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里，孟子可能是脾气最大的一个。整本《孟子》差不多有一半篇幅都是在跟人抬杠，而且一抬杠就喜欢骂街，什么“禽兽也”“非人也”，话说得很难听。王小波在《我看国学》里感慨，孔子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孟子却不像好人，一肚子邪火，“如果生在春秋，见了面也不和他握手”。不过在这里，王小波犯了一个错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硬伤”。孟子生活在战国时代，王小波如果生到春秋，无论如何都没法跟他握手的。

这个错误当然是一时疏忽，但是无意中涉及了问题的关键。孟子心里确实有股邪火，跟孔子比起来不够从容，这里面当然有性格问题，但主要还是因为时代变了，孟子没有活在春秋，而是活在了战国。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社会虽然混乱，但还残留了一些基本规则，贵族们做事也还要些脸面，不至于彻底地无法无天。而且当时的国际环境也还平稳。晋国和楚国有了“弭兵会盟”，中原地区一直没爆发过大规模战争。孔子生活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小坏事不断，大坏事没有，所以他才能从容缅怀那消逝的黄金时代，伤感而不失优雅。但是孟子做不到。到了战国时代，秩序早已荡然无存，战争全面升级，一片赤裸裸的黑暗森林景象，孟子触目所及，尽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君主们都在“率土地而食人肉”。面对这样的世界，孟子不应该愤怒吗？他确实有股邪火，但这团邪火背后是对铁血世界的深深惊骇。

这种惊骇让孟子愤怒。他整个人就像被狠狠摇晃过的可乐罐子，攒着一肚子气，当然就不太好相处。但是另一方面，愤怒也给了他一种力量，让他在权力面前保持着强大的自尊。

在先秦诸子里，孟子不仅脾气最大，面对君主也最为骄傲。孔子见君主的时候，“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喘气都不敢喘大气。可是孟子完全不吃这一套。不管见了哪个君主，他都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动不动就要指斥。用孟子自己的话说，这叫“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他数落梁惠王，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你这是领着野兽来吃人啊！在齐宣王面前，他也完全不承认君主有什么了不起，“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主又怎么了？没人欠你什么！

在所有先秦诸子里，对君主说话如此肆无忌惮的，恐怕也只有孟子一人。

孔子敬畏权力，庄子躲避权力，韩非憧憬权力，孟子却视拥有权力者为可供训斥的小学生。当然，这跟环境也有关系。战国前期的君主已有了相当恐怖的权力，但这种权力还只是一具铁网，中间还有缝隙在，并没有合拢成一面铁幕。而且这些君主还相信着知识的魔力。这当然是一种幻觉。知识分子研究的那些知识，绝大部分对统治者都没什么用，有些甚至可厌可憎。但是在当时，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君主，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一点。不过幻觉总有被打破的时候。一旦知识的魔力褪色，孟子式的骄傲自然也就难以维持。

比如到了宋代，苏洵在《谏论》里就认为，君主高大得像天，尊严持重得像神，威力强得像雷霆。人不能抗天触神，更不能忤逆雷霆，所以跟君主说话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在孟子眼里，这种言论自是相当卑屈。可等到了明朝，文人又都欣羡苏洵他们，说这些宋代士人既不会被杀头，也不会被随意鞭笞，真是体面极了。这是因为又经过了几百年的演变，士人更形卑屈，“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连起码的人格尊严都没了。到了这个时候，谁还敢讲什么“说大人，则藐之”呢？拖翻在地，一顿廷仗下来，看你还藐不藐？

说到底，一部中国古代史，也是一部士人日益卑屈的历史。

跟后来的读书人比起来，先秦诸子大多是骄傲的，而孟子又是这些人里最骄傲的。陈丹青老师有句很有意思的话，说有些人长着一张没有被欺负过的脸。孟子长什么样没人知道，画像也都是后人凭空臆想的，但不免令人觉得，他必定也长着那样一张未曾被人欺负过的脸。而秦朝之后的读书人，经过权力的反复毒打，已经渐渐长不出这样的面孔了。

孟子确实也有让人厌烦的地方，比如辩论时喜欢歪曲别人的逻辑，有点不讲理。而且他自信心过于爆棚，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仿佛全世界就靠他来拯救了。他是真这么自信，还是出于自我推销的市场意识呢？但不管是什么动机，听多了还是有点烦人。

然而还是令人忍不住敬佩他。孟子就像一把出鞘的利剑，锋刃上闪耀着人的尊严。尤其是看过了后来士人们的卑屈模样，这把利剑就更显得光辉夺目。王小波似乎对《孟子》还是看的不够细，想得不够多，否则的话，他应该还是肯和孟子握手的。

但是有件事很奇怪。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是暴力，是战争，是政治秩序的彻底丛林化。大形势很不乐观。各国的军备竞赛全面升级，野蛮善斗的秦国在西部崛起，至少对于儒家来说，这预示着一个黑暗恐怖的未来。但你翻看《孟子》的话，却会发现他最大的假想敌并不是那些操纵暴力的人，而是两个不相干的人物：墨子和杨朱。

孟子非常痛恨墨子和杨朱，他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在孟子看来，当务之急就是“距杨墨、放淫辞”，不让他们胡说八道，整个社会才会好起来。他甚至上纲上线，把对杨朱、墨子的态度作为判断一个人好坏的依据。什么是圣人之徒？谁反对杨朱、墨翟，谁就是圣人之徒！

这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杨朱、墨翟和孟子的观点，确实有很大差异。

首先说杨朱。在思想史上，杨朱是个谜团，因为他没有著作，或者有著作也没流传下来。关于杨朱的主张，人们都是听他的对手们转述的，这就难保没有简化歪曲的成分。《列子》里倒是正面记载了他的一些话，所谓“杨朱曰”如何如何，但是《列子》本身就是部伪书，所以杨朱到底“曰”过什么，还是说不清楚。按照孟子的说法，“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自私透顶。按照现代学者的解释，这也许是种曲解。杨朱说的未必是“一毛不拔”，而是“一毛不换”——即便拿全天下的财富换我的一根毛，我也不换。

这样一听似乎也没什么，毛长在杨朱身上，人家爱换不换。而且退一步讲，就算杨朱真是主张“一毛不拔”，最多也只是自私冷漠，遇事不出头而已，离真正的邪恶还有十万八千里，何至于就是禽兽呢？

再说墨翟。墨子的主张就比较明确了，主要是兼爱、非攻、尚同、明鬼、节葬那一套。现代学者多半都不喜欢“尚同”这一点，认为这里有精神控制的味道。但总的来说，大家对墨子还是以称赞为主，觉得精神可嘉。孟子本人也承认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并不是个自私的人。但是他对墨子的观点极不赞成，比如墨子主张薄葬，孟子就觉得他不孝顺，没良心；墨子说兼爱，孟子更是摇头，你能把亲侄子跟大街上的陌生小孩一样爱吗？这不成了神经病了吗？这还有人味儿吗？

在这一点上，孟子指责得有道理。墨家的说法过于高调，不近人情，真正实行起来恐怕会破坏人伦。但问题是：这就跟杨朱的学说一样，即便不对，也只是不对而已。满世界都在“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时候，到底该不该兼爱，该不该拔一毛利天下，又是多要紧的争论呢？

放在那个大环境下看，孟子和杨、墨的主张其实多有重合，比如他们都反对战争。杨朱主张“贵生”，自然讨厌打仗。墨子更是把“非攻”放到理论的核心之处，他认为杀一人是不义，应该处死刑。那么杀十个人就该是十个死罪，杀一百个人就是一百个死罪。一旦打仗，“饥寒冻馁疾病，而转死沟壑中者，不可胜计也”，发动战争的人怎么就不是死罪呢？这和孟子的反战言论并没有太大区别。

无论是孟子，还是杨朱、墨翟，他们都反对屠杀，反对暴政，反对战争升级。他们的分歧，是在这个大前提之下的分歧。既然如此，孟子又何必把杨、墨当成头号假想敌呢？他又何必把对杨、墨的态度看成衡量是非的标准呢？

这就像外面虎狼成群的时候，还非要固执地认定用弓箭还是用矛戈对付虎狼，是顶顶重要的原则之争。跟这个争论相比，虎狼倒没那么可恨了。说起来，这也是人性中常见的偏执。写到这里，不免想到《笑傲江湖》里的华山派，一边说要练气，一边说要练剑，因为这个打得血头血脸，“气剑不分，是禽兽也！”最后等到日月神教来了，把气宗、剑宗一起捉了，挨个杀头。

这下好了，啥都没有了，也就不用分了。

在和杨、墨做斗争的过程中，孟子不由自主地夸大了对方的力量。他说杨朱、墨翟的言论充斥天下，天下“不归杨，则归墨”，势力庞大得惊人。他还危言耸听，要是杨朱、墨翟他们的主张成功了，“人将相食！”

这就有些夸张了。钱穆就曾纳闷，杨朱这人几乎没有事迹可考，“先秦诸子无其徒，后世六家九流之说无其宗，《汉志》无其书，《人表》无其名”，如此这般，势力怎么可能充斥盈天下呢？但是孟子应该也不是全然杜撰。推想起来，他说的是知识分子小圈子里的情形。知识分子张三觉得知识分子李四非常红，哪哪儿讲座都有他，到处有人求签名，一言一行都影响力惊人。但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呢？出了那个小圈子，可能就没几个人知道李四是谁。然而在张三看来，李四的力量已经充斥天下，再让他放肆下去就要酿成大乱了。

这是一种幻觉。实际上，真正能够在现实层面上塑造未来的，既非杨朱，也非墨翟，而是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

法家的源头比较复杂，看上去似乎是道家和儒家的杂交物，受道家的影响似乎更深一些，所以学术界有所谓“道法转换”的说法。但不管法家是怎么产生的，它都变异得相当厉害，跟其他流派迥然不同。孟子也好，墨子也好，他们都是站在社会的角度看待问题，希望大家更幸福。你认为这样对老百姓好，我认为那样对老百姓好，可出发点并无不同。法家却不一样，他们是站在君主的角度看问题——对百姓好不好并不重要，对君主好，才是真的好。

孟子和杨、墨一样，都反对战争，但是法家认为国家存在的目的就是打仗；孟子和杨、墨一样，都认为君王是为老百姓而存在的，但是法家认为老百姓是为君王活着的。这就不是具体观念的差别了，而是立场的截然不同。换句话说，他们就不在一个场域里。打个比方，这就像一群医学教授凑在一起辩论，孟教授说治这个病应该用汤药，墨教授说应该用针灸，杨教授说应该考虑一下青霉素，几位教授辩论得热火朝天，可这时忽然跳出来一个人说，治什么治？得了重病就该活埋！几位教授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孟子说过一些很有名的话，比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他还认为诛杀暴君那不叫弑君，而是“诛独夫”。后来朱元璋读《孟子》的时候，就非常生气，还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恨不得把孟子法办了。而今天的读者看到这些话，又会称赞他具有先进思想。其实从时间意义上看，孟子的这些想法并不先进，反而相当古旧。

在贵族化的分封时代，社会结构还没有扁平化，呈现出金字塔形状。君主权力并不绝对，大家当然就会有孟子那套念头。到了春秋战国之交，古老的风气尚在，知识界默认的共识也是如此，只不过孟子性格比较爽朗激越，把话说得最直截了当而已。你把这些话拿去给墨子、杨朱看，他们肯定也会赞同的。

但是法家就不会赞同。他们要打造的是一个君尊臣卑的绝对扁平化社会。而后来的中国也确实是沿着这个方向走的。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才是得风气之先的全新事物。谁对谁错放在一边，但是法家跟孟子南辕北辙，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孟子还在那里高谈阔论，说杨、墨要祸乱天下了，要带着大家吃人了，大家都要来反对杨墨呀！可是翻翻《商君书》就知道，在法家眼里，孟子这帮儒生都是一帮真正的蠹虫，应该被坚决铲除掉。据说，商鞅还要求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秦孝公到底烧没烧书，或者烧了多少书，这个还说不清，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凶险的预示——“批判的武器”很可能会变成“武器的批判”，抬杠辩论很可能会演变成杀头活埋。

孟子知道法家的崛起吗？应该也是知道的。孟子生活的时代比商鞅要略晚，他即便没读过商鞅的文章，至少也听说过商鞅的作为。而且秦朝也开始向东方扩张了，著名的“伊阙之战”就爆发在孟子晚年。秦国名将白起屠戮了魏、韩的二十四万大军，刷新了战争伤亡的规模。但是，这些事情并没有引起孟子的重视。他还是执拗地认为杨、墨最可恶，当务之急是把他们批倒、批臭。

其实很难搞明白孟子的这一想法，但做一番猜测的话，这里应该有争夺话语权的成分。孟子和杨、墨大致属于同一个文化圈层，活动空间也多有重叠，而商鞅跟他们就比较隔膜了。既然属于同一圈层，就牵涉到生态位的争夺。听众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喇叭在谁手里当然就格外重要。所以在历史上，异端往往显得比敌人更可恶。在气宗眼里，剑宗也比日月神教看着更让人生气。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孟子并没有重视法家那一套。梁惠王问他，怎么才能统一天下？他说，不喜欢杀人的君主才能统一天下。这倒不是孟子忽悠梁惠王，他在内心深处就是这么认为的，“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沛然莫之能御也”。得民心者必得天下，这是无可置疑的真理。倘若他关注过法家，也只会觉得那是歪门邪道，连齐桓、晋文那样的霸术都谈不上。在孟子眼里，那套残暴嗜杀的设计违背人性，绝无成功的机会。一旦面临仁义的王者之师，它就会像阳光下的冰雪一般融化。相比之下，反而是杨朱、墨子的理论腐蚀人心，更加危险。

可一旦知道了后来的历史发展，可能会觉得孟子有点好笑。什么不喜欢杀人的君主才能统一天下，什么仁义之师必然无敌于天下，听上去宛若梦呓。秦国踩着百万尸骸，涉过没膝的血海，一路东进，完完全全是孟子理想的反面。可偏偏是它获得了最终胜利。

孟子在这方面确实有些天真，他把人心估计得太过善良，太过理性，也太过勇敢。他不知道法家是何等地擅于利用人心的黑暗和怯懦啊。也正因为这样，孟子对未来完全缺乏想象力。在历史的底牌即将翻开的时候，他还在喋喋不休地反着杨、墨，批判着兼爱是多么不近人情，薄葬是多么不孝顺，一毛不拔是多么自私，仿佛这才是天底下最迫在眉睫的危险。

结果孟子死后不过几十年，秦始皇就宣布“以吏为师”，把这帮吵来吵去的家伙一网打尽。杨、墨流派固然消亡，孟子也没好到哪里去。东汉的赵岐就说，“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就连《孟子》这部书，也消失了很多年，直到汉朝废除“挟书律”，才再次浮出水面。而如果稍有纰漏，这部书可能就会彻底消失，那样一来，孟子也会像杨朱一样，后人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曰”过些什么了。

孟子痛骂杨、墨的时候，绝对料想不到这一步，否则他也不会说什么“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这样的胡话。嬴政就距了杨、墨，他是圣人之徒吗？

他还烧你的书呢。

当然，孟子运气好，秦朝灭亡得快，汉朝又提倡起了儒术，孔子吃肉，孟子也跟着喝到了汤。但是法家那套尊君卑民的把戏终究渗进了社会的底色里，所以学者们才会发明“儒表法里”这个说法。在新时代里，孟子的很多话就显得过时了。比如诛杀暴君算是弑君还是“诛独夫”，汉朝皇帝就已经不肯让人讨论了。至于“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也悄悄变成了“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时间长了，大家反而以为这种狗一般的愚忠才是儒门正宗，真是让人从何说起。

孟子如果穿越到后来的明朝、清朝，看到士子们一面疯狂地背诵自己“曰”过的话，一面匍匐跪拜，做着种种卑屈的事情，多半会既震惊又泄气。但是他又能怎么做呢？恐怕也未必敢正面硬抗，而是会找点其他的事情干一干。杨、墨虽然没了，但还可以批佛老，批异端，批一切只会说理不会动刀的对手。后来不少儒家巨子们不就这么做的吗？

当然，这可能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也许孟子还是会刚强一如往昔，“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的人是有的呀，在我们的历史上，这样的人确实是有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