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出过两次“党锢之祸”，宦官们以“党人”的名义逮捕诛杀了很多名士。这些名士的首领都有名号，被称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和“八厨”。其中，范滂就是“八顾”之一。“顾”是说他们能以道德接引人的意思，用现在的话说，有点像是道德模范。

范滂性格很刚烈。第一次“党锢之祸”的时候，他被抓进了监狱，“三木囊头，暴于阶下”。狱吏要挨个拷打囚犯，范滂看到很多囚犯都生病了，就要求先拷打自己。宦官王甫审问范滂，质问他为什么讪谤朝廷，他表示，古人做好事，可以自求多福，现在我们做好事，却要身遭大戮。我死以后，希望能够葬在首阳山旁，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王甫听了也有点感动，让人解开他的枷锁。

这次“党锢之祸”还不算太惨烈，范滂最后也被释放。但是两年后，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的时候，他就在劫难逃了。督邮拿着逮捕他的诏令到了当地，却关起门来痛哭。范滂听到这件事后便说，这一定是因为我。他就自己到县衙去投案。临行前，他对儿子说，我要让你以后做坏事吧，可坏事终究是不能做的；我要让你做好事吧，可我一辈子没做过坏事，却是这么个下场。

然后，他就被送到洛阳诏狱，死在了那里。死的那年，只有三十三岁。

“党锢之祸”的成因相当复杂，其中的是非曲直也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这里也就置而不论，但范滂说的那番话，确实颇为令人触动。那当然是愤激之辞，但这里就折射出非常重要的问题：人到底要不要做好事？如果要做的话，那又是为什么？

这样的问题极其古老，但又极其无解。如果有个孩子站在我们面前，问出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回答呢？

最简单的一个答案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要做好事。

但是范滂似乎不相信这个答案，所以才会对儿子说出那么伤痛的话来。范滂也确实有道理。这个答案，在很多时候都不成立。从历史上看，做好事不一定有好下场，做坏事不一定有坏结局。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过是人们的一厢情愿。当一个社会处于稳定健康的状态下，这个说法也许有概率上的或然性；可是当社会出现失衡，或者碰到秩序重建的时候，这个说法往往就失效了。

就拿大家都讨厌的汉奸来说吧，陈公博被枪毙，周佛海死在老虎桥监狱，果然汉奸没有好下场。可是历史上的范文程不就活得很好吗？割了“幽云十六州”的石敬瑭还做了一辈子皇帝呢。这种历史的糊涂账又该怎么算呢？

古代人碰到这种事情，还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把报应往后推。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做坏事的人即便此身不报，也会报到子孙后代身上。当然，按照现代文明的观念，人是独立的主体，不能为他人的行为负责，这种报应本身就不够合理。但即便我们接受古人的伦理价值，认可这种报应的合理性，它也未必成立，很多时候甚至是反过来的。

比如说明朝的“靖难”事件。站在今天回顾历史，永乐帝和建文帝的争斗似乎算不上是黑暗和光明之争，但如果设身处地以当时人的立场思考，情况就绝非如此。朱棣所作所为当然是大恶，颠覆了天下的秩序。而朱棣和朱允炆比起来，也是残暴不仁。至于燕军的暴行，更是人神共愤。从当时的任何道德角度来说，人们都有厌恶朱棣的理由。

齐泰、黄子澄、景清、铁铉等人都是朱允炆的忠臣，坚决反对朱棣。结果他们都被以酷刑处死，妻女家属被发往教坊司，在里面受到的凌辱更非人类所能想象。东汉的宦官还没有想出这些花样来迫害范滂的家属，朱棣的所作所为，比东汉宦官更要暴虐百倍。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集子里就引过《南京法司所记》里的史料：“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曰，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姊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曰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这些史料对鲁迅刺激很大，连着在两篇文章里都提到此事。今天读到，也不免令人觉得骇然。那么这些人最后下落如何呢？

到了明仁宗时代，曾下过一道圣旨：“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但是“宽宥为民”，并不是彻底解放了。他们还是被认为是贱人，被编入“乐户”，做最下贱、最屈辱的营生。一直到了雍正时代，才有人提议说建文忠臣的后代还在山西、陕西做乐户，太可怜了，应该予以赦免。雍正批准了这个奏折。

可这时候，已经过去三百年了。

读到这样的史料，谁还会真的相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呢？

当然，我们可以说齐泰、铁铉他们秉持的不过是封建道德。可是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古代人天天读的书就教育他们这些道德，这些道德对于他们来说是绝对无误的存在。那么他们看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想呢？他们又怎么去说服自己，人，要去做好事呢？

还有一种自我安慰的说法，就是，日后自有公论。虽然好人在肉体上没有得到好报，但是会有身后的荣誉。这就像在现实中无计可施时，人们就会说，时间会证明一切。

说也奇怪，人们对时间总有种奇特的信仰。小到一本好书没人读，我们会说时间会证明它的价值；大到一个好人遭到诬陷，我们会说时间会恢复他的名誉。这么说的时候，人们都假定现在的人虽然不靠谱，但未来的人终究是公正的。

这种想法很成问题。首先，身后的名声能否补偿身前的磨难？这就不太好说。古代很多读书人对名声颇有执念，觉得只要万古留名，一切也都值了。比如王充在《论衡》就说，好人、贤人往往命运多蹇，饱受忧患，但是当好人、贤人还是划算的，因为他们“身与草木俱朽，声与日月并彰”，永远为后人纪念。但是事情真的可以这么算账吗？至少在很多人眼里，未必如此。黄庭坚则说：“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又是另外一种算法。很难说哪种说法更合理。

即便撇下这点不提，对时间的这种信念，还是不太站得住脚。

现世对你不公正，未来的时代为什么对你就会公正呢？我们不行，未来的人为什么就一定行呢？更何况人类的记忆力还如此之差呢。过去的事情如恒河泥沙，能被记取的不过是几粒尘埃，有几个人会在意陈年往事的是是非非呢？即便后人真的在意，他们看到的资料也都经过层层过滤和磨损，又有多少往事能够确定其中的是是非非呢？无数善事被人忘怀，无数英雄无人纪念，这才是真实的世界。

清朝官员段光清写过一本《镜湖自撰年谱》，里面提到他处理过的一件事。当时在宁波的鄞县，有两项盘剥百姓的土政策。百姓们很不满意，但一直没什么办法。这时，有两个人带头站了出来，要求取消这两项陋规。他们一个叫周祥千，一个叫张潮青。有了他们领头，鄞县的老百姓胆气愈壮，闹到最后，干脆一把火烧了衙门。官府害怕风潮扩大，就向老百姓低头，取消了这两项土政策。但让步归让步，朝廷的颜面还是要的，事情也总要有个交代。段光清就要百姓把为首的人交出来。这个时候，土政策既然已被取消，张潮青和周祥千在百姓眼里也就没什么用处，反而成了包袱。大老爷既已开恩，这两个祸害还留着作甚？于是，周祥千在压力之下，投案自首；张潮青则被百姓捉拿归案，献给段太爷，领了八百大洋的赏钱。最后，两人都被枭首示众。

这些土政策压榨小民，优待士绅。周祥千是监生，属于受益者。他之所以出头，无非是书生的义愤，加上周围人的鼓动，最后却落得家破人亡。他的妻子受不了这个打击，发了疯，天天在田野里乱跑，乡亲们都说她是个疯子。

周祥千是好人吗？当然是好人，就连段光清自己也说周祥千“无愧大丈夫也”，可那又能怎样？还不一刀砍下，颈血狂飙？只留下至亲者陷入痛苦，而鄞县的百姓依旧过着自己的日子，最多是谈起时叹息两声，然后转过头去叮嘱子弟们，千万别学他们那样好事出头。时间长了，也就没有人还记得为了取消陋规，有人付出过怎么样的代价，有人怎么样地死，又有人怎么样地疯。

像这样的好人在历史上其实有很多，可谁会记得他们呢？人们知道周祥千，也不过是因为段光清很偶然地在《镜湖自撰年谱》提到了他，而这本年谱又很偶然被整理出版。不然的话，谁又知道一百多年前曾有过这么一号人物呢？死了白死吗？当然白死，无人称赞。

看，时间不是公正的，而是善忘的。

对于这个问题，宗教能提供一种支撑力量。它可以把报应的时间推迟，虽然现世没有报应，死后也有报应。就像阎王殿里常见的题词：“阳世奸雄，伤天害理皆由你；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生前行善，死后走金桥，过银桥；生前作恶，事后上刀山，下油锅。因果报应，毫厘不爽。

如果真有这么一个所在，倒也让人宽慰。对于“我们为何要做好事，不做坏事”，也能给个有说服力的答案。但问题是，我们已经不相信这个说法了。其实不光我们不信，古代的文化人往往也不信。

原始儒家就不承认怪力乱神这一套，什么判官阎罗，什么阴骘报应，孔子听了肯定会嗤之以鼻。不光孔子不信，后来的儒家知识分子也不太信。就像朱熹的高足陈淳就说：“因果之说全是妄诞。”至于那些因果报应的故事，无非是因为“大抵邪说流入人心，故人生出此等狂思妄想而已！温公谓，三代以前，何尝有人梦到阴府见十等王者耶？”。像纪晓岚、袁枚，虽然会写些报应故事，但也都强调说这不过是“以神道设教”。老百姓愚昧无知，只好讲讲鬼怪故事骗他们向善，其实，并不见得真有这样的事情。

陈淳的说法当然很理性，但是也要承认，一旦抽掉了宗教力量的背书，也确实就抽掉了某种行善的理由。这就不由得让人追问，既然这样，又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的道德信念？

不管我们怎么批评古代的儒家，但是很多儒生的道德信念确实强悍到让人钦佩的地步。比如说明末的杨涟。

他是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当然，现在对东林党有种种议论，但此刻先不说东林党的是非功过，就说杨涟这个人。他曾上奏弹劾魏忠贤，揭发他“二十四条罪状”，结果被魏忠贤捉到了诏狱。在狱中，他受到了骇人的拷打，每隔五天就要受一次大刑。杨涟下颌脱落，牙齿被全部打碎，然后又用钢刷来刷他，皮肤碎裂如丝。有人到监狱里看他，说他张口大声号叫，但是却发不出声音。另一个和他同受拷打的左光斗则是“声呦呦如小儿啼”。即便如此，杨涟还是坚持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就是不向魏忠贤低头。他在遗书里说，“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说起来真的是让人泪下。最后杨涟被人用铜锤击胸，铁钉贯顶，死状极惨。

黄宗羲评论这些人，说他们“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实际上，乾坤并没有被洗涤，但是那股热血，确实在冷风中泼洒了上去。

然后慢慢变干，变冷。

那么支撑他们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他们用自己的经历证实了世上并不存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们又用自己的理性和学识相信死后也并没有鬼神来主持正义。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用血肉来捍卫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为什么血肉狼藉的时候，还要说“刀砍东风，于我何有”？为什么到走投无路、哪怕自己也想不通的时候，也要对儿子说“可坏事终究是不能做的”？对于宗教信徒，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释，可是对于这些人，又是为什么？

当然也许可以用康德的“绝对道德律”来解释，但是这种解释未必有足够说服力。所谓“绝对道德律”，其实还是根植于宗教信念的传统中。对于我们这样的非宗教民族，它的源头又是什么呢？

还是不清楚。如果一定要勉强说一个答案的话，那就是：审美。

这个回答也许有些怪诞了，但是有时候，如果把宗教抽离，那么道德的天花板，可能就是审美。

伦理学上有所谓“情感主义”流派。它认为道德价值是、且仅是情感的直觉表达，无法用理性来衡量。“情感主义”伦理学也可以被简化为“呜哇——呸！”理论，对某种东西，我们要么“呜哇！”，要么“呸！”，至于怎么把这种感情升华为理论，那倒是次要的事情了。

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

人们的道德价值并不是完全主观的，人们在伦理道德上是可以彼此交流，彼此说服的。我们对某种东西可能会先是“呜哇！”，但是经过理性思考，态度可能会转变为“呸！”。反之亦然。

但问题在于，对具体事物的道德判断可以是理性的，但是对道德判断本身的信念与坚持，却不是理性的范畴。知道某件事是对是错，这可以付诸理性，但是让一个人用生命去捍卫心中的“是”，却必须求诸人们的深层情感。这种深层情感有时是信仰，有时是审美。而有的时候，这两者也许本就是一回事。

坏事是丑的，好事是美的。奴性卑贱是丑的，直立不屈是美的。狗苟蝇营是丑的，坚持信念是美的。恣睢暴戾是丑的，正直善意是美的。黑暗是丑的，光明是美的。人只有一生，要活得美，而不要活得丑；要活在光明里，而不要活在黑暗里。

这种美丑差异的重要性，对于这些人来说，超过了肉体的痛苦，超过了现实的磨难。而这种感受，不是能用理性说服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对没有这种感受的人，这种行为迂腐荒谬到不可想象；对有这种感受的人，他无法想象还有第二种活法。现实未必会拯救他们，后人也未必会记取他们，神鬼也未必会补报他们，可他们仍旧选择了鲜血淋淋的美，因为他们无法想象自己——怎么能丑恶地活。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范滂为什么会对儿子说那种话，为什么在说完那种话之后又义无反顾地去赴死。

但是，这个答案似乎还是很脆弱，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可面对“我们为何要做好事，不做坏事”这个问题，除了这个答案，我们又还能说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