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原先附着的意义都不存在了，生命产生了一种没有外在负累的轻盈感。同时内在就变成了没有内容的空洞感。

在海上漂了七十天后，文天祥再次踏上国土。张弘范提醒他亡国已成了事实，历史将被下一个朝代的史官书写，那些汗青上将不会记载他自杀殉国的义举。文天祥说：我只对我的心负责，无所谓历史书怎么写[《因成一诗》：“张元帅谓予：‘国已亡矣，杀身以忠，谁复书之？’予谓：‘商非不亡，夷、齐自不食周粟。人臣自尽其心，岂论书与不书。’张为改容。”见《文天祥全集》，第720页。]。元军遂将他带回元大都去见忽必烈。

他们于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从广东出发，经过今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当年十月到达元大都。元人对文天祥很客气。他一路由七位原先的仆人照顾[《临江军》：“从者七人，或逃或死或逐，今仅存一人曰刘荣。”见《文天祥全集》，第732页。]，沿途也可以拜访朋友。文天祥有时让仆人带着他的书信、手稿离开，将它们交付到亲友手中[《临江军》：“予始至南安，即绝粒为《告祖祢文》《别诸友诗》，遣孙礼取黄金市登岸驰归，约六月二日复命于吉城下。”见《文天祥全集》，第731页。]。《指南录》就是这样交到弟弟文璧手中，并得以刊刻的。

我很喜欢北行路上的这些诗。这些诗不再宣讲道德大义，变得更私人化、具有情绪的流动性。心理历程如此：一开始他默默计划在到达江西庐陵时自杀，便将庐陵之前的行程视为在人间最后的闲游。诗歌中充满了对这美妙山河再看最后一眼的赏眷。但他没有死成。那正是夏水暴涨的时节，水盛风驰，还没等他饿死，船就穿过了庐陵。绝食八日之后，船离家乡越来越远，他放弃了自杀[《临江军》：“私念死庐陵不失为首丘，今使命不达，委身荒江，谁知之者？盍少须臾以就义乎，复饮食如初。”见《文天祥全集》，第731页。]。在金陵渡过长江，进入淮南、淮北之后，诗歌中死亡的主题搁置了，一种新奇感摇曳而生。几个月里，他渡过南宋时作为宋金边界的淮河，又渡过北宋时作为宋辽边界的白沟河。因为亡国，他反而踏上了不曾收回的故地。那也是每一个儒生的精神故乡。他看到了典籍里的中原，传说中的太行王屋，周公、孔子的故地[《远游》，《文天祥全集》，第764页。]。

我想这样的经历带给了他巨大的冲击：一方面，“故国”的概念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唐、宋两朝虽已覆亡，山川与文化却并没有随之消失。另一方面，“子民”的概念也变得不那么清晰了。战争造成的无人区中，来自北方的汉族戍卒、客商、农夫正在向南迁移，建立定居点。这算是元人的生活还是宋人的生活呢？在一个宋代士大夫的想象中，君王、国家、版图、文化、人民，都是绑定而俱存亡的。“亡国”意味着一切毁灭。文天祥真正经历了亡国，却发现原来的绑定松动了。草木与农夫已经弃宋而去。禾黍青青，开始了新的生活。于是他不但被置于故国的焦土上，也被扔在了意义的荒野上。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他忽然间理解了这句汉代古诗。原属南宋边界之外的中原大地正是这些汉诗的发源地。南迁之后，这样的诗句就失去了土壤。在中原，南方人文天祥才感到世界的平旷无涯：“中原似沧海，万顷与云连”（《发陵州》），人生的渺小和徒劳：“我行天地中，如蚁磨上旋”（《发陵州》）。从此之后，他的诗中“宇宙”一词多了起来。他开始思考，在这样广大的宇宙之中，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献州道中》：“兹游冠平生，天宇更宏大。心与太虚际，目空九围内。……反身以自观，须弥纳一芥。以此处死生，超然万形外。”见《文天祥全集》，第775页。]。他也使用逻辑思辨和举例实证，但二者都未产生新的认识。在他身上有效的是一种涌现。当心理过程与现实行迹恰好重合时，一些细微的情绪被感知攫取，一些领悟产生了。

读这些诗，我眼前出现的是一支在荒草中慢慢跋涉的队伍。白日当空，队伍拉得很长，元人和宋人都不说话。文天祥一人默默坐在马背上，垂着头，随着马背和荒草上的风颠簸。这样的印象来源于他北行诗歌中常见的如梦如幻之感。他似乎常常在发问“我所经历的这些是真实的吗”：

北行近千里，迷复忘西东。

行行至南华，忽忽如梦中。

佛化知几尘，患乃与我同。

有形终归灭，不灭惟真空。

笑看曹溪水，门前坐松风。[《南华山》，《文天祥全集》，第726页。]

这年五月十八日，经过三个月的北行，文天祥到达广东韶关的曹溪，落脚南华寺。南华寺建于梁朝，是禅宗六祖惠能的道场。

他被迫行路，既不想到达，也不想逃走，无所谓往东往西。“迷复忘西东”的感觉，司马迁和杜甫都写过。司马迁遭受了宫刑，自述“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报任少卿书》），失魂落魄，坐在家里好像丢了东西，走出家门又忘了要去哪里；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滞留长安，心痛于都城的破碎，脚虽然还在走，却昏头昏脑走反了方向：“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哀江头》）巨大的痛苦耗去了人大部分的能量，使最基本的功能都难以维持。这是心碎的人看起来好像行尸走肉的原因。

“行行至南华，忽忽如梦中。”“行行”是走了又走。在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上，每走一步，离故乡就更远一点，例如“行行重行行”（《古诗十九首》）。“忽忽”是精神恍惚，分不清是梦是醒，例如“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南华与梦的联系使人想起庄生梦蝶。《庄子》又叫《南华经》。其中提到，既然庄子能梦见蝴蝶，蝴蝶就也能梦见庄子，所以庄子可能并不存在，生命可能只是一场大梦。文天祥的冲突是：如厓山所见惨剧为真，在已崩裂的天地之中，又怎会有静谧的古寺、松风、流水保留下来？

他从惠能的遭遇中找到了解释。惠能圆寂后，遗体密闭在龛中一年，又经敷泥、夹纻、涂漆等工艺，制成肉身菩萨，已在南华寺中供奉了近六百年。在文天祥一行到达之前，乱兵已将其肉身捅破，探视内脏中是否藏有财宝[《南华山》：“六祖禅师真身，盖数百年矣，为乱兵刲其心肝，乃知有患难，虽佛不能免，况人乎！”见《文天祥全集》，第726页。]。这在宋末算不上什么。几年之后，元僧杨琏真迦发南宋诸皇帝、皇后陵寝及公侯卿相坟墓共一百零一所[“凡发冢一百有一所，戕人命四……”见[明]宋濂撰：《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62页。]。残骸遍地。理宗的尸体倒挂树上，沥出昂贵的水银。颅骨也被做成酒器，携往草原。文天祥忽然意识到，“成空”不但是自己和南宋的结局，甚至是宇宙普遍的结局。

“佛化知几尘，患乃与我同。”这样的同情一产生，注意力便从自身的痛苦中解放出来，有了思考和感受的余裕。思考的结果是一个认识：“有形终归灭，不灭惟真空。”感受的结果是曹溪当日的水声风色尽入其胸臆。他在厓山之后第一次重新感到快乐：“笑看曹溪水，门前坐松风。”这即是渊明诗“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中的自然之乐。自然无情无思而又生生不息，永远将王朝和个人的痕迹拂去，无论辉煌或耻辱。从首联沉沉之“迷”到末联炯炯之“看”，这首诗拥有丰富的情绪次第，重现了一个从失魂落魄中忽然醒来的瞬间——生命力量重新灌注进木僵心灵的瞬间。

从南华寺离开，他仍不停地写到梦，好像梦里才是真实的，现实反倒是虚假的。大部分诗都写得很淡。有时他单纯写眼前的旅途，诗中就充满了新鲜和好奇；有时他忽然想到过去，诗中就有了颠倒梦想的荒诞。读者注意到这种迷离而轻盈的质感。明代吴宽问道：“夫古人死国，多出于一时之慷慨。公何独迤逦于途，宿留于馆，日独赋诗，不即就死”？[《小清口》集评，[宋]文天祥撰，刘文源校笺：《文天祥诗集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978页。]“迤逦于途”说得好。“迤逦”指歌声或者鸟鸣的悠扬圆转，也指路途的曲折连绵。贺铸写过“迤逦黄昏”（《更漏子·芳草斜曛》），说的是黄昏里幽微变化的光线、曲折流转的心情，带有闲赏的趣味。

说文天祥“迤逦于途”倒是实情。他自己写道：“乾坤醒醉里，身世有无间。客路真希绝，浮生半日闲。”（《竹间》）但吴宽不理解，文天祥在亡国的处境下，怎么还有如此闲情？古人觉得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有损他的英雄形象。

心灵并不根据意识到的主题进行工作，尤其是社会着重要求的主题。遭受巨大冲击时，得体的悲痛并不随时就位，心灵却常被外界的细节吸引。这不少见，但并不容易理解。加缪《局外人》中的默尔索，绞尽脑汁也无法搜刮出对母亲去世的悲痛，但他的感官却被满天的星斗、夜的气味、土地的气味、海盐的气味唤醒；我的朋友说，他父亲去世时，他的注意力却被一只落在门锁上、轻轻扇动翅膀的蝴蝶吸引，并在很多年里都觉得那是个充满灵光的瞬间；我外公去世时，我站在病房门口，忽然注意到窗外的香樟树上有一只鸟叫得格外婉转，香樟树叶上闪着光。当时我也困惑，在这样的时候注意到这些，会不会不太合适。

这些也算是“迤逦”吧，但文天祥的迤逦另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创痛过于巨大，在半梦半醒的解离状态，心灵自然地转向那些不痛苦的事物，增加了对它们的敏感；二是他处于完全的被动中，随目所接、随境所遇的随机事物反而毫无阻碍地扑入胸臆。因此，宋末元初大地上一些幽微的细节得以被记录下来。

他注意到在原南宋边境稍北的淮安已成了连绵的草场，像一片绿色的琉璃海：

烟火无一家，荒草青漫漫。

恍如泛沧海，身坐玻璃盘。[《发淮安》，《文天祥全集》，第752页。]

在南方人从未见过的平旷天地中，天幕垂于四野。溪流那边的野草中，野鸡被胡马的脚步惊起：

漠漠地千里，垂垂天四围。

隔溪胡骑过，傍草野鸡飞。[《桃源道中》，《文天祥全集》，第753页。]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当北方的军士向南移驻，他们的家小也被迫随军南下，在江南的土地上开始劬劳的耕种：

时时逢北人，什伍扶征鞍。

云我戍江南，当军身属官。[《发淮安》，《文天祥全集》，第752页。]

人们正在适应新的交通方式。彼此看起来，都有点怪异，又有点新奇。

南人乍骑马，北客半乘船。[《发崖镇》，《文天祥全集》，第755页。]

多少飞樯过，噫吁是北船。[《发东阿》，《文天祥全集》，第772—773页。]

连骆驼也离开了沙漠故乡。它们在夕阳芳草间南行，随着气温的升高，在风中大团飘散着绒毛：

北来鸿雁密，南去骆驼轻。

芳草中原路，斜阳故国情。[《小清口》，《文天祥全集》，第753页。]

当沙尘暴刮起，他用衣袖掩面，却发现衣服上沾满了颗颗离乡的苍耳，不知道已随他走了多久：

万里中原役，北风天正凉。

黄沙漫道路，苍耳满衣裳。[《崔镇驿》，《文天祥全集》，第754页。]

这些诗中的美感是怎么回事？我想，它来源于两种诗歌传统的结合：一是南宋诗人范成大短诗的平易；二是汉代诗歌的素朴。

范成大中年时曾使金，言辞慷慨，几欲死节，为宋金两国士人所重[《范成大传》，《宋史》，第11868页。]，途中作“使金绝句七十二首”，其中也有渡过淮河、滹沱河、白沟河的记载，但这些诗比文天祥的北行诗更重学问和议论。反倒是他晚年所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对文天祥更有影响。这些诗写江南农村的人与生活，清新而通俗。在漫长时日的凝视中，平常事物转化为有趣的风景：“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夏日田园杂兴十二绝·其一》）这组田园诗在宋末影响甚大、仿者甚多，但江南农村的微末之物被反复摹写，难免境界狭小的弊病。文天祥在北行之中，写沿途风物，用的就是这种生活化的语言，只是他所写的对象变化了。

汉诗的素朴，既因为当时汉语还未发展出复杂的修辞，也因为汉人写诗着眼大处、不求尖新。在那个印本尚未产生、抄本都甚稀少的时代，也许过于个人化的诗歌也难以保存下来。今天看来，宋诗常写某个个体、某处角落；汉诗常写整个天地、普遍的人类生活。如“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车驾言迈》），不写明何时、何地、何事、何人，却予人永恒的行旅之悲。

文天祥的北行是在羁押之中。他与社会隔绝，不能停下来观察和探索，沿途所获只是模糊的印象。何况走马于中原广袤的土地，风景数日不变；挟裹在异族人群中，心灵如在旷野。就这样，汉代人所感到的那些苍凉和孤独、独行天地间无可归依的茫然、随世界之无限展开而愈发明显的人之渺小，就都进入了文天祥的诗歌。江南的田园诗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突破了原有的局限，产生了独特的美。

这迤逦的梦游结束在接近元大都时。文天祥忽然醒来，回到现实的噩梦中。他写了一组六首《乱离歌》（原作《六歌》），分别给妻、妹、女、儿、妾、自己。此六歌脱胎于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清代翁方纲说：“《乱离六歌》，迫切悲哀，又甚于杜陵矣。”[[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一一一》，[清]赵执信、翁方纲著，陈迩冬校点：《谈龙录　石洲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47页。]这组诗椎心泣血、痛哭呼天，不复有途中诗歌的轻盈，仿佛又回到了厓山：

有妻有妻出糟糠，自少结发不下堂。乱离中道逢虎狼，凤飞翩翩失其凰。将雏一二去何方？岂料国破家亦亡。不忍舍君罗襦裳，天长地久终茫茫，牛女夜夜遥相望，呜呼一歌兮歌正长，悲风北来起徬徨！[《六歌·其一》，《文天祥全集》，第765页。]

有女有女婉清扬，大者学帖临钟王，小者读字声琅琅。朔风吹衣白日黄，一双白璧委道傍。雁儿啄啄秋无粱，随母北去谁人将？呜呼三歌兮歌愈伤，非为儿女泪淋浪！[《六歌·其三》，《文天祥全集》，第765页。]

文天祥有一妻二妾、六女、二儿，另有一寡妹随其居住。空坑之围时，妻妾及二女柳娘、三女环娘被俘。彼时南宋未亡，毁家纾难是被鼓励的。此时文天祥从亡国的震惊中警醒，忽然感到了对她们的内疚和依恋。第一首写给妻子欧阳氏。他像个牵衣而啼的赤子一样，不肯放开她的罗襦衣裳，却不得不像牛女二星一样，永远被银河分隔。第三首写给柳娘和环娘。这是一对精心培养的闺秀，柳娘会写王羲之和钟繇的字体，环娘读书像美玉之声。宋恭帝降元时，后宫妃子因为害怕被元军侮辱，一时投水而死的就有数百人。文天祥同样也感到害怕。把女儿留给元军，就像将白璧扔在盗贼出没的路边。

后来文天祥有信致寡妹：

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好做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达百五贤妹》，《文天祥全集》，第1062—1063页。]

欧阳氏和女儿在史书中留下的最后蛛丝马迹，是作为奴仆，分别随三位元朝公主出嫁。欧阳氏从嫁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以道姑的身份居栖真观，晚年以年老不禁寒冬为名请求南归，回到庐陵，由文璧之生子即文天祥之嗣子文升照顾。她去世之时距文天祥之死已二十三年。柳娘从嫁沙靖州（疑即沙州，今甘肃敦煌）、环娘从嫁西宁州（今青海西宁）[“（欧阳氏）随公主下嫁驸马高唐王，居大同路丰州栖真观。……以年老不禁寒冻，得请向南去。至都城，男陞迎养。……（大德八年）归故里。”“柳小娘从公主下嫁赵王沙靖州，大德年间殁。环小娘从公主下嫁岐王西宁州。”见《文天祥传》，第260页。]。如果幸运的话，她们将度过类似于罗新《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中王钟儿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