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诗史上，陶渊明对死亡的书写是极其特殊的。第一，很少有诗人像他一样如此大量、集中地书写死亡；第二，从《诗经》开始，写死亡往往是为了谴责战争、瘟疫、权谋，但渊明如《皇帝的新衣》中的小男孩，每隔几页书就跳出来宣布一次“人本来就是要死的”；第三，陶渊明对死亡的书写是最不带文人色彩的。孔子、司马迁、曹丕都在想如何用闻道或写作来战胜死亡，但陶渊明却将包括功业、德性、著作在内的任何固定成就当作覆盖在死亡上面的油彩，拨开它们，去直视蚯蚓从骷髅的眼里爬出的死亡实质。

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问题。陶渊明为什么要一次次到前人的墓地去行游，关于死亡，他到底得出了什么结论？我觉得陶渊明的思考最终停留在了肉体生命结束的那一刻。他否定了道家的神仙世界，摒弃了佛家的轮回转世，也怀疑儒家的三不朽。对于死亡，他其实没有思考出任何结论。

他的成就在于在对死亡的勇敢直面中，反倒重建了生命，在魏晋时代普遍的“人生如流”[《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见程树德撰，程俊英等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10页。]和“人生如寄”[《善哉行》：“人生如寄，多忧何为。”见[魏]曹丕：《曹丕集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页。]的观念之外，发展出了“人生如植”的观念。人生如流也好，人生如寄也好，都把人看作在命运和时代的洪流中随波流转的落花败蕊。可是渊明决定为自己的人生赋予更多的主动性，在尸骸遍布的土地上去“开荒南亩际”（《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去把时代的废墟变成个人精神的家园。渊明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未来就是“零落同草莽”（《归园田居五首·其二》）的，但在凋落的一刻到来之前，我们还有时间去种植自己。他的道德选择、政治判断、情感体验、日用常行，都是在“自植”的标准审视之下，严格筛选并坚定贯彻的。以此，他将一个看似极为收缩的人生变得集中而丰盛。在稀薄的土壤上，一棵孱弱的豆苗终于长成，居然如屈原笔下的橘树一般，苏世独立，文章灿烂。

那“草盛豆苗稀”（《归园田居五首·其三》）的耕种，与西西弗斯把永远要滚落的巨石推上山坡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借此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加缪说，他相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而我们甚至不用替渊明相信他是幸福的。读他的诗，无限辛苦之中，处处是幸福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