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注意到建安七子与瘟疫的关系，是因为曹丕的《与吴质书》与《典论》都说到了这件事。

《与朝歌令吴质书》是书信体散文的代表。在魏晋之前，没有人像明清时代的袁宏道、张岱这些小品文作家那样，有意识地去写抒情散文这种东西。魏晋及魏晋之前的抒情散文，基本都来自私人书信。写作时没有公之于众的目的，反倒写出了最私人、最真切、最不足为外人道的真情实感。南朝昭明太子所编纂的《文选》里，可以归类为“抒情散文”的基本都收在了“书”这一部分。他确有眼光，第一封是李陵的《答苏武书》，第二封是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第三封是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的《报孙会宗书》。这都是所谓的“千古至文”，我在中学时读它们，虽不能全懂，却已经非常感动，且自然地想要背诵。在这三封信后，就是孔融、朱浮、陈琳、阮瑀的各一封信，这四人中，孔融、陈琳、阮瑀列于建安七子。再后即是曹丕的三封信、曹植的两封信。而在曹丕的三封信中，有两封都是写给吴质的，可视为建安文学中最好的散文。

第一封信写在建安十八年（213）：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季重无恙。途路虽局，官守有限，愿言之怀，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书问致简，益用增劳。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

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众果具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今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行矣自爱。丕白。[《与朝歌令吴质书》，[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94—1896页。]

曹丕无论诗文，都有一种沉静、优雅、温厚的调子。把曹丕和曹植的作品放在一起读是很有意思的，特别是同题之作。曹植用褒义来说是汪洋恣肆，用贬义来说是叫嚣隳突。曹丕则是平静和缓、徐徐道出。

先看第一段。季重是吴质的字，当时他在朝歌，即现在河南省鹤壁市淇县当县令。曹丕说：“我五月二十八日给你写信，问你身体可好。我想去看你，而且我们确实隔得不很远，只是各自在官职任上，不方便随意离开。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做不到。思念常常让我难以忍受。特别是你现在所处偏僻，书信也减少，使我的想念变得更深切。”第一段只是寒暄，但很有温度、有分寸，并不夸张，又让人感动。

第二段是书信的主体，写得更挥洒一点，主旨是怀念过去一起游玩的日子[南皮之游的时间一说为建安十年，一说为建安十六年五月。参见俞绍初：《“南皮之游”与建安诗歌创作——读〈文选〉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

曹丕说：“每每怀念过去我们在南皮玩耍的日子，就觉得那是最难忘的事。”这些年轻人在一起读书，“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妙思六经”是指对儒家《诗》《书》《礼》《乐》《易》《春秋》学说的深思。在建安时期活跃的学术风气下，儒家思想不是垄断性的，他们也在诸子百家中自由取舍，即所谓“逍遥百氏”。读书之外，还有玩耍，即“弹棋间设，终以六博”。“弹棋”和“六博”都是带有赌博性质的棋类游戏。玩耍只是调剂，在玩耍之时，口中继续着学理性的高谈阔论，耳朵听着琴筝的音乐。

顾随先生说：“中国散文家内，古今之中无一人感觉如文帝之锐敏，而感情又如此其热烈者。”[《〈文选〉选讲》，顾随著：《顾随全集》卷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15页。]曹丕能够写出很细微的心灵波动，写得非常准确。“高谈”之“娱心”，“哀筝”之“顺耳”值得深入一谈。“高谈”一般是争夺胜负，炫耀机辩，但到了“高谈娱心”的层次，就有一种心意相通、惺惺相惜之感。“顺耳”的是“哀筝”而不是任何欢乐的音乐。言“顺耳”而不言“悦耳”，讲的是在这高谈与游乐之间，必须有一些略为哀伤的音乐，才能共情心灵的整体。

曹丕有一种强烈的“乐极哀情来”的意识。他在《善哉行》中间甚至说“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寥亮”即今之“嘹亮”，讲极乐之时结束，心灵感到哀伤袭来的那种清晰、刺痛、无可回避。古往今来人们大都相信，获得了权力的人不会哀伤，要么曹丕只是在惺惺作态，或忧虑权力不稳。然而这是夏虫不可语冰之事。

哀者，乐之极也。必感觉锐敏、感情热烈之人始能写出。……文章写到这儿，不但响，且越来越高、越来越深、越来越远。[《〈文选〉选讲》，《顾随全集》卷七，第215—216页。]

那极乐之时的“哀筝顺耳”仿佛只是提醒他良辰的易逝。这刺激他更加投入热烈的享乐。于是画面变得更具动感：“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这段话与曹植《名都篇》中写的内容基本一致，讲的是贵族子弟的游猎和宴饮生活。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

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

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

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

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

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

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

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

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

脍鲤臇胎鰕，炮鳖炙熊蹯。

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

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

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

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名都篇》，《曹植集校注》，第721页。]

《名都篇》写洛阳城里鲜衣怒马的贵族青年一天的生活。曹植是贵公子兼大才子。丰富的享乐经验、华丽变化的文辞相合作，带来眼花缭乱的乐趣。他的叙事推进得很快，带着读者奔驰在感官世界里。如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早发白帝城》），不需要沉吟品味，种种刺激就已奔袭而来。他以快镜头描述青年在城市里隳突取乐，足迹遍布东南西北。斗鸡未终，即弃之而走马；走马未终，即弃之而驱兔；驱兔未终，即弃之而猎禽。时间、金钱、精神、德性好像都取之不竭，可以尽情挥霍。“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朗读起来能感到音调和速度的激动人心。

这群贵族青年绝不会考虑马蹄是否践踏青苗、惊扰百姓。他们的箭上带有哨子，射出时发出呼啸之声。坐下吃饭也不安分，而是要“鸣俦啸匹侣”，大声呼朋唤友，于是不知来了多少鸡鸣狗盗之徒，摆起了长席“列坐竟长筵”。这本是恶少行径，却带有顽劣而潇洒、意气风发的青春之美，并不使人厌恶，反而令人向往。李白的“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将进酒》）即是从此诗中来。但哪怕是李白，他对曹植的追想也只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财富层面。或许在“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李白《金陵酒肆留别》）中亦有平乐之宴的影子，但比起曹植笔下奢靡到无聊的生活、一轮一轮的取乐、像享乐的旋涡从城市深处吸引无数的拥趸，以及“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的永恒无尽之感，李白的《将进酒》只能算寒酸。

曹植比较善于外在铺陈，曹丕比较善于内心感受，这一区别在写宴饮时也可看出。《名都篇》里是“脍鲤臇胎鰕，炮鳖炙熊蹯”，意谓鲤鱼刺身和虾羹、爆炒甲鱼和烤熊掌。诸种难得的珍肴用难写的字拼出，炫目的效果已经达成。而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里是“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瓜与李本是最普通的水果，不然不会有“瓜田李下”之说，可是曹丕写来，朱红的颜色、冰冷的触觉、甘甜的味道、盛夏的季节，以及一群贵族青年带着优游的态度，欣赏瓜果在甘泉中浮沉，这都带有高度教养的影子，有内在化、心灵化的特点。相比于曹植欣赏的“鸣俦啸匹侣”，曹丕欣赏的情感乐趣，大概算得上“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

曹植与曹丕最大的区别是在一天的欢乐结束的时候。曹植约定此刻散会，明早继续狂欢。可是在曹丕的信中，一些更丰富的感受生发了出来，一些更深刻的思考刚刚开始。于是这封信中最美妙的地方开始了：

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

曹丕说：“当太阳躲藏，月亮替上，我们同坐在一辆车上，想去秉烛夜游、尽情欢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反倒都沉默了。仆从和马也被裹进了这样的气氛里，车轮慢了下来，仆从悄无声息。在这样的沉默中，我们就感受到了夜晚的凉风吹在身上，听到了远处胡笳悲凉的乐声。快乐过去了，悲伤到来了。‘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的悲哀再一次击中我，于是我回头看看你们，说出了我的预言：这快乐不会长久。”

美妙在哪里？一来曹丕描述了一种更安静、深邃的心灵境界。进入这样的境界，感官变得更敏锐了，捕捉到了夏之夜风、远处之笳声。这极微小的刺激却带来强烈的感发。二来曹丕表达了一种更亲密、深刻的情感理想。与共享热闹相比，共享寂静常常意味着更深的关系。而曹丕却不满足于已经共享的寂静和悲哀，还要邀请朋友共享对命运的悲剧预感“斯乐难常”。这样深刻的预感不但超越了还在尽情享乐的曹植，显然也超越了吴质、阮瑀这些青年，所以他们除了附和再也说不出什么。

命运果然如曹丕所预测。在《与朝歌令吴质书》写作那年，当日玩伴已经“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元瑜就是建安七子之中的阮瑀。他是阮籍的父亲，在建安十七年（212）去世了。毫无过渡地从南皮之游转到了阮瑀之死，曹丕表达了生命的虚无之感。相比于短暂人生的快乐，死亡显得更像永恒；相比于人间荣华富贵的具象，人死后甚至说不清变成了什么，而只能说“化为异物”。这本是汉魏文人常见的生命感慨，但曹丕在比一般人更年轻时就受此困扰。从作品看，他没有像曹植一样经历过纯粹纵情欢乐的时期。

阮瑀的死印证了曹丕年轻时“斯乐难常”的预感。在这封信的最后一节里，曹丕说，你看现在又到了春夏之交。我出游时，奏乐的人在前面开路，文学侍从坐在后面的车子上，一切都像我们年轻时欢乐的日子，但实质上一切都变了。我该如何赶走这物是人非的哀伤？这封信就写完了。

这封信并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事件和目的。其中情谊正如清代厉鹗赠友人的名联：“相见亦无事，不来忽忆君。”[《相见亦无事　不来忽忆君》，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名人楹联墨迹》，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31页。]但吴质的回信令人失望。他只是说往日和世子游玩真是太荣耀了，希望曹丕想办法把他调回京城，对于曹丕“乐往哀来”“斯乐难常”的悲感，并没有什么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