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茜尔在阿尔玛广场等公交车，等得有些不耐烦起来。十一月的天气特别冷，雨水特别多，车站前的小亭子里挤满了怕冷的、脸色阴沉的，甚至略带攻击性的人。所以她宁愿待在外面，任由淋湿的头发一绺绺贴在脸上。而且，她刚来的时候忘了买票，直到六分钟后，她想到应该买票时，才发现一个女人正对着她恶意地冷笑。那一刻，她辛酸地想念起自己的车来，想念起雨点打在顶篷上的声音，想念起她行驶在湿漉漉的马路上时一个个小心翼翼的拐弯。她想，金钱唯一真实的魅力，在于它能让你避免这些：等待、神经紧张、其他人。她刚从夏乐宫的电影博物馆出来，是安托万建议她去的。见她成天无所事事，他有些生气，用一种近乎命令的口吻建议她去看帕布斯特[乔治·威廉·帕布斯特（Georg Wilhelm Pabst，1885-1967）：德国电影导演。]的一部代表作。他说的这部代表作确实称得上杰作，但她不得不在一群吵吵嚷嚷的大学生中间排了半个小时的队，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是安静地待在房间里看完一本令自己如此着迷的西默农[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1903-1989）：比利时作家，闻名于世的法语侦探小说家。]。此时已过六点半，她可能会比安托万还要晚回到家，也许这恰好能治好他那恼人的怪癖：非要让吕茜尔掺和外界的生活。他告诉她，她三年多来都过着上流社会那种热闹又躁动的生活，还建立了诸多人际关系，现在却闭门不出，什么事也不做，这是不正常、不健康的。她不能对他说，她现下已然发现，如果你已经习惯以特定的方式生活在某个城市，那么当你的口袋里只有公交车票和两百法郎时，这个城市哪怕是巴黎，也会变得相当可怕。这样说也许会侮辱到他，也许，也侮辱了她自己。因为她记得自己二十岁时，也曾这样生活过，三十岁的时候回过头来过这样的生活并不是她想要的。一辆公交车停了下来，排在前面的人纷纷被叫到号码，离她的号很远，剩下的没被叫到号的可怜人只能返回那个狭小肮脏的玻璃亭。一种受困的动物般的绝望占据了吕茜尔的头脑。再过半小时，如果运气不错，她能坐上那辆公交车，被它送到离安托万的住处三百米远的地方，然后在雨中走完这三百米，疲惫不堪、丑陋无比、蓬头垢面地回到一个同样疲惫不堪的男人身边。他也许会激动地询问她对帕布斯特的看法，她却更想对他讲一讲人群的嘈杂，讲一讲公交车，还有上班族遭受的魔鬼般的制度，而他则会感到失望。又一辆公交车驶过，没有停下来。突然间，她决定步行回家。一个老妇人走过她身旁，向自动售票机伸出手。吕茜尔冲动地把票递给她：

“来，您拿我的票吧，我走路回家。”

老妇人的眼神中满是怀疑，甚至带着些敌意。她可能想着，吕茜尔是看她年纪大了才好心把票让给她，或是天晓得的什么原因。现在的人变得疑心重重，他们的脑袋中塞满了烦恼、忧虑、愚蠢的电视节目、胡诌乱道的报纸，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乐善好施。吕茜尔几乎是在为自己辩护：

“我住得不远，快迟到了，而且现在雨也小了些，不是吗？”

这声“不是吗”几乎是恳求的语气，她一边回想着这个语气，一边抬头望天，目光带着一些恨意，因为雨下得更大了。同时，她又想：可是，这个女人的认可对我又有什么用呢？她不要这张票，或是把票丢掉，都与我无关。她是不是要再等上半小时，我也根本不在乎。她是如此惊慌失措：我这是怎么了？我就该像其他人那样，把票扔掉。我怎么会这么狂热地想要讨好别人？怎么会这么想和别人建立亲切的关系？怎么会晚上六点半在阿尔玛广场的公交站妄想所有人都喜欢我？亲切的关系、陌生人之间巨大的情感涌动，只会发生在酒桌上，在有钱人家中，在密闭的酒吧里，或是在一场革命当中。与此同时，她又无望地期待着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那个女人伸出手，接住了票。

“您真是心地善良。”她说。

老妇人对她微笑。吕茜尔犹豫地对她挤出一个微笑，然后走开了。她沿着河畔一直走到协和广场，然后过桥，走到里尔街去。她突然想起有一天晚上也走过这样的路线——遇到安托万的那个晚上。但那时是初春，她还不认识这个年轻人，他们在那个温和而孤独的夜里主动选择步行，不屑乘坐出租车。当然，那时不坐车的原因和今日完全不同。我不该一直抱怨，她想。他们今晚做什么呢？他们要去吕卡·索尔戴家吃晚饭，那是安托万的一个朋友，一个神经兮兮的、健谈的记者，对抽象事物很有兴趣。他很能让安托万开心，而要不是他有个十分落伍的妻子，每次都拉着吕茜尔从大减价聊到妇科病，没准吕茜尔也会觉得他让人开心。此外，这位喜欢“将就着对付”的妮科尔，做出来的菜实惠倒是实惠，只是无法下咽。“我更愿意去赫莱-普拉扎吃晚饭，”吕茜尔边走边嘀咕道，“我可以问酒保要杯带冰的代基里酒，点上一个汉堡、一份沙拉。没有什么黏稠的汤、污浊的炖肉、干瘪的奶酪、两三种水果等着我。看来，只有富人才有权吃得少一点……”她想象了一会儿这样的画面聊以慰藉：普拉扎的酒吧空着一半的座位，长长的酒吧尽头永远盛开着一簇簇唐菖蒲，侍应生领班和蔼可亲，她独自坐在一张桌旁，一边不慌不忙地读着报纸，一边看着穿着貂皮的美国女人来来往往。这个遐想将安托万排除在外，她的想象中没有安托万在场，意识到这一点后，她的心隐隐感到刺痛。可能，她太久没有独自吃顿饭了，但她此时感到很内疚。她跑到里尔街，跑上楼梯。安托万正躺在床上，手里拿着《世界报》——看来她注定要献身于读《世界报》的男人——他站起身来，她扑向他的怀抱。他身子热热的，有一股烟味。他身材高大，就那样躺在床上，她没有厌倦这具骨骼粗大的身体，这双明亮的眼睛，这双正在帮她拢开湿发的坚硬的手。他嘀咕着女人真是疯狂，竟会在雨里游荡之类的话。

之后，他终于还是问道：“怎么样呀，那部电影？”

“好看极了。”她说。

“承认吧，我让你去一趟是值得的。”

“确实是这样。”她回答。

她嘴里这样承认着，身子已经站到了浴室里，右手拿着一条毛巾，她突然发现镜子里的自己露出了一个古怪的小小微笑，以前从未见过。她站在那儿发了一会儿愣，然后把毛巾举到镜子上缓缓擦拭，仿佛要抹去一个不应该存在的同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