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有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被记载在《礼记》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当然是幻想的产物，但是儒家坚持认为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的乌托邦，那就是所谓的“三代之治”。据说在尧舜禹汤的黄金时代，社会就曾达到过这样的境界。后来儒生就经常以此为标杆，批评现实世界的堕落。他们真的都相信“三代之治”有这么完美吗？似乎也未必。可是不这么讲，又如何把信心灌注给大家呢？

不管怎么说，原始儒家确实构想出了这么一个乌托邦。到了后来的帝制时代，这个梦想有过隐秘扭曲的变化，但没有彻底消失，还是扎根在儒家的血脉之中。不过，并非只有儒家才会构建乌托邦，法家也有一个自己的理想乌托邦，而这个乌托邦就记载在《商君书》里。

《商君书》和《韩非子》同属于法家经典，但二者有个很大的不同。《韩非子》的作者是韩非，但《商君书》的作者却有点说不清。这本书有三万来字，二十多篇，中间只有几篇基本可以确定是商鞅写的，其他的都出自后来的法家作者。按现在学者的估计，最晚的几篇可能出现在秦始皇时代。所以说，它是一个大杂烩。不过正因为它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反而比《韩非子》更能看出法家的集体意识。要想理解法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商君书》比《韩非子》要可靠得多。

《商君书》是围绕秦国写的。它不但提供了具体的政策建议，还勾画了整体的乌托邦蓝图，而这个蓝图非常像《1984》的农业社会版。大家都觉得奥威尔很有想象力，其实他想到的很多东西，《商君书》都想到了。相比之下，《商君书》不但早了两千多年，而且还更有实际操作性，毕竟秦国就是它的一块试验田，是可以拿来检验理论的。

历史上很多哲学家都喜欢构建乌托邦。大家审美偏好不同，构建出来的乌托邦也会有很大区别，但总的来说，乌托邦大多厌恶复杂多元的世界，觉得那样花里胡哨，不成体统，还容易出事。它们更偏爱整齐划一，人们想法单纯，社会秩序稳定，这样才赏心悦目。比如儒家的“大同世界”虽然看上去蛮幸福，但多少显得有点单调。其实这是乌托邦的共性。凡是乌托邦，都会对社会做出简化，让其露出枯燥的一面。

但也有程度的差别，《商君书》就把乌托邦的“简化”推到了极致，就像把整个世界的色彩全都抽干了，变成单调的黑白色。

就拿职业来说，《商君书》认为，普通人活着就应该干两件事：种地和打仗。其他的事情都是坏的。做生意是坏事，商人越多，社会越乱套，把这个东西交换成那个东西，这有什么用处呢？读书也是坏事，读书人越多，社会越乱套，知道那些大道理有什么用处呢？工匠当然需要，但也不用那么多，做那么多漂亮东西有什么用处呢？留些工匠做点农器、兵器也就够了，其他的人都应该去种地、打仗。

生活也应该全面简化。老百姓不能太穷，也不能太富。大家都吃不上饭，这肯定不行，但是也不能让他们变富，“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人们富了，就会偷懒，就会不听话，所以要使“贫者富，富者贫”，都有口饭吃，但都不敢翘尾巴。

让“贫者富”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使劲儿种地。但怎么让“富者贫”呢？《商君书》想出了好几种办法，比如说粮食管控。“商无得籴，农无得粜”，老百姓把自己的余粮拿到市场上卖是犯法的，应该抓起来。这样一来，他们只能把余粮卖给官府，收购价自然压得很低。老百姓卖了余粮，想吃点好的，还要“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使劲儿收税，让销售价是成本的十倍，吃穷他们。要是有人不贪吃怎么办呢？那就逼着他们花大价钱买官爵，把粮食给消耗掉。

总之，不让他们手里有余粮。

但是社会财富积累太多，也不是个事儿，所以最终解决方案还是打仗。打仗可以消耗掉多余的财富，让整个社会维持在刚刚够吃的状态。

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件事，都说法家的目的是富国强兵，打胜仗，其实看看《商君书》就知道，并非如此。法家确实喜欢打仗，但打仗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消耗社会财富的手段。国家有了多余的财富，必须通过打仗的方式来消耗掉。这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但《商君书》就是这种魔鬼逻辑。战胜敌人当然是好事，但是打仗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战胜敌人，而是为了消耗自己的财富。

关于这一点，《商君书》有详细的解释。它认为对于国家来说，有六种坏东西，叫“六虱”，它们分别是岁、食、美、好、志、行。后来的研究者对这“六虱”的解释略有不同，但总的来说，就是好吃的、好喝的、漂亮东西，还有独立意志。

除了“六虱”，还有“十害”，它们分别是礼、乐、诗、书、善、修、孝、弟、廉、辩。在我们看来，善啊、孝啊，这都是好词儿，可在《商君书》看来，这是国家的祸害，具体原因在下面再作解释。

《商君书》认为，国家富了，就会产生这些祸害。人们常说“饱暖思淫欲”，《商君书》的看法更悲观，认为“饱暖思孝悌”。到时候，十害横行，六虱滋生，构成了国家体内的毒素。而要排除这些毒素，只能打仗。“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所以，战争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获得土地，也不是统一天下，而是排除体内的毒素，让国家和社会保持强健的体魄。

这就产生了一个天大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没法打仗了，怎么办？

《商君书》里确实提到了“王天下”，似乎也在劝君主统一天下，但统一天下以后，没有敌人了，怎么排除体内的毒素，又怎么把“礼乐孝悌”扼杀在摇篮里？商鞅他们对此没做解释。

在战国时代，“王天下”是个政治正确的流行语，不管哪个学派都会挂在嘴上说一说，《商君书》也不例外。但是它似乎觉得这个目标过于遥远，甚至不太可能实现，所以不值得仔细琢磨这个问题。也正因为这样，“王天下”和“不断战争论”之间隐含的逻辑矛盾，也就被它放过了。等到秦始皇灭掉六国，一统天下后，这个矛盾就浮出了水面。

按《商君书》的逻辑推演下去的话，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一个办法：既然没有敌人，就只能把老百姓当成敌人。朝廷必须用对待敌国的方式对待他们，用修长城、修骊山墓、修驰道之类的大型工程把社会财富消耗掉，从而排除毒素。

而秦始皇也确实这么做了。

我们对此感到困惑，只是因为对社会财富的看法不同。我们觉得财富是好东西，人民越富裕越好，但是在法家看来，财富是危险之物。老百姓应该辛辛苦苦生产财富，同时君主应该想办法把生产出的财富消耗掉。具体怎么消耗无所谓，只要消耗掉就好。打个比方，这就有点像让人从河里打水，然后一担担地挑到下游倒掉。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群神经病。可是《商君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老百姓忘掉“六虱”“十害”，乖乖地服从控制。

商鞅他们特别讨厌商人，把他们当成一群害虫，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商业导致社会不好控制。《商君书》对此也有过解释。它说商人跟农民不一样。商人的资本可以挪来挪去，有了风吹草动他们可能就会跑掉。而农民的资本就是土地，走不动。因此，商人天生的不服从，而农民天生的服从，而工匠介于二者之间。所以，法家乌托邦的理想公民就是农民。朝廷应该把老百姓尽量都变成农民，种地之余就去打仗。“资重则不可负而逃，邻危则不归于无资。归危外托，狂夫之所不为也。”土地不能扛了跑，而对外不停打仗，邻居都处于危险状态，谁会赤手空拳地跑到危险的地方去呢？这样一来，他们就只能留在原地，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商君书》对人的移动非常反感。它说商人到处乱跑，就会把市场搞乱，读书人到处乱跑，就会让老百姓听到不该听到的话，甚至会开始琢磨“仁义孝悌”之类的荒谬事情。《商君书》里有一篇《垦令》，根据专家的意见，大概率是商鞅自己写的。《垦令》里就建议要“废逆旅”，关掉所有的旅馆，让人们无法移动。当然，这个想法太过激进，现实中无法做到，但是它确实体现出了法家的逻辑思路。

《商君书》为什么厌恶“善、修、孝、弟、廉、辩”之类的东西呢？按正常人的想法，这些不都是好东西吗？

这是因为它从本质上就厌恶道德。

法家不是厌恶具体的某种道德，而是厌恶道德本身，因为道德意味着自由意志。有道德的人会判断，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但在法家看来，你算老几？你还判断？每个人都去判断，社会不就乱套了吗？

不仅道德让它厌恶，亲情也让它厌恶。甚至推而广之，它厌恶一切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因为感情意味着“私”，就会妨碍“公”。

在法家眼里，真正良好的社会应该靠严刑峻法来维持。你做这件事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不得不做，这才是完美状态。《画策》里就说，“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这不是“慈亲多逆子”的意思，而是说好君主不需要忠臣，好父亲不需要孝子。这在我们看来，真是很奇怪，忠臣孝子不是挺好吗？但是《商君书》认为，不！忠孝牵涉到道德判断，你选择了忠，就有可能选择不忠；选择了孝，就有可能选择不孝。这都是危险的种子。你就不该自己做判断，你就该不得不去顺从君主、顺从父亲。《商君书》就像古代版的黄晓明一样，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你就不该有任何觉得、不觉得。

在咱们看来，充满感情地做一件事，比别无选择地做一件事更好，但在法家看来，恰恰相反。你听话就行了，不需要你忠。忠，就说明你私下里考虑问题了，这就是可恶。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法家为什么这么讨厌“善、修、孝、弟、廉、辩”，它不是讨厌这些东西本身，而是讨厌一切的自由意志。

善良和奸恶，它都不赞成。但如果一定让它选的话，法家宁可选择奸恶。因为奸恶让人与人之间不团结。《商君书》里有一段让研究者非常困惑的话，它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让坏蛋来治理好人，国家就强盛，这听上去太荒唐了，读者往往会觉得，这里是不是别有深意呢？其实没有别的深意，《商君书》说的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禁使》对此有详细解释。它认为：国君不能让任何人团结，团结起来就会蒙蔽上级，法令就执行不下去。所以，一定要让他们的利害不统一。你得了好处，我就吃亏，大家互相防备，互相猜忌，这样国家才能强盛。也就是“夫利异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为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

人与人之间不应该有任何情义，有情义就会团结。哪怕是一个家庭内部，也要让他们利害不统一。比如说，丈夫如果在战场上勇敢杀敌，妻子儿女就能得到好处；不勇敢，妻子就要连坐。这样一来，妻子儿女的利益就和他不一样了。他参军的时候，老婆就会说：“不得，无返！”不砍个敌人的首级，你就别活着回来！

这样一来，国家大治。

大家要注意，妻子这么对丈夫说，并不是因为爱国。《商君书》从来不提爱国，甚至也不希望人们爱国。就这一点而言，法家跟斯巴达人完全不同。斯巴达鼓励大家狂热地爱国，但是法家绝没有这个念头。它就希望人们都是趋利避害的哺乳动物，想活、怕死，好逸、恶劳。人性越简单，越容易设计出一套规则来管理他们。爱啊、恨啊，反而是不安定因素。

只要把规则设计好了，坏人很容易被挑拨起来互相猜忌。但好人就会有些麻烦。世上总会有特别恩爱的夫妻，特别仗义的朋友，特别重情的父子。商鞅他们也承认，这样的人确实是好人。但好人最可恶，会妨碍法令的实施。所以，就要让坏人去治他们。

说到这儿，顺便讲讲一个常见的误解。因为法家带个“法”字，所以很多人就把它模模糊糊地跟“法治”联系起来了。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现代人说的“法治”，是说整个社会遵循一套规则，这套规则赋予每个人准确的权利和义务。而在法家的理念里，你是没有什么权利的。我就是单纯地收拾你，只不过收拾你的时候，有套固定的方法而已。

这就像有一个流氓，每天早上都堵在你家门口，抽你六个嘴巴，周一到周日，风雨无阻，从不间断。而且每天固定六个，不是五个，也不是七个，就是准确无误的六个。那你会不会也感慨：这流氓真是有法治精神啊！

但是法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了谁呢？

我们知道儒家的立场。儒家也许有点迂腐，不切实际，还有各种各样的偏见，但我们必须承认，儒家是站在普通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他们接受皇帝，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皇帝，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转，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儒家里也会出现黄宗羲、唐甄那样的人物，咒骂说“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和儒家核心并不矛盾。

法家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他们似乎完全站在君主的立场看待问题，一切都是为了君主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法家自己都反对忠臣，怎么可能对君主如此忠心呢？说到底，还是不得已。其他学派不仅对君主发言，也在努力争取普通人。但是法家不相信道德，不相信教化，那他们的发言对象只能是帝王。既然如此，写文章当然要站在君主的角度：这样对大王您有利，那样对大王您不利，听我的没错。

但是他们私下里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们可能会猜想说，他们就是为了讨君主欢心，博取荣华富贵。其实也不尽然。法家跟纵横家不一样，并非彻头彻尾的投机主义者。无论是商鞅，还是韩非，都有自己的理想。那么法家的终极理想到底是什么呢？从《商君书》里，多少能看出一点端倪来。

《修权》认为：古代的三王治理天下，后来的五霸匡正诸侯，都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天下；而现在乱世的君臣都想从国家那里谋求自己的私利，所以国家才会危乱。这么来看，君王不应该把天下国家都看成自己的，要为天下而治天下。君主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法家的终极目标，还是要构建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社会。

这个社会的核心就是“一”。这个“一”倒不一定是统一天下。至少从《商君书》来看，他们对这件事并不怎么热心。它热心的“一”是“一致”，整个社会看起来都一个样子，又简单又稳定。

如此说起，法家心目中的乌托邦大致是这个样子的：这个乌托邦非常稳定，几乎没有犯罪行为，由于最轻微的罪过也会被严厉处罚，周围的人也会被连坐，所以官员不敢贪污，商人不敢投机，农民不敢偷窃；这里也没有精美的物品，没有悦耳的音乐，没有复杂的诗歌，没有一切可以称之为“文明”的东西；乌托邦里的居民不该太穷，但也不会拥有多少财富，他们应该多生产、少消费，剩余产品积累太多的话，就通过战争的方式消耗掉。人们都像机器人一样服从法令，他们只有最简单的生物本能，想吃好的，想多活几年，想被人尊敬。这些人不会思考，没有道德，人与人之间也没有情义，因为这些东西都会破坏乌托邦的稳定。

总之，它非常像一个井井有条的蚂蚁窝。

当然，乌托邦终究只是乌托邦，即便是秦国也达不到这么完美的标准。用纯正法家的眼光看，秦国还是管理得太浮皮潦草，不够细密深入，太多该法办的人都没法办。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法家会构建这么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对他们的诱惑力在哪里？是对整齐划一的强烈偏好，还是对操控他人的强烈快感？这令人很难理解，也无法分辨，或许只能把它归结为审美心理的千差万别。

最后再说说商鞅这个人。

商鞅的理论大致收录在《商君书》里，但是关于他具体的事迹，就大致只能依据司马迁的《商君列传》。他最主要的工作当然是变法，但是“商鞅变法”的具体内容，司马迁只写了聊聊几十字，读起来有些不得要领。不过司马迁在文末的“太史公曰”提到：商鞅是个天性刻薄的人，我读过商鞅的《开塞》《耕战》书，其中的描述跟他的所作所为差不多。这么推想起来，他的变法精神应该就是《商君书》里的那一套，只不过理论落到实践上，多半要打个大大的折扣。

《商君列传》里有个很著名的故事，就是商鞅政治上失败之后，新的秦王要去捉拿他。他逃跑到了外地，想要住旅店，店主人却不肯收留，说：“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鞅走投无路，就叹气道：“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这就有点像韩非子所说的“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法家想要打造整齐划一的社会，任何一只小麻雀都没法逃脱，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也有变成麻雀的一天。商鞅和旅店主人的这段对话未必真的发生过，但司马迁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多半有点恶意的喜悦：商鞅你求仁得仁又何怨呢？

不管怎么说，法家的大人物往往没有好下场，这倒是真的。不管是商鞅，还是韩非、李斯，最后都死于非命。这里也许有一定偶然性。但是，如果他们的乌托邦真的实现了，这些人本就不该活下来。道理也很简单，法家的乌托邦最讨厌人们独立思考，但他们自己偏偏一肚子宏大想法。那么，这个乌托邦一旦建成，他们凭什么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