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改变了文人看待女性的眼光。国家没有了，政治前途也不可求，人生的价值要重新寻找。到这时，吴梅村才能将女性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关注她的遭遇，共情她的内心，意识到命运的共通。

严歌苓在她的小说《陆犯焉识》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富家子弟、留美博士陆焉识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风潮中被打成“反革命”，直到二十年后才被释放。年轻时他是个花花公子，并不在意妻子冯婉喻，反倒是在大西北的草漠上劳改时，才开始产生对妻子的爱。二十年间，这迟来的爱情厉害到让陆焉识在生死间随意掉头。爱变成了粮食，别人都饿死、病死，他能活下来；爱变成了召唤，他不甘心只是活着，翻上一匹骏马，冒死越狱；爱还成全了牺牲，他最后放弃与妻子相认，转头又走回监狱。

活下去为什么？

不跑为什么要活下去？

我祖父就是在这个夜晚开始设计他的逃亡计划的。

要是他跑到婉喻面前，跟她说，我和你发生了一场误会……也许我跟自己发生了一场误会；我爱的，却认为不爱。一代代的小说家戏剧家苦苦地写了那么多，就是让我们人能了解自己，而我们人还是这么不了解自己。一定要倾国倾城，一定要来一场灭顶之灾，一场无期流放才能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曾经是爱的。[严歌苓著：《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89页。]

当他们在暮年重逢，冯婉喻已经失忆，陆焉识不再有机会弥补。年轻时的薄情、中年时的歉疚化为强烈的爱恋。这样的歉悔之爱带有悖论性：一方面，陆焉识对冯婉喻的辜负主要归罪于时代，如果不是被流放到西北二十年，他不会错过冯婉喻为他等待的半生；另一方面，他对冯婉喻的爱也要归功于时代，如果没有“反右”和“文革”，陆焉识就还是那个花花公子，不理解自己，也不理解爱。

当他明白爱，这条路却已是“远路应悲春晼晚”（李商隐《春雨》），一辈子都走不完。在《陆犯焉识》的结尾，一本虚构的回忆录中记载了冯婉喻弥留之时，这对老伉俪间隽永的情话：

妻子悄悄问：“他回来了吗？”

丈夫于是明白了，她打听的是她一直在等的那个人，虽然她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叫陆焉识。

“回来了。”丈夫悄悄地回答她。

“还来得及吗？”妻子又问。

“来得及的。他已经在路上了。”

“哦。路很远的。”[《陆犯焉识》，第399页。]

为什么这样的故事尤其打动中国读者？也许是因为中国人经历过太多次时代洪流对个人生活的吞噬。在每个时代，当人们意识到又在被难以预测的浪潮托起，就会想回头去看那些变革时代的小人物的故事。

本书最后一个故事即写给这样的小人物，以免我们在英雄的光辉之下失去对自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