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再来看“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能几回？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才能够知道他写的并不是及时行乐。宇文所安以“转换风格”[“他在诗中迅速地转换风格和主题，把属于几个范围的问题和体验结合起来表现。从这种‘转换风格’中产生出新的美学标准，最后取代了统一情调、景象、时间及体验的旧关注。”见[美]宇文所安著，贾晋华译：《盛唐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10页。]来定义杜甫的诗，即在杜甫之前，一般一首诗尽量去制造一个统一的主题和情绪，但杜甫开始在一诗之中包含多个主题和多种情绪。正因如此，读者才在杜甫诗中感受到更复杂的人性和更丰富的美。“渐老”的悲哀与“逢春”的欢欣是矛盾的，面对“无穷事”的绝望与把握“有限杯”的可能是矛盾的，客居与躬耕是矛盾的，“南亩”之乐与“北望”之悲是矛盾的。但杜甫成都诗的矛盾性是有慰藉力量的，这种慰藉不在于提供了某种希望，而在于证明了没有希望，但还是有慰藉。

我们抗战胜利前后的作品多拖着一条光明的尾巴，老杜诗虽没拖着光明尾巴，但也不是消极，因为他有热、有力。现在拖着光明尾巴的作品，即使有光也是浮光，有愉快也是浮浅，因为没热、没力。老杜诗虽没光明、愉快，但有热、有力，绝不会令人走消极悲观之路。[《杜甫诗讲论》，《顾随全集》卷五，第337页。]

顾随先生这段话是在讲杜甫的《得舍弟消息》时说的，他说的是杜甫诗歌的非希望性。杜甫不许诺战争一定会结束、未来一定会变好、故乡一定回得去，可是他在每个没有希望的日子里动员起内在的力量。就此，杜甫在晦暗不明的时代里找到了生活下去的热情。在后世，《杜工部集》成为很多人的监狱读物。文天祥在元人狱中将杜甫诗句打散重组为二百首“集杜诗”，1942年，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洪业因抗日被捕，在狱中亦只求获得杜诗一部[“有一天我向日军狱吏请求：让我家送一部《杜诗引得》或任何本子的杜诗一部入狱，让我阅看。这是因为我记得文天祥不肯投降胡元，在坐狱待杀的期间，曾集杜句，作了二百首的诗。我恐怕不能再有学术著作了。不如追步文山后尘，也借用杜句，留下一二百首写我生平的诗。可恨的日军，竟不许我的要求。可幸的我们，虽都瘦得不像样子，甚至有病到快死的，竟都活着出狱。不用说：再做一种有关于杜诗的著作，是一端许愿，不可不偿的。”见《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第347页。]。二人都认为，他们的很多体验，都已由杜甫预先说出。杜甫照亮了他们最无望的生命阶段。

其实杜甫还独自处理了更大的时代命题：如何面对黄金时代已经永远过去的事实。

安史之乱结束之后，杜甫离开成都，进入了大量写作追忆之作的阶段。在他晚年这些最以“沉郁顿挫”著称的作品中，都有一个因为沉浸在他人的故事或世界的景观中，从而迷失了时空、自我身份的倾听者，如“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秋兴八首·其二》），“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杜诗的博大丰富很大程度上是杜甫跟随他人故事的结果。在许多节点，换一个诗人，就免不了跳出来陈说普遍真理，或发表宣言一抒情志，但杜甫能长久处于纯粹体验的状态，既不受到认识功能的打扰，也不会迷失在强烈的情绪中。他是一个伟大的“出神者”。当他被某个人或事物吸引，他便忘我地投身于其中，跟随着那里的动静、变迁。他最动人的诗章往往只有敏锐的感受和深远的回忆，完全没有判断和提炼的愿望。

杜甫的追忆之作中最广为人知的是《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杜诗详注》，第2060页。]

清朝的何焯在《义门读书记》里说：“四句浑浑说去，而世运之盛衰，年华之迟暮，两人之流落，俱在言表。”[《杜工部集·近体》，[清]何焯著：《义门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221页。]李杜二人及唐朝的黄金时代都已过去，但当三者相逢在各自的落花时节，杜甫竟写出了一种难后幸存者的快慰与辛酸。

黄金时代过去之后还有青铜时代，青铜时代过去之后还有黑铁时代，这些时代也需要它们的记录者。王维、李白这些得盛名于开元、天宝时代的大诗人是盛唐物质与精神生活最好的记录者，但他们被过去的经验困住了，无法再面对安史之乱开始后不够好的世界。杜甫却一边追忆，一边告别往事，开启中唐诗歌的新境界。

“注视未来”与“乐享眼前”之间确有矛盾。当面临时代变革，需及时去区分哪些属于曾拥有的过去，哪些属于尚能把握的现在，哪些属于不可控的未来。这不但关系到对自我处境及人生任务的清醒认知，也关系到人是否能通过及时的哀悼，将情感从死去的事物上抽出，重新投注于活泼泼的生命万象。

人生本是一条通往落花时节的道路，哪怕处于一个下坠的时代，或面临个人的暮年，生命都可能因为意识到时间的凝缩而加倍地焕发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