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就是《史记》。中国正史的纪传体写法，也是从它开的头。如果没有《史记》，那么正史修撰者也许会延续《春秋》的编年体，大家现在看到的“二十四史”，就很可能会是一部部类似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那样的东西。这两种写法各有利弊。纪传体搞不好的话，容易像是人事局的干部档案袋；编年体搞不好的话，容易像是报社的新闻合订本。不过，要论起史料丰富性，似乎还是纪传体的存纳空间更大一些。

在中国史学传统里，司马迁是个奠基性人物，后来的史学家几乎都活在他的影响里。但是，真要拿司马迁和那些人做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他是独特的，跟谁都不一样。这倒不是说司马迁写得最好，所以与众不同。真正的差异不是才华，也不是能力，而是他们压根就不是一类人，兴趣点也不在一个频道上。

后来的史家都延续了《史记》的体例，但是在精神上，他们遵循的其实是班固路线，关注的是这类问题——比如一个大臣是忠还是奸？一个皇帝是明还是昏？一个社会是治还是乱？一项政策是好还是坏？从《汉书》到《清史稿》，差不多都被同一套话语体系笼罩着。

可司马迁不一样。这有点像伯林（Isaiah Berlin）说的“狐狸和刺猬”的区分。班固他们是刺猬，心中只有一个大念头；而司马迁就是一个狐狸，对各种念头都感兴趣。他给任安写过一封很有名的信，里面就说自己的志向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说得很大，也很笼统。什么是“究天人之际”？搞不太清楚。不光我们搞不清楚，就算司马迁自己也未必能搞得清。它有种无边无沿的感觉，这也难怪，司马迁的兴趣本身就是无边无沿的。所以人们读《史记》的时候，往往也想不到什么以史为鉴，只觉得千流万壑，尽奔眼底，有种仰俯天地、浩瀚苍茫的感觉。

不过，兴趣太宽泛了，就容易管不住自己。古人说“太史公好奇”，就是指他缺乏自制，太过偏好新奇之物。袁枚的评价则更露骨，他说司马迁这个人，有时候明知道某个事儿是假的，但是“贪于所闻新异”，所以照写不误，态度很不老实。这话也许有点苛刻，但并非毫无根据，司马迁确实有这个毛病。

就拿“赵氏孤儿”的故事来说，漏洞百出，绝非事实。屠岸贾这个大反派更是子虚乌有。但是这个故事实在太动人了，司马迁舍不得放弃，就把它收入了《赵世家》里。史学家很快就发现这个故事有问题，唐人孔颖达对此评论，“马迁妄说，不可从也”。那么，司马迁本人知道这是“妄说”吗？多半也知道。所以他一边在《赵世家》里收入“赵氏孤儿”的传奇，一边又在《晋世家》里老老实实记下另一个朴实无华的版本。

在《史记》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田单大摆火牛阵，“得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大败燕军。清代的袁俊德就指出，这蕞尔小城，又被围了三年，哪里还有这许多牛？肯定是编的。可是老实人读了以后就会上当，宋朝有个将军邵青，读了《史记》以后就想照抄“火牛阵”，结果敌人拿弓箭一通射，群牛乱奔，把自己的队伍倒冲垮了。

《史记》里关于韩信的事迹也很可疑。司马迁说韩信用砂囊堵水，等敌人过河过到一半时，撤去砂囊放水，淹死敌人无数。对此，曾国藩就不相信：砂囊堆成堤堰，绝不可能忽堵忽决。至于什么韩信大军“木罂渡军”，更是无稽之谈，我亲自到那段黄河看过，哪里是木罂就能渡过去的？

司马迁性格就是如此，喜欢张扬阔大的人性，喜欢尖锐的戏剧冲突，喜欢种种不可思议的决绝。这让他的文字有了双重色彩，一方面不免令人心生疑窦，一方面又不由自主地被打动。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又说它“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这种评价里，就隐隐有点可疑又可爱的意思。但无论如何，《史记》确实有强大的魅力，其中有些章节简直就像是散文版的古希腊悲剧，悲怆而迷人。那些文字中弥漫着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就像绝域中一座突兀的山，尘世中一柄冷冷的剑。后来的中国也出了很多史学大家，但是再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文字。

《史记》成为“绝唱”，并非全是因为天才不可复制，主要还是时代变了。无论是司马迁，还是司马迁笔下的那些人物，都不属于新的时代。

新时代里，没有他们的位置。

《史记》里的人物往往显得很怪异，难以捉摸。比如说，他们往往有种果敢刚烈的精神。但是，这跟勇敢无畏还不一样。后世也有勇敢的人，但他们做起事来，不会是那个样子。

可以先看看《田儋列传》。

田儋有个堂弟叫田横。楚汉相争的时候，田横做过齐国的王，和刘邦打仗。后来齐国被灭掉了，刘邦建立了汉朝。田横怎么办呢？他四处流亡了一阵子，最后带着五百个手下逃入大海，住在了一个荒岛上。

刘邦听说了，就派人召见田横，“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候耳；不来，且举兵加诛杀焉”。田横没有办法，就带着两个门客离开小岛，朝见刘邦。到了距离首都三十里的地方，田横不走了。他对两个门客说，以前我和刘邦平起平坐，现在他是天子，我是逃亡的犯人，要去朝拜他，这太耻辱了，既然刘邦想见我，无非是想看看我长什么样，现在我们离首都只有三十里，你们砍下我的头，带给他看吧。

说完他就自杀了。

两个门客就把田横的脑袋带给刘邦看。刘邦做事倒也很大度，他用王者的礼仪给田横下葬，还封两个门客为都尉。可是这两个门客偏偏不肯苟活，他们来到田横墓前，也自杀了。

刘邦听说这件事以后很吃惊，派人到海岛上召唤田横的门客。可使者到岛上一看，发现这些人已经全都自杀了。

这件事非常壮烈，但这种壮烈不同于“勇敢”“不怕死”。后来的中国也有很多勇士，有的奋猛杀敌，战死到最后一人；有的被俘后拒不投降，慷慨赴死。就像三国时代的诸葛诞，他手下的几百名亲兵被敌人俘虏，却没有一个人投降，“为诸葛公死，不恨！”最后全被杀掉。对这种勇敢，现代人大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牵涉到道德抉择——人被逼到了道德绝境中，没办法，只能选择死亡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田横手下的五百壮士呢？

他们一听田横的死信，就在海岛集体自杀。这在后人看来，虽然也值得赞美，但多少显得有点突兀，不好解释。那么这事情到底靠谱不靠谱？虽然司马迁确实有好奇的嫌疑，但这件事未必是向壁虚造，多少还是有点影子的。因为在先秦时代的著作里，其实也能发现很多这种酷烈而古怪的自杀事件。

卫国的臧坚被俘，齐国国君派人去慰问他，臧坚一看来的人是个太监，觉得受了侮辱，自杀了；吴王阖闾吃鱼吃到一半，觉得味道不错，让人送给他女儿，他女儿一看是剩鱼，觉得受了侮辱，自杀了；再比如《左传》里的狼瞫，他本是晋国中军的车右，后来被革去了这个职位，狼瞫当然很生气，他的朋友来安慰他，说：“盍死之？”意思就是：“你怎么不去死呢？”好像这是一个头脑正常人能提出的合理建议似的。

这些故事里的具体情节也许有所夸张，但是整体的怪异气氛是编不出来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再看岛上五百人的自杀事件，就会觉得完全有可能。那个时候的人就是这么古怪，死起来随随便便，难以解释。

《史记》里有一些死亡事件，甚至比岛上的集体自杀更难解释。可以再看看《魏公子列传》。

信陵君窃虎符、杀晋鄙、夺兵救赵，大家小时候在课文里都学过。在这个故事里，有一个核心人物叫侯嬴。他是大梁城的看门小吏，在幕后策划了整起事件。击杀晋鄙的壮士朱亥，也是他推荐给信陵君的。信陵君带着朱亥出发的时候，侯嬴说，“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到时候他真的抹脖子自杀了。

这种自杀很有冲击力。但到底是为了什么？侯嬴没有面临任何道德困境，他自杀对事情也没有任何帮助。他就是那么随意地死掉了。

后人读到侯嬴自杀的时候很感动，但他们并不真正理解这件事。不光现代人不能理解，稍近些的古代人也不能理解。比如明朝的李贽就赞美侯嬴，“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颈迎风一送之”。可侯嬴为什么要迎风刎颈呢？李贽想来想去，找出一个理由：侯嬴自杀是为了激励朱亥——看看，我命都不要了，你还不好好干？

这当然是胡说，侯嬴根本就没必要这么激励朱亥。李贽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大家已经不能理解侯嬴的动机了。在李贽生活的时代，烈士自杀当然很崇高，但是这种崇高需要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不管是伦理道德上的理由，还是现实功利上的理由，总之得有个理由。但在侯嬴身上，李贽实在看不出这个理由来。他就只能替侯嬴编一个出来。

其实无论是田横手下的五百壮士，还是侯嬴，他们自杀都不需要合乎逻辑的理由。因为他们是在做一种戏剧表演，或者说一种祭祀，而祭品就是自己的生命。

说到这里，倒让人想起了另一个时空的事件。

大家都知道巴厘岛是一个旅游胜地，又美丽又安适，可是在1906年，这里发生过一起非常可怕的惨剧。当时，荷兰军队开进了巴厘岛首都登巴萨，直逼王宫，要求国王承认荷兰的宗主权。就在这个时候，从王宫里涌出一支上千人的游行队伍，领头的是巴厘王，跟在后面的是众多僧侣和贵族，都佩戴着珠宝，穿着白色的衣服。荷兰军队以为他们是来谈判的，可是这些人却在大约还有100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然后，他们开始有条不紊地自杀。

头一个死掉的就是巴厘王。紧接着，一个又一个人倒下了。他们就这样当着荷兰人的面，把自己屠戮一空。在巴厘岛，这种集体自杀倒不是只针对殖民者，它被称为“普普坦”（Puputan），是有传统渊源的。

荷兰军队从没见过这样的事情，相当吃惊。事情传到欧洲以后，欧洲人也都非常震惊，觉得难以理解。换成今天的人们，恐怕也同样难以理解。如果这些人扑向侵略者，战斗到最后一人，我们会理解、会尊敬。可是如此惨烈的集体自杀？这确实超出现代人的想象空间。

但是，荒岛上的五百壮士，也许能够理解这些巴厘岛的人。

这种行为是勇敢的，也是质拙的。在一个成熟而世故的文明里，人们会权衡得失，会臧否道德，会寻觅逻辑，就像李贽所做的那样。他们当然可以勇敢，但不会如此质拙的勇敢。

只有当文明还处于青春期的时候，那种躁动的力量才会驱使人们用自己的血去充当戏剧中的道具，充当祭祀中的祭品。这些勇敢而质拙的人，用生命去表达鄙视，表达愤怒，表达忠诚。

不是为了成就什么，只是表达。

司马迁还能在精神上触碰这种奇异的勇气，后来的作者们都渐渐丧失了这种能力。这不是因为他们愚笨，而是因为时代变迁造成了巨大的隔膜。

《史记》里面，人们的勇气往往还有另一种维度，那就是恣肆。

在先秦时代，大一统帝国没有成型。人们有很多观念，却没有统一的标准。在人世间，尚无一种可以笼罩天地，让人们无处可遁的话语体系。权力的话语、公域的话语、道德的话语虽然都存在，但还不够强壮，没有彻底压倒民间的话语、私域的话语、血性的话语。

这可以拿《伍子胥列传》做例子。

当时的楚国和吴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楚平王杀掉了伍子胥的父兄，这当然是楚王对不住他。可是伍子胥为了私人恩怨背叛父母之邦，带着吴国军队攻陷楚国。用后世的道德标准来看，这么做很容易招致诟病。

可司马迁完全不认为伍子胥有什么错，他说伍子胥是“名垂于后世”的烈丈夫。至于带异国军队攻打楚国，司马迁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其实不光司马迁觉得没问题，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觉得没问题。因为在那个时候，国家还没有压倒个人，君主还没有压倒家族，复仇的火焰可以毫无顾忌地快意燃烧。

《刺客列传》传达出来的观念更有意思。

当然，也有人说《刺客列传》可能不是司马迁写的，而是他父亲司马谈写的，这里也不必深究。总之，这篇文章一共写了五个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其中争议最大的是聂政。后世的不少文人都觉得聂政这个人很有问题，比如明代的黄洪宪就骂得很厉害，他说司马迁写的那五个刺客里，专诸很低下，而聂政最低下。严仲子送给聂政一百金，他就把自己的命许给人家。其实严仲子和侠累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君父之仇，不过是争权夺利的私人恩怨而已，聂政无谓地卷进去，为此毁容、杀身，他这是勇敢吗？他这是正义吗？这跟猪羊卖肉有什么区别？！

这就把聂政说得形同猪狗了。

这种评价是不是太过分了？那就先来看一看聂政的故事。

当时韩国有一场政治斗争。大臣严仲子和丞相侠累有矛盾，害怕侠累害自己，想抢先一步，雇凶杀人。聂政是个齐国的屠夫，大家都说他很厉害，严仲子就找到了他的头上。

严仲子跑到齐国，恭恭敬敬上门拜访，还“奉黄金百溢，前为聂政母寿”。当然，所谓“为聂政母寿”，就是一种说话技巧：钱不是给你的，是给咱妈的！其实就是送给聂政的。聂政觉得不能无缘无故拿这么多钱，不肯接受。

严仲子就实话实说了，我有仇人。

聂政回答，我母亲还在，所以我不能以身许人。他把这些金子退回去了。

过了一阵，聂政母亲死了。他去找严仲子，说，现在可以了。

然后他就一个人仗剑而行，到了韩国。他的刺杀方法极其简单利落，不用化妆，也不用献图。他直接找到相府，二话不说就杀进去，一直杀进大堂。侠累正在那儿坐着，聂政上去就把他刺死了，周围的卫士也被他杀了好几十个。这种武功确实高得不可思议。

最后，聂政怕被认出后连累自己的家人，就把自己毁容，挖出眼睛，然后剖腹自杀。

故事至此完结。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关键问题：聂政为什么要替严仲子杀人？

聂政自己是这么说的：“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翻译过来，大致就是说：严仲子身为贵族，我是个屠夫，人家这么谦卑地跟我结交，我要报答他，替他杀人！

在后人看来，这个理由实在不够充分。

可以拿另一个故事跟聂政对比一下。《聊斋志异》里有一篇《田七郎》，讲的是勇士田七郎感激于武承休的知遇之恩，替他杀人报仇的故事，情节和“聂政传”颇为相似之处，很可能是受了《刺客列传》的启发。但《田七郎》在叙事上有个很大的不同，它用很大篇幅交代报仇的背景，渲染武承休如何含冤受屈，他的对头甚至还利用手中的权势，把武承休的叔叔活活打死，完全是邪恶的化身。蒲松龄这么写，就是要强调一件事，田七郎替他报仇是道德的，是正义的。可司马迁倒好，他对严仲子和侠累的恩怨，甚至都懒得交代。

谁对谁错，根本就没关系。

在《刺客列传》里，聂政的态度很简单：你对我好，我就替你杀人报仇！其他的跟我无关。这多少有点像后来黑社会的作风，所以也难怪黄洪宪瞧不上聂政。现代人的价值观，更接近于黄洪宪，而不是聂政。文明已经驯化了黄洪宪，也驯化了我们。可是在《刺客列传》的世界里，人们还没有被驯化，在聂政看来，个人之间的“情义”比什么都重要。“情义”就是最大的正义。你对我好，那么我就用生命来报答你，至于你的是非曲直，道德与否，那不是我考虑的事情。

这种“情义”曾深深打动了司马迁，但是到了蒲松龄的笔下，“情义”就必须由道德伦理来包裹，否则就是让人不齿的“蛮勇”。

不过，《刺客列传》里的“情义”并不平等。刺客们坚信人与人之间有等级，有高低贵贱。面对高位者表现出的“情义”，低位者要用更多的“情义”来回报，其分量的多寡几乎不成比例。

聂政去杀人的理由就是：人家身为公卿，对我这个屠夫如此客气。可如果严仲子是隔壁的另一个屠夫，客客气气地求上门来，那聂政多半是不会答应的；《魏公子列传》里的侯嬴也是如此：人家是魏国公子，居然对我这个看大门的老头如此恭敬，我怎么能不感动？怎么能不为人家自杀？

我们对这种想法可能有点无法接受，但这就是社会结构的反映。先秦时代的社会在某些方面虽然比较宽松，但是绝不平等。它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就像《左传》里说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人们的身份等级有严格的界定。后来，大一统帝国兴起，很大程度上碾平了这座金字塔。所有人都变成了帝王的绝对臣民，身份等级的观念反而有所削弱。

不过，这种金字塔有点像托克维尔说的“贵族化社会”，多少给自由留下一点点罅隙。所以，侯嬴、聂政这些人虽然认可等级，但也拥有独立人格——我可以对你忠诚，可以为你舍弃生命，可这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用你的“情义”来交换的。这种交换不是等价的，信陵君、严仲子他们谦恭一下，侯嬴、聂政就要拿命去换，双方付出完全不对等。但不等价的交换，毕竟还是交换，交换就意味着某种精神上的独立，而奴隶是无法和主人做交换的。

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并不是他个人的思想，而是贵族时代的普遍精神。当时，人们还没有被绝对的权力所笼罩，还拥有讨价还价的权利。而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出现，这种权利也被淹没了。忠诚和服从再也不需要条件。

前面说到了伍子胥的故事，那么不妨再看看李陵的故事。

李陵的战败被俘并不是自己的过错，可他的老母因此被杀掉，妻子儿女被斩尽诛绝。司马迁替他说了几句辩解的话，也因此被处以腐刑。如果按照伍子胥故事的逻辑，李陵当然有权向汉武帝报复，先秦时代的人无疑都会这么想。可是时代不同了，汉朝人并不认为李陵有这个资格。

在《答苏武书》里，李陵最多也只能抱怨几句“陵虽孤恩，汉亦负德”，这已是当时道德所能容忍的极限了。就算这样，更多的时候李陵还是哀叹“命也如何”。

当然，《答苏武书》多半是篇伪作，但是它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观念。匿名作者为李陵辩白喊冤，也只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再往下说，自己可能都会觉得有悖天理。

从伍子胥到李陵，哪种观念是正确的？不好评价。但是从这种演变里，存在一种明显的感觉——就是人们从“相对的时代”渐渐走向了“绝对的时代”。

司马迁活在两个时代的交替之际。在理智上，他拥护大汉帝国，认为它带来了秩序和繁荣；但是在情感上，他更偏爱旧时代的精神。他喜欢那种张扬，那种独立，那种自由。而在他之后的史家，对旧时代的精神越来越隔膜，也越来越不接受。

班固就很不喜欢那种张扬肆意的劲头。他评价司马迁的时候，一面推崇他的才华，一面对他进行价值观上的贬斥，说他“是非颇缪于圣人”。那么他写的《汉书》又是什么样子呢？郑樵在《通志》里把班固骂得一钱不值，说拿他和司马迁比，就像拿猪去和龙比一样。这当然是骂大街式的偏激，不可置信。其实《汉书》写得端严谨饬，文字硬朗干练，别有一种好法。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汉书》之于《史记》，有点像修昔底德之于希罗多德，前者脑子里只有雅典和斯巴达的兴衰，后者脑子里却装着整个已知世界。

当然，凡事有利就有弊，兴趣窄了，固然呆板但容易聚焦；兴趣泛了，固然灵动但也容易散漫，有时候确实很难两全。

把文字风格放在一边，单说观念，《史记》和《汉书》也迥然不同。比如司马迁写过《游侠列传》。不过他所说的“游侠”，不是郭靖、萧峰那种侠客，而更像上海滩的杜月笙。这些“游侠”在民间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对公权力有一种隐隐的对抗。司马迁对此很欣赏，称赞他们言必行，行必果，诺必诚，感慨道：“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可班固就很厌恶这些人物。

他也写了一篇《游侠传》，批评里面的有些人表面仁慈谦逊，其实内心恶毒嗜杀。班固的看法可能更接近于真相，倒是司马迁把“游侠”给浪漫化了。但是班固讨厌游侠们，倒不是因为他们人品有问题，而是在价值观上就拒斥他们。他说这些人“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不守老百姓的本分；而且最可恶的是，他们“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所以罪不容诛。

对照这两篇“游侠”，就能看到主流观念的变迁，看到帝国时代的降临。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史记》既是对新时代的预示，也是对旧时代的挽歌。后来的史家不管如何仰慕司马迁，实际上却不约而同站在了班固的立场上。司马迁和他笔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史记》里那种刚健质拙的精神也没有彻底消亡，它仍然潜伏在社会之中，只不过被挤到了比较边缘的位置。这种精神有好的一面，它召唤着人们的雄武之气，也召唤着个体的独立意识。在主流话语无所不在的笼罩中，它给人挖开一个可供自由呼吸的缝隙。

当然，它也是野性的，有时候甚至是暴戾的，是恃强凌弱的。它是“情义”对道德的无视，血性对逻辑的无视，私域对公域的无视。任何文明走向成熟的时候，都会打压这种精神。从本质上来说，文明是一种驯化，而这种精神就是它的驯化对象之一。只不过，这是用什么样的力量去驯化这种精神？又要把它驯化到什么程度？

《汉书》之后的正史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用大一统帝国的力量，把它渐渐驯化到温良乖巧的程度。司马迁已经窥见到了这个过程。对此，想必他一定是心怀不满的。《史记·列传第一》就是《伯夷列传》。在这个故事里存在着一种悖论，伯夷、叔齐相信君权的绝对性，因此反对武王伐纣；但是他们又否认君权的绝对性，所以又选择了躲进首阳山。这种糊涂而又矛盾的想法，司马迁未必赞成，但他还是郑重其事地写下《伯夷列传》，还放到“七十列传”之首，又是为什么呢？可能，他不见得欣赏伯夷、叔齐的观念，但欣赏他们的决绝。

是啊，天无二日，那又怎么样？民无二主，那又怎么样？你布下了笼罩一切的巨网，那又怎么样？我依旧可以拒绝你。他们都说天下的粟米都是你的，那么我一口都不吃，和你两不相欠。

然后，我可以自由地反对你。

是不是想多了呢？也许吧。但我们还是愿意相信，司马迁写下这篇列传的时候，心头燃烧着一股愤恨。他赞美伯夷、叔齐，多半也是因为这两个迂腐固执的老头子，做到了司马迁他自己都做不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