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李陵的兴趣来自司马迁。中学时在《古文观止》上读到《报任少卿书》，我感兴趣的不是那段著名的排比，而是文中磅礴的愤郁。那种愤郁是可以劫持读者的。我像山洪中的枯叶一般，被带至一处处浅滩与深潭。一口气读到文末，司马迁用一种高昂、激切的声调写道：“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报任少卿书》，《古文观止》，第202页。]

这是我第一次从古文中感受到震撼。那震撼不是感动，而是不解：“万被戮”，那就是死一万次吧。死一万次都不后悔，这么厉害的吗？就算在《圣斗士星矢》或《七龙珠》那样的漫画书里也没有这样的狠角色啊。

这种不明所以的强烈印象一直没有消失。后来读了中文系，工作后讲了几轮“中国古代文学史”，看作品的感觉忽然不一样了。特别是在看中唐以前的作品时，会有一种清晰的视觉印象——我独自在博物馆里，走过一件件展品，灯光独独打在它周围。后面时代的展区是一片黑暗。因为去除了后世历史的干扰，不再习焉不察，就容易看出历史切面上惊天动地的创造力。按时间顺序讲解文学史的过程中，渐渐我有所体会：文学阅读除了捕捉其“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的共时性魅力，还要发掘其历时性的“迁变之美”。忽然有一天，我看到闪电劈开天地的瞬间：那是司马迁将他“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人生解决方案创造出来的瞬间。

在因李陵事件下狱时，他存在的根基被完全动摇。无论是自我之中，还是社会文化中，都没有现成的方案来应对这样的局面。除了“好死不如赖活”，没有人知道还能以其他什么理由活下去。对于不能接受“赖活”的人来说，死是唯一成熟的办法。但司马迁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把写作当作新的存在根基。以它为理由，人就可以不再躲避屈辱和死亡，甚至获得了“万被戮”也没关系的“准永生”。中学时我在《报任少卿书》中感到的那种几乎称得上“神高驰之邈邈”（屈原《离骚》）的亢奋正来自他找到了答案后无所畏惧的心情。

“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美]弗兰克尔著，吕娜译：《活出生命的意义》，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91页。]这是现代人所能理解的逻辑。在文明史中，人们一次次地将各种观念发明出来。把它们当作一种答案，生活就不算白白受苦。可是那些没有找到答案的人呢？他们是靠什么活下来？这就是我后来关注李陵故事的原因。

李陵是藏在文学史背后的。冠名李陵的文学作品很多。完全确定是李陵写的，只有《汉书·苏武传》中一首楚歌体短歌。不过我在《汉书·李陵传》《答苏武书》和苏李诗中读到一种共性的东西：在完全没有答案的情况下，哲学和智性中也没有资源可用时，仅以意志“扛住”的力量。在或真或假的作品里，李陵从没有司马迁那样豁然开朗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办法，但又完全不肯服输，竟也咬牙度过了一生。

关掉博物馆里西汉之后展区的灯光，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见李陵遭遇了什么。在司马迁和李陵的时代，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道家尚未通过魏晋玄学进入诗的世界。被儒家的价值体系摒弃的人，就被扔到了意义的荒野上。针对人生的痛苦，我们在后世诗歌中看到的常用解决方案，如佛教对爱别离苦的思惟，道家乘物游心的逍遥、生死齐一的豁达都还不存在。撤去了这些方案的保护，汉朝人其实是赤裸裸地被扔在世界面前，只能以肉身对抗。我们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看到的就是这样无神可求、无处可逃的人们。他们却创造出最浑厚有力的艺术。后人爱靠思想求解脱，但仍会被汉诗中挺身承受的力量感动。

李陵留给我的印象是一匹“胡马”。在我写作这一章的过程中，这个比喻不停闪现。现在它终于静止于一个姿势：在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之中，它默默低着头，站立耐受风雪，毛与冰雪结成一体。幸福、成就、英雄气概，生命的一切光亮都因流亡而被永远扑灭了。他的存在成了里尔克所写的那样：

谁还会说起胜利呢？

忍耐就是一切。[《祭沃尔夫·封·卡尔克罗伊德伯爵》，[奥]赖纳·马利亚·里尔克著，陈宁、何家炜译：《里尔克诗全集》第一卷第三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