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录后序》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部分一是收藏的遗失，二是赵明诚的死。

凭《金石录后序》来构建李清照、赵明诚夫妇的收藏体系，我们会得到这样的印象：这是一笔不可思议的巨大收藏。大概包括四个门类：一、青铜器；二、金石拓片；三、书籍；四、字画。其中以金石拓片和书籍的收藏最为丰富。

他们收藏的书籍包括家传的《周易》《左传》的历代秘本、唐五代诗集的珍稀写本、市售诸子和古史的写本、北宋馆阁所藏古代奇书的新抄本、北宋新刊书籍的印本，以及一些稿本。考虑到书籍是到刻板印刷时代才变得复本众多，宋初人倾毕生之力，欲获得一部完整的韩愈文集而不可得，可知赵李手中的这些前代写本，很可能在当时就仅有数部传世。就连徽宗朝所编写的《哲宗实录》，在南渡后就已全国再找不出另一部，最后由高宗颁旨向李清照索取孤本，才使它流传下来。

青年赵明诚在开封大相国寺的书摊上购买的更多是金石拓片。拓片看起来容易复制，但其实并不好收集。有些古碑散落在高山深谷、人迹罕至之处，需要经过“穷遐方绝域”的旅行才能到达那里拓制碑文。有些钟鼎尚属私人收藏，藏家同意观览和拓制是巨大的人情。至于有些古碑、古器早已消失在历史之中，流传下来的只是一幅前代拓片。那么这幅拓片就与字画一样，具有不可复制的价值。李、赵金石收藏的目录即《金石录》。目录包括了三代至隋唐五代的两千种金石拓本，赵明诚题跋了其中的五百零二种。照理来说，古而弥珍，钟鼎文的记载应更有价值。但我对三代历史不熟悉，直至读到《金石录》唐碑部分，才能引起情感的共鸣。

某年夏天，我在河南省新安县的千唐志斋读唐碑。上千方出土的唐碑竟不用玻璃封存。手指触摸到唐代刻工的刀脚，清凉而锋利。李邕的人生历程简明地刻进五十厘米见方的墓志石。几步之遥，同样大小的墓志石上，留有王昌龄的笔迹，或白居易的家族故事。在另一面墙上，一些早已被人遗忘的撰述人，讲述着一位朝廷命妇、下级官员，甚或老年宫女的人生，将唐代的社会与生活一一复原。夏日灼人，在这个几乎没有游客的小镇上，陇海线上火车间歇地经过，传来啸声和震动。我感到历史逼近时巨大的情感冲击。原来这些都是真的——我所研究、书写的古人，他们的生命及我的生命。我们鲜活地存在。

《唐乘广禅师碑》：“初，余为《金石录》，颇以唐贤所为碑版正文集之误。禹锡之文，所录才数篇，最后得此《碑》以校集本，是正者凡数十字。以此知典籍岁久转写，脱误可胜数哉！”见[宋]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549页。 赵明诚和李清照在《金石录》中记录了虞世南、张九龄、玉真公主、颜真卿、元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商隐等人的相关碑铭。他们用这些碑铭来校补唐人的诗文集 ，还原唐人的原貌。他们很惊讶柳宗元颇以书法自矜，而字并不甚佳，又很不解韩愈这样力主灭佛的士人为何会与僧大颠通信。如今读到《金石录》中大量的疑问，我可以想象，当日赵明诚和李清照共同勘校金石拓本的十年间，历史携带着诸多的不可解扑进他们的书房，却变得格外具体而真实。这种真实性甚至使他们忽视了现实的重量，误以为可以靠二人之力，从金石拓片中打捞并还原已流失的历史。

他们沉浸在聚沙成塔的幻想中，甚至没有理会前人的预言：“物多则其势难聚，聚久而无不散，何必区区于是哉？”[《集古录目序》，[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00页。]直到现实忽然闯入。李清照忽然发现，自己的收藏已多到了称得上贪婪的程度。她看着从橱柜和箱子中漫出来的收藏，意识到：她没有能力控制这样巨大的拥有。它们即将重新散落，归于无序，湮没于欲望与历史之中。

至靖康丙午岁，侯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金石录后序》，《李清照集笺注》，第310页。]

他们的收藏经过了三次遗失。第一次是赵、李先后渡江，带走十五车藏品，包括金石拓本、书籍写本、名人字画、轻巧古器，而书籍印本、普通字画、笨重古器，留在青州的计有十余屋之多，毁于金人战火。第二次是赵明诚死、金人即将渡江之时，他们先行将近两万册书、两千卷金石拓本（即《金石录》中涉及碑文的原拓本，故今《金石录》仅有目录和跋尾，无拓本）送往洪州（今江西南昌），但洪州陷落，这些收藏也被毁。李清照只留下随身携带的小幅名人字画、珍稀写本、数十卷金石拓本和十余件青铜器。

李清照最珍贵的收藏并不丧失于金人之手，而是丧失于宋人的掠夺和骗取。赵明诚死后一个月，高宗身边的太医即试图廉价强买李清照的收藏，也许是出于高宗的授意；李清照追随流亡政府时，平定叛乱的南宋军官将她寄存在嵊州的藏品据为己有；租住在绍兴时，村民凿穿了她的卧室墙壁，将藏在床下的书画窃走，再高价卖给她一部分；甚至是李清照晚年短暂再嫁的张汝舟，也是因为觊觎李清照所剩的收藏而与她结合。最后李清照的藏品虽不止她所写的“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爱惜如护头目，何愚也邪”[《金石录后序》，《李清照集笺注》，第312页。]，但比起最初在青州的收藏，只能说是“沧海遗粟”。

《金石录后序》中最动人的部分是“残忍的减法”。当现实忽然间闯入这对“葛天氏之民”的桃源乡，不可能的割舍变得必须可能。如同利刃割肉一般，没有一次舍弃是最后的舍弃。活下去意味着一次又一次的妥协。

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金石录后序》，《李清照集笺注》，第310页。]

“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也。”[《金石录后序》，《李清照集笺注》，第311页。]

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金石录后序》，《李清照集笺注》，第311—312页。]

惟有书画砚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开阖。在会稽，卜居土民钟氏舍，忽一夕，穴壁负五簏去。[《金石录后序》，《李清照集笺注》，第312页。]

李清照不动声色地简明记录着收藏散失的过程，既不矜夸自己冒死保护收藏的功劳，也不回护自己在更多收藏毁弃中的误判责任。她将这残忍的丧失过程细细写来，清点每次浩劫遗留的吉光片羽，记录这些本与她的生命融为一体的东西如何一层层剥落。她唯独没有写人的嘴脸。似乎他们只是给她带来了必须去处理的麻烦，却不值得她凝神看待。我想这是李清照式的蔑视。古人常指责李清照在《词论》中目空一切、臧否人物，将苏轼之词评为“句读不葺之诗”，殊不知《金石录》中，赵李二人合伙批评史家论事不查、学人术业不精、书者字迹不佳更是比比皆是。这对目无下尘的眷侣，只堪住在阆苑碧城，虽经历了下界兵火泥途的磨难，却依然对普通人的生活缺乏兴趣，无论是欣赏的兴趣，还是批评的兴趣。

《金石录后序》中唯一得到描写的面容是赵明诚的面容：

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金石录后序》，《李清照集笺注》，第311页。]

这是让我记忆十分深刻的画面。建炎三年五月，赵明诚四十九岁，两个月前被罢江宁知府，原因是他在一场叛乱前夜弃城逃跑。他一向对为政并不上心，这样做并不意外。于是这对夫妇准备去江西投亲，刚到池阳，就得到了湖州知府的任命，于是赵明诚丢下李清照独自返回建康。这段描述很不寻常。在李清照的记忆中，赵明诚最后的影像仿佛一个白衣少年。李清照在船上向岸上远观，赵明诚穿着轻薄的夏衣，头戴洒落的巾帻，潇洒自得，不同流俗。他好像又忘掉了自己的年龄和乱世的危险。他眼睛里的狂热，让人回想起他早年风雨无阻、目不斜视，每月两次昂然走入大相国寺的样子。

“余意甚恶”，李清照“恶”的到底是什么？从上下文来看，似乎是说李清照有种不好的预感，而这一预感在数月后应验为赵明诚之死。他们的对话中充斥着含糊和错位。在分手之际，李清照在船上向赵明诚遥呼的是一个含混的问题：“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这个问题缺乏主语，可以理解为问的是我该如何、你该如何，或家族该如何，而赵明诚的回答却仅限于收藏。他做了一个指挥作战的手势，要求李清照按顺序扔掉较不重要的收藏，但要亲自背负古代的青铜礼器（宗器），与之共存亡。三个月后，当李清照赶到赵明诚的病榻旁，赵明诚借助回光返照的力量写成一首绝命诗，却依然未曾对李清照做任何安排。

葬毕，余无所之。[《金石录后序》，《李清照集笺注》，第311页。]

以上诸事都暗示了赵明诚与李清照之间缺乏爱情故事中常见的柔情蜜意，甚至连相濡以沫都谈不上[几百年来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这些异样，并开始求索赵明诚中年纳妾，致使夫妻关系不和的蛛丝马迹。我完全不认可这个解释。在古代妻妾制度中，妾是夫妻双方共有的财产，可以买入，也可以卖出。很少有妾真正动摇妻的情感地位的例子，法律地位则更是绝不会动摇。至于赵李门庭之高，二者精神事业相契之深，李清照的地位更不可能被一旦容貌衰老就秋扇见捐的侍妾所动摇。与无子可能带来的实际麻烦相比，纳妾生子应当是最有利于李清照的选择。所以赵李情感并非不谐，而是本不以卿卿侬侬为主。如必欲从其中寻找郎情妾意的蛛丝马迹而不得，便深究其因，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奇怪的是，李清照透露出的情绪中并没有弃妇的怨切和绝望。她很快就接受了现实，并展现出了比赵明诚更具全局性的眼光。回头来看，其实整篇《金石录后序》展现的即是在李清照审视之下的收藏生活。年轻时代，李清照和赵明诚都处于收藏的沉醉之中；靖康之乱后，李清照开始反思收藏，而赵明诚拒绝反思；最终赵明诚死于沉溺，李清照则带着她愈加增重的清醒和仅剩的收藏，在乱世中周旋求生。正是在这种清醒的审视之下，更是在《金石录后序》后半篇激增的世故对比之下，李清照对赵明诚的描写呈现出了一种“孩童性”：他单纯、专注，但又孱弱、不堪。他未曾主动作恶，但对任何危机都毫无抵御之力。他任性地将一生投注在收藏之上，又任性地死去。他未对收藏、著作、家庭做任何安排，却把它们变成了李清照的重担。

李清照与赵明诚之间当然有深厚的情感，但那是以收藏为载体的共同的神游，其余则不多计较。五十二岁时，李清照颠簸初定，在临安的灯下打开书箧。过去生活中最美好的画面忽然浮现在眼前：那是她四十岁时的莱州官舍。赵明诚刚刚将临淄出土的齐国古钟铭文拓印装裱[《齐钟铭》，[宋]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页。]，小心地夹上芸草，轻轻卷起，再系上飘带。那个赵明诚向她抬起头来，满意地微笑。仅一瞬间，这幅画面被赵明诚墓地的掠影所覆盖，墓地的掠影又被李清照灯前的《金石录》手稿所覆盖。李清照意识到，她已是隔着遥远的距离在追忆过去——静美如“小轩窗，正梳妆”（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的过去，天真到“何不食肉糜”（《晋书·惠帝纪》）的程度。

天真与静美只属于人生停滞的人。从赵明诚停步的地方，李清照又走了很远。如今她不再把自己看作赵明诚遗志的继承者。她将自己独自归入古来视图书聚取高于家国性命的昏君序列，思考人类对这最高贵乐趣的沉溺，其危险与一般物欲到底有无差别。当她想起之所以无法挽留这些文物，也许是因为地下的赵明诚正在唤回它们，她感到竞争的不忿和物有所归的释然：

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岂人性之所著，生死不能忘之欤？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人间耶？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金石录后序》，《李清照集笺注》，第313页。]

她开始冷静地思考当日欧阳修在《集古录目序》中提出的现象“聚多而终必散”。文物聚散的周期能否超过人生的时长，以使人在一生中，有机会通过聚敛文物战胜对生命短暂的恐惧？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的末尾写下这段话，将《金石录》的故事，作为后来人的前车之鉴：

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金石录后序》，《李清照集笺注》，第313页。]

《金石录后序》书写的死亡和乱离带有惊人的文学之美。它的美恰恰在于超出了宋代士人阶层雅致的审美追求，直接描写了流亡路上的恐慌和丧失、婚姻内部的疯癫和愤怒、国族同胞的欺诈和掠夺，带有粗粝、混乱的质感。这种特点早就为前人发现。明代胡应麟说“李于文稍愧雅驯”[《经籍会通四》，[明]胡应麟著：《少室山房笔丛》，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70页。]，而毛晋则说：“非止雄于一代才媛，直洗南渡后诸儒腐气，上返魏晋矣。”[[明]毛晋，《漱玉词跋》，汲古阁本。]二人对《金石录后序》评价相反，但感觉是一样的。

粗粝混乱到底是瑕疵还是优点，取决于对美的不同看法。曹魏西晋散文，以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为最高，风格激烈豪壮，但被南朝钟嵘认为“伤渊雅之致”[《魏中散嵇康诗》，[南朝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10页。]。曹魏西晋诗歌，以阮籍《咏怀八十二首》为最佳，它的特点正是“反覆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咏怀》，[清]沈德潜选评：《古诗源》，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18页。]。它们展现的美，是个人生命与时代命运肉身相搏时的冲突和力量。承受着走投无路甚而椎心泣血的痛苦，人却依然带着坚持活下去，哪怕经历妥协和崩溃，完全顾不上体面。当我们惊讶于嵇康竟如此粗野，阮籍竟如此疯癫时，却同时强烈地感到他们维护人之尊严的努力，发现凡人的形象竟也能与神祇一样刚强耀眼。而另一种美，以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代表，人与自然、与社会，甚至与死亡之间的冲突都已消解，充满了适意自得的满足、流风回雪的轻盈。这两种美分别接近于康德定义的“崇高”与“优美”。《金石录后序》是二者的调和。莱州官舍春夜校书是优美的，流离道路的狼狈求生是崇高的。

在从优美走向崇高的路上，乱离成为动力。北宋末年士人过度追求雅致，却不再有虎虎生气，反衬得《金石录后序》连滚带爬、粗野有力，使后代读者拍案惊奇：如此文章竟出于妇女之手。这其实是女性文学在乱离中屡屡重现的经历：每当变乱年代，被颠出闺门的才女们一方面失去了社会伦理的保护，另一方面也失去了社会文化的约束，往往会迎来创作力爆发的时刻，写出最沉痛、深刻、有力的时代之音。汉末的蔡文姬、明末的王端淑、近代的萧红无不如此。李清照还高于她们。她所呈现的崇高，不仅是在乱世拼命活下来的生命力，还包括超越悲哀，揭露人之根本处境的勇气。“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不仅是对遗失文物的经历总结，也是对人类命运的残忍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