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二年冬，在中国也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当时的皇帝还是汉献帝，建安是他的年号。曹操以丞相的名义掌管天下。东汉末年是瘟疫的高发期。从建安元年到建安二十二年，史书上记载了五次瘟疫，平均四年多就有一次。频繁的瘟疫在文化史上造成的影响，首先是促使张仲景写出了《伤寒论》。在《伤寒论》的序中，张仲景说他的家族在十年之内，三分之二的人死于瘟疫。死亡者中，又有七成是死于伤寒的流行：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张仲景原序》，南京中医药大学编注：《伤寒论译释》，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第1页。]

名医的家族在瘟疫中都有如此之高的死亡率，普通人的遭遇又如何？曹植的《说疫气》提到，建安二十二年的这场瘟疫，中原百姓中几乎没有一家可以豁免。每家都有活人仰面倒下变为尸体，每户都传出为死者号哭的声音。一人得病往往牵连一家，很多家庭，甚至整个家族都被瘟疫灭门：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说疫气》，[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62页。]

曹植认为，疫气运行是由寒暑失调引起的，遭遇这场灾难的，大都是粗衣陋食的百姓，而贵族之家较少染病。可笑的是，百姓不懂这个道理，会在门上悬符驱除瘟神疫鬼。

这篇短文其实带有他年轻时代“何不食肉糜”的公子习气。但今人对这篇文章多有赞赏，一是认为曹植同情民间疾苦，二是因为他比较唯物主义。我一直很好奇，当曹植这样客观地描述瘟疫时，他是怎样看待死于这次瘟疫中的四位大诗人的？这四人就是“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陈琳、应玚、刘桢。[有些文学史称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中，建安七子中有王粲、徐幹、陈琳、应玚、刘桢五位去世。曹植《王仲宣诔》序称王粲死于建安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夏四月”下，裴注引《魏书》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可见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起于年末冬天，而王粲死于年初，中间相隔近一年，不应归入本年瘟疫死者名单。]

事实上，建安二十二年的这场瘟疫，不但带走了建安七子中一多半的诗人，它还改变了文坛的整体风格。文学史书上常说建安文学前期充满了建功立业的热情，后期则变得消极，表达生命短暂、人生无常之感，说的就是这种转变。

建安七子是东汉建安年间，除曹氏父子外，最重要的七位作者。除了前面提到的四人，还有孔融、阮瑀、王粲。其中最为民间熟悉的，就是那个让梨的孔融。他们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按照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的说法，是开启了“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著：《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6页。]。

建安时代之前的人不认为文学有独立的地位。读书人的兴趣或在建功立业上，或在著书立说上。“立说”主要是指创立思想学术方面的“学说”，如孔子、老子等，而“著书”还包含写作历史著作，如司马迁写作《史记》。没有人想要单纯做一个文学家。如果要问谁是先秦最重要的诗人，我们只有一部充满了美妙诗歌，而大部分诗都没有署名的《诗经》和一部有屈原署名的《楚辞》。但屈原从不满足于去做一个诗人，他认可的身份是楚国大夫。

到了汉代，有汉乐府。汉乐府中很多明明是文人写的，但都没有署名。东汉的《古诗十九首》美妙绝伦，后来的评论家觉得如何赞誉都不为过。《文心雕龙》说它是“五言之冠冕”[《明诗第六》，[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6页。]，《诗品》说它“一字千金”[《古诗》，[南朝梁]钟嵘著，黄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5页。]，明代的胡应麟说它“泣鬼神，动天地”[《古体中》，[明]胡应麟著：《诗薮》，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3页。]，清代的陈祚明说它是“千古至文”[《古诗十九首》，[清]陈祚明评选，李金松点校：《采菽堂古诗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0页。]。各个时代文学评论中最极端的溢美之词都赠给它了，但我们依然不知道《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是谁。好像创作它们的人完全不在乎，甚至不知道要署名。相对于以著述立身的普遍态度，以诗文来留名，是建安之前没人想过的事情。从建安时代开始，诗人就逐渐意识到文学是有独立价值的，所以他们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并计较文辞的创作权问题。曹植就在《与杨德祖书》中称，文章的美恶将永远影响作者名誉的美恶，为此作者需谨慎地对待作品[“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将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见《曹植集校注》，第227页。]。这即是文学作品的署名权已日渐重要的例证。

阅读魏晋诗歌，和阅读汉代诗歌在感受上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面对的不再是面目模糊的作者群体，而是个性鲜明、身世清楚的具体的人。自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之后，文学史就变得充满个人的个性。建安七子之后有竹林七贤，竹林七贤之后又有太康时代群星闪耀的作家，在他们之后，又有陶渊明、谢灵运。文学史不再是群体的历史，而是个体的表达。在文学上追求个人风格的差异，借助作品留下个人生命的痕迹，就是从建安时代开始的。

在“三曹”身上，特别是在曹操身上，留有很多过渡时期的特点。《短歌行》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两句抄自《诗经·郑风·子矜》，“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抄自《诗经·小雅·鹿鸣》。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这是赤裸裸的抄袭。但曹操抄得如此坦荡自然。这不是后世“引用”手法的嵌入之感，而是沿袭之句与自出之句完全平等地融为一体。这与《短歌行》本来就是乐府旧题有关，正如同为乐府的《饮马长城窟行》与《古诗十九首》共享“青青河畔草”一句。这也与曹操所在的时代，人们对文学作品署名权的观念刚开始建立有关。

从《诗经》开始，经过了一千多年，终于在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身上开始了诗人的自我觉醒，建安七子中的四个却在建安二十二年的这场瘟疫中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