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的命运深深嵌在西汉与匈奴战争的背景之中。

关于匈奴的中西史料中，最早且完善的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它记载，匈奴是大禹的后代，最早称作淳维，居住于北方蛮荒之地，随畜牧而转移。他们以多个部落的形式存在了一千多年后，在战国时代被中原人士统称为“匈奴”。第一个留下姓名的匈奴单于名为“头曼”。他的活动时间在战国晚期至秦二世元年（前209）之间。匈奴在头曼时代强大起来，对中原的农耕民族进行劫掠。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派蒙恬在北方修建长城和出击匈奴。匈奴一时无法越过长城，遂向西流动。

《史记》之后又有《北史》记载，一部分匈奴在4—5世纪时到达欧洲，助力了罗马帝国的衰亡。

刘邦称汉王之前三年，头曼之子冒顿杀父自立。冒顿收服匈奴北面的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犂等国，设王庭于阴山一带，大约有一百五十万人口[《冒顿时代匈奴的扩张》，陈序经著：《匈奴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8页。]。到其子老上单于（稽粥）时，控制范围东至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汉朝建国后试图剿灭匈奴。刘邦曾率三十二万士兵亲征，被冒顿四十万精兵困于白登道（今山西大同东白登山）。李白《关山月》中“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即是说此事。此后，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四朝的匈奴政策以和亲为主。汉匈约为兄弟，汉朝每年奉送匈奴絮缯、酒、食物。此后匈奴虽然时时入侵汉之边境，但都是小规模的骚扰，没有大的寇掠。

西汉皇权自高祖传至武帝，经四代约六十五年。其间匈奴单于传三代，为冒顿、稽粥、军臣。在西汉边境不断受到扰攘的背景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李广浮出了历史的水面。

李广是战国时秦国大将李信的后代。汉文帝十四年（前166），稽粥亲率匈奴大举攻入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先锋逼近长安。李广以“良家子”的身份自愿从军，抗击匈奴。他一生“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在景帝时已成为有名的边关守将。由于和亲政策直至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马邑之战才告终止，李广在从军后的三十三年间未获得主动出击匈奴的机会，还因为过于积极应战而被调离前线。

大约在李广五十岁时，汉武帝感到条件已具备，开始出击匈奴。武帝朝最著名的两位大将卫青、霍去病，都是出身低微，通过对匈奴作战获得巨大战功的。李广也参加了诸次大战，但都没有获得封赏。这就是《滕王阁序》中“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来源。元光六年（前129），李广领兵北出雁门（今山西代县），攻打匈奴，由于寡不敌众，受伤被俘，逃回后判斩首，以五十万金赎死[《李将军列传》：“吏当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见[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471页。《武帝纪》：“（天汉四年）秋九月，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见[汉]班固撰：《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05页。]；元朔六年（前123），李广随卫青出击匈奴，从定襄（郡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出塞，无战功；元狩二年（前121），李广与张骞出击匈奴，从右北平（今内蒙古宁城）出塞，功过相当，未得封赏；元狩四年（前119），李广随卫青出击匈奴，迷路后至，使卫青大军无援，单于遁逃。战后李广自刭。

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写到李广晚年的三段肺腑之言。第一段是元狩二年说的：“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李将军列传》，《史记》，第3473—3474页。]（“我参与了汉朝对匈奴的每场战争……但没有任何足以获得封赏的功劳，这到底是为什么？是我没有王侯之相吗？是命该如此吗？”）第二段是元狩四年出征前说的：“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李将军列传》，《史记》，第3474页。]（“我自少年时起就与匈奴作战，现在终于有机会与单于对决，我要当前锋，单于要逃，除非我死。”）第三段是自刎前说的：“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李将军列传》，《史记》，第3476页。]（“从少年时算起，我与匈奴打过大小七十多场仗，这次终于有机会随大将军与单于对决，但大将军又支我绕远路、为旁翼，偏偏还迷失了方向，这还能不是天意吗？我已六十多了，不愿再受刀笔之吏的侮辱。”）

这三段话提出了“天”“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李广几乎是天意派来抗击匈奴的。无论是西汉、匈奴，还是李广自己，都对此深深认同。在“天”的方面，天赋、机会都已具足。在“人”的方面，李广意志坚强、对人生任务有清晰了解。虽然如此，他却无法使天意和人愿实现。一道巨大的裂痕阻碍着“天”“人”的应和。姑且把这道裂痕称为“地上的恶”。

以前人们在讨论司马迁的“天命观”时，常认为司马迁有时认为天人相合，有时认为天人相违，特别是以《伯夷列传》中“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伯夷列传》，《史记》，第2585页。]这段著名的论述作为司马迁质疑天命的证明。其实司马迁并不反对天意。如果“天”完全死了，人间的善就无所皈依，生命也不复具有超越性的意义，失败者如何还能称为英雄？他不关注那些不具备“天”的授意，而仅以“人”的欲望和决心去“逆天改命”的人。他最同情的恰恰是这一类人：明明白白从“天”领受了责任、理想、才能，天却于中途撤回了帮助。他们被地上的恶阻挠，不得不将自我献祭出来，作为对他强烈认同的天命的牺牲。从天受仁、最后死于仁的伯夷叔齐，从天受勇、最后死于勇的项羽和李广，以及从天受史、最后为著史而受刑的司马迁本人莫不如此。

“地上的恶”即是中岛敦在《李陵》中强调的“世界的恶意”。它不是《俄狄浦斯王》或《麦克白》中的超自然力量。没有一道咒语或一场暴风雨成为这些“失败英雄”命运的关键。他们的痛苦植根于人性的邪恶：权欲、奸诈、背信弃义、喜怒无常。在李广、李陵、苏武、司马迁的时代，武帝即是这种恶意的化身：

他们看透了武帝就是自己宿命的化身，无论如何无法逃脱他的魔掌，甚至连自己的意志也受他支配。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每一个行为都必须是自觉的，而且绝无挽回的余地。[[日]佐佐木充：《近代文学资料1》，东京：樱枫社，1968年，第55—56页。]

司马迁写的不是命运的悲剧，而是存在的悲剧。人受到人的拨弄，而不是受到天的拨弄。最后导致李广自刎的那次失败，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中途迷路，实质的原因却是另外三个：一是长期避战的对匈政策消耗了李广这一代人的机会；二是武帝迷信李广命数不好，不让他出现在正面战场；三是卫青想要把战功留给救过他命的公孙敖。司马迁仔细解释这些人为的原因，天意的“失道”却仅用二字交代，说明他要归咎的不是天命，而是人祸。

如果李广没有那么老，也没有迷路，结局会不同吗？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李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场的。司马迁简短地写到，李广唯一活下来的儿子后来冲撞了卫青，被霍去病所杀。武帝为霍去病隐瞒，对外说是被鹿撞死的。李陵是李广另一个儿子的遗腹子。他长大后继承了李广的事业，也投军攻打匈奴。如果我们把李陵看作李广的穿越版，就会意识到，李陵拥有与李广同样的天赋和理想，时机比李广更好。他出生在汉朝决意剿灭匈奴的时代，获得了与单于对决的机会，结局却比李广更糟。导致这个结局的依然是武帝：

李陵既壮，选为建章监，监诸骑。善射，爱士卒。天子以为李氏世将，而使将八百骑。尝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无所见虏而还。拜为骑都尉，将丹阳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屯卫胡。

数岁，天汉二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而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陵既至期还，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余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其兵尽没，余亡散得归汉者四百余人。

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李将军列传》，《史记》，第3477—3478页。]

我读《史记·李将军列传》常有一个疑惑：为什么后附之《李陵传》这么短，这么平淡？司马迁写人物传记“笔端常带感情”，怎么偏偏写起李陵就感觉不到感情了？李陵兵败被俘，司马迁向武帝辩护，下狱受刑，多年后写作《报任少卿书》袒露当时心迹。这是讲授《史记》创作缘由时必先交代的背景。李陵事件是司马迁生命中的至痛。他在《李陵传》中的疏离态度，到底是因为创痛太深，不愿回首，还是因为要证明自己毫无私心的写史态度？

如今我们知道李陵故事的细节，靠的是差不多一百年后班固在《汉书》中的记载。《汉书·李陵传》篇幅八倍于《史记·李陵传》。一般来说，《史记》多牢骚抑扬之辞，《汉书》叙事则较少情感，但两书之中的《李陵传》反了过来。班固以仰慕而共情的笔调将《李陵传》写成了如《史记·项羽本纪》般的末路英雄故事，创造了《汉书》中风格独异的一篇。

台湾大学的何寄澎有个解释：班固因为理解司马迁的孤寂痛苦，因而爱屋及乌地对李陵有了特别的关怀。他特地模仿了司马迁的语言风格，替他将《史记》无法言说的李陵故事淋漓尽致地写了出来。“班固对李陵的同情与理解，其实正鲜明而深刻地反映了他对司马迁的同情与理解”，“班固的李陵书写是为司马迁写的，是完全站在司马迁的认知观点去写的”[何寄澎：《〈汉书〉李陵书写的深层意涵》，《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这是一个感人的解释，用文学分析释放了史学文本的情感潜能。往这个方向再走一步，考虑到班固的父亲班彪曾批评司马迁为游侠立传，于道义有损，最终咎由自取[《班彪列传》：“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5页。]，那么班固为降将李陵立传，可以视为冒着冲撞亡父的风险去完成司马迁的遗愿。也许班固还有另一层目的，即通过《汉书·李陵传》为司马迁辩护，佐证当年为李陵仗义执言没有错。

《汉书·李陵传》主要扩写了《史记·李陵传》中的三个细节，再添写了汉武帝死后李陵的情况。一般认为司马迁的在世时间大约与汉武帝相始终，因此武帝死后李陵的状况应当是司马迁生前不可能知晓的。

第一个细节是解释天汉二年（前99）秋，李陵为什么会带着五千步兵深入居延以北千余里去引诱匈奴的队伍。《汉书·李陵传》记载，那一年，宠妃李夫人之兄李广利率三万骑兵攻打匈奴，武帝最初想让李陵为之护送辎重。李陵不愿意，自请带一队人马到侧翼去牵制且鞮侯单于的部队。武帝托言没有人马，李陵愿率步卒前往。从战略上来说，汉军本应避开匈奴膘肥马壮的秋季，至春天才出兵，但因为武帝猜疑，李陵被迫在秋季出兵。

第二个细节是解释被八万匈奴骑兵围攻时，李陵的步兵部队是如何作战的。《史记》的记载仅三十多个字：“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李将军列传》，《史记》，第3477页。]《汉书》的记载用了九百多字。借助班固的叙述，我们才知道这些细节：汉朝皇帝的野心和财富不能给李陵任何支援。李陵的优势主要靠不输于李广的勇气和作战能力。他以超乎常识的勇气去诱敌深入，引匈奴接近汉朝边境。汉军在平地、山谷、沼泽、树林中辗转作战，寻找对步兵有利的作战机会。这蚍蜉撼大树的战法太不可思议，于是匈奴认为汉人必有援军在后。李陵曾有优势，但当其孤立无援的实质被戳穿，匈奴开始强攻。在这样的绝境之下，李陵的英雄气概得到了极致的激发：

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汉军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山入狭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后，陵便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大息曰：“兵败，死矣！”……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令军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虏鄣者相待。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李广苏建传》，《汉书》，第2454—2455页。]

班固像司马迁一样神入历史的现场。他逼近李陵的军队，看到他们在一天内发射了五十万支箭，拼光武器的士兵手持车辐和短刀与匈奴肉搏，李陵在黄昏里像个游侠一样偷偷出营刺杀单于，失败之后命士兵带干粮和冰块突围，约定生还者在遮虏鄣（鄣为用于防御、烽火的边塞小城，遮虏为地名）见面。最精彩的一笔是让人会继续思考“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的模糊象征——当他下了死战的决心，“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那不能敲响的鼓，即是末路英雄的隐喻。

第三个细节是李陵投降以后的事。司马迁记载，李陵投降后就娶了胡妇，武帝听闻后杀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孩子。但班固居然还要更进一步，替李陵翻案，坐实他的冤屈。《汉书·李陵传》记载：武帝族杀陵母妻子在前，而李陵娶单于之女在后。接着班固写出了本文中最耐人寻味的部分：

昭帝立，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素与陵善，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后陵、律持牛酒劳汉使，博饮，两人皆胡服椎结。立政大言曰：“汉已大赦，中国安乐，主上富于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动之。陵墨不应，孰视而自循其发，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顷，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谢女。”陵曰：“霍与上官无恙乎？”立政曰：“请少卿来归故乡，毋忧富贵。”陵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恐再辱，奈何！”语未卒，卫律还，颇闻余语……因罢去。立政随谓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

陵在匈奴二十余年，元平元年病死。[《李广苏建传》，《汉书》，第2458—2459页。]

李陵生降十多年后，汉朝方面武帝死，昭帝继位，匈奴方面狐鹿姑单于也已继承任且鞮侯单于之位。并不是李陵自己有了什么悔过行为，而是因为世易时移，西汉忽然就派使者拉拢李陵回国，宣称他可以不再是罪人和无耻之徒。那是个讽刺性的场景。司马迁当年在《报任少卿书》中说到，李陵投降之事传到京城，没有一个人替他辩护。借助班固的史笔，我们才知道，原来李陵也有故人，原来他们都知道武帝冤枉了李陵。但现在他们有一份轻松的心态，因为老皇帝死了，新皇帝有新想法。他们想劝李陵，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使者用与小学生作弊类似的技巧，在匈奴的宴席上躲过耳目，偷偷向李陵传话。班固不知是怎么知道的，他记录下的关键词两千年后看起来也不过时：“换领导了”“想家不”“保你富贵”。接下来是一段似可钻入李陵内心深处的描写：李陵先是默然不语，像是在自省；慢慢地，他似乎心动了；他由下向上地摸着自己的头发（自循其发），喃喃自语“吾已胡服矣”。汉使再劝。李陵惶惑地问：“恐再辱，奈何？”最终李陵下了决心拒绝。在毫无准备的震荡之后，他看清了自己的处境：

李陵内心那一切都晚了，一切都不可能再重来，一切又都不可信赖、无从逆料，一切也都无谓了的所有无言的悲痛——那是糅合了暗潮汹涌与心如死灰两种截然相反的心境……[何寄澎：《〈汉书〉李陵书写的深层意涵》，《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

曾经不由辩解地伤害李陵的人们，现在又想以施恩者的角色出现。李陵再一次展现了英雄气概——虽然记得那些伤害对双方都没好处，但他决定不忘却，不与“世界的恶意”妥协。他用“丈夫不能再辱”的宣言断绝了退路，永久地自我放逐于大漠。

“世界的恶意”是普遍的，凡人或英雄都会遭遇。

《汉书·李陵传》中有两个小人物。一个叫陈步乐，简直是“花剌子模的信使”[《花剌子模信使问题》：“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见王小波著：《沉默的大多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1页。]。李陵出征前期颇有功绩，派陈步乐回长安送信。武帝看他带来的是好消息，就封他为郎官。李陵兵败，陈步乐虽早已脱队，住在长安，仍被武帝质问，在惊恐中自杀。对他来说，祸福皆是偶然，其中并无意义。另一个小人物叫管敢，他被校尉侮辱，因此投降匈奴，泄露了李陵无援的情报，致使汉军几乎全军覆没。他是受害者，只是靠着避恶的天性自然地逃离，却造就了更大的恶。对他来说，善恶亦无分别，只随立场迁转。

同样是一死一降的结局，李氏祖孙与两个小人物的区别在哪里？从这个结局倒回去看，我们会意识到，凡人更无反抗性。他们或被恶意随意拨弄，或成为恶意的一环。英雄则有选择、有抗争。哪怕结局不能逆转，人生却有悲剧性的力量。在那个尚未发明“天赋人权”的时代，因为相信天赋、血统必然是带着特定的人生任务赐到他们头上的，他们就能在一生中极力放大自我，寻求与天命的接应，对抗世间之恶。李广以其死抗议，李陵以其不死抗议，都成了武帝咽喉中的一根鱼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