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立国，即重视台谏制度[《列传第一百四十九》：“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见[元]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963页。]。仁宗朝，谏院成为独立机构，谏官由皇帝亲自除授。谏官被赋予了独立批评朝政的权力和职责，成为对相权的有效约束，同时也对君主的不当行为进行批评。谏官许闻风言事，规定即使失实亦不加罪。甚至谏官可以以激烈的方式谏诤，如未被召见而上殿，可立于殿门外要求与皇帝对质，或在进言不被采纳时拒绝入御史台、谏院供职。虽然事实上也有台谏官因言事被贬，但正如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里所说：“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上神宗皇帝书》，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40页。]，在台谏制度和仁宗宽厚性情的保证下，仁宗朝出现了很多敢言谏官，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获得了擢升[张复华：《北宋谏官制度之研究》，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1986年，第89页。]。像包拯、范仲淹、韩琦、富弼都是出身谏职而后成为名臣的。因为谏言环境宽松、在朝野享有极高的名誉，所以欧阳修斥责高若讷在其位而不谋其政才不为过苛。谏官在朝堂上秉持正义、据理力争，为士林作出了示范。《宋史·忠义列传序》说：“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忠义列传序》，《宋史》，第13149页。]哪怕不在谏职，刚硬正直的品质也遂为天下推重、仰慕。

欧阳修在荆州给尹洙写信，说到“自决不复疑”即是在这一背景之上。他们这代士人出生在澶渊之盟后的和平时世，不受门第限制，由文章入仕，又受到前辈王禹偁、范仲淹等贤臣的激励，所以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唯唯诺诺的应声虫，只求在官僚制度里分一杯羹。且欧阳修、尹洙、蔡襄等人，少年得志，十几二十岁即已中进士，出入宰相门庭、论列政令得失，更是格外器识高远。他向尹洙解释，之所以决定“不复疑”，正是因为他们对扭转时代风气有责任：

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相师成风。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间老婢，亦相惊怪，交口议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问所言当否而已。又有深相赏叹者，此亦是不惯见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见如往时事久矣！往时砧斧鼎镬，皆是烹斩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义，则趋而就之，与几席枕藉之无异。有义君子在傍，见有就死，知其当然，亦不甚叹赏也。史册所以书之者，盖特欲警后世愚懦者，使知事有当然而不得避尔，非以为奇事而诧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无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骇也。然吾辈亦自当绝口，不可及前事也。[《与尹师鲁书》，《欧阳修全集》，第998页。]

欧阳修不但没有改悔，甚至觉得他们的仗义执言只是极正常之事，既没什么可惊怖的，也没什么可表扬的。在他的理解中，上古君子就是这么干的。甚至他还有考古依据。他知道先秦青铜器都是用来砍人头、煮人肉的。但是人为什么被煮了呢？一定是直言进谏，触怒了君主。但他认为古代的君子行之如自然。决定进谏的，哪怕讲完就要上锅，也就像上床就寝一样淡定；旁观的，也认为事属当然，没什么了不起。史书记载其中的一些人，如比干，并不是因为那是什么杰出行为，而是为了防止后代的蠢货懦夫以愚懦为正常，而以正常为不正常。欧阳修向尹洙吐槽，我们又不是被煮了，都闹出这么大动静，如果真有一个扑向锅里，不知会让多少人大惊小怪。看起来，在去往夷陵的路上，欧阳修接受了太多赞美，使他莫名其妙、不胜其烦。他和尹洙约定，以后再也不要提这件事了。

我第一次读到“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相师成风”这句是在引用文献中，当时就深为感动，觉得这话也是为我们而说的。后来再读到《与尹师鲁书》的全文，已是在《欧阳修全集》中，有贬谪前后各种书信、制词的铺垫，于是更觉感慨。这位三十岁的青年，并未遇到什么大奸大恶，只是对“沉默畏慎”不满，而景祐朝的沉默，还并不是因为什么政治高压，只是出于明哲保身和因循守旧，但他依然在这沉默中感到了窒息。他不允许沉默成为世间的规则，于是便冒险言事。

我想欧阳修最初找高若讷麻烦时并没有想得那么清楚，乃是后来经过了同道之间的鼓舞，又硬着头皮闯进传说中的千里瘴雾，最终发现此身犹在，才变得坚定。他也曾经“自疑”过。出发时他感到羞耻，想象“夷陵之官相与语于府，吏相与语于家，民相与语于道，皆曰罪人来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恶之，而不欲入其邦”[《回丁判官书》，《欧阳修全集》，第995页。]，等他舟至建宁（今湖北石首），夷陵已有人来迎接劝慰。这使他感动而震惊。想象中的恐惧遂落定为切切实实的生命开拓。

说起来，“自决不复疑”像是陶渊明的口气。“不复疑”在《陶渊明集》中凡两见：一是《饮酒二十首·其一》中的“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二是《形影神三首·形赠影》中的“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这两句都有在终点上反观人生，看透价值真伪的决绝感。欧阳修却不用想得那么深，他只是决定去做，便这样贯彻下去。他心境坦然，很快我们在他的夷陵诸作中看到他断狱、写史、寻幽、交游、娶亲，一如未贬之时。而那个贬谪文学中常见的失魂落魄的楚国大夫形象，却从来没有出现过。

过去的文学史讲到这里时，常常会着眼于景祐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我却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是我在看《欧阳修全集》时思考的一个问题。在三十七岁参与庆历新政前，欧阳修并没有机会产生什么实际政绩，他的名誉是如何形成的，他是如何产生政治影响的？总不会靠歌人传唱永叔词吧。但当我读他的这些古文，不管是议论还是书信，会与乾隆有同样的感觉：“然而凛凛正气，可薄日月也。”千载之后，依然令人向往。

欧阳修确实创造了一种具有道德感召力的言说方式。他心地纯良，思维简洁，既没有积攒的幽愤要发泄，又没有假想的论敌要预防。他的文章也直接而明朗。他论理之时，信心十足，但气势上不追求十分用力、振聋发聩，技巧上不追求故弄玄虚、巧设论词。这大概就是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所说的“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曾枣庄等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6页。]。当他带着“本应如此”的态度，坦率平易地言说义理，读者很容易产生认同，感叹自己何故没有悟到如此简单的道理，并随之受到激励，感受到如一个儒家的仁义之士一样思考，是何等具有尊严、增强自信的事。人们也想像他一样去思考、去作为。读一下这些话，就能初步感受欧阳修古文语言本身的感染力：

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相师成风。[《与尹师鲁书》，《欧阳修全集》，第998页。]

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上范司谏书》，《欧阳修全集》，第974页。]

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与高司谏书》，《欧阳修全集》，第989页。]

这些文段单独摘出，已能使读者感受到坦然无所隐避、自然不加修饰、亲切如在目前的文风，正如《世说新语》中“濯濯如春月柳”的形容，引起人们亲近的渴望。如果去看原文，另一个特点也会浮出：欧阳修的情感深厚而细腻，这些情感并不在言说道义时被额外滤除，所以我们会看到他有时气呼呼地讲理，有时候得意洋洋地讲理，有时温柔体贴地讲理。有了情感的润色，义理变得更容易入人心脾，条款律令之理化成了生活日常之理。其言也厉，即之也温，这大概是后来天下后学皆愿意求教于欧阳公之门的原因。

宋仁宗的时代并不完美，“以道义相尚”也未必没有隐患，但如不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而仅从道德理想的角度看，那个时代依然使我羡慕。在贬谪夷陵之后的数年内，欧阳修在文章和进谏中呈现的道德感染力得到了朝野的充分认同，这只有在总体向善的时代中才有可能。他责骂高若讷而被判定为“朋奸”“狂邪”的事，一年之后就被新的移官制词一笔勾销，评价改成了“偶弗慎于言阶”[《欧阳修年谱》，《欧阳修全集》，第2599页。]，只是偶尔不小心而已。进入庆历纪年，这次直言被贬已成为他的勋章。

中国文学中从来不乏对正义的书写，但对正义的书写总是与孤独、冤屈、痛苦，甚至耻辱联系在一起。通往正义的道路是众叛亲离的道路，这是从我们的文学史中不难得出的印象。我小时候读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读到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下狱，“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便记住这就是仗义执言的下场。我也并不是孤例。苏轼小时候读《后汉书》，读到范滂少时有澄清天下之志，却因针砭时事而受党锢之祸，三十三岁死于狱中，于是去问母亲：“你允许我做范滂这样的人吗？”在中国文学中，关于正义的书写到底带给读者更多的激励还是警诫，真是很不好说。

宋景祐三年，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为援救范仲淹而进行的谏诤，虽然大有“葫芦娃救爷爷”式的蠢萌效果，但它最打动我的是修改了司马迁、范滂等提供的单一经验。原来在我们的文学史中，也有正义成为共识、罪罚成为勋章的记录。一群在科举制度下脱颖而出的优异青年共同分担谏诤的后果，在贬谪穷荒的日子里诗札来往，不唯以道义相鼓励，更聚合他们的智识，构建文学与学术的广厦；增重他们的情谊，让政治上的失败不必再叠加孤独和耻辱。

这些好友情谊最初结成于洛阳时代，成为欧阳修一生最重要的支持力量。除此之外，他在那里还获得了两种重要的财富，一是热烈明朗的性格，二是在前辈权贵面前敢于直白、真诚陈说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