那些没有感情和思想的人，不仅无法理解拥有感情和思想的人，还会质疑其感情和思想的存在，更不要说预想到自己的行为会对他人的情感世界产生一系列影响和后果。黑暗的暴风雨正朝着露西娅涌来。起初，她敞开怀抱勇敢迎接命运的变奏，但在被迫与我分离后，露西娅将自己慢慢封闭起来，向命运缴械。意识到这些情况，修女们决定停下来认真考虑如何应对眼下的状况，以及我这个身份不明的孩子。空气中充斥着威胁和波动，接收我就意味着斩断一条本可能找到根源的血脉。

我在一个多月之后才回到露西娅身边。我决定不去想象这么长的时间对于露西娅和当时的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只见露西娅倚着窗户望向窗外的蒙扎大街，似乎听见一个来自未来的声音——那是我的声音——她双手托腮，愤怒像呼吸一样无法抑制，她的性格在光怪陆离的境况中逐渐改变。

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见证露西娅被迫从唇齿间吐出的脆弱谎言：为了爱我，她否认了那份将她从生不如死的状态中解救出来的爱。她脆弱得让人想要冲上前去给她一个拥抱。因此，我一直讨厌十一月。

我不知道露西娅用了什么神奇的办法把我从那个充斥着残暴和苦楚的地方带回自己身边，或许是她的哀哀乞求终于有了回应，总之，在12月1日，我终于脱离非法拘禁，“由米兰的朱塞佩·迪彼得罗舅舅”交给母亲。

让我们忘记那个被迫编造的谎言吧。1964年12月1日是她和我（短暂的、同属于我们的）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之一。

直到2022年2月16日，我才得知自己和露西娅这场漫长的分离。如果露西娅还活着的话，那天刚好是她的八十五岁生日。

我想，露西娅应当是想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向我倾诉她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痛苦。这是成熟的人才能体会的痛苦，否认了对生命的坚持：她被认为不配成为一位母亲。

妈妈，跟我来吧。我会让你同那个有关事实的秘密完全分离。我用自己所知的一切构建你的形象，但我在所有的认知中，最重要的只有一点：你来带我走了。所以现在，我也来带你走，

给你自由，包括抛弃我的自由。

这些想法与信仰无关，即使我相信

露西娅已经成为一抔尘土，我还是会抱有这样的想法。这就是爱的伟大。

写到这里，我认为有必要提及一位因偏见而饱受非议的天才：伊格纳兹·菲利普·塞麦尔维斯。1847年，这位匈牙利医生凭借直觉拯救了成千上万的母亲，同时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供职的维也纳医院拒绝与他续约。

经过长时间的统计和观察，塞麦尔维斯根据经验推测出产妇高烧致死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同寻常的假设：致命的疾病会通过肢体接触传播，是刚刚离开解剖室的医生和助理传染给产妇的。为了确保产妇的安全，塞麦尔维斯要求医务工作者养成一个很简单的工作习惯——用干净的手接触产妇：“离开解剖室进入产科病房前，请用氯石灰溶液洗手”。

医学界不能容忍有人指责是医生造成了患者的死亡，在他们看来，自己是为帮助患者而工作的。于是，塞麦尔维斯受到整个业界的嘲弄，还被工作的医院解雇了。最终，他因愤怒和沮丧患上了精神疾病，被送进精神病院。

1864年，巴斯德发现了链球菌感染，证实塞麦尔维斯的理论是正确的。这十七年中，不知道有多少人遭受了本可以避免的痛苦，又有多少人平白死去。第二年，塞麦尔维斯死于精神病院，原因是被看守打伤而最终患上败血症。有时候，来自生活的讽刺就是如此苦涩。

1924年，著名的小说家和医生路易·费迪南·塞利纳用自己的毕业论文纪念塞麦尔维斯。

十二月，气温降到了零摄氏度以下。那几乎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冷的一个冬天，阴冷潮湿的气候持续到三月下旬。从十月到次年五月，郊区总在下雨，就算打了伞，湿漉漉的雾气也会从土坑里的稀泥间升腾而起，舔舐粗羊毛大衣包裹下的躯体。然而，米兰的圣诞节仍可谓一场酣醉，白萨尔蒂开胃酒、沁扎诺苦艾酒、法齐斯服饰的霓虹灯招牌，车流背后断断续续的灯光，行人与汽车，电车轮胎和漏风的车门钢板相互摩擦发出嘎吱声……早在1956年，来自里窝那的诗人乔治·卡普罗尼就已经描述过这一切：

我的爱人，在黎明时分

酒吧的氤氲中，我的爱人，冬天是多么

漫长而又激动人心的等待！在这里等待你

血液中的大理石凝结成霜，眼睛

也尝到了清凉的滋味，在冰霜

之外的喧嚣中，我听见了哪一辆

电车声音？无人在意的车门

永远开开关关……[摘自乔治·卡普罗尼《〈第三本书〉及其他》， 2016，朱利奥·埃诺迪出版社，都灵。——作者注]

提契内塞门周围，妇女们正在纳维利奥河里淘洗桌布和床单，而慷慨的实业家们则在这令人兴奋的忧郁气氛中，把寄给穷人的每周补贴翻了一番。

圣诞节是纪念圣母玛利亚的节日，露西娅一定会去附近的教堂做弥撒。在她步行十分钟可达的距离内，有一座装饰艺术教堂，叫作圣玛丽亚-贝尔特拉德教堂，露西娅通常就去那里。教堂附近还有一个表演即兴演说的酒吧，酒吧老板叫皮乔托，也是一位穿西装、打领带的移民。9月15日的守护神节日游行中，皮乔托塑造了一位忧郁的玛利亚，令人印象深刻。圣玛丽亚-贝尔特拉德教堂里有一座华丽的小礼拜堂，供奉着一尊十七世纪的七苦圣母雕像：鹅蛋脸的褐发少女身披紫衣跪坐，向右俯身祈祷，胸前插着七把真正的金属利剑。就在圣诞节来临的二十四天前，露西娅接回了自己的女儿，寒冷的冬日里，大家挤在一起，那一晚，露西娅终于感觉自己也有了家。

如果我是她（当然，我是说露西娅，不是玛利亚），那个夜晚，我一定能感受到自己正无限接近圣母。她是对上天顺从又坚定的小女孩，是圣子内心中最接近尘世的空隙，是所有母亲中最甜蜜的那一个。如果我是她，我将被那一晚深深触动，不住感慨：生活，就是爱在燃烧。

1965年2月16日星期二，露西娅二十九岁了。她将永远停驻在这个年纪。

那年二月，是二十世纪气温最低的三个月之一。2月2日，星期二，罗马遭遇了史上最大的降雪：短短七个小时内，松松软软的雪花就铺了三十厘米厚。整个罗马被白雪覆盖，城市弥漫着北欧童话般的气息。

米兰也被大风、浓雾和大雨所笼罩。3月3日上午10点，我因急性支气管炎烧到四十摄氏度，被送往马焦雷·尼古尔达医院治疗，直到14日，也就是下个周日才得以出院。

这份入院记录之所以引起了我的兴趣，是因为露西娅第一次写下了自己的具体住址：蒙扎大街24号。此时的露西娅需要对另一个生命负责，因而终于向住院部办公室的鲁索医生——也间接向她的女儿——透露了自己的居住地。

我立即打开三维地图查阅，实景街区里出现了一座带内院的五层小楼。它看起来像是那种几户人家共享一个大阳台的公寓楼，方便所有住户聚在一起。大阳台就架在车道入口上方，铁栏杆中间漆成白色，平台上人来人往。我私心一直认为，这样的楼房就是属于社区家庭的神话，我很想体会住在里面的感觉。于是，我立即订好了一家就在隔壁的民宿，准备在那里度过二月的最后一个夜晚和三月的第一个凌晨。距离入住还有差不多四十天，我预计自己将把时间都投注到这本书上，好好体会甜蜜，也好好告别。

2022年2月28日上午，我走进蒙扎大街24号院。这里的气息十分独特，人们少言寡语，每个行为都带有明确目的。院子里没有装饰，在这里，生活一切从简。这庭院算是米兰市区内一个秘密的存在：经过入口，能看见两个内院，分别由两座四边形砖色矮楼合围而成，从二楼住宅下穿过的一条短廊将两边连接起来（两座楼相互连接，同时分别与车道相连）。第一个庭院外的右手边有一片水泥地，五个圆柱形的垃圾桶摆成一排：不是现在常见的脚踏板控制的绿色塑料桶，丢垃圾的人需要握住桶盖上的把手打开垃圾桶，盖子回落时，会发出巨大的金属碰撞声，好像从前的机械师和锡匠还在这里工作。我想象着桶盖落下时穿透墙壁的砰砰声，焊枪工作时伴随火花发出的尖锐咝咝声，孩子们的足球飞向墙壁和卷帘门“进球”时的碰撞声，以及燕子在黄昏中翱翔时，母亲呼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喊声。

这大概就是1964年8月底，六个月身孕的露西娅和她的男人并肩走进院门时听到的所有声音。在这里，露西娅过上了怀抱女儿的生活；在这里，她看见了生活走上正轨的希望；也是在这里，一对男女的生命力在芸芸众生中消磨殆尽。这里是散落银河的太阳系中唯一一个露西娅曾与我共同生活过的地方，是漫长的严寒到来前原始的微生态系统，被层层记忆包裹，勾勒出粗略形状。

2022年2月28日深夜，阵风时速高达四十三公里，温度（再次）降至零摄氏度以下。我裹好大衣，戴上风帽，到阳台上抽烟，顺手关上身后的落地窗，以免女儿安娜冻着。烟头在夜色中闪烁，好似在收集露西娅在这幅图景中的生活。不知道你住在哪一层，你是否也看到了窗户里的灯火和楼外闪烁的星星，还有夜色里行人的轮廓？回到房间，一只苍蝇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眼前。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对这只昆虫微微一笑。这是一个生物与另一个生物的一次会面。

然后，室内的三个生命都自顾自地睡去了，房间俯瞰着我和露西娅曾经共同生活的庭院，沁凉的夜色飘浮在庭院里，又幻化成八月的炽热，迫使我和安娜解开衣服、踢开被子睡觉。我们在三月的第一个清晨醒来，置身于新世界。在这里，母亲以及母亲的母亲都将女儿圈在臂弯下，保护孩子免受寒冷。

太阳从大楼后面升起。露西娅的身上染上了黎明的颜色，也染上了每一个地方的色彩。

我还从1965年3月的医疗档案中发掘出了一条信息：妈妈被记录为“无医保的钟点工”。露西娅肯定向七苦礼拜堂的神父忏悔过，奇妙的是，这位神父竟为她找到了一位不错的女性雇主，刚好需要一位年轻的乡下姑娘帮忙做些家务。但到底发生了什么，需要一位四个月女孩的母亲、有着身强力壮伴侣的女性，去做清洁房间的钟点工？

三个月后，朱塞佩的妻子阿妮塔女士才在报纸上给出解释：工地关停后（也许正是1964年10月完工的地铁施工），朱塞佩一直没能找到工作。那几年米兰劳动力过剩，朱塞佩只能一大把年纪重新做起泥瓦匠小工。对于一个五十六岁的人来说，要重塑人生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通过从事体力劳动重塑人生。而且，六十年代还没有混凝土防冻剂，所以从11月到乍暖还寒的春天，大多数建筑工地被迫关停，北方和山区的工地更是如此。

朱塞佩在米兰偶遇了妻子的兄弟——一名邮递员，他告诉对方自己正在等待一笔土木工程款项。出于自尊，朱塞佩撒了谎。与此同时，露西娅开始做小时工。当然，她也是暗中工作。

三十天后本应是第三次配药的时间，露西娅却突然不见了。她既不在克雷森扎戈，也不在米兰。哪里都找不到她。

比安恰尔迪还说过：“在北方，就算你摔倒在地，也没人会把你扶起来。你要相信，大家的力气只够勉强让自己不被蚂蚁吃掉，就算能维持生计，也是艰苦的。[见第110页的第1条注释。——编者注]”

在北方，在米兰的露天工地。

这些工地正一个接一个地关停，经济奇迹已经走到尾声。朱塞佩的确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他天生乐观、精力充沛，在爱情的驱使下无惧重重困难，但他也有权利感到疲倦，特别是在被偏见和边缘化摧毁了意志的时刻。这一次，他并不是因为与爱情相关的道德问题被社会所排挤——或者不仅仅因为这个。他们被边缘化，只是因为他们来自南方。南方移民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意大利半岛，这对不寻常的夫妇只是其中一朵浪花。

露西娅爱他，这毋庸置疑，否则她也不会贸然将自己置于丑闻之中，甚至差点被社会的公愤所吞噬。但她投资的眼光确实不怎么样，因为她选择了一个获利能力逐渐枯竭的男人。幸运的是，相爱的人没有道理可言，他们会承担爱的所有风险、所有后果，包括法律层面的后果。露西娅觉得自己可以承受这一切：她抛头露面，努力工作。然而，她美丽的头颅上还悬着一份刑事控告书，纠缠不清的旧事导致她既不能被老式纱厂雇用，也不能为当地的现代纺织业做事。总之，露西娅无法找到任何正规工作，因此她很有可能（通过灰色渠道）应聘成了马尔特萨纳运河沿岸某个富人家里的帮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们都把克雷森扎戈称作“米兰的海滨”：郁郁葱葱的树林沿河而生，鸟儿婉转啼鸣，几座十八世纪的别墅坐落其间，阳台上鲜花盛开，藤蔓在廊架上肆意伸展，这里是被贵族选中的休假地。不过我想，一位不得不隐姓埋名、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的女性，能挣多少钱呢？因此，我又探索了另一种可能性：我需要在克雷森扎戈接种疫苗。那时，露西娅不得不独自支撑（这个词稍后会再次出现）我们的小家庭，为了省钱，我们从蒙扎大街搬到了附近的卫星城区。不过，我在克雷森扎戈的搜索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我们从未在这里居住过。

“那么，六个月的我，到克雷森扎戈要干什么呢？”

我心里多多少少有些猜测。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等待已久的信封，里面是我的疫苗接种证书。黄色文件夹上方写着“学校医疗服务”的说明字样，千头万绪立刻变得有条理起来：为了干活，露西娅将我放在离她工作地点最近的市立托儿所。因为建筑工地会在春天重新开放，朱塞佩肯定也要再去找一份工作了。

生活，在某些情况下，就意味着逐渐放弃最初的渴望。为了生存，露西娅丢掉了最初的梦想，就像一棵缺水的树，只能任凭自己的花朵一点一点地凋落。露西娅做的正是和树木一样的事情。

但这还不够，还不够，还不够。朱塞佩没有找到工作，甚至零活都没找到。托儿所也在六月倒闭了。生活迎来了一个艰难的转折：他和她，朱塞佩和露西娅，必须独立面对艰难的爬坡期。对于他们来说，整个世界都是局外人，甚至敌人。也许是他，把她拖进了自己的疲惫中：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失败。也许是生活太难了，也许是被打击得心灰意冷，朱塞佩再也吃不起以往下班后爱吃的紫色冰棍。这种粗制滥造的廉价冰棍并不健康，但每一次舌头被融化的糖浆染成深色，都曾令他开心不已。这个小家庭甚至无法给正在哺乳期的露西娅买一块肉。可以说，露西娅终于与她选择的男人分享了同一桩命运。疯狂、诚实、筋疲力尽。她的生活就是那棵在风暴中被雷击中的树。维塔利亚诺·特雷维森[见第110页的第4条注释。——编者注]写道：“我把生命交到他手中，换来一个机会，让自己得以去到没有他我永远也到不了的地方。”也许还有人记得他们。那位褐发母亲，站在父亲般的伴侣身旁，永远定格在工业夕阳的光辉中。

克雷森扎戈有一栋带阳台的房子，被称作“美国小屋”。大概是因为街对面就是通往中央车站的有轨电车，从那里可以乘火车前往热那亚港口，生动又多彩的“美国梦”就从热那亚港口起锚。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个院子就是一个微缩的村庄：食品小卖部、理发店、五金铺、面包房……各种商铺不一而足。楼房背后是纳维利奥河的河道，这里既是住户们的私人海滩，也是他们倾倒垃圾的地方，甚至承担了“夜壶”的功能。不过，人们有时大白天也会使用这天然的“夜壶”，因为上厕所得去外面，四个家庭共享一个厕所，而每家差不多有四五个人。当然，大家也生活得很不错，人们因生存的需求聚集在一个社区里，小院属于每一个人，孩子们可以踢足球到傍晚，妇女们一边晒衣服，一边对邻里评头论足，分享烦恼和幸福；有时，她们会为了一颗洋葱大吵一架，但很快就和好如初，又在一张桌上吃饭了。

当时的移民就像现在的阿拉伯人：他们住在透风又漏水的临时房屋里，每个月只有几天能找到活干，根本没法做什么长远的打算。

“这不是我们曾经梦想的样子……”[引用自《美国小院》， 2011年兰瓦尔·阿赫尼与弗朗切斯科·坎尼托合拍的纪录片。——作者注]

一句叹息贯穿历史，世上所有的语言和方言吐露出同样的痛苦、同样的愤怒、同样的屈从，仿佛我们都是同一个人。

住在伦巴第大区的帕拉塔人很少有机会进入都市，他们几乎都定居于米兰市郊，不是在蒙扎和博拉泰，就是在利索内。一位露西娅的同乡自1962年起就住在蒙扎，他在国家电力公司的工厂里工作，还顺利地安顿了下来。多年来，他不仅帮助了不少南方人进入公司并在这里安家，也为雇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只要是他推荐的人，都没有印象中帕拉塔人的恶习（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对工作缺乏兴趣）。

暮春的一天，露西娅敲响了这位同乡的门。她独自伫立在门外，显然不是为了给自己或者朱塞佩找份工作。我重走这段路线，又略微计算了一下，她得沿着蒙扎大街步行两个半小时以上，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半小时，才能到达那位同乡的家。这么远的距离已经算得上一段小小的旅程了。露西娅是去打听她少年时的恋人托尼诺·德格兰迪斯的住址的。

她一定听说了，来自帕拉塔的朋友和同事们每周相约去托尼诺的农庄附近踏青，但她显然不在活动邀请之列。

沿着切萨雷·巴蒂斯蒂大街驱车十一分钟，便可穿过地形复杂的布里安扎地区，进入36号国道，驶向科莫湖和斯普卢加山口。如果时间充裕，也可以绕道博伊托路，走上绿意盎然的111号省道。这些地方当时都是乡村，荫蔽过托尼诺和他的朋友们的橄榄树至今仍蓬勃生长。

露西娅不知道农庄在哪里，但她清楚安东尼奥已不再是自己少时结识的那个托尼诺：他已婚，有两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于1963年。这些露西娅都知道。

这位同乡不忍心打扰朋友有序的生活，拒绝向露西娅透露有关消息。但他将这次神秘来访告知了托尼诺：“你在帕拉塔的小女友来找你了。”托尼诺对这个消息印象深刻，并在五十六年后把这件事告诉了我。

露西娅，你在寻找什么？这是你第一次寻他，你想亲自向自己的初恋询问什么？

我去拜访了托尼诺。其实也没什么要做的，但我猜托尼诺会想抱抱我的女儿安娜，让她看看自行车和工作台，看看自己会做多少事情，看看这些年来他一直是个多么不错的人。你看，这就是我的生活。请你看看吧。

安娜的微笑是一份礼物，它跨越了几代人，落在终于相见的生命之上。

1965年6月1日星期二，露西娅严格遵照医嘱，带我回克雷森扎戈治疗小儿麻痹症。几天后，她带着七个月大的我，回到她父母的农场里住了一晚。彼时，露西娅的弟弟正在乌迪内服兵役，母亲可以草草应付平常的家务，把心思放在别的事情上面。她精神抖擞地走向菜园，采摘时令蔬果作为晚餐。

这幅场景发生在一楼。或者说，这不仅仅是一个生活场景，更像是命运转折点的缩影。这个下午，五位女性在生活的舞台上依次上场：一个是劳拉，小女孩仔细观察着这个片段，并在五十年后用极其科学严谨的方法记录下每一个细节，以文字为我点亮这段故事。一个是我，小婴儿对一切都还没有概念，只是躺在柳条筐里，望着院子的一方天空。再就是一小撮围拢谈话的人，她们是一个年长的女人和两个年轻女人，其中一个年轻女人就是露西娅。

那只叫“米老鼠”的狗本该像一条毯子似的伏在露西娅的脚背上，但它现在已经无力起身，只能趴在花坛的泥土中，从熟悉的震动里感受露西娅向自己走来，在原地为她摇两下尾巴。露西娅听见“米老鼠”的声音，将目光转向那丛颤抖的玫瑰。

她知道，玫瑰摇晃，不是因为风。

露西娅身穿一件白色短袖衬衫，配及膝黑色百褶裙。她现在穿得像城里人，知道什么衣服适合自己，比如这套学院风的服装。她又恢复了极瘦的身形，依旧带着孩子般外向和真诚的神态，在门前低声跟姐姐和妈妈说话，只是谈的都是改变命运的话语。

第二天一早，露西娅就离开了。母亲哭得很绝望，几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她走了，她为什么不留下来？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跟她说留下来！她说她不能留下。她和谁一起走的我也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露西娅十分清楚自己不能留下。她身上还背负着两年的牢狱之灾，不然就得选择接受更糟糕的结局——回到丈夫身边。那么，她到底在寻找什么？为什么她要在黎明到来之前，带着孩子不辞而别？

1965年6月16日，我出生第八个月的第一天，露西娅去米兰市政厅给我开出生证明。露西娅打算给我一个身份，用路易吉的名字填补证明里“父亲”一栏的空白，保护我不会因“罪孽之女”的身份而遭到排斥。我不断重复这件事，就像她不甚理智但又极度清醒地坚持这么做：露西娅希望正式宣称我是她丈夫的女儿，给予我作为一个合法子女的社会身份，即使她的丈夫心知肚明，自己从未碰过妻子。事情发展到现在，露西娅的每一个动作都在一个大框架下推进，她的每一个想法都是计划的一部分，只为了那个目标而存在。冷静、严谨，因为她已无法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