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的心声到底是什么？梁朝萧统所编《文选》中收录了一篇李少卿《答苏武书》，以李陵的口吻自陈心志。在对文本进行细读之前，我先简单介绍关于此文真伪的文献学争议。

自唐代刘知幾《史通》对《答苏武书》提出质疑后，苏轼、钱大昕、翁方纲等人都认为此文是伪作。伪作说有两条直接依据：四言为主的齐整风格与现存西汉文不符；信中“五将失道”等记述与史实不合[丁宏武：《李陵〈答苏武书〉真伪再探讨》，《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还有两条间接依据：李陵为武夫，料不应有此精彩的作品；信中叙事顺序与《汉书·李陵传》及《报任少卿书》雷同。这四条证据确能指出《答苏武书》的文本疑点，却不能证明作者是或不是李陵，此文真伪因此至今未有定论。但多年的争论依然辩明了一些问题：一、此信至迟完成于西晋[“迄今为止，本人所见最早的材料见于《史记·匈奴列传》集解引晋灼云‘《李陵与苏武书》云“相竞趋蹛林”’。《苏书》记录的却赠问题，也有记录。《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郭璞曰：‘李陵尝以此弓十张遗苏武也。’可见，二人确实见到了苏武给李陵的书信，当然未必是真品。二人所记不见于《李答书》，考虑到类聚本《李答书》比《文选》本《李答书》少八百三十多字，尤其郭璞所记与苏书有着较为明显的关系，可以推知它们可能是《初答书》与《苏书》的轶文。当然，这需要文献发掘的进一步证明。如果此说成立，那么西晋人晋灼的卒年就是作品出现的下限。”（晋灼为西晋人。）见范春义：《〈李少卿答苏武书〉真伪考略》，《古典文献研究》，2006年第1期。]；二、汉至南北朝，李陵获得了广泛的同情，民间有大量以苏武、李陵故事为底本的诗文、故事创作。此信如为伪作，则催生于这种同情的社会心理。

对于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的作品，该如何理解？一是尊重业已形成的文学传统。既然现有记载中最早看到这篇文章的南朝人都以它为陵作无疑，那么没有推翻性的证据，就应沿用这种传统，以与古代的精神对话。二是考虑文本形成的年代。作品一旦出版就很少会更改，这是在宋代雕版印刷代替手抄之后才成为常规的。在此之前的抄本时代里，文本有着更大的流动性，因此也可能存在着更多的疑问却不能将其推翻。

《答苏武书》有一千五百多字。从内容看，是苏武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回朝后，作书招降李陵后收到的第二封复信。此时距李陵生降已将近二十年。苏武所去之信，在唐初欧阳询所编的《艺文类聚》中有节录，但亦疑为伪作。《答苏武书》主要讲四事：描述身处北地的孤独痛苦、回忆当年战败而降的细节、解释不愿归汉的原因、倾诉与苏武之感情。其中讲述的当年作战实况与《报任少卿书》《汉书·李陵传》类似，故下文只引用北地之孤独、不归之原因、与苏武之情感三事略加分析：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时，荣问休畅，幸甚幸甚！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遗，远辱还答，慰诲勤勤，有逾骨肉。陵虽不敏，能不慨然！

自从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韦韝毳幕，以御风雨。膻肉酪浆，以充饥渴。举目言笑，谁与为欢？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答苏武书》，[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47—1848页。]

这是开头讲北地之孤独的一段。全体是整饬的四字句。不但与西汉《报任少卿书》和《史记》之句法自由不同，比上引东汉《汉书·李陵传》也整齐得多。苏轼因此怀疑此文作于以骈俪工整为美的齐梁时代。我在课堂上初次讲这篇文章时，却竟未有任何骈俪板滞的感觉，而是觉得巨大的孤独像沉重、齐整的立方体，在戈壁的风里不停止地向前滚动。当日师生都为之肃然。

这段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听觉。这是一段“离魂”式的书写。李陵的身体坐在毡帐之内，物质待遇虽甚优厚，但周遭都是胡地风物，有“韦韝毳幕，以御风雨。膻肉酪浆，以充饥渴”，有“举目言笑”来为他取乐。由于心不在此，他的听觉越过了毡房的墙壁，往无限远处倾听。但他听到的却不过是孤寂。“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这是以土地的冻裂、北风的咆哮表示的匮乏与无望。“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这是广袤荒凉的土地上生命的悲哀。人与人、马与马隔着遥远的距离，以凄厉的声音来互相求证。随着听觉的扩展，孤独也越来越庞大：“初听风声、草声沙沙一片；再细听，其中还有区别。‘侧耳远听’数句，越听越远，如石之入水波，越荡越大越远。”[《〈文选〉选讲》，顾随著：《顾随全集》卷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77页。]

从“夜不能寐”到“晨坐听之”，李陵的灵魂彻夜奔突，没有找到出路。写到“胡笳互动，牧马悲鸣”时，李陵的感受里不只有汉人对北地的不适应，也渗入了对匈奴苦寒生活的理解。就像厌恶腥膻的南人到了北方，渐渐会喜欢上牛羊肉的驱寒效果，李陵对北地的苦寒感受越多，便不得不更依附于匈奴族群的文化和习惯。这带来了更大的孤独、自我更强烈的动摇。从思接万里到寂然凝神，李陵呈现出三重孤独：第一重是被故土放逐，第二重是与挚友分别，第三重是对“昨日之我”的背弃：

陵先将军，功略盖天地，义勇冠三军，徒失贵臣之意，刭身绝域之表。此功臣义士所以负戟而长叹者也！何谓不薄哉？

且足下昔以单车之使，适万乘之虏，遭时不遇，至于伏剑不顾，流离辛苦，几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归。老母终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蛮貊之人，尚犹嘉子之节，况为天下之主乎？陵谓足下，当享茅土之荐，受千乘之赏。闻子之归，赐不过二百万，位不过典属国，无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子尚如此，陵复何望哉？

且汉厚诛陵以不死，薄赏子以守节，欲使远听之臣，望风驰命，此实难矣。所以每顾而不悔者也。陵虽孤恩，汉亦负德。昔人有言：“虽忠不烈，视死如归。”陵诚能安，而主岂复能眷眷乎？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谁复能屈身稽颡，还向北阙，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邪？愿足下勿复望陵！[《答苏武书》，《文选》，第1852—1853页。]

这是讲不归之原因的一段。首先回忆李广一生征战，最后因为卫青的私心而自杀于荒漠；其次戳穿苏武亦被汉朝辜负一生，未能获得相配的封赏。这段的精彩之处在于激愤和老辣。其实苏武更有资格说这些话，但他不仅未对汉朝表达任何不满，而且竟然写信招降。这大大刺激了李陵。

李陵的心在震怒之下扭曲。这个失节之臣为自己的无耻投降辩解，甚至不惜揭人短处、挑拨离间。他说苏武“赐不过二百万，位不过典属国，无尺土之封”。按汉律，两百万金足够免死四次[《武帝纪》：“（天汉四年）秋九月，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见《汉书》，第205页。]，典属国位次九卿一等，且苏武以此职务额外享受九卿待遇，秩中二千石。二者不算薄赏。何况苏武守节绝不是为了封赏，谈何“无尺土之封”？他此时口不择言，就是想刺痛苏武。谁知一通“胡言乱语”中，李陵却像古代传说中的“疯智者”一样，将汉代政治中更深刻的真相准确说了出来：“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厚诛陵以不死，薄赏子以守节”，“陵虽孤恩，汉亦负德”。

我在课堂上读到这段时，心里感到一点害怕。从来没有一篇汉语诗文如此直接地为投降声辩，要求国家与个人在伦理义务方面平等计算。但感人之处也就在这里。之前挑拨苏武时的无耻感消失了。李陵在庞大的汉帝国面前要求承认个人生命价值的形象，与带领十数人对抗匈奴上万军队的形象融为一体。其中有一以贯之的英勇。

这种英勇超越了李陵个人，来自家族史中积累的愤怒。如果要刻意深求，甚至可以说是以李氏为代表的“六郡良家子”对以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为代表的外戚的愤怒。“六郡良家子”是从战国末期延续到西汉武帝中前期的主要武将来源，但从卫青开始，外戚占据了他们的位置[“司马迁似有意以李广一生的际遇，说明以六郡良家子从军形成的军人，虽然他们在讨伐匈奴战斗中，曾作出许多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尊敬。相反地，由恩幸出身的卫青、霍去病，他们所有功绩，都是由这批六郡良家子之血泪凝成。但武帝对他们宠爱有加，封赐超常，其出征所将皆精兵良骑。……所以，武帝虽有讨伐匈奴雪耻复仇的决心，然其择将帅，凭一己之偏，擢自恩幸柔媚之中，是故‘建功不深’。故司马迁于《匈奴列传》之终，而有‘唯在择任将相’的慨叹……”见逯耀东著：《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94页。]。从此他们付出与前辈同样多的努力，却无法复刻先辈的成就。越是不屈，越陷入走投无路的泥潭。文中“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即是针对此事。

因为使用了本属于李广的“判词”，读者看到“世界的恶意”在几代人之间的延续。“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不仅是说李陵，也概括了李广刎身于沙漠之事。“谁复能屈身稽颡，还向北阙，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邪？”所用亦是李广最后的遗言：“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李将军列传》，《史记》，第3476页。]李陵的道德不完善，但现在读者知道，他的道德困境植根于存在的逼迫，他的内心充满了挣扎的痛苦。宁死不归故土是他与李广最强烈的抗议。在武帝时代的政治格局中，他哪怕有英雄的血统和志意，最终却不得不走向成为叛徒的结局。这是李陵故事悲剧性的顶点。

本信另一动人之处是李陵与苏武的情感。文中李陵三呼子卿（苏武字），激愤之间流动着柔美的深情：

嗟乎子卿！陵独何心，能不悲哉！与子别后，益复无聊。上念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身负国恩，为世所悲。子归受荣，我留受辱，命也如何！[《答苏武书》，《文选》，第1848页。]

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前书仓卒，未尽所怀，故复略而言之……[《答苏武书》，《文选》，第1848页。]

嗟乎子卿！夫复何言！相去万里，人绝路殊。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长与足下生死辞矣！[《答苏武书》，《文选》，第1853页。]

第一次是在陈述了北地的孤独之后，李陵问道“嗟乎子卿！陵独何心，能不悲哉！”，这是袒露内心脆弱的悲泣之辞。有且只有苏武也经历过那种孤独。李陵要求他把真心拿出来，回忆一下那可怕的经历，从肉体凡胎的角度衡量李陵。

第二次是在复述二十年前兵败投降原委前，以“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引出。这也是引起后人怀疑本文为伪作的一段。理由是苏李既在匈奴相处十七年，对当年之事应该完全了解了，为什么李陵要再解释一遍呢？考虑到苏武归汉后的官职是掌管异族降者的“典属国”，可以推测他的去信有公文的性质，而李陵亦有借回信公开为自己洗刷冤屈的目的。

第三次是在全文最后。“嗟乎子卿！夫复何言！”之前他要求苏武理解他、倾听他，现在他决定不解释了。后面的话说得客气而沉痛。“相去万里，人绝路殊”，不但隔得远，路还不通。“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长与足下生死辞矣！”古人认为死后的灵魂来去自由，但李陵要求灵魂也不来往，生死都不相见，表达的还是决不原谅汉朝的态度。

这是一段纠缠的情感。一方面他们是最像的，同样经历过北地的折磨；一方面他们又完全相反，处于尊荣与羞耻的两端。李陵发现，苏武作为故人的身份与作为“典属国”的身份是不可兼容的。另外，当苏武十九年不计后果地坚持内心的规范，终于迎来归汉的奇迹，李陵再怎么狡辩，也无法不自惭形秽。在这样的双重冲击之中，苏李情谊飞逝成只堪回忆的过去。这封信迎来了凌乱绝望的结尾：

幸谢故人，勉事圣君。足下胤子无恙，勿以为念，努力自爱。时因北风，复惠德音。李陵顿首。[《答苏武书》，《文选》，第1853页。]

在这个结尾里，李陵生硬地告诉苏武：“我俩已毫无关系，你继续努力去做汉朝圣君的忠臣。”这是前文断交之辞的重复，也是对内心羞耻、痛苦的防御。但李陵其实放不下苏武，遂暗示将继续替苏武照顾留在匈奴的儿子。本信以“望风怀想，能不依依”始，以“时因北风，复惠德音”终。南方向北吹来的风是温暖的，它与鸿雁同时抵达。李陵留下的形象是独自站在胡地的风中，期待传来汉地讯息，又害怕传来汉地讯息的样子。

我读古代诗文，常常感慨，古人比今人对情绪持更开放的态度。现代的体面人不再公开地痛哭呼天。除爱情之外，现代人也较少坦言其他依恋之情。《答苏武书》的动人之处其实正在于情绪的强烈、冲突，里面有英雄的悲哀、叛徒的羞愤、行人的孤独，有对汉朝委屈万分又不愿服软、对苏武充满失望又恋恋不舍的纠葛，以及对匈奴优待的淡漠、对大漠贫瘠的体知。从文体来看，叙事、说理时章法井然，步步推进，三呼子卿时又惝恍彷徨、若不胜情。与之相匹配的是语言的选择：铺叙、说理时往往以排句“壮其‘势’”，抒发心声之时，则多以散句“畅其‘气’”[《〈文选〉选讲》，《顾随全集》卷七，第179页。]。我读此文，总是想到在亘古寂寞的戈壁中，巨大的块石之间穿行的流风。

我在讲解《答苏武书》的过程中，已将其内容重新分割、整理，以符合现代人更线性的阅读习惯。原文的书写顺序是情绪与理性两个声部不断冲撞，编织成深厚交响。“反覆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咏怀》，[清]沈德潜选评，闻旭初标点：《古诗源》，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18页。]，这是清代沈德潜评论西晋阮籍《咏怀八十二首》的话。《文选》所收书体文中，唯有《报任少卿书》《答苏武书》带有如此“椎心泣血”“反复凌乱”的特点，让后世读者感到震撼和感动。

借助这封作者不明的书信，后世的人们得以超越简化的道德评价，理解李陵的生命困境，同时也窥见自己生命中相似困境的影子。他们议论纷纷：“文情感愤壮烈，几于动风雨而泣鬼神。”[《李陵答苏武书》，[清]吴楚材、吴调侯选注：《古文观止》，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46页。]“陵自是奇士，遭逢不幸，身名俱裂，君子谅其心，终不能为之讳其事。然则士宁为玉碎，无为瓦全哉！书则淋漓酣恣，神似龙门。”[此句为[清]于光华辑《重订文选集评》（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中所引方伯海语。见张新科、尚永亮主编：《先秦两汉文观止》，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382页。]在道德规训更为严格的清代，古文作者通过读这封信感到了自己胸中的激愤。

这种激愤并不单纯指向时运不济，也包括对“英雄不自由”的反思。钱穆说：“以事论，则海上牧羊与两军抗衡难易不能相比。以人论，则李陵之与苏武，一相比而确见其为两人。中国史学伟大，亦正在此等处。”[《略论中国史学》，钱穆著：《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27页。]无论外在境遇如何，看似孱懦者有完善自己人格的可能，万夫之勇的英雄有无法维护自己人格的可能，这才是李陵事件最值深思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