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感觉自己像是在这间办公室待了好几年，实际上，她两个星期前才进入《觉醒报》工作。办公室是一间灰色的大屋子，里面摆满了各种办公桌、文件柜和文件夹，唯一的一扇窗户朝向菜市场的一条小道。她和一个叫玛丽安娜的年轻女人共事。玛丽安娜已经怀孕三个月了，她为人十分和善，效率也很高。每当谈论到报社或是她的孩子的前途时，她都怀有一种温柔的警觉性。玛丽安娜确信自己会生一个男孩，所以当她高喊出诸如“他（它）总有一天能家喻户晓”“他（它）有大好的前途”等乐观的论断时，吕茜尔总要思考一番她说的到底是《觉醒报》还是她那即将出生的孩子热罗姆。她们一起分拣剪报，根据不同的要求查找有关印度、青霉素或是加里·库珀[加里·库珀（Gary Cooper，1901-1961）：美国知名演员。]的资料，而当其他人使用完这些资料后，她们还需要把还回来的乱糟糟的文件重新整理归档。让吕茜尔分外恼火的是，这家报社里，人们的语气总是急迫又严肃，还总把“高效”这种险恶的概念挂在嘴边，让人耳朵都听出了茧子。入职一周后，她参加了一场编辑部的全体会议，或者说，一场嗡嗡乱嚷着那些被人嚼碎了的观点的蜜蜂大会，为了蛊惑人心，他们还邀请了底楼和档案室的蚂蚁们。短短两个钟头里，她呆滞地观看了一出浓缩版的《人间喜剧》。其间，谄媚、自负、严肃和平庸都迅速一一展现，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给热罗姆的这位对手提高发行量。只有三个人没有说蠢话：第一个人，一如既往在赌气；第二个人，是社长，一个被吓呆了的社长（她希望如此）；第三个人，散发着稍微聪明一些的气质。她就这次会议对安托万做了场史诗般的叙述，他听后大笑不止，说她太过夸张，把什么都看得过于悲观。此外，她还肉眼可见地消瘦了起来。她厌烦极了，中午连一个三明治都吃不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去单位的食堂并仓皇逃走后，她便习惯去附近的一家餐馆买三明治当午饭，边吃边看小说。到了六点半，有时是八点（“我的好吕茜尔，耽误你下班我也很心痛，可是你知道的，后天我们就要定稿了。”），她总是叫不到出租车，最后只好妥协去乘地铁，而且通常只能站着，因为她仍然厌恶为了一个座位去和他人争抢。她看着同一节车厢里的乘客那一张张疲惫、忧虑又惊慌的面孔，不由得义愤填膺。她更多是为他们而不是为自己感到义愤填膺，因为在她看来，这一切显然只是一场噩梦，她很快就会醒来。不过，在家里，安托万等着她，当他把她抱在怀中，她立刻便会重拾存在的感觉。

有一天，她实在受不了了，一点左右去了那家餐馆，点了杯鸡尾酒。这让侍者十分惊讶，因为她从来没在这里点过任何酒，而且那之后她又点了第二杯。她有一份材料要研读，可她翻阅了两分钟便打着哈欠合上了。报社的人告诉她，她可以就此材料写上两三行字，如果写得不错，这两三行字就有机会刊登出来。但这是不可能的，今天不可能写得出来。她待会儿也不可能回到那间灰色的办公室去，在那些扮演思想者和行动者的人面前扮演她那年轻职业女性的小角色。所有这些角色都很糟糕，或者至少可以说，这出戏本身就很糟糕。就算真如安托万所说，这是一出得体、有用的戏，那么，至少她扮演的这个角色是糟糕的，无论如何，这个角色不是为她而写的。安托万错了——现在，借助鸡尾酒强烈的启迪作用，她明白了这一点。酒精有时像个无情又精准的探照灯，譬如此时此刻，那些她为了说服自己仍然是幸福的而每天对自己说出的成百上千的小小谎言全被明明白白地揭露出来。她不幸福，这不公平。一阵强烈的自怜之情席卷而来。她点了第三杯酒，侍者温柔地问她有什么事不顺心。“一切。”她悲凉地答道。他提醒她，她这副模样已经持续好几天了，她最好还是点个三明治，而且今天最好把它吃下去，不然她最后会像他的表兄弟一样落下结核病——他这个表兄弟已经在山上疗养近半年了。正因如此，他才会注意到她几乎吃不下东西；正因如此，他才会担心她，担心这个仅仅是点头之交的吕茜尔；正因如此，才会有人关爱她。她突然感到眼里噙满了泪水。酒精虽能让人看清许多事情，却同样会使人多愁善感，她忘记了这一点。于是，她点了三明治，乖乖翻开了从安托万那里借来的书。那是福克纳的《野棕榈》[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创作的长篇小说。有夫之妇夏洛特因缘际会结识了实习医生哈里。二人突破世俗约束私奔，最终夏洛特因堕胎而死，哈里因非法动手术致人死亡被判五十年监禁。]，命运很快将她带向哈里的独白：

“……体面。有了它才有其他事物可言。好一段时间前我便意识到，正是无所事事催生了我们所有的美德，催生出那些广受欢迎的品质——善于沉思、情绪稳定、慵懒闲适、不打扰他人，以及良好的精神与肉体的消化能力，也就是将注意力集中于肉身欢愉的智慧：吃喝拉撒、滚床单、懒洋洋地晒太阳。这世上再没别的事物比这更好，再没别的事物能与之相比，我们只需生活在这被赋予的短暂时间内，呼吸，活下去，且知晓这一切。”

读到这儿，吕茜尔停了下来，合上书，向侍者付过钱后便离开了。她径直去了报社，对西雷尔说她不该再继续工作，还请他不要告诉安托万，却没有给出任何原因。她在他面前站得笔直、倔强，脸上还带着笑容，他则惊愕地看着她。说罢，她转身就走，叫了一辆出租车，去到旺多姆广场的一家珠宝店，把上个圣诞节夏尔买给她的珍珠项链以半价卖掉。并且，她又订购了一条用假珍珠仿制的项链，全然不顾售货小姐会意的笑容，径直走出门去。她去网球场美术馆看了半小时的印象派作品，又去电影院待了两个小时，回家后，她对安托万说她已经开始习惯《觉醒报》的工作。这样一来，他便不用担心她，她也能安宁一段时间。她终究宁愿对他撒谎也不愿对自己撒谎。

自那之后，她度过了美妙的两个星期。巴黎被归还给了她，同时归还给她的，还有她的懒散，以及经营这种懒散所需要的金钱。她过回了以前一直过的那种生活，只不过，是偷偷摸摸地过，当然，这种类似逃学的感觉倒是使得最简单的快乐也变得非比寻常。她在左岸一家餐厅的二楼发现了一处兼具酒吧和图书馆功能的好去处，便经常去那儿打发下午的时光，去那里看看书，或者和店里的常客说说话。那里都是些古怪又游手好闲的人，一大半都是酒鬼。这些人当中，有一个自称亲王的高贵老头有一天邀请她去丽兹酒店用午餐。她早上花了一个小时穿衣打扮，在夏尔送她的套裙里挑挑选选，想找出颜色最时髦的一套。她在丽兹的剑鱼餐厅吃了一顿虚幻而精致的午餐，对面是一个对她大撒其谎的男人。这个男人对她讲述的人生颇具托尔斯泰和马尔罗[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1976）：法国作家、评论家。]特色，她也对他撒谎——出于礼貌，也给他编造了一段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式的人生故事。于是，他是一位俄罗斯亲王兼历史学家，她则是位继承了大量遗产的美国女人，文化修养还比平常人略高。他们都太受爱戴、太富有了，桌边频繁闪过侍应生领班们忙碌的身影。这让他们想起普鲁斯特，而普鲁斯特，他可再熟悉不过了。他付了一笔无疑会给他下个月的预算造成巨大压力的账单，到了四点，他们离开餐厅，两人对彼此都十分满意。回到家，她给安托万讲了无数个在《觉醒报》工作的日常逸事，逗得他直笑；她越是爱他，越是幸福，越是想同他分享这份幸福，便越是要对他撒谎。当然，总有一天他会知道；总有一天，她提前打过招呼的玛丽安娜会在电话那头回答说她已经“出去”一个多月了。不过，这类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反倒给她的日子平添了一丝由不确定性勾起的趣味。她给安托万买领带、给安托万买艺术书籍、给安托万买唱片，她谈起预付款、稿费……什么借口都有。她变得很欢快，安托万也被她的欢快所感染。用一条项链的价钱，她换来了踏实的两个月，换来了两个月的懒散、奢侈和谎言，换来了两个月的幸福。

一事无成又千篇一律的日子，充实到近乎空虚的日子，不安到近乎平静的日子，心灵终于在这无边无际、茫无头绪、漫无目的的时间之海中游荡起来。她又找回了当初在巴黎索邦大学的青葱岁月，那时的她一贯蔑视学校的课程，现在，她又寻回了消失已久的那种非法的滋味。因为，夏尔留给她的自由时光显然和她从安托万那儿偷来的自由时光是没有可比性的。除了对他人、对未来，甚至时常对自己撒下漫长而温柔的谎言，青春期还能留下什么更好的回忆呢？她自欺欺人到了何种程度啊，竟就这样跑到势必成形的一场灾难面前，去迎接安托万被激起的愤怒，迎接安托万对她信任的丧失，迎接那最终一刻的到来——他们两人不得不一同承认，她永远无法和他一起过他所希望的那种正常的、平衡的、相对容易的生活。她很清楚，暂时隐瞒这场混乱并不意味着她决心解决它。她身上有一种极度坚定的东西，只不过，她还不知道那是对何种东西的坚定。事实上，她坚定地只做自己喜欢的事，而当人们爱上别人时，是很难承认这一点的。每天晚上，她都能得到安托万的热情、笑颜和身体，但她没有任何时刻觉得自己是在欺骗他。她无法想象办公室的生活，更无法想象没有他的生活。这两者的取舍对她而言似乎变得越来越随机。

天气冷极了，渐渐地，她又陷入了居家的生活。她和安托万一同起床，和他一起去楼下喝咖啡，有时甚至一路陪他到出版社，那之后，她便正式动身去干她那繁重的工作——其实，是折回他们的卧室。她脱下衣服，回到床上，一直睡到中午。下午，她读读书，听听唱片，抽很多烟，到了六点，她便重新整理床铺，除去她在上面待过的痕迹，然后去里尔街的那家小酒吧找安托万，或者做得更具施虐色彩一些，去皇家桥的酒吧，在那儿一直等到八点，再满脸疲惫地回到普瓦捷街。在这里，安托万会等着她，可怜她，拥抱她，她则蜷缩在这种温柔、怜悯和甜蜜之中，没有丝毫悔意。毕竟，她为了一个如此简单的男人不得不将生活弄得如此复杂，这确实值得怜悯。但凡说一句“我已经从《觉醒报》离职了”，她便不必再费心经营这出哑剧。但既然这出哑剧能让安托万放心，她不妨就继续演下去吧。有时，她简直觉得自己是个圣人。

因此，安托万发现真相的那天，她完全不知所措了。

“我今天下午给你打了三次电话。”他说。

他把雨衣扔在椅子上，没有亲吻她，只是站在她面前，一动也不动。她笑着说：

“我今天得外出两个多小时，玛丽安娜没跟你说吧。”

“说了，当然说了。你几点下班的？”

“应该有一小时了。”

“啊？”

这声“啊”让吕茜尔有些不安。她抬起头，可安托万没有看她。

“我在报社附近有一场约会，”他的语速很快，“打电话是为了告诉你我会去找你。你不在，所以我五点半直接去找你了，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她呆呆地重复道。

“他们已经三周没见到你了，他们没付过你一分钱。我……”

在这之前他的声音还算平静，可接下来，他突然提高了音量。他猛地扯下领带朝她扔去：

“这条新领带哪儿来的？那些唱片呢？你在哪儿吃的午饭？”

“好啦，好啦，”吕茜尔说，“别这么大声……你总不会以为我在街上拉客吧……别说得这么荒唐……”

安托万的耳光来得太突然，她呆立在原地，脸上甚至还维持了一秒钟那个试图使他放心的微笑。随后，她感觉到了脸颊上的热度，木讷地用手捂着脸。但此番孩子气的举动更加剧了安托万的怒火。他的愤怒是懒散温暾的人所特有的那种绵长而痛苦的愤怒，这种愤怒于施暴者而言比受害者更为痛苦。

“我不知道你究竟做了什么。我只知道你欺骗了我，不停撒谎，骗了我三个星期。我只知道这个。”

一片寂静。吕茜尔想着他的那一记耳光，觉得又生气又好笑，不知该如何回应。安托万的愤怒在她看来总是与现实情况不太相符。

“是夏尔。”安托万说。

她惊讶万分地瞧着他：

“夏尔？”

“就是夏尔。这些领带、唱片、毛衣，还有你的生活。”

她总算明白了。她有一瞬间想发笑，可她随即看到了安托万那张饱受折磨的苍白面庞，她突然极度害怕失去他。

“不是夏尔，”她迅速说道，“是福克纳。不、不，听我说，我会给你解释清楚的。钱，是那些珍珠。我把项链卖了。”

“你昨天还戴着。”

“那条是假的，你仔细瞧一眼就知道了。只需咬一下，你就……”

现在可不是建议安托万来咬她的假珍珠的好时机，她很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同样，现在也不该提到福克纳。她显然更善于撒谎而不是说真话。她的脸颊烧得滚烫。

“我没办法继续工作下去……”

“只上了两星期的班……”

“只上了两星期的班，是的。我去了多丽丝——旺多姆广场的那家珠宝店，把我的珍珠项链卖了，让他们仿制了一条。事情就是这样。”

“那你白天都在干吗？”

“散散步，或者待在这儿，和以前一样。”

他直勾勾地盯着她，看得她直想把目光移开。可人们向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眼神的回避是说谎的表现。于是她迫使自己也盯着安托万。他那道黄色的目光颜色暗淡了些，她不禁困惑地琢磨，是不是愤怒令他看起来更加动人。真是稀奇。

“为什么我要相信你？你已经连续骗了我三个星期。”

“因为我再没有别的什么能向你坦白。”她疲惫地说，然后转过身去。她用额头抵着窗户，目光无意识地落到了人行道上一只漫不经心地走着路的猫身上，那种漫不经心在这样的冷天里已经很罕见了。她用平静的声音继续说道：

“我告诉过你，我不适合……不适合做这样的事。这样下去我会死的，或者会变得很丑。我很不愉快，安托万。这是你唯一能够指责我的一点。”

“为什么你没告诉我？”

“你很高兴我能去工作，你很高兴我对‘生活’感兴趣，我假装一下也无妨。”

安托万躺倒在床上。他已经在无尽的绝望和嫉妒中度过了两个小时，愤怒的行为已然令他筋疲力尽。他相信她，他知道她说的是事实，而这个事实对他来说似乎既是抚慰，又是无边的苦涩。她是孤独的，且永远都将是孤独的，有一瞬间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更希望她当真背叛了自己。他用一种遥远的声音喊出她的名字：

“吕茜尔……你一点也不信任我吗？”

她朝他俯下身，过了一秒，她开始亲吻他的脸颊、他的额头、他的眼睛，她低声说爱他，只爱他，说他又疯狂又愚蠢又残酷。他任由她这样做着，甚至还挤出一丝笑容。他已经彻底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