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文明史中，人们一次次发明出各种答案，如此，生活就不算白白受苦。可那些没有找到答案的人呢？李陵面对的更为残酷：虽然活着已毫无意义，死却更不能选择，因为它意味着停止反抗。

1942年，三十三岁的中岛敦从南洋帕劳回到日本。秋冬之际，在愈发剧烈的哮喘之中，他写完了最后一部小说《李陵》，于当年底死去。

《李陵》是一部独特的小说，看起来全部内容都只是《史记·李将军列传》所附《李陵传》、《汉书·李广苏建传》所附《李陵传》《苏武传》、《汉书·司马迁传》所附《报任少卿书》、《文选·答苏武书》五篇的撮合。那几个汉朝人经历了狰狞如噩梦的人生，但在那五篇中，被用堂皇的汉语文言书写时，他们的形象就高大、洒落起来。而中岛敦发现了他们灵魂里的鬼魅，写出了扭曲而悲壮的气氛。用一个因为高度凝缩而失去了恐怖感的成语来说：“跗骨之蛆”——在活人的骨头里随时蠕动的蛆虫。这位病入膏肓的日本青年以灼烧的热情进入三个汉朝人的心内，在那里发现了一出死局：

苏武、李陵、司马迁三人都遇到了只能死，不能生的局面，但都选择了活下来。如果死了，对自己、对他人都有交代，活却很麻烦。苏武面对的是生理承受能力的极限。司马迁面对的是永不松缓的自我厌弃。李陵面对的最为残酷：虽然活着已毫无意义，死却更不能选择，因为它意味着停止反抗。

自己的身体受到如此摧残，无论怎么看都是绝对丑恶的，没有丝毫虚言巧饰的余地。更何况倘若仅仅是心灵的创伤，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合，而身体上如此丑恶的模样，是到死也不会改变的。且不论动机如何，既然招致如此结果，也只能说自己“谬矣”了。可是，又错在哪里呢？思来想去，自己到底哪里错了呢？哪里也没错。自己只不过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而已啊。如果非要说错，那就只能说“我”这个存在本身就是错的。[《李陵》，[日]中岛敦著，徐建雄译：《山月记》，西安：三秦出版社，2018年，第163页。]

这段话描写了司马迁自我存在之根基完全动摇时的痛苦。但它同样适合在冰冻的大地上挖出野鼠来充饥的苏武，和享有猛将之名，却再无勇气与胡汉任何一方交锋的李陵。哪怕是做一个普通的朋友或父亲，李陵也觉得不配：

以前他也盲目地相信一个人在“名”之外，必须有“字”，可仔细想来，这样的必要性，是根本不存在的。

他的妻子是个极其温顺诚朴的女人。直到现在，在丈夫跟前还是畏畏缩缩，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句的。可他们所生的儿子，却一点也不怕老子，动不动就要爬到他的膝盖上来。看着这个儿子的小脸蛋，李陵就会想起数年前留在长安的那个儿子——与他母亲、祖母一起被砍了脑袋——的面庞，令他黯然神伤。[《李陵》，《山月记》，第176页。]

中岛敦暗示，这也是所有人都有可能面临的死局。“在我们面前只有李陵、苏武和司马迁选择的三条路。”[[日]荒正人：《中岛敦论》，《中岛敦全集》补卷，《月报》第5辑，东京：文治堂书店，1951年，第58页。]走出神话时代，皇天不再监临，人背负着世界的恶意生活。清醒地接受这个前提后，不甘就这样被打倒的人还是有选择：像苏武那样不计后果地坚持内心的规范；像司马迁一样在没有人想过的方面创造出意义；像李陵一样仅仅为了反抗世界的恶意而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