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阮籍写“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咏怀八十二首·其三》）比宋玉写“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九辩》）更绝望？“藿”即是豆叶。豆科植物的花有娇嫩轻盈之美。香豌豆花更是名贵的切花原料。豆科植物也常常善于攀援，春天种下扁豆，夏日人们就能在豆棚下纳凉，故古人有《豆棚吟》《豆棚闲话》。但豆科植物多为一年生，秋风一起，浓荫就黄落枯萎，变得轻如败絮，甚至不需要收拾藤蔓，它们自己就会碎落。比起树木秋枯春荣，在豆科植物身上，人们更多看到时间不能逆转、死亡不可逃避、生命不留痕迹。没有什么比豆叶在秋风中迅速碾为尘土的画面更能象征阮籍的“忧生之嗟”[[刘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平原侯植》，黄节撰：《谢康乐诗注　鲍参军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64页。]了。

豆类寿命最短，繁茂和凋零时差别最大，但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其三》偏要写种豆。在这首诗中，野草可以视为强盛而不受人类管辖的外在世界，豆可以视为脆弱而灌注了自我意志的个人生命：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五首·其三》，《陶渊明集校笺》，第98页。]

“种豆南山下”化用司马迁外孙杨恽《报孙会宗书》中的“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但渊明并不是做个样子，他将“种豆”作为“富贵”的对立符号，真的沉浸到种豆的快乐中去。“草盛豆苗稀”带有棋逢对手的斗志盎然。自然就是如此。我家有一个院子，种了几轮花，有的被旱死了，有的被浇死了。有种俗称“割人藤”的野草，无论雨旱，蓬勃生长，甚至落地生根，绞杀乔木。就自然的意志而言，割人藤有何不好？但人的意志却另有主张，比如“种一顷豆”。于是人只能“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其中有人为自己的意志付出的劬劳。但自然与人之间又不只是敌对关系。我在田间见过农民一边辛苦除草，一边赞美杂草。他们忽然转折，摘下一枝杂草放进嘴里咀嚼，说起荒年时靠它们活下来的经历。自然中既有违背人意愿，让人不可控的一部分，也有充满巨大生命力，让人震撼、尊重的部分。

一个“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农人虽未必获得成功，但在这样的工作中获得了生命的节律：春种、秋收，天亮出门、天黑回家。事事都有交代。结果不可预知，只有“道狭草木长”是确定的。人生的路总是很窄，杂草总是很多。有一次我和理科学生讲这首诗。我问他们：“你们每天去实验室，是做一百次实验有一百次成功，还是做一百次实验可能只成功一次？你们是不是每天连早饭都来不及吃，拎着两个茶叶蛋就去‘晨兴理荒秽’，到晚上十二点才从实验室‘带月荷锄归’？”学生说：“是啊是啊，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而且实验做出来多半不成功，‘草盛豆苗稀’。陶渊明写的就是我。”

衣服是自我与外在世界的界线。“夕露沾我衣”有两层含义。

一方面，“夕露沾衣”是污损。因为《离骚》将衣饰的沾染破损作为生命凋萎象征的传统，所以本句带有个人生命在劳作中逐渐衰老、毁坏的意思。“衣沾”甚至可以使人联想到涉入道德险境。仁人志士在保持表面的道德完善和真正投入伟大事业之间亦有矛盾。浮士德的救赎就无法逃避“衣沾”而完成。苏轼所说“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愧者多矣”[《书渊明诗》，《苏轼文集》，第2112页。]，亦是如此。

另一方面，“夕露沾衣”是惊悦。正如冯延巳的“风入罗衣贴体寒”（《抛球乐·酒罢歌余兴未阑》）写出了人与物候同频共振的过程，本句也可理解为在无聊的劳作中，露水的凉意激醒了昏昏欲睡的神志。狭小的个人生命忽然找到了突破口，人感到了与广大自然共通的快乐，如同野麋山鹿返归于长林丰草。

在“夕露沾衣”的两边，一边是劳作的辛苦失败，一边是生命的惊悦突围。这正是积极的人生中悲欣交加的写实。

《归园田居五首·其三》前三句都是写人与自然的搏斗，到最后一句，自然的部分消失了，渊明完完全全在讲自己：“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句话常被错误理解成只要结果好，辛苦没关系。但“愿无违”不是“果无违”。“愿无违”的价值恰恰在于从结果中解放出来。它不是指愿望达成，而是指最初的愿力不衰减，人能不断得到激发而不觉倦怠。人生的诸种追求，结果可能就是“草盛豆苗稀”的，但人也可能争取不被条件限定、不被结果定义的快乐，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

渊明种豆，种的乃是他自己。这正如唐代的元结所说：“贤士君子自植其身”（《菊圃记》）。通过这个观念，我们能将渊明的积极进取与恬淡避世整合起来。因为渊明将“立己之身”作为他最重要的追求，所以外在功业反而变成次要的、工具性的了。按照这个逻辑，一个艺术家的追求不是他的作品，而是通过艺术创作把自己变成了什么样的人，一个官员的追求也不是他的官衔，而是通过仕途经历把自己造就成了什么样的人。

但“种豆南山下”只是一个“自植其身”的象征吗？又不是。顾随先生说：“渊明‘种豆’一事，象征整个人生所有的事，所有的人，所有一生的事。”[《杂谭诗之创作》，《顾随全集》卷六，第241页。]我想这“人生所有的事”中既有志意持守的问题，也有人生动力的问题。之前在讲《拟古九首·其七》时，讲到了“欢庆生命”，这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中也有显现。渊明种豆一事带出的背景中，那个南山世界里充斥着生命的力量：顽强、自在、欣欣向荣。

渊明写自然的生生之乐为他人所不能及。“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和胡西曹示顾贼曹》），“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东园之树，枝条载荣”（《停云》），“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皆此类的例子。为生生之乐所触发，从而兴致勃勃也是《归园田居五首·其三》的主调。这些诗中的乐，原型到底在哪里？

《诗经·周南》中有一首《芣苢》，讲妇女在春天的原野上采摘野菜：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

采采芣苢，薄言襭之。[《芣苢》，《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1—52页。]

元代吴师道说：“此诗终篇言乐，不出一‘乐’字，读之自见意思。”[《芣苢》，[清]王鸿绪等撰：《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卷一，清雍正五年（1727）内府刻本，第43页。]清代王夫之说：“从容涵泳，自然生其气象。即五言中，《十九首》犹有得此意者，陶令差能仿佛，下此绝矣。”[《诗译》，[清]王夫之著，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页。]先民为自然生息循环的力量所打动，在风和日丽中采摘初生之野草。其欢悦形诸歌咏，不觉三五成群，一唱众和。甚至人们相信食用此草，也将获得如大地一般强盛的生殖力。这就是《芣苢》的情感基调。但随着诗歌创作者不再从事耕种采摘，后世诗人虽也能欣赏“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兰亭集序》）的风景，但对万物恒生的体验衰减了，忘记自己的生命也源出于这样的自然。渊明似乎是最后一个具有这种原始能力的诗人。王夫之说“陶令差能仿佛”就是察觉到了这一点。

渊明有一首《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

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

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

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

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

中宵伫遥念，一盼周九天。

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

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

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

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

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

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戊申岁六月中遇火》，《陶渊明集校笺》，第235页。]

这首诗写在义熙四年（408），也就是辞彭泽令、归隐田园后的第三年。这个夏天，“园田居”烧掉了。这使他对原先已下定的决心再次产生了质疑。为什么已经放弃了官场，寄身于穷巷之中，但命运还是没有饶过他？在《归园田居五首》中胼手胝足建立起来的田园是何等脆弱，一瞬间就烧成灰烬，连一根房梁都没有留下。全家人只能住在一条船上。但火灾是六月发生的，到八月，渊明就目睹了自然强大的自愈力，“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当飞鸟与人还处在惊恐之中，不敢接近故居，果菜却已从烧成灰烬的土地上重新长了出来。这带给渊明巨大的震撼。他一整个晚上没有睡觉，内心充满了矛盾的想法，站在院子里望天望地，把宇宙人生都想了一遍。他想到自己过往的孤独怪异，想到正在衰老的肉体和对精神不朽的渴望，想到上古人人免于饥饿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返。忽然间渊明相信世界上存在一种“贞刚”强于玉石的力量。他找到了不可思议的答案：“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

那就相信土地，继续去耕种好了。土地一次又一次地震撼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中，土地以野草与豆苗的交手来示范如何将挫折转化为活力；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中，土地以果菜的复生来示范在巨大的不幸之后从头生活；在《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中，土地示范的是不管人类世代的贤愚盛衰，自然仍会以它的节奏带来新的生机：

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陶渊明集校笺》，第387页。]

这样的诗里哪里有黑暗，哪里有死亡，哪里有穷思竭虑？有的只是轻盈和喜乐、清澈和透明。此时他的田园如“果菜始复生”一样，充斥着时间送来的新酒与新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是亘古不变的，是自有天地以来就永恒如此的自然现象。渊明借由与无限自然的连接而进入了更大的时空尺度，获得如登山临海、时空穿梭一般的心灵自由。于是他摒除了时代的阴影，飞翔在《穆天子传》与《山海经》的宏大时空中，渡黄河，过太行，出雁门，登天山，遍游海外、大荒，与夸父、刑天、精卫的精神共处。放宽历史的视野，在小的历史周期之外，还有更大的历史周期，在人类的历史周期之外，还有超越人类的历史周期。如此魏晋易代的一时黑暗，也就不再能带来完全的绝望。俯仰之间，时代与处境加在人身上的束缚就被解开了。

草木新绿、春酒新熟，应时之云、应时之风、应时之雨，这是渊明诗歌中最活泼的灵光。这些诗句使我回忆起在我理解人和社会之前，自然曾首先教会我喜悦的瞬间：“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在还没有空调的时代，江南夏日的房屋是终日开窗的，唯独西窗之外遮盖着稀疏的竹帘。那时虽有风扇和凉席，人仍然终日热得昏昏沉沉。常常是在下午，忽然间有带着雨珠的凉风飘进室内。走廊里响起窗户的撞击声、玻璃窗或玻璃瓶落地砸碎的声音、人奔跑抢救的声音。一阵混乱之后暂时安静，然后是雨脚巨大的喧响，一阵比一阵更凉的凉风带着泥土的味道涌进房间。对于一个心中尚未储存世事的儿童来说，那种凉带来的快乐如洪水决堤。正如旁观的大人常常评价的那样：“落雪落雨狗欢喜。”

钱穆说：“人生本体即是一乐，于人生中别寻快乐，即非真艺术。”[《略论中国艺术》，钱穆著：《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275页。]对于儿童和小狗而言，生生之乐本即天性。但由于儿童尚未知晓死亡，对人生也未形成特定的看法，更不会意识到人生的展开受到时间的约束，所以他们虽常感到生生之乐，却不能受此驱动去主动做什么。他们沉浸在欢乐中，直到欢乐自然地逝去，如此循环。

使人将生生之乐纳入意识之中的，恰恰是对死亡的发现。如果没有死亡的黑暗作为背景，生命的光亮将不复存在。在《归园田居五首》中，第二首与第三首正描述着生命的这两个面向——“常恐霜霰至”一首称赞着死亡的力量，哀叹着消逝、遗忘；“种豆南山下”一首则吟唱着生命的曲调，呼唤着新生、成长。

渊明的时代，“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形影神三首·神释》）。死亡的威胁如四面楚歌，逃回田园也无法回避。这样的压力反而造就了渊明的“重（zhòng）生”意识。其中包括对生生之乐格外的敏感，和抓紧生命存在的每一时刻去尽力自我建设的热望。对此，渊明最常使用的象征就是种植。而且由于渊明真正从事躬耕，象征与写实有时根本无法清晰区分，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中的田园也常常合二为一。这天然自洽的境界确乎难以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