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塞佩·迪彼得罗，1909年7月5日出生于塔利亚科佐。大约在1960年之前，朱塞佩与妻子阿妮塔·斯坎萨尼带着一个女儿和四个儿子长期居住在内图诺。那时，他最小的儿子只有十岁。朱塞佩显然应当对生活感到满意，他从一名杂工做起，最终成立了一家小型建筑公司。

某一天，朱塞佩和许多人一起去了非洲。

就连朱塞佩的亲人也记不清他被送去参加北非战争的具体日期。不过，他最小的两个儿子出生的时间间隔很久，结合1965年6月29日的《团结报》[意大利共产党官方报纸，1924年由安东尼奥·葛兰西创立，后支持左派民主党、左翼民主人士及民主党。2014年停刊，2015年复刊，2017年再次停刊。]，可以提出一个简单的假设：朱塞佩的第三个孩子里齐耶罗出生于1939年，而他的第四个孩子乔万尼则是十年之后（1949年）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如果我们认定前三个孩子的出生像自然周期一样有规律可循，便可由此推断，孩子的父亲在1938年之后才离家，而且离开后十年未归。在此期间，他大概率受到了严格的监禁。

孩子们的出生日期可以证明，朱塞佩·迪彼得罗应该没有参加意大利对非洲的殖民侵略。在那次侵占行为中，二十六岁的因德罗·蒙塔内利被任命为当地一支青年部队的指挥官。他和一个比伦族男人达成了一笔交易：蒙塔内利每隔一段时间就付给他一笔钱，那个男人将自己十二岁的女儿卖给他当妻子。许许多多的女孩被父亲卖给侵略者或者随便其他什么人，而那个叫法图玛或者德斯塔[因德罗·蒙塔内利是一名记者、作家，1935年作为军官参加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在此期间，二十六岁的蒙塔内利与一名年仅十二岁的当地女孩长期发生关系。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蒙塔内利宣称自己“时不时给她父亲一笔钱，将她买作自己的妻子”。女孩名叫法图玛，蒙塔内利在一篇文章中将其称为德斯塔。]的孩子只是其中一个。

朱塞佩应该也没有参加亚的斯亚贝巴（阿姆哈拉语中意为“新花”）大屠杀。在墨索里尼的胡言乱语下，许多意大利人对自己的种族优越性深信不疑。1937年，埃塞俄比亚人对几名聚集在意属东非总督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周围的官员投掷手榴弹，火鸡般趾高气扬的意大利人深感被冒犯，做出惊人的过度反应：他们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1937年2月19日至21日）屠杀了约一万九千名无辜的人，许多平民被活活烧死、绞死，妇女和孩子被拳打脚踢、被棒打、被冷酷地枪杀……法西斯行动队深信自己面对的是一群低等人类，这些组织常用的做法，终究将他们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不过，根据推理的时间线，几乎可以肯定，三十三岁的朱塞佩·迪彼得罗参加了北非战争中至关重要的两次阿拉曼战役。战场设在巨大的盖塔拉洼地边，一万八千公里的盐沼上覆盖着一簇簇芦苇和各种多年生草本植物，盆地深陷于海平面以下一百三十三米，猎豹般安静又晶莹的眼睛四处梭巡。

阿拉曼战役也是墨索里尼一手策划的。墨索里尼不满足于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的扩张，这心态与纳粹的想法一拍即合，他们希望从英国人手中夺回埃及，开辟通往中东石油国家的高速公路。事实上，希特勒的梦想是称霸全球，而埃及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成为全球霸主的幻想就像地狱恶犬一样扎根在这位领袖的脑海里，让他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包括牺牲许多人的生命），甚至试图将苏联和英国逼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众所周知，金钱与权力的结合常被粉饰为迸发的民族自豪感，如今看来这仍然是显而易见的恶行，被谎言冲昏头脑的人们却不断为此做出徒劳的牺牲。二十世纪，恶魔之舞带来的是身体冲突；而今天，则是市场波动举起看不见的金融镰刀，挥向人们头顶。为了控制未来的走向，货币掀起阴谋和风波，受害者们堆积在正史的两侧，在睡梦中遭受痛击。

1940年9月13日，虽然时机尚未成熟，墨索里尼仍强行命令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再次将重心转向征服埃及。尽管那时格拉齐亚尼将军的事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他的声名是由残暴堆积而成的，队伍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顺利向内陆深入推进了一百公里。三个月后，格拉齐亚尼率领的意大利军队于12月9日被英军击溃，英国将注意力转向希腊。墨索里尼早在10月底就下令向希腊发动全面进攻，为支持自己不堪重负的法西斯同谋，重新平衡轴心国与盟军之间的实力。1941年2月底，希特勒派遣以闪电战闻名的埃尔温·隆美尔将军率领他的机械化部队“非洲军团”前往埃及支援。

两年之内，隆美尔凭借自己的应变能力和大胆、迅速的指挥风格连续重挫英军，英式装甲车的履带差点在北非沙漠的岩石上全数断裂；不过，隆美尔也表现出了自身缺陷——他的战略思维并不像伯纳德·劳·蒙哥马利那样广阔。同一时刻，冰雪聪明的蒙哥马利已经接手了英国第八集团军，我们已经在前文中描述过他后来获得的胜利。

1942年7月的第一次阿拉曼战役和10月至11月的第二次阿拉曼战役都以德意联军的失败告终。这支队伍由于长期缺乏食物、水、弹药以及飞机和坦克所需的燃料，早已疲惫不堪。其实，1941年6月纳粹法西斯再次占领图卜鲁格时，如果希特勒没有犯下阻止隆美尔与英军争夺马耳他的错误，那些物资本可以通过马耳他运送到德意联军手上。与此同时，他们对抗的英国部队拥有美国军工业生产出的最现代化的装备。然而，即使是装备精良的英军，也需要动用大量精力与未知的自然、严酷的沙漠和冰冷空旷的大地斗争。战争不仅仅是人类的行为，更会酿成一连串需要面临的后果。

由于将皮靴等常规装备都卖给了的黎波里的贝都因人，意大利士兵只得拖着帆布鞋面、硬纸板鞋底的皇家陆军运动鞋沿着北非海岸线，在沙石上行走。一阵热风袭来，黄沙如巨人般拔地而起，高温和强风把他们吹得头昏眼花。每个人身上都围着一群恶心的苍蝇，扰得他们连最简单的一餐饭都没法吃，更别说锡制饭盒里的口粮在高温下已经有点馊了。人类很难适应高达五六十摄氏度的气温，很多人开始在大白天产生幻觉，甚至看到海市蜃楼。如此高的温度，倒是方便了在坦克的散热器上煎鸡蛋：装甲外本来巧妙地覆盖了一排沙袋，既能缓冲英军坦克最致命的打击，同时也往往是珍贵的粮食储备，在沙袋没有遮盖住的盲点部分，裸露在外的金属被晒得滚烫，完全可以当平底锅用。每个意大利士兵能分到的水少得可怜，而且存水还是从装过粗汽油、汽油或者柴油的桶里倒出来的。很多人最后直接从坦克的水箱里找水喝，这样还好点……结果，包括隆美尔在内的所有人都患上了急性肠胃炎和无法控制的痢疾，他们每天分泌无数黏液和血液，却没有卫生纸可用。

夜晚，寒冷如针尖般刺向海绵一样柔软的骨髓。大约是出于卫生原因，步兵们不得不端起喷火器，在一望无际的旷野上将阵亡战友的尸体烧得干干净净。

英军有波兰人最新发明的轻型金属探测器，而意军不仅没有探测器，连弹药也不足，只能一边步行，一边用匕首在沙地里寻找英军埋下的地雷，再用来对付埋地雷的人。如果在人探测到地雷之前，地雷先感应到了人，那么他就只能留下一节干净到可以直接作为解剖学标本的股骨。人们没有办法转移雷区的伤员，只能看着战友在眼前倒下，在烈焰烧灼中大量失血，在痛苦中乞求等不来的援助。战友的哀号折磨着每个人的神经，但战士们仍不断地挺身而出，他们英勇地躺在英国坦克的履带间，将炸药塞进行驶中的坦克腹下，再尽量在爆炸前连滚带爬地跑开。

墨索里尼，这位生于普雷达皮奥的、下颌方正的领导人，派出他的人民去战斗。人们在炮火、硝烟、尘土和污垢的地狱中挣扎，在大炮、坦克、轰炸机、霰弹、手榴弹和燃烧瓶之间冲锋。电影教育联合会[一家意大利股份制公司，1924年在墨索里尼的命令下成立，致力于通过传播电影达到公民教育的目的，是法西斯政权强大的宣传工具。]的资料片记录下了他们的影像：雄壮的凯旋游行昭示着盛大的胜利，而喜气洋洋的背景下，却是一系列只能用眼泪和痛苦、痛苦和眼泪来形容的画面——人们在战场上匍匐前行，他们的头盔被汗水反复浸透，他们的生命被挥霍、被浪费，而下达那些战略指令的狂人却只是围坐在桌前，利用武器、宣传手段、广泛分布的罪犯窝点和人们发自内心的共识号令他们前进。在独裁者看来，人民是幼稚的，甚至是没有个性的，所以十分容易被利用。没有一个暴君会尊重他的人民，他统治这群人只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暴君，这个民族被自由所带来的责任吓坏了，于是他们自行构想出一个幼稚简单的世界，会有一个铁血手腕的暴君式人物领导他们，像大家长一样告诉他们该怎么做。

虽然领导者获得了人民的支持，意大利还是缺乏兵源补充，在非洲战场参与战争的士兵只能每六个月轮换一次。努力生存下来的意大利士兵不断向法国战俘和英国战俘学习。那些被分散关押在沙漠各个角落中的法国人和英国人以面包和煮萝卜为食。他们的工作是敲碎石头铺路，有的也会被飞机运往其他大陆。

朱塞佩·迪彼得罗大概是不知情的。他就像一只一无所知的蚂蚁，被要求在一群一无所知的蚂蚁中制造混乱。法西斯记者将对手描述为“无法制服的步兵”，其实他们只是一群被干渴折磨得不成人形的男人和男孩。这些可怜人为了求得几滴水追着坦克跑，吃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留下的罐头，用白兰地酒自我麻痹，将血肉之躯投向钢铁制成的子弹、地雷碎片和坦克。1942年10月23日，英军发动阿拉曼战役，在数千门大炮和持续不断的手榴弹轰炸下展开大规模的致命进攻。满月照耀着平原上被烧成焦炭的身体，半死不活的士兵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内脏散落在沙地上，苦苦乞求。英国人冲破了德军的前线，却无法突破意大利人的防线：因此，他们绕过战壕，从后方攻打意军。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一切都结束了。

其实，11月2日晚上，战败的结果已经很明朗。如果希特勒那时就准许了隆美尔撤退的请求，很多生命本可以得到挽救。然而，这位国家首脑此时反而叫嚣起来：“抵抗到最后一人！要么胜利，要么死亡！”好像接受军令调度的只是手上的玩具士兵，被打得灰飞烟灭的并不是活生生的人。为了掩护自己的部下撤退，希特勒命令没有机械化装备的意大利步兵部队拦住英军的坦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螳臂当车，士兵们只能绕到坦克后方放置炸弹，点燃引信。蒙哥马利获得了一场冷酷、清晰、可预见的胜利。这场战争的最终死亡人数为九千名德国人、一万三千五百名英国人和一万七千名意大利人。

由于希特勒的固执，在最后二十四小时的战斗中，约一半作战人员在沙漠中英勇却徒劳地丧生。他们没有食物，没有水，也没有时间睡觉，在弹药已经耗尽的情况下拖着4732轻型炮在沙漠里行军。本属于精锐伞兵部队“闪电师”的小伙子们成了步兵，面临在沙漠里徒步行军四天撤退的任务。最后一天，他们只能依靠从天而降的雨水解渴。英军没有再开枪，而是把战斗的荣誉留给了那些被遗弃的、终其一生孤独战斗的士兵。

阿拉曼战役顺利地改变了世界的走向。这场战役奠定了纳粹的落败，遏制了德意对苏伊士运河的野心，英国得到地中海的控制权，为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打开了突破口。

从我们假定朱塞佩回国的日期看，他可能还参与了1943年5月13日结束的突尼斯战役。那场战役后，墨索里尼亲自命令乔瓦尼·梅塞将军投降。

无论朱塞佩是在阿拉曼战役中落败，被关在了英国集中营里，还是在突尼斯投降后被移交给了法国人（朱塞佩遭受的折磨和我的养父如出一辙。我的养父，共产主义者贾科莫·卡兰德罗内，在自愿参加西班牙打击佛朗哥的内战之后，遭受到了法国极右组织“卡古勒”[“卡古勒”是一个法国极右翼恐怖组织，成立于1936年，旨在通过暗杀、炸弹袭击、破坏军备等暴力活动加剧政治不稳定。]的殴打和折磨），1947年2月10日《巴黎和平条约》签署后，朱塞佩大概率被遣送回国了。也许他就是乘坐“加里波第”号巡洋舰回国的人之一，天知道这些死里逃生的人从甲板踏上塔兰托的海岸时鼓起了多大的勇气。他们终于回来了。

朱塞佩也回来了。不过，他可能甚至根本不了解这场毁掉自己人生的战争。总之，对于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来说，无论他们为哪一方战斗，那些无法忍受的景象所带来的痛苦，以及后来出现的各种创伤都无可避免、无法磨灭。那一刻，他们只能服从和行动，按照人性允许或者要求的去做。

我们没有找到能够证明朱塞佩参加过战斗或是被俘的目击者。由于缺乏直接的证词和记忆，朱塞佩身上的伤成了至关重要的证据。我尝试借用诗人维托里奥·塞雷尼的记录来审视朱塞佩的经历：维托里奥·塞雷尼，战俘，1947年出版自传体诗集《阿尔及利亚日记》，描写了被关押期间的生活。其中一首诗写道：在窗帘敲打柱子的乐声中，“死于战争与和平”已经令人满足[维托里奥·塞雷尼（1913—1983），意大利诗人、作家、翻译家，1941年被征入伍迁往北非，1943年被俘，关押在阿尔及利亚。他在诗歌《他无知无觉，他展翅高飞》中提到，战俘营里没有天使的音乐，只有窗帘敲打柱子的声音。他已满足于这种声音，并祈祷“死于战争与和平”。]。我充满信心地在诗歌中找寻历史，因为我深信，诗歌就是对修辞和神话的超越，甚至是颠覆。

你，我的生命，如果你能救赎自己

就能掌握自己的未来

哨兵站岗的地方

苍白的幽灵在微笑

在命令和召唤间

在武器的重负下

我失踪，我死去

如果毁灭咆哮着经过

我们就是压扁的躯体

毫无尊严，仰面朝天

壕沟里的士兵

被枝叶掩盖

仿若谈情说爱

我看见人类的肢体

翻转扭曲

看见欧罗巴严峻的脸，看见母狗耷拉嘴角

伸出前爪趴在那里

——衣衫褴褛，赤脚

骑在驴背上，却戴着

非洲的头盔

一名和我一样的囚犯

很快消失在山丘背后

帝国还剩下什么……

一个人背负着世界的伤痛

在米兰阳光明媚的冬天、蓝色的圣诞窗户之间

把它当作故事讲述

如果

我们当时的狂热爆发

只会留下屠杀、酷刑、监禁

以及在虔诚中赴死的人民[摘自维托里奥·塞雷尼《阿尔及利亚日记》， 1998，朱利奥·埃诺迪出版社，都灵。——作者注]

无论朱塞佩在非洲看到了什么、做了什么、遭受了什么，全家人都认同他的妻子阿妮塔的话：

“从非洲回来后，我的丈夫就不再是他了。战争改变了他。他变得不再可靠，他追求所有女性。”

跟许多人一样，朱塞佩暴露出人类可耻的脆弱性。换句话说，他已经失去了理智。

回到家后，朱塞佩心绪不宁，精神状态也不太稳定，但干活还是一把好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他一度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颓废了几个月后，又收拾好心情开始工作。据他的妻子回忆，朱塞佩受雇于首都罗马一家名为“热那亚房产”的建筑公司。那时，罗马有无数建筑项目正在进行中，朱塞佩就在其中一处工地当包工头。这世界就是这样，新的事件不断发生，人们总能从中找到活干：泰纳利亚公司要在莫利塞建造一条引水渠。这是一项大工程，需要在圣贾科莫-德利斯基亚沃尼和帕拉塔两地建造水库、管道网和污水处理系统。朱塞佩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把长子弗朗切斯科留在家中。弗朗切斯科当时三十一岁，身体机能因严重的肾炎而受损，只能在家休息。男人的责任是工作，一家人的健康问题则由母亲考虑。

工程承包公司尽可能做好所有分内的事情，还为工人提供了崭新的木板，以作他们搭建脚手架和沟渠的临时围挡。朱塞佩担任工头，具体负责帕拉塔水库的建设工作。1962年年底，水库竣工，建筑主体呈六棱柱状，红砖砌成垂直的围墙，横梁的颜色是鸽子灰。这座水库现在被帕拉塔人民称为“水库陛下”。

有一张记录水管铺设挖掘工作的照片，不知道被谁手写了个“造林工地留念”的标题，误传了照片场景。照片是在室外拍摄的，朱塞佩带着年轻的学徒站在岩地上，旁边是一个长方形大坑，坑里有八名穿衬衫的工人，正放下镐头拍照。工人们的毛衣和外套面朝下摞在两堆光秃秃的石板上。我猜，照片拍摄于1962年初秋，因为工程已经进展到旷阔的原野上，尚未施工的区域还是棕褐色的，保留着夏末特有的美丽。两个工人戴着帽子，帽檐在额头上留下一片小小的月牙形阴影，他们的皮肤红得像初生的婴儿（也像刚做完冰点或者蜜蜡脱毛的成年人）。坑深刚好及膝，站在里面的工人有几个上了年纪。劳动者的脸庞严峻而英俊，被阳光晒得有些干燥。朱塞佩是照片里唯一穿外套的人：他穿着深色双排扣外衣和宽大的浅色裤子，手里拿着笔记本和笔，黑色头发剪得很短，胡子也精心修剪过，看起来像是个注重外表的男人。他也是照片里唯一没怎么笑的人，他略微侧身低头，左手拿着翻开的笔记本，右手放在纸页上。朱塞佩的身上散发着脱险后的人特有的欢快气息。

2021年8月24日，亲爱的索尼娅为我在马切拉塔省的圣吉内西奥市准备了一个舞台，和我围绕《安慰》一书展开对话。安东内拉夫人加入了我们的对谈，并写给我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她先是表达了得知我安好的喜悦之情，因为在她的脑海中，那个被亲人抛弃和拒绝（之后我们就会看到）的小女孩就像幽灵一直困扰着她。然后，她写下了这段话：

“那时我很小，还没上小学。有一天，一群人在我家附近挖地，说是会给我们输水过来！我从哥哥的笔记本里撕了一张纸，往里面撒了点白糖，坐在屋前小心地舔着我的糖，向他们炫耀我珍贵的所有物——纸里包着的一小点白糖！坐在推土机上的男人与我视线相交，他意识到小女孩想展示自己有好东西，于是给了她一根香蕉！谁见过香蕉，谁吃过香蕉啊！！于是，妈妈便请他吃了茄子酿：‘那个推土机上的男的！你过来，我们也送你一盘吃的！’”

除了和小女孩比好东西、用香蕉换茄子之外，在挖掘工作的间隙，朱塞佩还会到处干泥瓦匠的活。朱塞佩和“一百里拉”吉诺完全相反，他充满活力，喜欢工作，一有空就尽情发挥想象力。他为人夸张又大方，看起来有点自负，受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生命之树》的启发，朱塞佩用树枝和彩色混凝土装饰了一栋小别墅的外楼梯和阳台，还在外墙上绘制了《生命之树》的复制品。

最后，就像所有热情开朗的人一样，朱塞佩还喜欢音乐。由于在户外工作，朱塞佩经常在广场小酒吧的自动点唱机上放歌，他喜欢把音量开到最大，从大清早听到下午工作结束，星期天也要放。他喜欢卢恰诺·塔约利那首动情的探戈《吉卜赛小提琴》，总是听这一首。

旋律从窗户飞入，充斥着周围的房屋，扰得正在削土豆做晚餐的女人心慌意乱，也让在脸盆边洗手、冲脖子，刚洗净一整天灰尘和油脂的男人躁动不安。

就连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也喜欢《吉卜赛小提琴》。他的电影作品《罗马妈妈》中，罗马妈妈重新找到自己儿子的一幕，两人就是伴着这首曲子跳舞，一边旋转，一边用自嘲掩饰大笑和激动。儿子埃托雷坐在地板上说：

“该死！我都做了些什么蠢事啊！”

教儿子跳探戈时，安娜·玛尼亚尼饰演的母亲在唱片机上播放的是小何塞童声演唱的《吉卜赛小提琴》：这一版本略微走调，带有明显的西班牙语发音，却也更加迷人。在这部1962年上映的电影中，孩子的爸爸是个多愁善感的恶人，《吉卜赛小提琴》也是他经常唱的一首歌。

修建水库的一年里，朱塞佩十分自然地融入了当地的小社会。人们给他起了三个外号：朱塞佩师傅（根据工作的称呼）、佩佩先生，还有“罗马人”（以表达对他来自拉齐奥大区的尊敬）。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见，朱塞佩总是穿着长裤、衬衣和外套，以绅士形象示人。他待人友善，深受大家欢迎，从他手里领过活的年轻人回忆起他时，都对他充满喜爱之情：

“我们这里的人都叫他朱塞佩师傅。你看这个阳台，这就是他做的，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我爸爸给他当过泥瓦工，我弟弟也记得他。弟弟那时候大概九岁，佩佩先生每天都给他五十里拉当零花钱。不过，能和我爸相处得这么好，他一定也是个无赖吧！”

水库的大型项目结束后，佩佩先生留在了他在帕拉塔租的公寓里。他先是在当地一家修理房屋的小公司当泥瓦匠，但很快就有了自己的生意，还给当地的年轻人提供工作。那些年，帕拉塔根本不缺事做，因为家家户户都习惯在房子的外面砌一圈围墙，圈出一片空地当小型车库或者仓库。而且，很多人家进门就是楼梯，厨房和卧室在楼上，厕所却在一楼。这些房主相继决定把卧室的窗户封起来，在后方隔出一个带小阳台的房间，以及一个真正的带浴缸、盥洗台和坐浴盆的卫生间。露西娅和路易吉的家就是这么改造的。

朱塞佩把露西娅卧室的墙体敲碎，给她重新砌了一面墙。

也许她会到家里来检查工程进度，或者带来一些装饰材料，可能是一个把手，也可能是一块希腊回纹风格的花砖。我能想象，除了材料，她还留下了一道目光。一道笔直的、干净的、惊讶的目光。她遇见了他。命运的事情，发生的那一刻立马就明白。剩下的都是多余，是心理因素。

朱塞佩对待女人很有一套。不羁的眼神，痞气的歪头，似笑非笑的表情，卷起的袖子，内搭背心。朱塞佩和露西娅的父亲惊人地相似，但他总是面带微笑，充满活力，而且十分殷勤周到。

“我可以请您喝杯咖啡吗？”

露西娅和朱塞佩在刷得锃亮的厨房里谈话。她看见橱柜的玻璃门上映出自己的脸，有点认不出自己了。

有时，露西娅会给他倒一杯她新酿的红酒，新酒喝起来有烟熏味，口感像水一样顺滑、清爽。下一次，他就会为她带一朵花、一块甜点，表现出对她的关注。露西娅不习惯这样的关注，她笑了起来，眼神认真又清澈。她的表情藏不住秘密，就像小孩子一样。这一切发生时，朱塞佩对露西娅的生活丝毫不了解。对于他而言，她只是又一个被引诱的漂亮女人，谁知道她是被他吸引，还是被九月甜蜜的空气所蛊惑了呢？

“要是知道没人碰过她，我也不会尝试的！”

“如果我知道她还是处女之身，我绝不会这么做。”

朱塞佩轻率又有点不安，向一个又一个朋友讲述故事的各种版本，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子。

但露西娅视而不见，听之不闻。她只是个青涩的年轻女子，在找到家的方向之前，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她的身体因惊愕而剧烈摇晃，就像东方的桃枝。

一言一行中，她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他。

露西娅一下子变得爱笑了，还总是心不在焉。大家都看见，她的牙齿像羔羊一样洁白。

嘲笑、打趣、闲话、眼色……恶意从虚掩的门缝中溜进来，路易吉打她打得更狠了。这一次，路易吉确实被流言（但其实不止是流言）激怒了。他要做一回真正的男人，让那个无耻之徒和那些聒噪的人看清楚，谁才是掌握话语权的人。乡亲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冷漠的看客，他们关心激情的出轨故事本身，就像狗咬住一根多汁的骨头不放。要是他们之间吵起来，那多半是相互贬抑的狗咬狗。

还有一群感性的人，他们每天忙于拼凑细节，还原真相，证明露西娅和路易吉的结合简直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事。

人们的反应取决于他们的同情心，以及愿意吐露多少想法。很多妇女关起门来聚在一起，一边削皮、切片、揉面，把生肉和干面粉变成食物，一边对露西娅的命运进行温和的评价。此时，她们的丈夫正与杂草和烈日一起待在地里。言语的碎片穿过通风口，像煲汤和熏香的气味一样四散开来，但它们无法为露西娅开脱。没有人公开支持露西娅。

晚饭后，人们聚在广场的酒吧里一起看电视。那些年，许多小地方的习俗和方言已经开始趋同，但这个时候人们总是从电视节目里分神，用最乡土的方言悄悄传递当天的八卦新闻。星期天，露西娅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笔直地坐在教堂的长椅上。她用脊背抵挡箭一般锐利的目光，也隔离知情人和怜悯者的微笑。坐在前面的人戴着圣餐手套，转过身来笑她。所谓常态，只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习惯。

“太不要脸了！”

“她从来没有摆正过自己的位置……这下还给他戴了绿帽子！”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真相。七年来，孩子们一直在家里大声重复他们听到的传言：露西娅是真的不喜欢那个路易吉，她为托尼诺干了不少疯狂事，以致她的父亲只能端着枪追在后面教训她。孩子们还经常嘲笑路易吉“不是个男人”。

一场霸凌就此开始。这种暴力形式绝无半点怜悯之心，用日复一日的痛苦和屈辱把生命的自然能量全部消耗殆尽，直至结束。一切都终将结束。

那些闲话的恶臭，沾上什么就毁掉什么。尖酸刻薄的话语漫天飞舞，受诋毁的对象被围堵在中心，像是要被一块一块地吃掉。就算从流言中幸存，他们也会被不敢明言的人的嫉妒所淹没。现在，流言的猎物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她的心已经死去，她决定离开那个让自己每天都被痛苦践踏的地方。路易吉也是受害者，迫于名誉，他不得不去追求一个自己毫不感兴趣女人。

1964年3月30日，露西娅的配偶路易吉·格雷科向帕拉塔警察局提出起诉[路易吉·格雷科起诉露西娅·加兰特的日期引用自1965年6月29日的《信使报》。——作者注]，表明自己发现了露西娅在婚姻中干的勾当。法律是完全站在他这一边的，警察局必须受理路易吉的起诉，以通奸罪对露西娅提起刑事诉讼。

我推测，路易吉的起诉对露西娅和朱塞佩开始新生活造成了严重的阻碍。因此，2022年1月7日，我向帕拉塔警察局正式申请调取露西娅·加兰特的档案，查阅路易吉·格雷科对她的起诉是否进入司法程序，并试图以此推断这件事是否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露西娅未来的情感状况。2月1日，帕拉塔警察局的长官确认档案中没有记录针对露西娅·加兰特的起诉，并建议我向拉里诺市的检察院提交档案查阅申请。

当时的意大利法律明显对婚内不忠的丈夫和妻子区别对待，《刑法》第559条和第560条分别对通奸罪和姘居罪做出规定。根据相关条款，妻子只要背叛过丈夫一次就构成犯罪，只要丈夫提起诉讼，妻子和她的情人都会受到惩罚。如果妻子的出轨行为已经演变成一种稳定的关系，或者说两个犯罪者之间产生了爱情，惩罚还会加重。

然而，如果出轨的是丈夫，那么男人只有“在婚姻住所或其他众所周知的地方”和他的“情妇”同居时，才会因为不忠而受到惩罚。

宪法法院曾针对这两条明显不平等的法规多次组织讨论，但当时的条款最后总能通过投票，理由是《刑法》第559条“保护的对象”“不是特指丈夫要求妻子忠诚的权利，而是家庭团结这一首要利益。妻子的不忠会对家庭团结造成损害和威胁，但丈夫一人出轨并不会造成同样严重的后果”。

《荷马史诗》中佩涅洛佩和奥德修斯的关系一直潜藏在传统思想中，演变至今——女人是家庭核心的黏合剂。

直到1968年12月底，法院才根据宪法第29条规定“夫妻在道德和法律上完全平等”，宣布《刑法》第559条第1款和第2款（妻子在婚姻中出轨通奸）违宪。一年后（1969年12月3日第147号判决），违宪的范围才扩大到第559条第3款和第4款（婚姻中妻子单方面出轨通奸）以及第560条（婚姻中丈夫出轨姘居）。一边是惯例，一边是正义，法律在两种力量的博弈中艰难前行，正义经常因为官方化程序漫长而姗姗来迟，戕害生命。

1964年，露西娅和她的情人、通奸案的共同被告朱塞佩被搜查，判处两年监禁。惩罚的本意是阻止爱情的洪流继续泛滥，但两人已经在爱情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生活，与所有生活关系享有同等的自然权利。一个不愿再继续原本的生活的人，一个已经被失望和暴力逼到背叛的人，怎么可能在强迫下回到不幸的婚姻生活中呢？

几乎可以确定，露西亚并没有注意到那几年的女权主义斗争——女性们焚烧胸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女权主义者通过焚烧胸罩，抗议胸罩造成的身体和文化限制。——编者注]，冲击着传统家庭的根基。她只想过好自己选择的生活，平静地度过一段可以被称为生活的时光，纵使她不得不直面残酷的法西斯主义带来的冲击。

露西娅被迫超越了自己，她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向“常态”发起了孤独的斗争。多数人的意志组成一种社会权利，它对其余少数人的意愿充耳不闻，要将扰乱秩序的、制造混乱的、背离多数人意志的离经叛道者驱逐出群体，而露西娅对它发起了挑战。人的行为是无法被预测的，享有自由意志的人是无法被掌控的。可惜，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谦卑地放弃（对自己和他人）存在的控制权，坦然接受自己的绝对无知。

露西娅选择驾驭生命这头难以驯服的骡子，走进未来的喧嚣，也走进五月初以来体内持续躁动的情绪里。此时的露西娅比自己更加伟大。圣母玛利亚，也许这是你留下的预兆。接受吧，它是正确的。圣母啊，请赐予我欢乐，让我受辱的骨骼得感欣悦。请让我像快乐的人一样蠢笨。野花就是这么盛开的。请让我像草丛中的花朵一样，逻辑清晰又疯狂无比。露西娅没有屈服。半个世纪后，她的行为再次清晰地表明了她的立场：露西娅永不屈服。

只有事实才能说明我们是谁，它首先会帮助我们认清自己。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惊喜。

1964年，人们还没有找到科学的验孕办法，急于知道自己是否怀孕的女性通过各种极富想象力的方式验孕：按照埃及的风俗习惯，妇女们在装有大麦和小麦的篮子里排尿，如果种子迅速抽芽，说明尿液中含有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该女子成功怀孕；或者将尿液注入活青蛙体内并记录青蛙排卵的时间，如果青蛙在二十四小时内产卵，也可以肯定这位女性已经怀孕；还有一种办法是将尿液和漂白剂混合，如果混合物发出细微的声响，同时反射红色火焰的光彩，就可以确定女子成功受孕。

4月13日，露西娅的月经已经推迟了两个月，朱塞佩推测自己的恋人怀孕了。于是，他给工人结清了工资，搬到了距离帕拉塔三十公里的小镇乌鲁里，重新开始干建筑工的活计。

露西娅做了一些奇怪的梦，梦见自己还是花季少女。不过，露西娅可不是蹩脚的大夫，她不会为了摆脱恼人的梦境用毛线针扎自己的肚子，也不会用沸腾的欧芹汤烫自己的舌头。5月20日，露西娅做出一个在当时当地任谁都难以想象的决定：她飞快地收拾好自己为数不多的物品，搬进了朱塞佩的家。一切都暴露在了阳光下。一个已婚妇女，有了三个月的身孕。露西娅明显认定朱塞佩是孩子的父亲，她要去自己选择的家庭中生活了。

但在1963年，由男性主导的法律系统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些人尽皆知的事实。因此，有关离婚的立法直到1970年12月才正式生效。露西娅不仅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甚至法律也站在她的对立面：法律不允许背叛，这是对的，但它也不允许夫妻选择分开。

爱是伟大又疯狂的东西，它让我们渺小的存在变得像整个世界一样宏大，甚至凌驾于自己的生命之上。露西娅在爱的力量下，将苦难转化为与他人姘居的选择。

村子里谣言四起：

“她跟那个在她家做工的男人走了！”

传言里有愤慨，有过度的兴奋，还有几分嫉妒。

这时候，就连爱夸夸其谈的朱塞佩也被露西娅的疯狂劲儿给吸引住了。这个固执的棕发小女孩看起来是那么弱不禁风，朱塞佩相信自己完全可以掌握对她的主导权。1964年初夏（一年之后，事件将进入白热化阶段），朱塞佩带着帕拉塔的教区牧师和在他手下做工的几个青年参加了女儿卡罗琳娜的婚礼。朱塞佩的妻子阿妮塔向《团结报》和《国家晚报》透露，那是他和家人见的最后一面。朱塞佩已经完全投身于和露西娅的新生活，而露西娅和卡罗琳娜同龄。

绝望的阿妮塔试图和丈夫讲道理，告诉他家里还有一百万里拉的债务没有偿还。朱塞佩答应很快就把钱寄回家，却始终没有寄出。当时，一支和路雪奶油冰激凌的价格是五十里拉，现在同一个牌子的冰激凌要一欧元五十分，也就是三千里拉，翻了六十倍。1964年，这笔钱已经足够在城里买一套一居室，在帕拉塔更是可以买一栋小别墅了。尽管后来货币断崖式贬值，房价也在飞涨，一百万里拉仍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就算放到现在也超过了一万一千欧元。不过，朱塞佩在乌鲁里的收入也不高，还得应付组建新家庭这笔意想不到的开销。

尽管朱塞佩背叛这段婚姻已有二十年，但他一直保留着在原家庭的合法身份。从1964年夏天起，那个家庭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讯息，只留他的法定配偶阿妮塔一人苦苦支撑。

儿子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阿妮塔也被各种新闻报纸扰得不胜其烦。一年后，她无措地向《晚邮报》透露，自己只能独自承担债务和疾病带来的压力，因为丈夫已经“为那个女人昏了头。根本没办法让他恢复理智”。

露西娅感到幸福。以前的露西娅回来了，她既开放又欢快，浑身充满活力；她无忧无虑，轻盈得像一株小草；她的脸上一直挂着微笑，就算孕吐时也笑眯眯的，笑的次数比前半生加起来还要多。她现在就像夏风中飞舞的树叶一样轻松——终于有人有能力和她一起做梦，一起幻想未来了。一个朱塞佩这样的男人足以让露西娅产生远走高飞的想法，她对自己的认知已经太清晰，无法再享受天真带来的快乐，她要去寻找真实而确切的生活。

那一年，洛斯·马尔切洛斯·费里亚尔的歌曲《你变黑了》获得了首届“夏日迪斯科”比赛的冠军。这首歌可以代表当时意大利的整体氛围：自由自在，轻松愉快，邀请人们享受生活。不过，宁静的时代氛围只感染了帕拉塔一点，多数青年人还是在纠结和匆忙中度日：“如果未来不来，我们就去找它！”整座城市闪烁着假想的光芒。

几年来，米兰一直是帕拉塔人心目中的乐土。很多人离开家乡去往重建中的大都市，不锈钢电机、电容器和发电机全速运转，大家都想从经济奇迹里抽取属于自己的一份财富。人们陶醉在希望中，提着简陋的行李就踏上旅程。米兰……这个地名盘旋在小镇日渐空旷的街巷上空，像是邪恶的仙女，一边散发善意，一边诱人陷入幻想。

八月中旬，露西娅和朱塞佩终于抵挡不住诱惑，加入集体北上的浪潮。两人已不再年轻，但还保留着恋人间疯狂的激情，所以继续住在乌鲁里对他们来说有一定的风险：露西娅背负着尚未判决的刑事诉讼，未知的刑罚时刻悬在她和朱塞佩头顶。顺便说一句，我的头上也悬着诉讼，但微不足道。此外，亲戚们不时的劝说还像利爪夜夜在门上抓挠，他们嘴里发出的明明是羔羊般无辜的嗓音，不知怎么就吹出了伪善的魔笛之声：

“回家吧，回到家里一切就都正常了……”

对于“一百里拉”来说，这倒是个不错的解决方式：没让妻子的身体脏了自己的手，就使她怀孕了。啊，也算留下血脉了。但谁知道这个孩子长大后会成什么样呢？这孩子就是我，我不属于他，我和我的母亲一模一样，是一个拒绝任何人摆布的女性。

当然，世界正因为有人憧憬新世界而改变。

当然，活着的人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纠正已经酿成的错误，不论这个错误是自己还是前人犯下的。露西娅完全可以留在帕拉塔，为当地的现代化身先士卒。换句话说，在这个人们还需要通过抗议捍卫自己生命权的小地方，露西娅的存在就是进步的具象化，她的行为可以有效催生体面的社会氛围，让她美丽的家乡成为乌托邦，甚至成为用法律保护自由的前哨。露西娅确实可以成为现代化的榜样，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斗争是不平等的，她需要付出的太多了。而且，我相信她根本不会想到这里，大张旗鼓要当道德卫士的人是我，而不是她。对于年轻的露西娅来说，连怀念都是以后的事。很久之后的某个夜晚，露西娅会躺在聚氨酯泡沫填充的枕头上，想起家乡的无花果和噼里啪啦的柴火，被突如其来的思念挟住后脖颈。但现在，露西娅暂时还看不到那个时刻。她终于对生活燃起了热情，这就很不错了。

那两个月，精力充沛的朱塞佩筹划着举家迁往米兰。不愧是见过世面的人，他通过电话、信件等方式联系工友，成功找到了工作。露西娅和朱塞佩开始收拾行李。他们和所有去往大城市的人一样，都梦想着新生活。这群人跨越的不是帕拉塔和米兰之间七百公里的路程，而是一条时空的鸿沟。

1962年，卢恰诺·比安恰尔迪出版了作品《艰难的生活》（书籍出版的第二年，导演卡洛·利扎尼就把这个故事拍成了电影，两位天才用双重智慧阐释了不稳定的当代性），故事发生在米兰经济复苏期间，女主角安娜和丈夫在城市里漫步，她说：

“得了吧，你这笨蛋，你见过几个在街上饿死的人？从来没有人能被饿死，尤其是在这里。看着吧，我们也会成功的。而且我还在这儿帮你呢。”[《艰难的生活》，卢恰诺·比安恰尔迪，詹贾科莫·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米兰。首版载于《通用经济》2015年5月刊。——作者注]

那几年，火车载着希望从全国各地启程，源源不断地涌向国外和意大利北部的大型工业城市。农民们离开农村和田地，劳动力从边缘城市大量涌入米兰，大型建筑迅速拔地而起，不仅有摩天大楼，还有各种造型夸张的大厦。而此时，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还在罗马大声疾呼，坚称二十世纪中叶的全球化运动是人们正在实施的犯罪。他想要撕裂这一社会氛围，但一个诗人单薄的身躯根本不可能阻挡全球化大势的进程，只能将自己对未来的迷惘化作痛苦的呐喊。在《挖掘机的哭泣》[出自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玫瑰形状的诗篇》， 2021，加尔赞蒂出版社，米兰。——作者注]中，帕索里尼提到挖掘机在尖叫中将混乱的乡村按照“了无生气的痛苦的秩序”重新规整，更糟糕的是，有时候，是以“乃是怨恨的装饰”[译文参考《回声之巢：帕索里尼诗选》，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著，刘国鹏译，2022，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北京。]的名义。

城市化初期，建筑业疯狂发展，帕索里尼从中瞥见了“城市癔病”和“水泥噪声”带来的阴影，这些城市化带来的疾病在2002年击倒了维塔利亚诺·特雷维森[本书关于维塔利亚诺·特雷维森的部分参考了《一万五千步》， 2002，朱利奥·埃诺迪出版社，都灵；还参考了《桥》， 2007，朱利奥·埃诺迪出版社，都灵。——作者注]，另一位杰出而愤怒的作家。特雷维森将同时代恶的伦理（或者说恶的美学）用铜箔一样完美的线条串联起来，并在上面压印和雕刻了自己的自杀宣言。2022年1月7日，我还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完成这份宣言，永远地离开了。

特雷维森是现代化后果的直接见证者。在他之前五十年，帕索里尼早已用全身力气说出了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预言。他说，这是一个无定形的、无观念的时代，它从过去突然的崩溃中诞生，终将在市场特有的冷漠和标准化中失去色彩，走向扁平。最后，帕索里尼甚至将自己的死亡也包装成最极端的艺术作品，堪称二十世纪的卡珊德拉[希腊、罗马神话中，卡珊德拉是特洛伊的公主、太阳神阿波罗的祭司，具有预言的能力。]。

一个洞察力如此敏锐的人，一个还怀念着失落前的旧世界的人，大抵是健全而圣洁的。我再重复一遍，他为源起狂喜，也甘心因为失落拿生命去冒险。

不过，在那段年岁里，总有一群饿着肚子的人乐于操纵挖掘机铲斗全速冲向土坑，骄傲地用沥青和水泥把草原浇筑平整。帕索里尼指出，全球经济衰落和个体最直接、迫切的生活需求相冲突，工人们得养家糊口，即使工资很低，即使以破坏土地和环境为代价，他们也必须工作。时至今日，情况依然如此。不过，人们在破坏的同时也热衷于创新：城市住宅区中，时不时能看见理性主义建筑作品，例如安杰洛·曼贾罗蒂和布鲁诺·莫拉苏蒂于1962年在圣西罗区加维拉泰街修建的住宅，三栋圆柱形的建筑成为米兰繁荣的象征。

帕拉塔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火车经过。要想去其他城市，只能起个大早赶唯一的一班公交车。

去往米兰的旅程漫长又复杂，先要坐七个小时的汽车，或者换三趟公交车去泰尔莫利，只有泰尔莫利才通火车。露西娅已经怀孕六个月了，他们可能会乘夜间火车。

我，正写下这些文字的人，此时还是一个由分化中的细胞组成的小东西，我的雏形就待在露西娅的身体里，没有什么能让我们俩分离。没有痛苦，没有疲劳，没有不确定。那段时间，她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前提是，如果她终于吃了点什么的话。

现在我们对露西娅已经有了一定了解，可以想象一个来自乡村的二十八岁的褐发女子坐在车厢里，怀着一个男人的孩子，男人与她父亲年龄相仿，并且不是她的合法配偶。

两人的行李很少，都是必需品。露西娅只带了她珍视的东西，包括棕色碎花裙和结婚时戴的白手套。露西娅告别前半生，向深渊的边缘走去，等待她的可能是悲惨，也可能是喜悦。

我们和她一起来到这座生长着欢乐，又流动着恐惧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