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兴二年（1279）一月十三日，元军的战舰载着文天祥抵达厓山。张弘范要求文天祥写信给张世杰劝降。文天祥写的就是《过零丁洋》。他反问元将：“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不知道为什么，在文天祥的多处记载中，元人当他之面，都格外讲道德伦理，胜于宋人。这次也不例外，于是元将不再逼他，只能感慨“好人，好诗”。[《过零丁洋》：“十三日，张元帅令李元帅过船，请作书招谕张少傅投拜，遂与之言：‘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书此诗遗之。李不能强，持诗以达张。张但称：‘好人，好诗！’竟不能逼。”见《文天祥全集》，第714页。]

辛苦遭逢起一经，

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文天祥全集》，第714页。]

虽然后世史书将文天祥塑造为忠义楷模，但他生前从未试图将极端的忠义普适化。从《过零丁洋》开始，到绝笔的《衣带赞》，他一直反思，是什么将他的人生塑造成这样。其中固然有自我的选择，但更有偶然的遭遇。现在他认为有两个开始：一是从学习成为一个读书人开始，即“辛苦遭逢起一经”；二是四年前从赣州知府的任上起兵勤王开始，即“干戈寥落四周星”。如果不读圣贤书，便不知道自己对天下有责任；如果不起兵勤王，便不会被任命为宰相。如今他的选择关乎大宋最后的尊严，只能勇毅，无法超脱。这四年之中，天地经历巨变。宋朝国土的分崩离散甚于陶渊明所说“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拟古九首·其九》）。“山河破碎风飘絮”：旧山河只剩下东南群山与沧海之中，零星几处尚未被元军征服的深山和海岛。与昔日全境相比，只如春日的数点飞絮，转眼就要吹散无踪。“身世浮沉雨打萍”：文氏家族则如浮萍一簇。密雨来时，水流萍散，甚或被跳波倾覆，正是文氏家人流离、死亡的象征。

惶恐滩、零丁洋是元军战舰所经之处，文天祥借其名点出这四年来的恐惧和孤独。“说”其实是无可说，“叹”其实是背人叹。以前我们讲这首诗，往往略过“遭逢”“惶恐”“零丁”，似乎多谈几句，就会减损英雄的壮烈。但从实际的阅读体验说，这首诗的前三联就是与尾联有割裂，绘出低落到了极点，又忽然振起的情绪曲线。这曲线正如清儒张惠言笔下春日狂风中的杨花“未忍无声委地，将低重又飞还”（《木兰花慢·杨花》）。张惠言借杨花写的是仁人君子在忧患之中仍不肯沉沦的意志力量。理解文天祥也应如此。不能体会其低落之深，也就不能了解其振起之力。

陶渊明曾在《自祭文》的结尾感慨“人生实难，死如之何”。文天祥此时也许有相同的感受。在这四年中，文天祥很多次离死亡仅咫尺之遥。在那段被我称为“护戒之旅”的逃亡旅程中，文天祥与人间可能有的死法都遭遇了一遍——骂敌处死、自刎而死、落水淹死、敌兵杀死、马蹄踏死、冻饥而死。死亡变得如此亲近，似乎只要打一个盹，就会被它带走：

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刭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彷徨死；如扬州，过瓜洲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指南录后序》，《文天祥全集》，第625页。]

驱使他从死亡的手中溜走的，除求生本能外，更多是道义责任。救国之希望存在时，他没有权力放弃，如今真被置于不可脱逃的境地，反而可以坦然就义。在文天祥的想象中，如能因拒降骂敌而死，对尚在抗争的南宋臣民，以及千秋万代都有精神意义。这也就是他后来在《正气歌》中说的“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正气歌》，《文天祥全集》，第801页。]。唐代安史之乱，张巡守睢阳，颜杲卿守常山，二人皆城破不降而死。张颜二人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极具光彩：张巡被俘后骂声不绝，敌人撬开他的嘴，发现他只剩三四颗牙齿，其他都在两年的战斗中咬碎了[《张巡传》，[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539页。]。颜杲卿则当面唾骂安禄山，以至于安禄山下令钩烂他的舌头，把他肢解吃掉[《颜杲卿传》，《新唐书》，第5531页。]。他们面对死亡如此坦然，是因为这一死之中有指向未来的巨大意义。文天祥将之总结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语言又一次创造了现实。预言实现了。八百年来，哪怕对文天祥生平一无所知的人，都记得这句话，并将之视为一个直白的公式：个人牺牲是一件合算的事，因为它将为这个国家创造更大的精神价值。如果《过零丁洋》是文天祥的绝命诗就好了。后人将拥有一个纯粹的英雄神话及与之配套的壮烈文辞。但文天祥的命运并非如此。仅过了二十天，这个公式就被打破了。等号对面的世界被摧毁了。文天祥被扔进了一个他从来没有面对过的新问题：在国家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在个人的伦理义务撤除了之后，自我牺牲还有意义吗？

这个新问题的产生是因为他目睹了厓山海战。厓山之战是宋元之间最后的决战，以宋军全军覆灭告终。祥兴二年一月十三日，元军的数百艘船只抵达，宋军的近千艘大船已以御船为中心，用绳索连为坚城。两军在海上僵持了二十多天。在风暴前格外宁静的夜中，文天祥见证了赵宋王朝最后一个元夕。那是如梦如幻的景象，“人间大竞渡，水上小烧灯”（《元夕》）。南海的渔民似乎并没有被战争打扰。陆上的河脉中，处处举行着盛大的龙舟竞渡仪式，海上的渔舟里，点起一盏盏明亮的花灯。

宋代士大夫惧怕海洋，但被迫入海的经历又往往能开拓他们的胸怀。苏轼晚年从流放地琼州（今海南海口）渡海归来，在一场几乎要颠覆船只的大雨之后写道“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这既是海上疾速到来又疾速离去的强对流天气，更是东坡超旷心智不受荣辱点污的自得。为此他故意将贬谪说成是一生中最成功、最不后悔的游历：“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如今文天祥有意识地继承了苏轼的言说方式，将他的被俘入海也称为“游”：“南海观元夕，兹游古未曾。”（《元夕》）如此坦荡自得，也许是因为直到此时，他还不认为会亡国。他预想的仍只是自己一个人的死，而据古代达者的看法，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过就是在旅途中一夕暂时的歇脚。

二月六日，文天祥失去了他的体面。厓山海战开始了。他被作为上宾，送到战场正面去近距离观赏。南宋君臣被鲸波吞没。他在鹿鸣宴上宴请过的同榜进士陆秀夫举起刀剑把老婆孩子赶下海，随即背着小皇帝投海自尽。文天祥成为了被迫幸存的那个人。宋元两国加起来，没有哪个人像文天祥那样，离得如此近，又有足够的能力写。于是记录这场战役的任务又落到了他的身上。

记录厓山海战的诗名为《长歌》。诗前有一个小序：“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文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长歌》，《文天祥全集》，第716页。]这是幻灭的哭声。诗中记载，天黑之后，元军以火器发射，海上流星遍布，顷刻之间宋军溃败不堪。这溃败如发生在陆地，人们会作鸟兽散，但发生在海上，大海就成了地狱。安史之乱时杜甫写过“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悲陈陶》）。那也只是四万人，而此时海上的南宋臣民号称四十万。这是文天祥无法理解的现实。其惨烈程度近世无比，以至于没有一个唐宋近典用得上，反倒是古远时代不可思议的残暴描写，看起来与现实最为相似。秦国在长平之战时曾活埋赵国四十万降军，所以这首诗以“长平一坑四十万，秦人欢欣赵人怨”开头。从这首诗开始，以春秋战国之事来比宋元之事，就成了文天祥诗中的惯例。

一朝天昏风雨恶，

炮火雷飞箭星落。

谁雌谁雄顷刻分，

流尸漂血洋水浑。

昨朝南船满厓海，

今朝只有北船在。

昨夜两边桴鼓鸣，

今朝船船鼾睡声。

北兵去家八千里，

椎牛釃酒人人喜。

惟有孤臣雨泪垂，

冥冥不敢向人啼。[《长歌》，《文天祥全集》，第716页。]

第二天早上，文天祥看到的场景如此：号称四十万的宋朝军民，一千多艘大船，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只剩元军的船只，在海浪的轻抚中传来酣睡之声，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是海战的残忍之处。陆战虽然尸横遍野，但还可以幻想有一些人马逃走了，幸存下来。海战之后不但很难有人独自游泳逃生，而且大海会把所有战争的痕迹都吞噬掉、洗干净。第二天海上的日出还是十分美丽。他为什么偏偏想到了“长平一坑四十万”？除了数字上的相似之外，大概还因为生命痕迹完全消失的感觉就和活埋一样。

这是一种非常超现实的感觉，尤其是对宋代人而言。海洋对于中国的古人来说是陌生的。人们最初认识的是东海。那是秦始皇派徐福去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所在。一直到唐代，文学都很少涉及海洋。海洋最多出现在游仙诗中。海洋和天空一起被视为人类难以征服的领地，一般留给怪兽和神仙。到了宋代，苏轼流放海南不以为苦，在心理上战胜了海的蛮荒和危险，被公众视为他人格力量的显现。其前提依然是人们对海的集体性恐惧。文天祥同样不了解大海。他在厓山海上看到南宋国度骤然出现又骤然消失。他之前生活的世界也一起变成了海市蜃楼。这首诗成了文天祥战争写作的绝笔。从此之后，文天祥的诗歌又产生了第二个惯例——不再具体回忆他生命中的任何一场战争。

我很喜欢这首诗的结尾：“惟有孤臣雨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从第一次出使元营开始，文天祥就没有什么不敢的。在所有记载中，文天祥都是理直气壮，元将都是自惭形秽。那是在毫无国力、军力撑腰的情况下，完全靠道德人格获取的心理优势。但如今这样的心理优势被摧毁了。他变成了一个要躲起来哭的人，一个惊恐万状、饮泣吞声的战俘。在几天后的另一首诗里，他写道：“朅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南海》）在这两首诗里，他自己完全告别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气概，却因此更为真实、更像一个凡人、更接近你和我。

“英雄”形象必须联结着强烈的意义感，但这时文天祥遇到了一个伦理难题——如果之前生活的意义幻灭了，而死亡也不会创造任何额外的意义，该怎么办？将这个话题转化到凡人的场景中并不难懂。一些母亲可以忍受孩子的重病，因为她觉得必须为孩子活，可是另一方面，她也可以为孩子死，比如愿意把自己的器官移植给孩子。但如果有一天这个孩子不在世了，母亲的活和死之上原先附着的意义就都不存在了。那些人感到漂浮、虚幻、不真实。所爱之人的去世、王朝的覆灭、理想的破灭，都可能带来这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