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五月二十一日，贬谪的诏书下达，欧阳修被贬为峡州夷陵县令。夷陵（今湖北宜昌）是三国时代“夷陵之战”的战场，五代十国时属最卑弱的南平国，于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归于宋朝版图，七十年后仍是极为偏远的地界。七日后，欧阳修在酷暑中从开封启程，从汴河入淮河，再从真州（今江苏仪征）入长江，当年十月二十六日到达夷陵。他在楚州（今江苏淮安）的船上度过了三十岁生日。

船才到荆州，欧阳修就急忙发出了一封信。收信人是先于欧阳修被贬的尹洙。原来被贬之时，二人被要求亟速离京。尹洙央求催行的官吏稍允迟行，等欧阳修前来见最后一面。欧阳家正在树倒猢狲散的前夜，派去找尹洙的仆人懒得打探，回复说船已经走了。尹洙等不来欧阳修，只能独自上路，并急忙于途中向欧阳修寄信一封。这封信我们如今已无法看到，只能从欧阳修的回信中反推。尹洙临行之际，担心的不是地理与政治上的前途莫测，而是欧阳修的心灵冲突。他在信中询问欧阳修，是否正遭遇着“自疑”，即主动选择和尹洙一起受贬，是否是欧阳修成熟的决定，会不会还承受着额外的折磨：伤心于朋友的出卖、内疚于对不起父母、拷问自己直言取贬是否出于虚荣。

欧阳修的回信中说：

今而思之，自决不复疑也。[《与尹师鲁第一书》，[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998页。]

尹洙和欧阳修此次被贬，起因是范仲淹连续上书批评宰相吕夷简，被贬饶州（州治在今江西上饶鄱阳）。余靖最先进谏反对此事，被贬；随后尹洙上奏自称与范仲淹“义兼师友”，请同贬；欧阳修继续为范仲淹鸣不平，再得贬。

欧阳修接到的贬谪诏书措辞严厉：“尔托附有私，诋欺罔畏，妄形书牍，移责谏臣。恣陈讪上之言，显露朋奸之迹，致其奏述，备见狂邪……可降授峡州夷陵县令……”[《欧阳修年谱》，《欧阳修全集》，第2599页。]此言所针对的，是欧阳修致书斥责谏官高若讷一事。原来高若讷乃是余靖（字安道）、尹洙（字师鲁）的朋友，与欧阳修也相熟，尹洙觉得此人可信，便约好同去余靖家讨论如何解救范仲淹。谁知高若讷表现不佳。欧阳修当场不能发作，回去越想越气，写下了气势堪比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与高司谏书》。信中大力谴责高若讷在背后诋毁范仲淹活该。他认为高氏既没有勇气为范仲淹伸张正义，又害怕受到有识之士的怪罪，所以搬弄口舌、颠倒是非，以图减少自己作为谏官的舆论压力。他写道：

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与高司谏书》，《欧阳修全集》，第990页。]

高若讷受此侮辱，大为痛愤，将书信交给朝廷，欧阳修因此被贬。不过这次不能怪高若讷出卖朋友，因为欧阳修自己在书信的末尾写上了这一句：

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与高司谏书》，《欧阳修全集》，第990页。]

《与高司谏书》正义凛然到令人错愕，但并非举着道德大棒一通猛打。最让人意外的有两点：一是欧阳修并不恨高若讷胆怯不谏，却恨高若讷当着他的面诋毁正义；二是他写到最后还希望高若讷能幡然悔悟，再为范仲淹进一言。这样的天真勇猛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几百年后，清朝的乾隆皇帝在揣摩如何能既激发士人的干劲，又将士人的干劲限定在不指涉王权的范围内时，都要对此信发出神往而叹惋的评价：“是岁修甫三十岁，年少激昂慷慨，其事之中节与否，虽未知孔、颜处此当何如，然而凛凛正气，可薄日月也。时修筮仕才五年，为京职才一年余，未熟中朝大官老于事之情态语言大抵如此，千古一辙，于是少所见多所怪，而有是书。”[《文评·与高司谏书》，《欧阳修全集》，第2727页。]意思是说这位少年正义感卓绝，但政治上实在是不够成熟。

欧阳修与尹洙自请远贬，但他们对将要去的地方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大概以为从此天各一方，故而要赖在汴河码头诀别。但实际上，尹洙所贬的郢州（今湖北钟祥）与欧阳修所贬的夷陵都在今天的湖北，在北宋时只隔数天邮路，但这要等欧阳修到达楚地，向当地土著打听方能知道。欧阳修在汴淮一路受到不少赶来饯行者的款待，仅六月就喝了十五场大酒。因为当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四人被贬之时，民意却赞赏他们的作为。年方二十五岁的蔡襄为此事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范尹诸人为四贤，以高氏为一不肖。一时人人传抄，洛阳纸贵，连契丹使者都带回了抄本。在楚州，欧阳修偶遇贬往江西筠州（今江西高安）的余靖。欧阳修年龄小余靖七岁，原职低余靖两品，但竟劝诫起余靖来，要他答应不要像前代诗人一样，把贬谪文字写得悲悲戚戚：

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与尹师鲁第一书》，《欧阳修全集》，第999页。]

欧阳修大概最初只是对判决不服。但由于有意识地将“悲戚”排除在外，却不知不觉改变了贬谪诗的传统，开辟了宋诗的新世界。在与余靖道别之后，欧阳修从运河至真州，再转道长江。舟入长江，立刻就面临着所有被放逐者都要遇到的局面：被抛出人类社会的核心，将要独自去面对古代广袤危险、尚未被驯化的世界。人生路的茫茫与旅程的茫茫合二为一。

孤舟日日去无穷，

行色苍茫杳霭中。

山浦转帆迷向背，

夜江看斗辨西东。

滮田渐下云间雁，

霜日初丹水上枫。

蒪菜鲈鱼方有味，

远来犹喜及秋风。[《初出真州泛大江作》，《欧阳修全集》，第166页。]

在之前的文学史中，我们很少看到欧阳修这样的贬谪者。唐代诗人遭遇贬谪，哀叹的是生命价值的摧毁。触目伤怀之处，山水也成为了人生悲剧的象征。而欧阳修却要把旅程写成一次奇异的探险。“孤舟日日去无穷，行色苍茫杳霭中”一句尚带有象征性。上句让我们想起孔子的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下句让我们想起屈原的哀叹“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离骚》）。那种熟悉的苍茫之感几乎就要引诱读者进入人生无意义之感。但欧阳修并不想讨论人生，他注意起了纯粹的自然。我愿意把“山浦转帆迷向背，夜江看斗辨西东”一句看作全无象征的写实。他如少年水手一般，在曲折的河道间校准航向，在夜里沉迷于满天星斗。因为有了探知自然的好奇，本应重复而无意义的“孤舟日日去无穷”就变成了对新鲜事物的应接不暇。他看见了文学世界中的大雁落于水田，朝阳映上秋枫，甚至连“莼鲈之思”的典故也变成了日常的船菜伙食。这位二十四岁即获礼部贡举进士第一名的饱学青年在经历书本经验向一手经验的转换。这带来了生命的更新。行程中渐渐酝酿出真实的快乐。

当然他也有低落的时候。欧阳修是江西人，对长江下游不算陌生，尚能保持从容的风度。直到船行至九江，即将进入陌生的长江中游，再溯至上游夷陵，他的诗中透露出少许的恐惧和更明显的不忿。欧阳修一会儿意气高昂，一会儿牢骚满腹。他将韩愈和白居易这些唐代贬谪诗人作为坐标，要求自己刚强超越韩愈，但同时又觉得自己实在倒霉，凭什么比白居易贬得还远：

乐天曾谪此江边，

已叹天涯涕泫然。

今日始知予罪大，

夷陵此去更三千！[《琵琶亭》，《欧阳修全集》，第801页。]

后来欧阳修把他的贬谪诗写得充满了死不改悔的意味，但其表现方式不是怨怒，而是好奇、快乐。他不要满怀冤屈地咬牙内耗，而是要将人人恐惧的惩罚性处境转化为丰盛，甚至能引起艳羡的生命资源。这不是在写作中作伪饰，而是以写作的自觉引领生活的自觉，切断自哀与书写自哀的循环，去发现新的生活，开辟新的文学世界。

楚人自古登临恨，

暂到愁肠已九回。

万树苍烟三峡暗，

满川明月一猿哀。

非乡况复惊残岁，

慰客偏宜把酒杯。

行见江山且吟咏，

不因迁谪岂能来。[《黄溪夜泊》，《欧阳修全集》，第168页。]

在《黄溪夜泊》中，我们会看到一个摇晃的自我逐渐稳定下来。

这首诗的开头“楚人自古登临恨，暂到愁肠已九回”，使我们想起杜甫的名句“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咏怀古迹五首·其二》）。唐大历元年（766），杜甫五十五岁，流浪到长江上游的夔州（今重庆奉节），途中寻访楚人宋玉的遗迹。他强烈地感受到宋玉在《楚辞·九辩》中陈述的人生衰暮之叹：“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杜甫深深相信，宋玉连同整个楚宫的遗址虽都已在历史中泯灭，但宋玉的精神生命通过文学保存了下来。他在千年之后，得以成为宋玉精神的后继者。在安史之乱故国文物凋亡的背景下，杜甫的叩问带有独力接续文化传统的意味，庄严而动人。

但成长在北宋七十年太平中的欧阳修，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反应。他不需要像杜甫一样急于投入传统的洪流。他以较为外在的叙述视角，将“悲秋”限定为“楚人”的“登临恨”。但他也承认三峡的异常氛围及其巨大的情绪感染力：“暂到愁肠已九回”。《水经注》里说三峡“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又说“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崖高而江窄，人们自水面上视，感到两岸石壁的压逼，又听到凄厉的猿鸣回响。这自然会勾起旅人的愁思。流落异乡，又要挨过岁末，是何等可怜。但欧阳修要与“楚人”的情绪保持距离，偏不让“宋玉悲秋”式的自怜贯彻到底。他喝一杯酒来提振心情，随即与宋玉分道扬镳，再次把贬谪偷换成探险，举杯庆祝“不因迁谪岂能来”。欧阳修确实开创了新的传统。五十几年后，苏轼以同样的模式思考贬谪，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宋人面对及至唐代已臻完善的诗歌传统有着复杂的心态。一方面，诗歌是宋代士人基本的修养来源。他们在前代诗歌的浸染中长大，学会用这些话语书写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另一方面，烂熟于心的前代诗句变成一种陈词滥调。它自动化地流出，产生表面典雅而内在空洞的作品。对于想要追求“修辞立其诚”的诗人来说，甚至更危险。他们感到了这些话语的挟裹能力。当他们写下前代诗歌中的熟词、成句，即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逼迫，鬼使神差地切换到与前代诗人同样的感受方式。欧阳修意识到了危险。如果他们顺从地以前代诗歌中的感受方式来感受，那么在文学上就不能进行真正的创造，迎战困境的能力也不会超越前代诗人。

在这样的自觉之下，欧阳修修改了贬谪文学的传统。

他的贬谪之作中一部分带有人类学民族志的特点。由于他的记载，我们现在知道，当时的夷陵是数百里无人居住的青山环绕中的一个小县城，盛产花椒、大漆、纸张。城内居民约数百家。县城里的建筑纹样一如前朝。城中间最宽的路不够行车马，每到下雨时泥泞不堪。市场上除咸鱼之外，没有其他商品。当地人与外界很少来往，不说中原语言。居民信鬼神，流行妖鸟传说，盛行用龟甲占卜，入夜常常击鼓踏歌。民间争讼颇多，官府判案不留文书，吏曹不识文字。欧阳修津津乐道地给他的朋友写信，介绍夷陵土著的语言、宗教、传说、祖先、物产、居住方式、交换活动：

闻夷陵有米、面、鱼，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笋、茶荈……[《与尹师鲁第一书》，《欧阳修全集》，第998页。]

一室之间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岁常火灾……[《夷陵县至喜堂记》，《欧阳修全集》，第563页。]

击鼓踏歌成夜市，邀龟卜雨趁烧畬。[《寄梅圣俞》，《欧阳修全集》，第175页。]

我想，如果人类学家王明珂老师能穿越到北宋，一定会和欧阳修很有话说。这些在古代属于“风俗志”的知识，也许恰好填补了欧阳修在政治上的失意。

另外一个特点，是在欧阳修的私人书信中体现出来的。我读这些简短而频繁的信件时，常常被当时男性之间的情谊打动。欧阳修与尹洙、余靖、蔡襄、梅尧臣等相互问慰、勉励。在希望传世的诗文中不曾透露的脆弱，在这些私信中透露。

他向余靖通报，贬谪夷陵之路其实危险而疲惫，他已察觉到身体衰老，担心自己在碌碌无为中度过一生：

然某携老幼，浮水奔陆，风波雾毒，周行万三四千里……而年齿益长，血气益衰，遂至碌碌随世而无称耶？[《与余襄公一通》，《欧阳修全集》，第2400页。]

他安慰尹洙的丧子之痛，透露自己也曾失去一个儿子，像自己这样寡情的人都受不了，推想以尹洙的深情一定难以承受：

但向闻师鲁有失子之苦……修尝失一五岁小儿，已七八年，至今思之，痛若初失时。修素谓诸君自为寡情而善忽世事者，尚如此，况师鲁素自谓有情而子长又贤哉！[《与尹师鲁第三书》，《欧阳修全集》，第1001页。]

这并不始自贬谪之时，多年前，他与梅尧臣（字圣俞）在洛阳别后，就写信向他倾诉思慕，感慨在一生之内，将要经历多少的生离死别：

又目前不见圣俞，回忆当时之事，未一岁间再至，寻见前迹，已若梦中。……人生不一岁，参差遂如此。因思百年中，升沉生死，离合异同，不知后会复几人，得同不得同也！[《与梅圣俞四十六通》，《欧阳修全集》，第2443—2444页。]

梅尧臣的回信今已不存，但可以找他因尹、欧贬谪而写的诗。他对欧阳修说“黄牛三峡近，切莫听愁猿”（《闻欧阳永叔谪夷陵》），对尹洙说“心知归有日，时向斗牛看”（《闻尹师鲁谪富水》）。梅尧臣并未参与讨论，但他对贬谪中不应写悲戚之语的看法与欧阳修一模一样。这不仅是同气相求，也来源于他们在仁宗朝的实际政治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