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读《史记》，读到荆轲这一段，总觉得有点匪夷所思。荆轲的出场就有点窝窝囊囊：一个叫盖聂的人和他论剑，论到后来有点翻脸了，盖聂拿眼睛瞪他，他就转身离开，于是盖聂跟别人讲，我瞪他一下，荆轲不敢在这儿待着了，肯定已溜走，不信你们去找找看。那人去找荆轲，发现他果然跑到其他地方去了。然后荆轲又碰到了鲁勾践，俩人赌博的时候有了争执，鲁勾践骂了他一句，荆轲又一声不吭地逃走了。

现在当然知道，这是司马迁拿写韩信的笔法来写他，英雄所争者大，就不在意小的屈辱。但是少年人，还是很难接受这么怂的一个剑客。

如果按照“欲扬先抑”的文章写法，荆轲最后应该表现出惊人剑术，这样读者才能明白，荆轲并非害怕盖聂和鲁勾践，而是剑法太高，反而不屑于和这些人计较。但是并没有。如果相信司马迁的记载，那荆轲刺秦王的场面，既业余又荒诞。荆轲和秦王近在咫尺，居然没能一击而中，结果秦王绕着柱子跑，荆轲拿着匕首，在后面狗撵兔子似的追。等秦王抽出宝剑来，仗着长兵器的优势，就能一下子砍翻荆轲。而荆轲用匕首投掷秦王，居然也没有投中。这个刺杀水平确实低得让人发指。

司马迁倒也没有护短，在结尾的时候，他借用鲁勾践的嘴评价说：“嗟呼！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后来陶渊明在《咏荆轲》里也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可见大家都认定了荆轲作为刺客，专业水平是很“疏”的。一直到清朝，戴移孝作诗“万古刀镮赤手磨，休将剑术责荆轲”，表面上做宽大之词，让大家不要指责荆轲，但言下之意还是说他剑术不行。

荆轲剑术不行，难道燕太子丹对此一无所知吗？他怎么会把这么大的事交托给一个二把刀？当然，也可以说荆轲的剑术也许中看不中用，糊弄住了燕太子丹。或者，剑术高的人没有刺秦的勇气，燕太子丹只好矬子里面拔大个。但怎么解释都有些勉强。

除此之外，整个故事还有很多疑点：刺秦这种事情何等机密，荆轲临行前，燕太子丹怎么会组织宾客白衣白帽般去送行？荆轲追杀秦王时，殿上大臣没有兵刃，“乃以手共搏之”，这么多人“共搏”，怎么会连一时半刻的功夫都阻挡不住？荆轲的匕首淬有剧毒，那些徒手搏斗的人又怎么会一个都没死？

关于荆轲的记载主要来自三本书：《史记》《战国策》《燕丹子》。《燕丹子》属于小说性质，荒唐怪诞，只能置而不论。而《战国策》里荆轲那部分和《史记》几乎一模一样，连文字都雷同。根据考证，多半是后人抄袭《史记》，强行掺入《战国策》里的。这么说来，荆轲刺秦的故事完全出自司马迁一人之口，但太史公又天生好奇，所以，这个事件本身虽然存在，细节却未必可靠。

不过司马迁写得确实精彩，尤其是易水河边送别一幕。一群人穿着白衣白冠给荆轲送行，高渐离击起了筑，荆轲随着筑声歌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众人泣下。这是何等的意境。都说事实胜于雄辩，其实故事的力量往往比真实历史更强大。荆轲到底如何刺的秦，现在已经无法复原，但是司马迁塑造出来的这个形象却非常重要。它牢牢印入后人的脑海里，突兀而醒目，成为观念史的一部分。

总的来说，人们对这个形象是赞叹的。翻翻历朝历代的集子，咏唱荆轲的诗词特别多，最有名的当属辛弃疾的《贺新郎》：“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确实很动人。明末烈士夏完淳有一首《易水歌》，也给人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袖中宝刀霜华重，此事千秋竟成梦。十三杀人徒尔为，百二河山俨不动。呜呼，荆卿磊落殊不伦，渐离慷慨得其真。长安无限屠刀肆，独有吹箫击筑人。”前面几句倒也罢了，最后一句真是让人悲凉无限。

到底是什么打动了这些人，是勇敢吗？是，但也不全是。在这个故事里，真正重要的还是“刺秦”二字。这两个字里隐藏着一种魔力，两千多年来一直激发着人们的想象，驱使他们无休止地回顾荆轲的故事。

荆轲的剑术到底如何，并不重要；荆轲刺杀秦王的个人动机是什么，也不重要；荆轲的故事有几分真实，几分杜撰，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形象——荆轲已经成了一个历史的象征符号。

秦始皇也是一个象征符号。或者说，他是荆轲的镜像。如何看待荆轲，本质上取决于如何看待秦始皇；而如何看待秦始皇，本质上取决于如何看待历史。

关于秦始皇的争议，很少是纯学术性的。当然，学者们也在不断研究关于秦始皇的史实，连考据带考古，这些工作一直有人在做。但是，这些学术讨论很少进入争议的中心。大家谈起秦始皇来，总是会有情感投射，而他们的情感投射并非针对秦始皇这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针对他所象征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有点像是社会观念的试纸。

古代读书人大多讨厌秦始皇，提出的主要理由是他过于残暴，把社会资源榨取到了极限。当然，历史上残暴君主很多，但是秦始皇与众不同。他不像传说中的桀、纣，或者后世的高洋、杨广，暴虐里透着享乐和荒唐的气息。秦始皇的残暴是精心算计的结果，背后有一套法家的理论做支撑。可以说，他的残暴不是个人化，而是抽象化的。也正因为这样，他才成了最理想的靶子。

儒生们讨厌秦始皇，自然也就欣赏荆轲。但是，在这种欣赏里，似乎总还有一种不便说出口的潜在心理。秦汉以后，读书人越来越被权力吓倒，越往后，吓得越厉害。比如以前儒生喜欢谈“汤武革命”，说起“诛独夫”来兴高采烈，到了汉朝就不大敢谈了，汉景帝有言：“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到了清朝，更有王珣这样的老儒生，说“汤武革命”“尧舜禅位”都是不对的，皇上做得再不对，他的皇位，做臣子的就是断头也不该受的！

读书人听到这样的说法，多数还是会觉得不舒服。儒家虽然讲究忠君，尊重秩序，但是终究不像法家那样完全站在权势者的角度看待天下。哪怕是被驯化后的儒家，也没有彻底丢掉批判的精神。见到过于强横的权力，他们潜意识恐怕还会反抗一下，盼着有人治一治暴君。只是这种话不便明白地诉诸笔墨，歌颂荆轲多少就有点宣泄情绪的意思。好在按儒家的传统，秦始皇是暴君典型，怎么斥骂都行，所以赞美一下荆轲，在政治上倒也不算危险。

但也有不喜欢荆轲的。比如柳宗元写过一首《咏荆轲》，虽然格调也慷慨激昂，跟其他人写的也差不多，但是他最后的结论是荆轲“勇且愚”，一个勇敢的蠢货。为什么这么说呢？柳宗元在诗里举出的理由是，荆轲没有正确估计嬴政，犯了战术性错误。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柳宗元支持秦始皇。

秦始皇和荆轲就像硬币的两面，挺秦始皇就不会挺荆轲。

柳宗元挺秦始皇，是因为他觉得秦始皇站在了正确的道路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代表了历史车轮前进的方向。荆轲刺杀先进力量的代表，非愚而何？

说到这里，就要多说两句古今观念的差异。

现代人提到秦始皇的功绩，大都说他统一了中国，而且这种统一和赵匡胤的结束“五代十国”不同，和隋文帝结束南北朝也不同，有点开天辟地的意思。但是古代人很少这么认为。在他们眼里，夏、商、周早已是统一的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哪里需要秦始皇来开创统一？现代史学当然很难接受这种看法，但古人的认知就是如此。所以，以他们的眼光来看的话，秦始皇的统一，和隋文帝、赵匡胤他们，也没什么本质区别。要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主要就是秦始皇用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这两种制度哪个更好，历代聚讼不休，从汉朝一直争论到清朝。

柳宗元还写过一篇《封建论》，论证郡县制的优越性。苏东坡称赞这篇文章：“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但是现代人读这篇文章的话，恐怕不会有这么高的评价，甚至会觉得其中的逻辑颇为幼稚。

比如柳宗元举出了一个理由：如果实行郡县制，地方上出现了一个坏官员，上一道圣旨就能把他罢免。可如果实行“分国土、建诸侯”的封建制，皇上没有随意罢免权，老百姓万一摊上坏诸侯，岂不是要受苦？有人称赞这话逻辑严密，其实经不起推敲。上有好天子，下有坏诸侯，恩泽无法下布，老百姓要受苦；可如果上有坏天子，下有好诸侯，暴政受到阻遏，老百姓岂不是占了便宜？到底是摊上坏诸侯的比例高，还是摊上坏天子的比例高，柳宗元可并没有做出论证。

当然，古人没有今天的思想资源，逻辑推演也不是柳宗元的强项，不好苛责。但是苏东坡所说“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确实是夸大其词，因为到了明清交际的时候，又有过一次封建制的大讨论。

在这次讨论中，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都发现了柳宗元的逻辑漏洞，认为“上有坏天子”的风险也不可不防，而且即便天子不坏，以一人之智虑操控全国，也有极大弊端。当然，他们也承认封建制有封建制的问题，“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要想全盘恢复封建制，太不现实。所以他们想做个折中调和，“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这批文化精英如此持论，并不是在书斋里忽发奇想，而是目睹明朝的衰败乃至灭亡，受到强烈刺激，认准了这条路有绝大的问题。当然，他们开出的调和方案未必行得通。但是，意识到问题，总比没有意识到要好。

柳宗元跟顾炎武他们不一样。他生活的时代，恰逢藩镇割据。柳宗元就觉得这有点像传说中的封建制，或者说，封建制一旦失控就会是这个样子。那种乱象让他触目惊心，所以写《封建论》也是有感而发。要说起来，人都是时代环境的产物，看问题的时候总是以自己的经验出发。可是用一个时代的经验去总结普遍的道理，就很容易失衡。就像在水边碰到鳄鱼，就会幻想搬到山上必定安全，却不知道山上可能还有老虎。

这是人们普遍的心理弱点，顾炎武他们是研精覃思的学者，多少有些超越特定时空的反省本能。他们虽然切身感受到了郡县制的问题，但知道封建制也是一大堆毛病。而柳宗元骨子里还是文人，这种反省能力是有欠缺的，所以他才会在《封建论》里洋洋洒洒，充满了一厢情愿的乐观，看上去文势奔涌，实际上却有诸多漏洞。

柳宗元对郡县制充满热情，稍带着对秦始皇的功绩也大为赞赏，“其为制，公之大者也”。他说秦始皇虽然出于自私的动机，但是做了天大的好事，“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既然秦始皇站在了历史车轮的制高点，荆轲妄图刺杀他，当然就是个勇敢的蠢货了。

站在历史制高点上批评荆轲，这种想法其实也一直就有。比如张艺谋的电影《英雄》不就是这样吗？刺客无名要去刺杀秦王，残剑在他面前写了“天下”二字，无名就改变了主意。他不但不杀秦王，反而自愿被秦王反杀，因为刺客不被杀，就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

但是“天下”这个词真的很难说。大家都喜欢替天下人发言，可天下人到底怎么想的呢？如果回到历史现场的话，就发现当时的人们未必赞成秦始皇。六国对秦国充满仇恨，抵抗过程相当惨烈。而当秦朝崩塌的时候，又是一片狂欢式的报复，见不到丝毫的惋惜，这恐怕不能都推到“妄图复辟的六国残余贵族”头上。

历史学家说秦国结束了战国时期的血腥战争。可是对于当时人们来说，列国间的战争当然很血腥恐怖，可这些战争大半都是秦国发动的。从《史记·六国年表》的记载看，其他六国加在一起，发动了36场战役，而秦国一个国家就发动了93场战役。光是根据有数字记录的战役看，秦国就斩首了差不多180万人。

当然，人们也许会说，这是以暴制暴式的不得已。铲平六国，结束战乱后，情况不就好了吗？可也并非如此。按照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的说法，战国中期人口达到巅峰，接近4500万，经过秦国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到了六国被灭的时候，人口差不多是4000万。而且秦朝建立后，没有内部战争了，可人口居然继续下降，到秦始皇去世时，人口又减少了几百万。其中的原因，葛剑雄先生是这么解释的，从公元前221年开始，秦始皇又不断征发徭役，筑长城、开驰道、修阿房宫、骊山陵墓、征南越和四处巡游，动辄耗费数十万人力，除此之外，还要加上超大规模的人口强制迁徙。人口减少的具体数字有推测的成分，但是大趋势应该是不差的。

更恐怖的还在后面。秦朝摧毁了六国的社会组织，所以等它崩溃后，出现了权力真空，社会随之解体，结果尸骸如山，白骨遍野，人口急剧下降。大约有4000万人看到了秦始皇称帝，可只有不到2000万人撑过了秦朝的灭亡。剑客无名如果知道这一切，看到“天下”二字时，还会放弃刺杀秦王吗？

无名也许还可以找别的解释。在短期内看，秦王固然暴虐了些，但是他做的事情利在千秋。一代人、两代人看不出其中的好处，可要是把目光放长远些，就会知道他终究站在了历史的制高点。既然这样，百姓们的不满只能说是鼠目寸光。就像柳宗元所说，“其为制，公之大者也”，老百姓不能太自私，舍不得累，舍不得死。都这样不识大体，怎么能完成宏图远略呢？西方也有谚语说了，不打碎鸡蛋就做不成蛋卷——谁让你是鸡蛋呢？

孟姜女当然是杜撰的故事，但如果真有孟姜女，这些聪明人可能也会劝她节哀：皇上攻城杀人，是为了咱们天下太平；皇上修长城，是为了咱们安居乐业；皇上修骊山宫，是为了咱们国威弘扬。你为什么不能站在皇上的角度思考一下呢？我们不清楚古人的心思，但私下揣度起来，也许是有的吧？被秦始皇“坑”的那些“儒”里，说不定就有生前这么劝过人的。

但是这种劝说能够成立吗？

至少是很可疑的。

秦王心中有理想，身下有历史的车轮，可老百姓只有一副血肉之躯。如果总让他们为车轮上的秦王考虑，那么谁来替他们考虑那一身血肉呢？如果总让他们去考虑天下大大的未来，那么谁来替他们考虑那份小小的自我呢？面对秦王，软弱者只有一副眼泪，强梁者只有一把剑。如果连这些都夺去，那天下真成了一片无言的荒野，任由一副历史的大车轮东碾西压。

但车轮的方向如何，谁又能真的知晓呢？

一件残暴的事情会发生积极的后果，这当然是可能的。打个比方，一百多年前如果奥地利有个枪手，一枪干掉了某个小朋友，这当然是让人发指的残暴事情。但如果这个奥地利小朋友名叫希特勒呢？那确实会产生积极的后果。但问题在于，谁能够开启这样的一个上帝之眼？牵涉到历史趋势的时候，事情就更难讲了。秦始皇对历史的影响是好是坏，从古代一直争到现在，恐怕以后还会继续争论下去。你让两千多年前的老百姓又该如何判断呢？

历史之网，凡人难以看透；未来之路，凡人更难以参详。开启上帝之眼是一种妄念。其实未来到底什么样，没有人能真正看得清。荆轲看不清，秦始皇同样看不清，不然他也不会幻想秦朝能传到千世万世。

既然这样，不如守住最平凡的感情，最普通的道德。眼前这件残暴的事会不会引发积极后果？无法断定，那么就认定残暴是不对的；被枪杀的这个小朋友会不会成长为历史的恶魔？也无法断定，那么就认定枪杀小朋友是不对的。

人之为人，就该有这样平凡的情感。

被欺压了就恨。

亲人死了就哭。

而愤怒到了一定程度，就带着匕首去咸阳。

这样可能会犯错，就像秦始皇的车轮也可能会犯错一样。但是错也好，对也好，这样做的人终究是有血有肉的大活人。哪怕剖开他们的心，也能看到飚出的热血。这样的人多了，堕落也有个底线，即便犯错终究也不会一败涂地。

陈凯歌也拍过一部《荆轲刺秦王》，里面的秦王有着最了不起的理想：“我要建立一个更大的国家。天下的人都是这个国家的百姓，这个国家的君王在六国灭亡的时候，要救出那里的百姓。我要修筑长城，让遍地长满禾黍，让天下的百姓安居乐业……”面对这份理想，张艺谋的“英雄”不免迟疑，但陈凯歌则让荆轲不管不顾，一剑刺去，而秦王绕着柱子，像条狗一样地逃。

历史上的“荆轲刺秦”真是这样吗？恐怕也未必。

就像前面说过的，真相如何已经很难还原。但是经过时间的层层积淀，秦王和荆轲都已经被成为历史符号。千百年来这么多诗人写诗凭吊荆轲，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吟唱那把刺秦的匕首——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个人尊严的象征。

面对庞大之物，它闪耀着寒光，毫无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