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赛死后三十四年，已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盛世。“高凉桥畔春如许，赢得儿童走马看”的新朝孩童已经长大，正从盛年的巅峰上缓缓滑落。他们中竟有人对已被成功掩埋的前朝历史产生了兴趣。这一年，孔尚任完成了《桃花扇》传奇，写晚明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

其实侯李爱情故事的历史底本《李姬传》（侯方域撰）只写到明亡以前，但孔尚任虚构了侯李经历明亡、出逃、相遇、入道的情节，其灵感正自梅村与卞赛的故事中挪来。当侯方域和李香君逃出战乱，终于相见，将成眷属，一个老道士劈头质问“当此地覆天翻，还恋情根欲种，岂不可笑”[[清]孔尚任著，[清]云亭山人评点，李保民点校：《桃花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70页。]。侯方域想要辩解，老道士怒斥：“阿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桃花扇》，第170页。]侯李二人如梦初醒，就好像游魂被点破已死，原先的劲头忽然涣散，堕入一片虚空。此时孔尚任安排玉京道人出场，接引李香君入道。

我读《桃花扇》传奇时，对孔尚任的直觉十分惊叹，认为他破除戏剧常有的大团圆结局，让侯李二人最终弃情，并非是暴力地将家国价值置于情爱之上，而是窥见了易代历史中的一类现象。“堪叹您儿女娇，不管那桑海变。……那知道姻缘簿久已勾销”[《桃花扇》，第170页。]。个体开放其心灵最柔弱之处，才能使一段爱情蔓生，但身际剧变的时代，经历死生一线，最柔弱变成了最不堪。幸存者发现，哪怕最初阻挡爱情的障碍消除了，爱却停留在了过去，无法再往前走。

现实中，吴梅村与卞赛的情感牵羁更为复杂。相比于《桃花扇》传奇，决定吴卞情感的关键并不是外在的变乱，而是心境的变化与个人选择。他们幸运地存活、重见、听琴、详谈、道别，却丝毫没有扭转分离的结果。《桃花扇》传奇的爱情叙事向外指涉，成就了“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巨著；梅村对卞赛的多次书写却向内指涉，呈现着人类心灵的复杂运转。我被梅村的心灵吸引，注意骄矜、嫉恨、愧悔如何参与爱的运作，最终竟将一段轻薄的冶游之情发展得如此深艳，如秋日落霜之后灿如锦绣的乌桕树林。

黑暗的时代中也有光明俊伟的灵魂，但更多人无法活得坦荡。在愧悔的尽头，生命还能否前行，意义还能否重新生发？在吴梅村身上，愧悔开掘了他对自我心灵理解的深度，增强了他搁置自己，去理解他人故事的谦逊。当吴梅村将他的心灵层次越挖越深，我们在那不堪的处境中却看不到任何畸异的东西，看到的只是每一个平凡的人都曾经历的软弱、迟疑、恐惧、惊惶。

时代洪流吞噬着个人生活，毁灭着个人德性。诗人的幸运在于，一切体验无不能转换成文学创造。在黑暗时刻，诗人却往往对生命和爱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在痛苦中扩大的心量拓开了笔下的天地，意义的生发得以继续。

吴梅村临终仍不能原谅自己，留下遗言：“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吴梅村先生行状》，《吴梅村全集》，第1406页。]但人们不再计较他的过失。清代史学家赵翼出面原谅他的出仕：“梅村当国亡时，已退闲林下，其仕于我朝也，因荐而起，既不同于降表佥名；而自恨濡忍不死，跼天蹐地之意，没身不忘，则心与迹尚皆可谅。”[《吴梅村诗》，[清]赵翼著，江守义等校注：《瓯北诗话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63页。]诗人陈文述出面原谅他的负情：“读到琴河感旧诗，多情薄幸何从说。”[[清]陈文述《锦树林访玉京道人墓》，龚斌、范少琳编：《秦淮文学志》，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1219页。]

两百多年后，清朝也灭亡了。清末易代中的人们再次想起吴梅村与卞赛的爱情故事。《神州日报》《南社》《锡报》上都有寻访玉京道人墓的文章、咏叹玉京道人故事的诗歌，甚至有两部以玉京道人为主角的戏曲上演。她的一幅三十岁自画肖像、一枚印章流传人间，获得很多咏歌。

晚清状元张謇独具只眼，看出吴卞爱情故事的主角并不是缄默的卞赛，而是在二十五年内不断回忆、书写的吴梅村。张謇持着卞玉京小像，写了一个转折性的瞬间：吴卞爱情是在那一刻无可挽回地消亡的。

却将万恨付灵飞，

故国烽烟事事非。

愁绝听琴吴祭酒，

黄冠无地乞身归。[《卞玉京小像》，张謇著，徐乃为校点：《张謇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2页。]

当卞赛穿着道袍，带着柔柔从琴河出发找寻梅村别墅，她的琴声铺开一场故国烽烟的宏大叙事。人们听到、联想到无数在易代中死去的人，体会过去已永远逝去。梅村被隔离在演奏者和听众的距离之外，忽然意识到自己连着黄冠入道的自由都不拥有。他四顾苍茫，在自己的家中感到了无家可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