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录后序》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绍兴初年[《瑞桂堂暇录》署绍兴二年（1132），《容斋四笔》署绍兴四年（1134），按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自称“三十四年之间”，即指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成婚之后至作此序时的三十四年。故从洪迈绍兴四年之说。]，在南宋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一个妇人到了五十二岁。此时她手边仍有一些保存下来的珍贵书籍，看起来生活安定、头脑清醒，并不受饥寒之苦。她是战乱的幸存者，如今这份幸运已经冷却，生活变得萧索。过去的家庭负累、社交应酬、平生志业、爱恨情仇都消失了。现在的世界没有人需要她存在，但也允许她存在。她有了充裕的时间去回忆。有一天她翻看丈夫执笔的《金石录》手稿，过去的三十四年一一浮现在眼前。她的记忆呈现了一种奇特的截断性。如果说是回忆生平，她却没有想起童年与少年的往事——这本应是老人最容易想起的。如果说是回忆婚姻，故事却没有在赵明诚死时终止。她发现，与她一生的记忆相始终的，其实是书画和书籍。

《后序》完全按照时间的顺序，写这些书画和书籍的聚、存、散、忆，恰好对应佛教概括生灭变化的四个阶段“成、住、坏、空”。李清照与佛教素无瓜葛，这个对应只是巧合，或者说，佛教所述“四劫”本就符合万物生灭之理，金石书画也不例外。

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时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疏衣綀，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三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金石录后序》，见[宋]李清照著，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01—310页。]

北宋建中辛巳，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就是苏轼去世那年。这一年李清照十八岁，赵明诚二十一岁，二人结婚。明诚父为吏部侍郎赵挺之，四年后拜相。清照父为礼部员外郎李格非。无论从官位上说，还是从后文所述收藏上说，两家都不能算寒族。相比于欧阳修初为京官时常写信跟人抱怨“欲饮酒，但钱不可得”，青年李清照、赵明诚夫妇的欲望对象是五代画家徐熙《牡丹图》这样的珍宝。这幅画索价二十万钱。“族寒”自不能当真，但她确实过着一种清简的生活。千年以后，我第一次读到这篇《后序》，思考她叙事中吸引我的魔力到底是什么。我发现，首先是不可思议的简单、专注。

在古人的笔下，我们很少看到赵明诚这样的官员。无论是在太学求学时还是出仕后，不但没有任何仕途上的追求，甚至也没有仕途上的烦恼。也许有，但夫妇二人都觉得不值记录下来。于是我们看到这位年轻的太学生，每当初一十五即告假入相国寺拜访书商。作为吏部侍郎之子的人际关系用来访求官方所藏之书，居乡赋闲的时间用来整理金石图书，连任两地太守的俸禄用来购书。在李清照的笔下，明诚的仕途不是他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名门子不得不走完的人生轨迹。夫妻二人严守着秘密：赵明诚表面上淡然地奉行着官吏职责，背地里却燃烧着对金石图书的狂热。

后来我读到虞云国写开封大相国寺的文章[《大相国寺》，虞云国著：《水浒寻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6—93页。]，赵明诚那种淡然而狂热的态度就变得更具画面了。大相国寺是北宋皇家寺院，临近汴河，无论官商南去，还是日韩使者东来，都在相国寺桥泊船。以相国寺为中心，形成繁华的商圈。相国寺中庭两庑即能容纳万人购物。庙市第一道门内出售飞禽猫犬，第二道门内出售日用百货和果干点心，大殿两侧出售文房四宝、服饰绣品。唯独大殿后到资圣阁前出售书画珍玩。米芾在这里买到过王维的画。欧阳修在这里买到过假货。黄庭坚在这里买到过宋祁的手稿，他自己的手稿又在这里被蔡京买去。苏轼流放海南时的字画也被贩到此处出售。一千多年前，二十出头的赵明诚每月定时到来，目不斜视地穿过一切炫目的商品、喧嚣的人声、江湖术士和外国人，直奔售卖碑文的摊子。有时他需要典当衣物，有时还有余钱捎带买回点心。

李清照也处于同种目不斜视的狂热中。她写到赵明诚“饭疏衣綀”，又写到自己“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翠羽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金石录后序》，《李清照集笺注》，第310页。]，这既是在讲节衣缩食，也是在讲兴趣的转移——但凡普通人觉得有吸引力的佳肴和华服，甚或屋内装饰，对他们来说都变得多余了。他们的乐趣完全在埋头读碑、校书之中：

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金石录后序》，《李清照集笺注》，第310页。]

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金石录后序》，《李清照集笺注》，第310页。]

后人读到序中“赌书消得泼茶香”（纳兰性德《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一事，常以为赵李二人颇具浪漫情感，借读书之名打情骂俏，这恐怕是纳兰性德的需要而不是李清照的需要。从李清照的笔调来看，赌书就已经够了，不必附加谈情说爱。赵明诚的狂热还要超过李清照。他每夜校书，蜡烛不烧完不休息。李清照的记叙在这里开始出现了分裂。一方面，她再三强调愿意沉溺于此，“自谓葛天氏之民也”，“甘心老是乡矣”[《金石录后序》，《李清照集笺注》，第309—310页。]。葛天氏是上古首领，此言即忘掉现实时间，回到历史源头的和谐美满中去的意思。“是乡”大概也等同于桃花源一般的温柔乡。另一方面，李清照又觉得哪里不对。当赵明诚的狂热终于发展到在家里搞文物登记制度，赵李自己取书都要登记才能领取钥匙后，李清照感到了厌恶和不耐烦：

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栗。余性不耐……[《金石录后序》，《李清照集笺注》，第310页。]

这段讲聚书、存书的记载占了《金石录后序》近三分之一的篇幅。除开头交代结婚时间有具体纪年之外，其他叙述中全部没有纪年，无论是任职、撰书、入藏、立堂。直到后来李清照写战争开始，“聚存散忆”进入到“散”，“成住坏空”进行到“坏”，纪年才重新回到叙述中。此后难中经历不但事事纪年，甚至记月、记日。以这样的反差观之，李清照在靖康元年之前与金石图书为伴的生活真如“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白居易《上阳白发人》）。这本是白居易写玄宗死后与世隔绝的上阳宫人的话，但当我们沉浸在李清照的叙事中，也绝不会意识到她在故事里已走到了四十三岁。这样无视世俗、无视生计、无视社会、无视时代的生涯，忽然就结束了。

《后序》所记前二十六年中有一次纪年，后八年中却有十三次纪年（包括月、日），记录了逃亡和丧失中的十三个节点。像要偿还过去醉生梦死欠下的债务一般，忽然间，现实闯入了李清照的生活。我们今天读《金石录后序》中间三分之一关于“散书”的叙述，会被这段叙述的紧张打动。李清照用连珠贯玉的笔法密集地罗列时间、地点的转移，及藏品数量的锐减。读者觉得目不暇接。她提到八年中途经的地方依次为青州、建康、芜湖、姑孰、池阳、建康、台州、剡、陆（睦州）、黄岩、章安、温州、越州、衢州、越州、杭州。因为路线反复而混乱，轨迹仿佛坏掉了的扫地机器人，至今学者无法完全合理复原李清照的南迁旅程。

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入姑孰，将卜居赣水上。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金石录后序》，《李清照集笺注》，第311页。]

以上这一段缀满地名的叙述，讲的是李清照四十五六岁时，在江苏和安徽的长江干流上徒劳的往返。据现代学者抉发幽隐，李清照的舅舅、赵明诚的妹夫先后在江西任职，他们曾想前去投奔，并已先行将部分收藏寄存。后来金兵入江西，收藏湮没，使李清照断绝了寻路江西的念头。两个舅舅后来都投降了金国，更使她无颜在《后序》中清楚写明多次试图入赣的缘由。[“《后序》中只字不提往投二舅父事，是因为王仲嶷、仲山二人因屈膝降金而声名狼藉。”见陶然：《李清照南渡后行迹及戚友关系新探》，《文学遗产》，2009年第3期。]

相比于其他南渡臣民，赵李二人并不是被金兵驱赶而南逃的。出于偶然，他们略早南下。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丙辰日（1127年1月9日），金人陷开封时，赵明诚正在山东淄州（即淄川）做太守。来年（1127）三月，战火还没有烧到淄州，赵明诚的母亲恰在江宁（今江苏南京）去世。明诚遂去职，南下奔母丧。再来年（1128）九月，他被就地任命为江宁知府。因为当时守制未满，所以叫“起复”。李清照就是在此时渡江南下随宦的。而宋高宗要到建炎三年二月才南渡，金兀术十一月才渡过长江。李清照的南渡要比作为历史事件的宋室南渡早半年。

她刚到江宁，赵明诚就被罢官了。夫妇遂决定从水路经过芜湖和姑孰（今安徽当涂），去江西居住，寻找乱世中的庇佑。他们刚到池阳（今安徽池州），赵明诚就收到了湖州知府的任命。李清照留在当地，赵明诚转回已改名为建康的江宁领取任命，两个月后病死于建康。李清照又追回建康安葬赵明诚。之后她再次试图溯江之赣，却因江西失守而不得不放弃。

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陆，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绍兴辛亥春三月，复赴越。壬子，又赴杭。[《金石录后序》，《李清照集笺注》，第312页。]

以上第二段缀满地名的叙述，讲的是李清照在四十七至四十九岁之间，追随高宗朝廷逃亡时在浙东绕圈的行踪。当赵明诚病死建康时，城中正在盛传金兵即将渡江的消息。一个月后，宋高宗坐船出逃，沿浙东海岸南行，有六个月都躲在海上。他经过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今浙江宁波）、定海（今浙江宁波）、昌国（今浙江舟山），建炎四年（1130）正月到达台州，短暂停留后又南逃至温州。金军也追到了浙东，但很快因不习水战而退兵。高宗等到金人渡江北去[《太宗本纪》：“三月丁卯，大迪里复取之。宗弼及宋韩世忠战于镇江，不利。四月丙申，复战于江宁，败之。诸军渡江。”见[元]脱脱等撰：《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页。按高宗返回越州是在这年四月十二日。]，才返回越州，第二年（1131）改元绍兴，并升越州为绍兴府，第三年移驾临安。

按时间推算，李清照在建康城里为赵明诚操办葬礼时，城中居民都在逃命。办完葬礼，李清照想去江西，在路上听说江西失守，遂改道浙东，投奔在高宗朝廷做小官的弟弟李迒。像一只离群的孤雁，她追赶着流亡政府，却赶不上它们的脚步。每到一地，只见朝廷奔逃的黄尘。前辈学者即发现《后序》记叙的浙东行程不可解。怎么会是先到台州，然后又回到剡县（今浙江嵊州），然后又到今属台州的黄岩、章安呢？浦江清认为，必然是抄错了，“到剡”应该在前，而台州诸地应当在后。[浦江清先生认为原文应为：“出睦之剡，到台，台守已遁，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见浦江清：《浦江清文史杂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

如今没有第二份证据证明李清照当日的行程。我也同意浦江清的猜测。但对我来说，这份不合情理的路线图还是增加了《后序》的文学魅力。乱世中的仓皇逃窜应当是什么样子的？按阮籍在《咏怀八十二首》中写西晋初年的丧乱景象，是“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咏怀八十二首·十七》）。阮籍如升起在世界之巅的孤独智者，见证着空无一人的世界上，失群的孤鸟惊慌地向寒冷的西北飞去，而离群的野兽却狂乱地奔向相反的方向。对万众奔逃的世相，李清照与阮籍同样清醒，但多了一份对荒诞的自嘲。

绍兴四年（1134），李清照在《打马图经序》中写道：

今年冬十月朔，闻淮上警报，江浙之人，自东走西，自南走北，居山林者谋入城市，居城市者谋入山林，旁午络绎，莫不失所。易安居士亦自临安溯流，涉严滩之险，抵金华，卜居陈氏第。[《打马图经序》，见《李清照集笺注》，第340—341页。]

这是准确到刻毒的描述。事实上金人自建炎四年在黄天荡（在今江苏南京）被韩世忠狙击，又在建康大败于岳飞之后，再也没有渡过长江。至绍兴四年，南宋朝廷已在临安安定下来，宋金实力对比逆转，但前方听闻金兵渡过淮河[“绍兴四年（1134）九月，伪齐刘豫获知岳飞的军队已经收复了襄阳（今属湖北）、邓州（今河南邓县）诸地，大为惊恐，于是怂恿金人再次出兵南侵，并派遣自己的儿子刘麟、侄子刘猊率兵为向导。金兵渡过淮河，分二路南侵。朝廷大臣议论应敌之策，高宗同意銮驾亲征。”见诸葛忆兵著：《李清照》，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206页。]，后方士民就如惊弓之鸟，乱窜逃命。

没有谁知道哪里是安全的，但相信自己所在之处一定是不安全的。只要踏上别处，仿佛就有希望。别处之人也持相同的恐惧。人们看似在努力逃命，却只是互换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