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羌村住了几十天，到了十一月份，就得到了长安收复的消息。他遂赶回长安，仍任左拾遗。乾元元年六月，他被贬为华州（治所在今陕西渭南华州）司功参军。这年底，他回到洛阳、偃师探亲，写下了《得舍弟消息》。

杜甫写给弟弟的诗共三十多首，大部分写于安史之乱后。一般认为杜甫有四个弟弟，分别叫杜颖、杜观、杜丰、杜占。还有一个妹妹，嫁给了韦氏，杜诗中称“韦氏妹”。杜甫的父亲杜闲是初唐诗人杜审言的长子。杜闲娶妇清河崔氏，即杜甫的母亲；继娶卢氏，为另三子的母亲。先后两位妻子皆为“五姓女”[“‘五姓’指的是范阳卢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赵郡李氏等传统世家大族……唐代最高门阀。与此相应，唐代‘五姓女’在社会上亦广受仰慕……唐代人普遍热衷于与‘五姓女’联姻。”见路学军著：《简析唐代“五姓女”的礼法传承及其对姻族的影响》，《唐都学刊》，2012年第2期。]。

杜闲官终朝议大夫、兖州司马，为正五品官员。唐代这个品级的官员收入大约为一个农民家庭的十倍以上。可是为什么杜甫却给人留下穷困的印象呢？一种解释就与杜甫的兄弟关系有关。按照唐朝的门荫制度，正五品官员可有一子继承从八品上的官职[关于唐代门荫制度的具体规定，《新唐书·选举志下》云：“凡用荫，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从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从八品上；从五品及国公子，从八品下。凡品子任杂掌及王公以下亲事、帐内劳满而选者，七品以上子，从九品上叙。其任流外而应入流内，叙品卑者，亦如之。九品以上及勋官五品以上子，从九品下叙。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赠官降正官一等，死事者与正官同。郡、县公子，视从五品孙。县男以上子，降一等。勋官二品子，又降一等。二王后孙，视正三品。”见[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72—1173页。]。杜甫把门荫的机会让给了异母弟杜颖，选择了科举入仕，之后住在长安准备科举考试，而杜颖则留在河南为官。唐代长子出让继承权并不罕见，但多是在兄长已出仕或已获得高名的情况下，而杜甫在微时让官，主要出于兄弟感情。

杜甫虽有时也自称“二年客东都”，但对洛阳其实有故乡之情。在7世纪，洛阳的极盛是在武则天朝。武则天于天授二年（691）迁都洛阳，至神龙元年（705）五月唐中宗返都西京长安，洛阳成为首都共有十四年。杜甫的爷爷杜审言即在武则天朝时居洛阳为官，并置办宅第，一直住到去世。他去世后四年，杜甫出生在附近的巩县，这里本就是洛阳所在河南府的属县。杜甫三岁丧母，之后就寄养在洛阳仁风里的二姑母家。他的青少年时代很可能就住在杜审言置办的宅第中，并与邻居耆老们交往，至十四五岁时，已在洛阳有诗名。

杜甫诗中明确提到名字的洛阳居所有两处，一处称“土娄庄”，在偃师首阳山下的土娄村，是杜家祖坟所在；另一处称“陆浑庄”，似乎在洛城之南陆浑山[胡永杰：《杜甫在洛阳居地的转移与心态的转变》，《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1期。]。从《得舍弟消息》《忆弟二首》（题下注：时归在南陆浑庄）等诗来看，安史之乱战火燃起时，除杜甫及妻小在长安附近，杜氏家族都在洛阳及附近居住，弟弟一家即住在陆浑庄中。乱中洛阳与长安依次沦陷，因此，杜甫对弟弟的思念与对洛阳沦陷的想象融合在一起，对自己身世漂流的感慨与对长安沦陷的体验融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家国命运深深纠缠在一起的双重沦陷之感：

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得舍弟消息·其二》，《杜诗详注》，第322页。]

杜诗中有四首诗都以“得舍弟消息”为名。前两首写在两京陷落后，后两首写在两京收复，杜甫回洛阳探亲时。杜甫回到陆浑庄，杜颖仍在山东、河南一带流浪。杜甫在旧宅的庭院中读着弟弟写来的信：

风吹紫荆树，色与春庭暮。

花落辞故枝，风回返无处。

骨肉恩书重，漂泊难相遇。

犹有泪成河，经天复东注。[《得舍弟消息·其三》，《杜诗详注》，第461页。]

“风吹紫荆树”是极平淡的、民歌的语言。南朝乐府《西洲曲》中就有一句“风吹乌臼树”：

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

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

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

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西洲曲》，[宋]郭茂倩著：《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27页。]

《西洲曲》用民歌的修辞手段“顶真”，形成意识流的方法，进行叙事的推进。江中的两桨划到了桥头，桥头的伯劳鸟飞停在乌桕树上，树下的房门开动，门中露出了头戴翠饰的女孩，故事的主人公就此出场。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说，这是“续续相生，连跗接萼，摇曳无穷，情味愈出”[《西洲曲》，[清]沈德潜选：《古诗源》，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48页。]，也就是说非以观察者视角强行推进，而是以自然事件推进，一物带出一物。原本平淡无奇的世界一处处被显微、一处处被擦亮。自然变迁到哪里，人的情感就流淌到哪里，诗笔就写到哪里，这就是刘勰所说的“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第四十六》，[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93页。]。中国诗论中“风”这个词的本义就是如此。

为什么是风？《诗经》有《国风》，后来人说“风雅”“风格”“风调”，为什么不是“木格”或“水调”？风意味着一种影响的力量，看似无声无息，却能移山挪海。“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人内心流动的情感体验自然会形之于文字。风中飘落的紫荆花瓣具有强烈触发情感的意味。杜甫只是跟随着花瓣的轨迹，让意识和语言随之流淌。以“飘”的感觉为中心，花之飘零、人之漂泊、泪之飘卷纷纷卷入进来，合为一体。我们在这首诗中感到的“气韵贯通”，就是“漂泊”一理在自然与人事上的诸种分身。

这首诗总的来说，奇数句是民歌式质朴晓畅的语言，偶数句是文人诗化的语言，有陌生化的效果。它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节奏——因为感到意外或者难懂，所以读者的注意力会在偶数句上停留更多的时间，诗也因此产生悠远的韵味。

第一个偶数句“色与春庭暮”，精致、复意。

把“与”理解为连词“和”，杜甫说的就是紫荆花、庭院以及整个春天，都一点点被暮色吞没，变得黯淡无光。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人间词话〉删稿》，王国维撰，黄霖等导读：《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4页。]，诗人的情感基调会改变他看到的风景。在一年前的战乱中，杜甫认为“汝懦归无计，吾衰往未期”（《得舍弟消息四首·其二》），你孱弱得回不了家，我衰老得无法去见你，这辈子不会再见了。谁想两京收复，杜甫努力回到洛阳，流落在近处的弟弟却无法回来。他内心的失落投影出去，觉得所有的色彩都暗淡了。这是杜甫的消沉时刻。

把“与”理解为动词“给予”，杜甫说的就是紫荆树在风中飘落着细碎的花瓣，把它的色彩分洒给惨淡的春庭。秦观有词“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望海潮·洛阳怀古》），说的是桃柳之下的小径把春色带入了每个人的家里。在苍茫的暮色中，紫荆明亮细碎的花瓣如黑色宣纸上的洒金一般，为杜甫确认了春庭的生机，帮他度过最寂寞的时刻。

汉语语法的模糊带来句意的含混性。这使我们讲诗歌时，可以将两种甚至多种无法证伪的意思叠加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层次和幽幻迷离的效果。以“风吹紫荆树，色与春庭暮”写杜甫在空置的旧宅中度过的黯然时刻，其中既有劫后余生的梦幻之感，又有兄弟不能相见的怅然若失，但也存在一种聊胜于无的微小抚慰，来自故园树色。那个哀悼的时刻因此具有了“哀而不伤”的品质。

在无计可施的哀伤中，泄气的心神使杜甫如行尸走肉，跟随着落花的轨迹，看见什么就随口说出——“花落辞故枝”。人若分别便称故人，花若离枝自可称故枝。“风回返无处”却是句怪话，是在发呆的时候才会有的奇想。大约是风向改变，把花瓣又吹到紫荆树下，于是杜甫感慨，凭什么风能回转，花却不能再接回树上呢？若本诗一意顺着“风吹紫荆树”流畅、通俗地往下走，则会有“过流”的弊病，而这个无厘头的问题、陌生化的表达，却带来了回转的力量。

长久出神观看紫荆花的飘转，使杜甫联想起骨肉的漂泊。“骨肉恩书重，漂泊难相遇”，兄弟之难相遇与同根之花瓣难相遇相同。“恩书”本指帝王所下之诏书，兄弟之书信不称“恩书”，但杜甫称之，则是与“家书抵万金”（《春望》）相似，是分离的焦虑、对灾难的想象得到了书信安抚后的千恩万谢。这正如《饮马长城窟行》中的“长跪读素书”，夫妻之书信本不需长跪读之，但因音信不通、生死难卜，故得一书信便要以极端重的态度、极感激的心情来阅读。

“犹有泪成河，经天复东注。”杜甫在诗的最后打破了前文精心构造的客观情境，直接跳到舞台的中央来直抒胸臆。在叫喊中，读者感到巨大的情感力量。

“犹有”是这句中的第一处“拗折”。“难相遇”虽已无可更改，杜甫也绝不“随它去吧”，而是要有所倾注。他“有”的是什么呢？是“泪成河”，是决心如《红楼梦》中绛珠仙草对神瑛侍者做的那样：“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清]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9页。]

“经天”是第二处“拗折”。“东注”很简单，谁都这样写。李煜写“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汉乐府写“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长歌行》）。悲痛之无穷奔涌、时间之不息流逝，都是如江水东流入海般不可更改的事实。但杜甫却在“东注”之前有一个反地心引力的“经天”过程。“经天”本应指银河贯通天穹的样子，而杜甫却将泪河与银河写作一体，写尽其势能之大。泪河向上喷涌，如银河般经天不绝，这是一个挣扎、振起的过程。

“复东注”是第三处“拗折”。天河虽终跌落，但仍带着无限遗憾滚滚东去。比起“一江春水向东流”，杜甫的情感不是一击就倒的放弃，而带有挣扎的力量。这种不肯放弃的情感力量是中国诗歌中所赞赏的，如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亦如清代张惠言在《木兰花慢·杨花》中写杨花的挣扎：“未忍无声委地，将低重又飞还。”

此时是乾元二年春天，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尚未成立，但在这首写给弟弟的诗中已见痕迹。从技巧上来说，它来自一诗或一句之中的复杂层次，和情感所经过的多次阻拦和蓄积。从秉性上来说，“沉郁顿挫”来自情感厚重、稳定、往而不返的诗人。若如渊明一般，时时跳脱出来，冷静审视自己的情感，“沉郁顿挫”就不可能。

从写出“一语中的”的格言的能力来说，杜甫的能力远逊于渊明。他不是关注本质、截取世界片段的诗人，而是着迷于现象，呈现无数片段相续演化的诗人。在《得舍弟消息·其三》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纵容演化发生的气氛，和捕捉演化过程的能力。开头“风吹紫荆树”这极为微小的触发，经过几番翻覆，竟变成了“经天复东注”的巨大波澜，真是不可思议的文学魔术。外物触动诗人情感，成为创作动力的现象，在《诗品》中用“气之动物，物之感人”[《诗品序》，[南朝梁]钟嵘著，黄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页。]来表达，这首诗即是这两句最好的注脚。

紫荆树本来就象征着兄弟不肯分离，但杜甫做出了示范：当诗中情感的影响足够大时，读者完全可以绕过对意象符号的认知，来领会诗人想传达的一切。为便于读者体会“紫荆树”典故对诗歌感染力的实际影响，我将这则在讲解中故意略去的材料补充于下：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议分财，生资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荆树，其议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树即枯死，状如火然。真往见之，大惊，谓诸弟曰：“树本同株，闻将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胜，不复解树，树应声荣茂。兄弟相感，合财宝，遂为孝门。真仕至大中大夫。

陆机诗云：“三荆欢同株。”[《田真兄弟》，[南朝梁]吴均著，林家骊校注：《吴均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9—220页。]

我常常会注意杜甫诗歌中的抚慰性。在《得舍弟消息·其三》中，抚慰来自一棵不肯隐入暮色，将落花撒向归来者的故园之树。在《得舍弟消息·其四》中，抚慰来自一只不肯离开的狗：

乱后谁归得，他乡胜故乡。

直为心厄苦，久念与存亡。

汝书犹在壁，汝妾已辞房。

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得舍弟消息·其四》，《杜诗详注》，第510页。后两首《得舍弟消息》一首是古诗，一首是律诗。“风吹紫荆树”那首文气贯通，如有穿堂风贯穿其中，虽曲曲折折、徘徊往复，最后仍排闼而去。较少拘束、更为自由舒展，这是古体固有的特点。“乱后谁归得”那首虽是律诗，但混入了一点乐府诗的风格。“汝书犹在壁，汝妾已辞房”类似于《木兰辞》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仇兆鳌说：“汝书、汝妾并举，律中带古，此杜公纵笔。”这不但是说音节的重复，而且是说打破了五律的审美，带入了异样的风味。初唐时代，五律在它刚成熟的时候，就是在杜甫的爷爷杜审言这些人手中确定了其雕琢、文雅的美学，去描绘从粗糙混杂的自然中截取的最美好的片段，如“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在杜甫之前，没有人把奔妾、老狗这样不够文雅、精美的形象写到五律中来，而杜甫通过将安史之乱中的体验大胆写入这种文体，开拓了五律的表现空间。]

“乱后谁归得”，远者得以归来，近者不能归来，是感慨生还的偶然。“他乡胜故乡”则要联系到《得舍弟消息》的第一首来理解。在那首里，杜甫舍不得弟弟“侧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即流浪超过千里，躲藏在极为荒僻的村中。当时已觉惨痛，此时见到家乡乱后的景象，却反觉流浪还不是最差的。但这样的自我安慰没什么用，杜甫依然“直为心厄苦，久念与存亡”。“与存亡”即共存亡。

可是存亡不能与共。存者是“汝书犹在壁”，经过掠劫后的屋内只剩下弟弟写在墙上的字；亡者是“汝妾已辞房”，在慌乱的逃亡中，主妾关系崩散，主人既没有带走妾，妾也没有留下来等待主人。“汝书”“汝妾”重复，如同听闻杜甫念念叨叨“你的”“你的”，充满了对弟弟的心疼。但杜甫战后的体验中充满了旧世界、旧秩序分崩离析的感觉，万事都不能再以战前的标准要求，因此也无法谴责一个奔妾。

粘合这个崩坏的世界，找回与过去世界关系的是一只“旧犬”。未必是老狗，只是一只养了很久的宠物，也不知道是怎么在战乱中活下来的。它的幸存就像紫荆树的幸存一样不可思议，也许预示着旧日的世界并未完全逝去。“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此时它悄悄地把头靠在杜甫的床边。它的姿态和感情与杜甫完全一致，甚至如同杜甫此时心境的表征。杜甫相信，他们在怀念着同一个人。

这时是乾元二年春天。洛阳的紫荆花在三四月份开花。但也就在三四月间，史思明杀安庆绪，还军范阳，之后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改范阳为燕京。在再次燃起的烽火之中，杜甫离开河南，返回华州。他再次与杜颖短暂相见，要等到广德二年（764）的秋天，在两人下一段互相暌隔的漂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