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述怀

季羡林谈人生  作者:季羡林

杜甫诗:“人生七十古来稀。”对旧社会来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到了今天,老百姓却创造了三句顺口溜:“七十小弟弟,八十多来兮,九十不稀奇。”这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符合实际情况。

但是,对我来说,却另有一番纠葛。我行年九十矣,是不是感到不稀奇呢?答案是:不是,又是。不是者,我没有感到不稀奇,而是感到稀奇,非常的稀奇。我曾在很多地方都说过,我在任何方面都是一个没有雄心壮志的人,我不会说大话,不敢说大话,在年龄方面也一样。我的第一本账只计划活四十岁到五十岁。因为我的父母都只活了四十多岁,遵照遗传的规律,遵照传统伦理道德,我不能也不应活得超过了父母。我又哪里知道,仿佛一转瞬间,我竟活过了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又进入了耄耋的境界,要向期颐进军了。这样一来,我能不感到稀奇吗?

但是,为什么又感到不稀奇呢?从目前的身体情况来看,除了眼睛和耳朵有点不算太大的问题和腿脚不太灵便外,自我感觉还是良好的,写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倚椅可待。待人接物,应对进退,还是“难得糊涂”的。这一切都同十年前,或者更长的时间以前,没有什么两样。李太白诗:“高堂明镜悲白发。”我不但发已全白(有人告诉我,又有黑发长出),而且秃了顶。这一切也都是事实,可惜我不是电影明星,一年照不了两次镜子,那一切我都不视不见。在潜意识中,自己还以为是“朝如青丝”哩。对我这样无知无识、麻木不仁的人,连上帝也没有办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能会不感到不稀奇呢?

但是,我自己又觉得,我这种精神状态之所以能够产生,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现行的退休制度,教授年龄是六十岁到七十岁。可是,就我个人而论,在学术研究上,我的冲刺起点是在八十岁以后。开了几十年的会,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次政治运动,做过不知道多少次自我检查,也不知道多少次对别人进行批判,最后又经历了十年浩劫,“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自己的一生就是这样白白地消磨过去了。如果不是造化小儿对我垂青,制止了我实行自己年龄计划的话,在我八十岁以前(这也算是高寿了)就“遽归道山”,我留给子孙后代的东西恐怕是不会多的。不多也不一定就是坏事。留下一些不痛不痒,灾祸梨枣的所谓著述,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恐怕就要“另案处理”了。

在从八十岁到九十岁这个十年内,在我冲刺开始以后,颇有一些值得纪念的甜蜜的回忆。在撰写我一生最长的一部长达八十万字的著作《糖史》的过程中,颇有一些情节值得回忆,值得玩味。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我每天跑一趟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无碍。燕园风光旖旎,四时景物不同。春天姹紫嫣红,夏天荷香盈塘,秋天红染霜叶,冬天六出蔽空。称之为人间仙境,也不为过。然而,在这两年中,我几乎天天都在这样瑰丽的风光中行走。可是我都视而不见,甚至不视不见。未名湖的涟漪,博雅塔的倒影,被外人视为奇观的胜景,也未能逃过我的漠然、懵然、无动于衷。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图书馆中的盈室满架的图书,鼻子里闻到的只有那里的书香。

《糖史》的写作完成以后,我又把阵地从大图书馆移到家中来。运筹于斗室之中,决战于几张桌子之上。我研究的对象变成了吐火罗文A方言的《弥勒会见记剧本》。这也不是一颗容易咬的核桃,非用上全力不行。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资料,而且多是国外的资料。没有办法,只有时不时地向海外求援。现在虽然号称为信息时代,可是我要的信息多是刁钻古怪的东西,一时难以搜寻,我只有耐着性子恭候。舞笔弄墨的朋友,大概都能体会到,当一篇文章正在进行写作时,忽然断了电,你心中真如火烧油浇,然而却毫无办法,只盼喜从天降了,只能听天由命了。此时燕园旖旎的风光,对于我似有似无,心里想到的,切盼的只有海外的来信。如此又熬了一年多,《弥勒会见记剧本》英译本终于在德国出版了。

两部著作完了以后,我平生大愿算是告一段落。痛定思痛,蓦地想到了,自己已是望九之年了。这样的岁数,古今中外的读书人能达到的只有极少数。我自己竟能置身其中,岂不大可喜哉!

我想停下来休息片刻,以利再战。这时就想到,我还有一个家。在一般人心目中,家是停泊休息的最好的港湾。我的家怎样呢?直白地说,我的家就我一个孤家寡人,我就是家,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这样一来,我应该感觉很孤独了吧。然而并不。我的家庭“成员”实际上并不止我一个“人”。我还有四只极为活泼可爱的,一转眼就偷吃东西的,从我家乡山东临清带来的白色波斯猫,眼睛一黄一蓝。它们一点礼节都没有,一点规矩都不懂,时不时地爬上我的脖子,为所欲为,大胆放肆。有一只还专在我的裤腿上撒尿。这一切我不但不介意,而且顾而乐之,让猫们的自由主义恶性发展。

我的家庭“成员”还不止这样多,我还养了两只山大小校友张衡送给我的乌龟。乌龟这玩意儿,现在名声不算太好,但在古代却是长寿的象征。有些人的名字中也使用“龟”字,唐代就有李龟年、陆龟蒙等等。龟们的智商大概低于猫们,它们决不会从水中爬出来爬上我的肩头。但是,龟们也自有龟之乐,当我向它喂食时,它们伸出了脖子,一口吞下一粒,它们显然是愉快的。可惜我遇不到惠施,他决不会同我争辩,我何以知道龟之乐。

我的家庭“成员”还没有到此为止,我还饲养了五只大甲鱼。甲鱼,在一般老百姓嘴里叫“王八”,是一个十分不光彩的名称,人们讳言之。然而我却堂而皇之地养在大瓷缸内,一视同仁,毫无歧视之心。是不是我神经出了毛病?用不着请医生去检查,我神经十分正常。我认为,甲鱼同其他动物一样有生存的权利。称之为王八,是人类对它的诬蔑,是向它头上泼脏水。可惜甲鱼无知,不会到世界最高法庭上去状告人类,还要要求赔偿名誉费若干美元,而且要登报声明。我个人觉得,人类在新世纪,新千年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处理好与大自然的关系。恩格斯已经警告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事实,日益证明了恩格斯警告之正确与准确。在新世纪中,人类首先必须改恶向善,改掉乱吃其他动物的恶习。人类必须遵守宋代大儒张载的话:“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把甲鱼也看成是自己的伙伴,把大自然看成是自己的朋友,而不是征服的对象。这样一来,人类庶几能有美妙光辉的前途。至于对我自己,也许有人认为我是《世说新语》中的人物,放诞不经。如果真正有的话,那就,那就——由它去吧。

再继续谈我的家和我自己。

我在“十年浩劫”中,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位倒行逆施的“老佛爷”,被打倒在地,被戴上了无数顶莫须有的帽子,天天被打、被骂。最初也只觉得滑稽可笑。但“谎言说上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最后连我自己都怀疑起来了:“此身合是坏人未?泪眼迷离问苍天。”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坏,但在许多人眼中,我已经成了一个“不可接触者”。

然而,世事多变,人间正道。不知道是怎么一来,我竟转身一变成了一个“极可接触者”。我常以知了自比。知了的幼虫最初藏在地下,黄昏时爬上树干,天一明就脱掉了旧壳,长出了翅膀,长鸣高枝,成了极富诗意的虫类,引得诗人“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了。我现在就是一只长鸣高枝的蝉,名声四被,头上的桂冠比“文革”中头上戴的高帽子还要高出很多,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脸红。其实我自己深知,我并没有那么好。然而,我这样发自肺腑的话,别人是不会相信的。这样一来,我虽孤家寡人,其实家里每天都是热闹非凡。有一位多年的老同事,天天到我家里来“打工”,处理我的杂务,照顾我的生活,最重要的事情是给我读报、读信,因为我眼睛不好。还有,就是同不断打电话来或者亲自登门来的自称是我的“崇拜者”的人们打交道。学校领导因为觉得我年纪已大,不能再招待那么多的来访者,在我门上贴出了通告,想制约一下来访者的袭来,但用处不大,许多客人都视而不见,照样敲门不误。有少数人竟在门外荷塘边上等上几个钟头。除了来访者打电话者外,还有扛着沉重的录像机而来的电视台的导演和记者,以及每天都收到的数量颇大的信件和刊物。有一些年轻的大中学生,把我看成了有求必应的土地爷,或者能预言先知的季铁嘴,向我请求这请求那,向我倾诉对自己父母都不肯透露的心中的苦闷。这些都要我那位“打工”的老同事来处理,我那位打工者此时就成了拦驾大使。想尽花样,费尽唇舌,说服那些想来采访,想来拍电视的好心和热心又诚心的朋友,请他们少安毋躁。这是极为繁重而困难的工作,我能深切体会。其忙碌困难的情况,我是能理解的。

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结交了不少新朋友。他们都是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诗人、作家、教授。我们彼此之间,除了真挚的感情和友谊之外,绝无所求于对方。我是相信缘分的,“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缘分是说不明道不白的东西,但又确实存在。我相信,我同朋友之间就是有缘分的。我们一见如故,无话不谈。没见面时,总惦记着见面的时间;既见面则如鱼得水,心旷神怡;分手后又是朝思暮想,忆念难忘。对我来说,他们不是亲属,胜似亲属。有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得到的却不只是一个知己,而是一群知己。有人说我活得非常滋润。此情此景,岂是“滋润”二字可以了得!

我是一个呆板保守的人,秉性固执。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我决不改变。一身卡其布的中山装,国内外不变,季节变化不变,别人认为是老顽固,我则自称是“博物馆的人物”,以示“抵抗”,后发制人。生活习惯也决不改变。四五十年来养成了早起的习惯,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前后差不了五分钟。古人说“黎明即起”,对我来说,这话夏天是适合的;冬天则是在黎明之前几个小时,我就起来了。我五点吃早点,可以说是先天下之早点而早点。吃完立即工作。我的工作主要是爬格子。几十年来,我已经爬出了上千万的字。这些东西都值得爬吗?我认为是值得的。我爬出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精金粹玉,都是甘露醍醐,吃了能让人升天成仙,但是其中绝没有毒药,绝没有假冒伪劣,读了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类、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总之一句话,能让人在精神境界中有所收益。我常常自己警告说: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绝不是为了吃饭。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决不能白白把生命浪费掉。如果我有一天工作没有什么收获,晚上躺在床上就疚愧难安,认为是慢性自杀。爬格子有没有名利思想呢?坦白地说,过去是有的。可是到了今天名利对我都没有什么用处了,我之所以仍然爬,是出于惯性,其他冠冕堂皇的话,我说不出。“爬格不知老已至,名利于我如浮云”,或可能道出我现在的心情。

你想到过死没有呢?我仿佛听到有人在问。好,这话正问到节骨眼上。是的,我想到过死,过去也曾想到死,现在想得更多而已。在“十年浩劫”中,在1967年,一个千钧一发般的小插曲使我避免了走上“自绝于人民的”道路。从那以后,我认为,我已经死过一次,多活一天,都是赚的,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我真赚了个满堂满贯,真成为一个特殊的大富翁了。但人总是要死的,在这方面,谁也没有特权,没有豁免权。虽然常言道:“黄泉路上无老少”;但是老年人毕竟有优先权。燕园是一个出老寿星的宝地。我虽年届九旬,但按照年龄顺序排队,我仍落在十几名之后。我曾私自发下宏愿大誓:在向八宝山的攀登中,我一定按照年龄顺序鱼贯而登,决不抢班夺权,硬去加塞。至于事实究竟如何,那就请听下回分解了。

既然已经死过一次,多少年来,我总以为自己已经参悟了人生。我常拿陶渊明的四句诗当作座右铭:“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现在才逐渐发现,我自己并没能完全做到。常常想到死,就是一个证明,我有时幻想,自己为什么不能像朋友送给我摆在桌上的奇石那样,自己没有生命,但也绝不会有死呢?我有时候也幻想:能不能让造物主勒住时间前进的步伐,让太阳和月亮永远明亮,地球上一切生物都停住不动,不老呢?哪怕是停上十年八年呢?大家千万不要误会,认为我怕死怕得要命。绝不是那样。我早就认识到,永远变动,永不停息,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要求不变是荒唐的。万物方生方死,是至理名言。江文通《恨赋》中说:“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那是没有见地的庸人之举,我虽庸陋,水平还不会那样低。即使我做不到热烈欢迎大限之来临,我也决不会饮恨吞声。

但是,人类是心中充满了矛盾的动物,其他动物没有思想,也就不会有这样多的矛盾。我忝列人类的一分子,心里面的矛盾总是免不了的。我现在是一方面眷恋人生,一方面却又觉得,自己活得实在太辛苦了,我想休息一下了。我向往庄子的话:“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就要自杀。自杀那玩意儿我决不会再干了。在别人眼中,我现在活得真是非常非常惬意了。不虞之誉,纷至沓来;求全之毁,几乎绝迹。我所到之处,见到的只有笑脸,感到的只有温暖。时时如坐春风,处处如沐春雨,人生至此,实在是真应该满足了。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完全这样惬意。古人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这话对我现在来说也是适用的。我时不时地总会碰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让自己的心情半天难以平静。即使在春风得意中,我也有自己的苦恼。我明明是一头瘦骨嶙峋的老牛,却有时被认成是日产鲜奶千磅的硕大的肥牛。已经挤出了奶水五百磅,还求索不止,认为我打了埋伏。其中情味,实难向外人道也。这逼得我不能不想到休息。

我现在不时想到,自己活得太长了,快到一个世纪了。90年前,山东临清县一个既穷又小的官庄出生了一个野小子,竟走出了官庄,走出了临清,走到了济南,走到了北京,走到了德国;后来又走遍了几个大洲,几十个国家。如果把我的足迹画成一条长线的话,这条长线能绕地球几周。我看过埃及的金字塔,看过两河流域的古文化遗址,看过印度的泰姬陵,看过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以及国内外的许多名山大川。我曾住过总统府之类的豪华宾馆,会见过许多总统、总理一级的人物,在流俗人的眼中,真可谓极风光之能事了。然而,我走过的漫长的道路并不总是铺着玫瑰花的,有时也荆棘丛生。我经过山重水复,也经过柳暗花明;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我曾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没有被接纳,终于曲曲折折、颠颠簸簸、坎坎坷坷、磕磕碰碰,走到了今天。现在就坐在燕园朗润园中一个玻璃窗下,写着《九十述怀》。窗外已是寒冬。荷塘里在夏天接天映日的荷花,只剩下干枯的残叶在寒风中摇曳。玉兰花也只留下光秃秃的枝干在那里苦撑。但是,我知道,我仿佛看到荷花蜷曲在冰下淤泥里做着春天的梦,玉兰花则在枝头梦着“春意闹”。它们都在活着,只是暂时地休息,养精蓄锐,好在明年新世纪,新千年中开出更多更艳丽的花朵。

我自己当然也在活着。可是我活得太久了,活得太累了。歌德暮年在一首著名的小诗中想到休息。我也真想休息一下了。但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就像鲁迅笔下的那一位“过客”那样,我的任务就是向前走、向前走。前方是什么地方呢?老翁看到的是坟墓,小女孩看到的是野百合花。我写《八十述怀》时,看到的是野百合花多于坟墓,今天则倒了一个个儿,坟墓多而野百合花少了。不管怎样,反正我是非走上前去不行的,不管是坟墓,还是野百合花,都不能阻挡我的步伐。冯友兰先生的“何止于米”,我已经越过了“米”的阶段。下一步就是“相期以茶”了。我觉得,我目前的选择只有眼前这一条路,这一条路并不遥远。等到我十年后再写《百岁述怀》的时候,那就离“茶”不远了。

---2000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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