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三年（218）春天，曹丕又给吴质写了一封信《与吴质书》，就是《文选》中曹丕名下的第二篇。此时，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刚刚结束，曹丕也在四个月前被立为世子。这封信依然讲述了对吴质的惦记、对南皮之游的怀念，和对“欢乐不能长久”这一信念的重申。与第一封信相比，这封信中增加的内容有三：一是对瘟疫的记叙，二是对徐、陈、应、刘文学成就的总结，三是自己变老的体验。

二月三日，丕白：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与吴质书》，《文选》，第1894—1896页。]

《诗经·豳风·东山》讲周公东征结束，军士换下战袍返回家乡时，一路感慨世界的凋敝，担心旧日的欢乐已彻底逝去，不可复追[《东山》，李山解读：《诗经（节选）》，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206—208页。]。《东山》四章，皆以“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那条回家的路洒满秋雨，好像永远没有尽头。诗中有一句“自我不见，于今三年”。了解《东山》的忐忑，便可理解曹丕所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的感觉：个人生命虽然在战争或瘟疫这样的群体性灾难中幸存了下来，但生命的底色变化了。《东山》中的“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与吴质书》中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是过去的绚烂；《东山》中的“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与吴质书》中的“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却是现在的黯淡。那些不掺杂阴霾的明艳时刻被困在了过去。

曹丕对《东山》无意识的联想，触及战争和瘟疫之可比性的主题。《东山》的忧伤，读者都能感到，但它的主题却没有统一的说法。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如果《东山》的背景真是周公东征的“正义之战”，总会有人想从那忧伤底下翻出点积极乐观来。但瘟疫不同，没有“正义性瘟疫”。所以当人们暴露在瘟疫面前，对命运之无常、人命之短暂的感受甚至更直接。

在曹丕的叙述中，这场瘟疫并不像曹植说的那样，穷人生病、富人幸免。他说“亲故多离其灾”。“亲”即亲戚，“故”即故人，“离”为“罹”的通假字，指罹患。其中最使他痛心的就是“徐陈应刘”，建安七子中的四位，也即南皮之游的参与者。“痛何可言邪”语气强烈，讲没有语言可以表达这种痛苦。曹丕又把南皮之游回忆了一番。只是与前一封信比，记忆失水了，“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只是泛叙，不再有“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的细节。这种青春记忆的流失，加重了对生命枯萎的感知。

这位敏感的王子在年轻的朋友中第一个预感到“斯乐难常”，但他在当时依然抱有一种幻想：“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威胁虽然一定存在，但他们将互相扶持、一同面对，至少在一般的生命时长之内。而瘟疫打破了他的计划。到他三十一岁成为魏王世子时，青年时代的朋友已“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如此集中的死亡刺激了对生命意义的焦虑。显然曹丕认为这些逝者的生命意义是不够的，因此他将陈述阮瑀之死的“化为异物”加重为“化为粪壤”。为了补足缺损的生命意义，也为了拯救言之伤心的自己，曹丕开始了逝者文集的编撰工作。这封信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一一回忆、总结徐幹（伟长）、应玚（德琏）、陈琳（孔璋）、刘桢（公幹）、阮瑀（元瑜）、王粲（仲宣）六人的文学成就。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皆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惔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隽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与吴质书》，《文选》，第1897—1898页。]

虽然《左传》即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说，但三者的次第以立德为最先，以立言为最末。且汉代孔颖达疏曰：“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03页。]可见“立言”还是主要指观点而非文辞。而曹丕竟以“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判定徐幹已实现了“不朽”。以同样偏颇的视角，曹丕看待六子的生命，全部聚焦于其文学天赋的实现程度。他仅仅从著述方面惋惜应玚的“美志不遂”，而全然不涉及功业追求和伦理责任。对于王粲，曹丕叹息的不是他因体弱而早逝，而是因体弱而文气不振。

在这封私人信件中，曹丕偏执地相信，肉体生命只是文学的附庸。不管寿命长短、死亡原因，只要有著述传世，生命就没有遗憾。寿命会结束，欢乐会终止。时候一到，一切戛然而止。文学能够战胜其他一切，在通往永恒的路上占据最先锋的位置。这一观点最终变成了《典论·论文》里程碑式的宣言，宣告了“文学自觉的时代”的到来：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典论·论文》，《文选》，第2271页。]

每个读中文系的人都被要求过背诵这句话。在回答“我的职业价值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典论·论文》的地位相当于医学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从《典论·论文》开始，在中国历史中，文学第一次具有了如此光辉的价值，远在财富、权力，甚至治国之上。

虽然总有人怀疑，但我觉得这并不是一句用来笼络士人，用文学诱饵导引他们放弃政治野心的话。《三国志·魏书》记载，就是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冬天，曹丕经历了“疫疠大起，时人凋伤”，他给王朗写信，讨论人生的意义。之后他把自己的作品都整理出来，包括《典论》及其他诗赋作品共百余篇，并公之于众[《魏书》：“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常嘉汉文帝之为君，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见[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8页。]。他致王朗的信可以看作《典论·论文》思想形成过程的痕迹。其中固然有对士人凋亡的大感慨，可也有对自我生命前景的切身恐惧——既然那么多人都死去了，我是什么特殊的人，难道可能永远幸免吗？

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与王朗书》，[魏]曹丕著，魏宏灿校注：《曹丕集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3页。]

文明走向成熟，即要对生命意义作出多样的回答。但在生命意义具足的位置上，人不会有重新发明生命意义的诉求。如秦皇汉武，以权力作为答案，被其经历反复验证，一直有效。所以他们固执于这有限的答案，服药求仙，寻求长生不老。这种固执和自信将在真正面临死亡时破灭。而对于曹丕来说，悲观敏感的天性、长久不确定的权力归属、对瘟疫下无差别死亡的经历，都使他的自我无法被权势填满，在权力的巅峰依然若有所失。他的诗文中时时闪现的黯然时刻，乃是极具人性的时刻。

在《与吴质书》的结尾，曹丕感慨他充满忧虑，虽然头发还没有白，但心已如老翁。沉重地压在他身上的，是权力未稳的惶恐与死亡焦虑的交袭。曹丕相信，他与吴质都再也不会有当日青春欢畅的时光了。他们只能通过写作，来获得替代性的快乐。

行年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三十余，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与之齐矣。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瞻观，何时易乎？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烛夜游，良有以也。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述造不？东望于邑，裁书叙心。丕白。[《与吴质书》，《曹丕集校注》，第259页。]

建安十八年和建安二十二年写给吴质的这两封信哪封更好？第一封像一块完整的水晶。它不太具有现实内容，整体是敏锐心灵的感受。在纯净的冥想中，过去被栩栩如生地复活出来。在第二封信里还有水晶的碎块，但对青春时光的冥想、纯粹的心灵感受都无法长久聚焦。现实的力量不停地涌入，以瘟疫、以死亡、以愁烦、以衰老。作者被激发了抗争的力量，试图建立一座文学的丰碑来予以对抗。从这对抗中产生的结果，是从文学思想到生死观的整体变化。

王国维有如下著名的论述：“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卷上第十七》，王国维撰，黄霖等导读：《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页。]以禀赋而言，曹丕本为“主观之诗人”，但阅世并非全无好处，正是无可回避的现实刺激使曹丕避免停滞在青春文学的空洞感喟中。

吴质收到这封信后，附和了曹丕对死去文士的看法，再次表达了和太子一起游玩的荣耀，最后提醒记得提拔他。大概“文学的自觉”还不属于吴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