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正允相遇在大学图书馆的门口。你在咨询如何办理发给毕业生的图书馆出入证，正允借了书，刚刚走出图书馆。

海珍，正允呼唤你的名字。你茫然地看了看她，回答说，姐姐。

两人坐在图书馆前的长椅上。五月的正午，阳光滚烫。

我们多久没见了？

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姐姐的婚礼上。

那是最后一次吗？

你点了点头，指着眼前的高大建筑物，顾左右而言他。

姐姐，那里原来是什么？

不知道。

你感觉正允的声音有点儿异常。正允不是那种犹豫着说“不知道”的人。她的声音宛如冰冷而清澈的水。声音本身是这样，尤其是声音里包含的决绝更让人感觉冰冷又痛快。当时的你这样想，那是充满自信，完全相信自己的人特有的声音。正允条理清晰地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你被迷住了，同时也有些淡淡的反感。

你转头看着正允。掺杂着稀疏银丝的短发，涂层脱落的黑色塑料框眼镜，黑色的两件套裤装，整齐地放在锃亮的皮革斜挎包上的手。你的眼睛盯住正允的手。血管凸出，指关节很粗，长出皱纹的大手。你看着那双和瘦小身材不相称的手，说道：

姐姐还是老样子。

正允的脸上似乎浮现出微笑，很快又消失了。

你也一样。

说完，两个人面面相觑，讪讪地笑了。

还是老样子，这句话不完全是谎话。说是老样子，相当于告诉对方世事变化，而从前的你依然存在，我的眼睛看到了这个事实。正允比同龄人显老。也许是没染白发，脸上没化妆才会给人这种感觉，不过她脸上的疲惫加深了这样的印象。即便如此，你还是看到了从前的正允。每次你去学生会馆的时候，那个在编辑室窗前呼唤“李海珍”，同时夸张地挥手的二十一岁的正允。喝酒之后买两根冰棍，猛咬一口，吃得津津有味的正允。姐姐，你牙不冰吗？眼睛不冰吗？我看着都觉得好冷。你也记得自己每次发牢骚的样子。

你是通过文章认识正允的。1996年秋天，你拿起堆在图书馆门前的校刊，聚精会神地读了很长时间。那么多的文章，最吸引你的是历史系学生正允的文章。你读了好几遍。那篇文章的题目是《A女子大学的集体霸凌，只是部分学生的问题吗？》。

尽管这样的事情年年都会发生，然而1996年的霸凌事件格外严重。你们学校的五百多名学生戴着橡皮手套，吹着口哨，占领了正在举行校庆的A女子大学广场。他们成群结队，排着玩火车游戏的队形，冲向A女子大学的学生们。很多A女子大学的学生在广场上被揪住头发拳打脚踢。

正允的文章立足于采访。你们学校的学生确切地做了什么事，造成了怎样的伤害，这种集体霸凌每年反复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的行为为什么不是幼稚的“游戏”或“恶作剧”，正允通过枯燥的文章陈述出来。正允的逻辑相当流畅，解释得有条不紊。

读完文章，你回头看曾经的自己。男生前辈把这次事件当成英雄事迹，带着玩笑口吻说出来的时候，曾经的你只觉得那是疯子们在胡说八道。你只是不想听，只是想逃避，于是充耳不闻。读了正允的文章，你不再是读那篇文章之前的你了。

你想写这样的文章。读过之后就无法回到从前的文章，任何人都无法用逻辑反驳的坚实有力的文章，冲破第一个句子的壁垒继续前进的文章，写下的句子不会变成墙壁阻挡后面句子的文章，总是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感受和思想转换成语言，连起某个人的文章。

在编辑部面试那天，你毫不费力地回答了前辈成员提出的问题。可是面对命题作文考试，你却写了又删，删了又写，反反复复。你写下第一个句子后犹豫不决，怎么也写不出第二个句子。那时的你还不懂怎么写文章。

不用写太长，写清自己的想法就行了。

坐在编辑部沙发上看报纸的正允小声对你说道。

听说不用写太长，你就把摘记的单词简单地连成句子，写起了文章。文章只有两段，写完之后才发现橡皮屑比字都多。那天，围坐在编辑部的书桌旁参加面试写文章的有五个人。

接到合格电话后，你以实习委员的身份第一次参加编辑会议。听说共有三人通过了面试，一个人最后改变主意没来。于是，合格者就只有你和希荣，一年级第二学期加入的两个人。你记得她，面试那天坐在你对面，毫不犹豫地用黑色普乐士笔写文章的平静面孔。你一边用橡皮擦掉句子，一边注视着她。她端端正正地坐着写文章的样子是那么自然。

你还记得那天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前辈们是那么高大。尽管年纪只差一两岁，然而他们在会上交流意见的场面还是震撼了你小小的心灵。他们针对以什么主题写作展开了漫无边际的讨论。不仅那天，他们每周举行两次编辑会议和形势讨论，一次是社科书籍阅读研讨会，一次是以实习委员为对象的研讨会。每周见面四次，你却还是无法加入他们的讨论。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听到有人说：海珍，你有想法就说出来吧。你这才勉强开口。你还是很喜欢那个地方。曾经你觉得那里只有无聊和痛苦的往事，然而过了些日子之后，你才发现自己有多么喜欢那个地方。因为你离不开那里了，那里有你无法割舍的东西。

正允是实习研讨会的干事，负责收集有关政治和社会的小论文做成资料集，整个学期里都用那本资料集开研讨会。正允是善于倾听的人，不会打断别人说话，总是充分倾听之后再提出自己的意见。

希荣和你每周写一页关于主题图书的概要，并且当着对方的面大声朗读。如果说你的概要是摘要式，那么希荣的就是围绕自己阅读时发现的问题来写。尽管概要只有一页，然而希荣的文字尖锐而流畅，有着别处少见的个性。当时的你都顾不上嫉妒，只是绝望地认为自己永远也写不出希荣那样的文章。

正允经常称赞你的文章。她说你很好地把握和整理了文本内容，写得比较慎重。相反，她每次都委婉地批评希荣的文章。关于这个论点你有客观依据吗？无法说服对方的文章只能变成强迫。逻辑的飞跃太频繁了。每当这时，希荣都会在笔记本上记下正允的意见。

研讨会结束后，三个人也会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你和父母一起生活，正允在学校前面租房，希荣住在老家J市资助的宿舍里。夜深了，你要赶末班车，于是起身离开，希荣写了外宿申请单之后，继续陪着正允，最后在正允家里过夜。

正允做不到彻底隐藏自己的情绪。她掩饰不住对希荣的好感、对她文章的喜爱、当着希荣的面展示自己的心情，以及和希荣在一起时的喜悦，这让你感到孤独。正允是公平而且深思熟虑的人，从未露骨地表达这些感情。因为发生在你的眼前，因为你是随时都能体会到这种气氛的人，所以你能感觉得到。

实习研讨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假期到了，校刊的发行日期也确定下来。计划在开学之后发行，编辑部成员要在假期里埋头苦干。制定书的大体框架，确定采访、报道等栏目的负责人。

你负责某个政治相关栏目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分析了如何在公共教育中进行意识形态教育。你决定跟随前辈去采访出版过相关书籍的学者。你有自己想写的主题，可是不知道该如何进行，因此没有坚持写自己的主题。奇怪的是，无论怎样努力回忆，你都记不起当时想写什么了。

希荣说她要写几年前发生在B大学的教授性侵事件的分析文章。她带来了相关资料，说明了文章梗概，试图说服其他成员。包括你在内，十位成员的意见分成两派。

反对者的意见是版面有限，应该探讨更重要的主题。金泳三[金泳三（김영삼，1929—2015），曾任大韩民国第7任（第14届）总统。]政权晚期的政治、学生运动的分裂和衰退、公权力的滥用等，探讨这些问题的版面都还不够呢。虽说赞成和反对参半，不过你认为反对的声音更有力量。始终保持沉默的正允开口了。

我们应该坦诚相见，版面又不是不够，不会因为多印几页就增加成本，为什么要提到版面问题呢？恐怕是抗拒这个主题本身吧？

我们要搞清楚时代潮流。

这样说的是容旭。容旭是预备役复学学生，社会系二年级。他说世界在飞速变化，没有探讨个人伦理问题的余地。概括起来，他的意思就是堕落的个人伦理只是个人问题，没有必要在应该解读时代潮流的版面探讨。

这不是个别女性的问题，而是研究生院这个社会圈子的畸形权力结构问题。

正允这样回应容旭的意见。

这时你想，这样的话终归有力量。这不是女性问题，而是更严重的压迫问题。这样的逻辑总是强有力，可以说服大多数人。正允是否真心相信她自己的话，还不得而知。但是，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方式，那么有些话题就连讨论的机会都没有了，正允努力让这些问题浮出水面。如果没有正允的坚持，希荣的主题就不可能在会议上通过。

你的文章要出版成书了，这个事实足以令你畏缩。整个假期，哪怕是不开会的日子，你也在收集资料，整理思路。正式动笔后，除了吃饭和睡觉，你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写作。你希望句子之间能够有机连接，希望每个段落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希望想说的话都能顺利传达出来。

开会时你大声朗读初稿，前辈们给出了写得端正而真诚的评价。大家说你很好地整理了以前的争议，并且做了贴心的解释。

正允开口了：

但是……看不出自己的想法。我不知道海珍的声音在哪里。应该加入自己的声音，然后重写。

你以为充分陈述了意见，因此你不知所措，不知道应该怎样加入自己的声音。

应该怎么做呢？

你问前辈们。

应该加入多少自己的想法？

你在纸上密密麻麻地记下了前辈们的意见。

十位成员都要大声朗读自己准备的稿子，然后展开讨论，那天的会议时长预计为十五个小时。早晨九点集合开会，午饭后继续开会，晚饭后继续开会，计划在晚上十二点结束。最后发言的希荣直到夜里十一点才朗读自己的文章。陈旧的取暖器稍微散发着热气，凉风透过窗缝渗透进来，你盖着毯子，期待时间快些过去。

直到现在你还记得那个夜晚，尤其是第一次读到希荣的长文时的震撼。你盖着毯子坐在那里，带着双脚冻僵的感觉读她的文章。你还记得当时从二十岁长到二十一岁的自己的样子。

希荣读到文章最后一句的时候，编辑室里阒寂无声。朗读结束了，弥漫在编辑室里的紧张气氛却经久不散。也许别人都知道了，现在的你这样想，希荣有着与生俱来的观察力和坚持到最后的勇气，以及足够支撑这一切的智商。

希荣的优点大都可以通过努力获取，有几样却不是。她能对他人的伤痛深刻共情，更有对造成伤痛的条件的直观认识。这种能力在写作上闪闪发光，然而对生活不仅毫无用处，反而有害。

自从以写作为职业之后，你常常觉得真正应该写作的人都离开了，只有不会写作的你留下来继续写作。这样想的时候，每天都很漫长。

那边，不是有话剧部大楼吗……从外面看着像家。前面有条路，两侧好像有树。

正允用手遮挡阳光，皱起眉头望着前面的建筑。仿佛只要认真地看，从前的模样就会呈现在眼前。

对，好像是这样。好像是个带屋顶的小楼。

哦，应该是吧。

正允办完婚礼之后，你再也没有联系过她。婚礼当天，你和正允说说笑笑聊到最后。你在穿着端庄礼服的正允身边拍照，聊天，转身离开后就那样结束了。正允去了美国，再也没有和你联系。

正允和容旭结婚，因为他要留学而去了美国。你隐约回想起当时的失望。为什么是容旭？如果说他们中间有人需要继续深造，那也应该是正允。为什么正允连自己的硕士课程都没读完就放弃学业，跑去美国照顾他呢？当时的你不只是失望，甚至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

你和正允良久无言，默默地注视着建筑物。

你写的报道，我在网上看了。正允说道。

每篇报道后面都有你的邮箱地址，我想过给你发邮件，可是……

为什么会这样想？你没有问。

我发的邮件……你收到了吧？

听了你的问题，正允默默地点了点头。

刊登你文章的第一期校刊出版，你和编辑部成员们走得更近了。编辑部成了你在学校里最舒适的空间。没有课的时候，你就去编辑部和成员们一起打发时间，吃午饭。开会时互相说敬语，平时都很亲切地说平语。进入二年级，新的实习委员加入编辑部，高年级的前辈们不再参与活动，希荣成了实习研讨会的干事。你不再游离。你被那个空间接纳，成了他们的一部分，你喜欢这样的感觉。

编辑部事务成为学校生活的中心，别的事情都往后推了。你会提交报告，参加考试，只是不怎么上课。即使听语言学的专业课，你也经常瞌睡。相反，社会系的希荣却从不旷课，学习也很努力，经常被你和编辑部成员们嘲笑。你是高中生吗？还要再考大学吗？

编辑部里没有事的时候，希荣就去给高中生做家教。人们都说她肯定是高薪家教。课外教育为教育机会不平等做了贡献，而她是为这个市场工作的大学生。有的前辈直言不讳地批判这件事。她又不是没钱。希荣这孩子，仔细想想太贪心了。希荣的特点，往好了说是现实，往坏了说可以解释为庸俗。衣着光鲜，穿高档皮鞋，化着淡妆，凑近了还能闻到香味。直到现在你还能描绘出她的模样。你会想起大家都吸烟的会议时间，偶尔咳嗽的不吸烟者，她的面孔。

她无法彻底融入编辑部这个团体。

那个时候，正允和容旭开始交往了。初夏的酒桌上，容旭把手搭在正允的肩膀，告诉编辑部的成员们：

我尊敬正允。

听了他的话，大家先是感叹，很快就嘲笑他们。编辑部里竟然也能谈恋爱。不可思议。你在说这些话的人们身旁，感到单纯的喜悦。

一起乘地铁回家的路上，你对希荣说：

正允姐姐和容旭哥哥看上去不错，很适合。

你看着希荣，仿佛在征求她的同意。希荣好像没听见，眼睛盯着膝盖上的日报。

不是吗？刚才哥哥说他尊敬正允姐姐，你看见了吧？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些。

说完，希荣看了看你。

那么浮夸的事，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正允姐姐为什么要跟那个前辈交往。

你闭上嘴，努力理解希荣的情绪。感觉编辑部里最亲近的正允被人抢走了吗，还是反感每次开会都反对自己意见的容旭？现在的你会想，也许当时的希荣知道。也许希荣已经看透了容旭的心思，他嘴上说着尊敬正允，实则心里感到自卑，因为正允比他引人注目而心怀戒备。

关于希荣的洞察力、写作能力、自制力，以及经营人生的能力，你从不赞美，哪怕只是随口说说。希荣是多么特别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多么强大的人，这些话应该由你来说。难道你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吗？还是担心开口说话的瞬间，狼狈感会变得更加明显？

不过回头看时，希荣似乎总是在期待你的认可——同时开始写作的朋友的认可。所有人都能觉察到希荣的才华，然而希荣自己却从不确信。当时的你并不知道，在逻辑明确地贯彻自己意见的强大面孔背后，希荣还隐藏着自认为没有资格写作，也没有写作才华的痛苦。我应该说出来啊。你无法摆脱这样的想法。每次见到从不怀疑自己、自信满满的受访者，你都会想起希荣。

一起准备这次的主题好吗？

希荣说她想在第二期校刊上探讨家暴问题。

无法可依。即使丈夫家暴妻子，也没有法律依据让丈夫受到处罚。

当时，大韩民国已有针对尊亲属的暴行罪，却没有针对卑亲属[尊亲属指父母和父母辈及以上的亲属；卑亲属指儿女及儿女以下的亲属。]和妻子的暴行罪。希荣说她想写关于《预防家庭暴力法》立法运动的文章、采访收容所活动家的文章，还想撰文分析韩国社会被掩盖的家暴妻子问题的社会原因。

我想和你一起采访，收集资料，一起讨论。如果你也愿意的话。

想到希荣相信你，选择你，你感到很幸福。编辑部召开选题会议前，你和希荣一起学习。你们还参加了“献给被打死的女人们的慰灵祭”。你站在与会人群的最后面，看着地面，希荣朝你伸出了手。你和希荣手拉着手，直到慰灵祭结束。希荣的手冰冷而柔软，你不想松开那只手。

选题会上，你没有像从前那样沉默不语。希荣上次讨论的不也是女性问题吗？你应该拓宽关注范围。面对前辈的指责，你努力解释这个选题有多么重要，为什么要在这个版面讨论。当时你感觉浑身滚烫。不是为写而写，而是因为想写才写，还要全心全意地写，这种心情如火焰般裹挟着你的身体，让你感到疼痛。你还是第一次带着这样的心情努力说服别人。会议通过家暴问题之后，你和希荣去了收容所和“女性热线”人权机构，采访促进制定《预防家庭暴力法》的泛国民运动本部负责人，收集惨遭丈夫杀害和为了摆脱家庭暴力而杀害丈夫的女性事例。

二十一岁的你在这个过程中深感愤怒。愤怒于明明女人挨了打，家人却只是冷眼旁观的家庭观念，愤怒于那么多寻求公权力保护的女性最终遭到杀害的事实。走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睡觉醒来的时候，你都被愤怒包围。愤怒犹如无法排出的毒，一天天在你的身体里累积。你的愤怒什么都改变不了，只会粉碎你的幸福，想到这里你感到悲伤。面对亲近的人，甚至面对自己的时候，你变得比以前更严厉、更苛刻。你很容易烦躁，常常为小事生气。你知道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只是被囚禁于自己的愤怒之中罢了。这不是你想要的。

你负责整理1991年开始的《预防家庭暴力法》立法运动的历史。这项工作从整理已经付诸公论的被打死女人的历史开始。有的女性长期遭受暴力，为了生存而杀死丈夫。你在纸上记录这些女人的故事，不停地擦拭如同汗水般涌出的眼泪。你边哭边写。那时你才知道，原来心可以与毫不相关的人们紧紧相连。写完文章参加会议的时候，你大声朗读自己的文章，好几次哽咽，不得不中断朗读。

因为长期被殴打就有权利杀死丈夫吗？这怎么能是正当防卫呢？可以报警，可以离婚，总不至于杀人吧。

某男性前辈这样说的时候，你极力不让自己感情用事。

另一位前辈继续说道：

从结论来看，属于双向暴力。像杀人这样的暴力不能容忍。

这时，静静倾听的正允开口了。

你们的心情我不是不能理解，不过为了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那些杀害丈夫的女人的故事最好删除。即使删除这些内容，仍然可以指出法律的矛盾，没有必要……

希荣打断了正允的话。

不，必须杀死丈夫，妻子才能活下来，我要说的就是这种社会结构的残忍。这部分不能删除。为什么女人报了警，想要离婚，却还是无法摆脱暴力？我在后面的文章中做了分析，大家可以读一读。

希荣毫不动摇地朗读自己写的文章。这篇文章很坚实，既有明确的主张，也有支撑主张的逻辑依据。尽管你们一起学习，一起准备，然而直到读了希荣的文章你才明白，原来你也是长期活在男人的视线里。你经常阅读那篇文章，直到因为搬家而不小心弄丢了刊登那篇文章的校刊。写作不顺畅或者厌倦了写作，觉得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读读希荣的文章，你会发现令人振奋的东西。你从希荣的文章里获得了力量。

去忠武路印刷厂排版那天，你对希荣说，也许这么想有些自私，不过真希望回到不知道这种事的时候。可是现在，再也回不到感觉这个世界还算不错的时候了。你不像希荣那样强大，你感到愤怒，却又无力，所以你说自己的心正在被腐蚀。

听完你的话，希荣说道：

我觉得你很强大。

希荣站在窗前，望着你。

前辈们说我们应该有责任感，可是我觉得海珍的幸福更重要。没有什么事需要你折磨自己去做。不过……

希荣沉默片刻，又说：

这次和你合作，我很开心。我总是很依赖你。我喜欢你的文章，读完了还想再读。你写得越来越好了。再来一个学期怎么样？

那时你是怎么回答的呢？你为什么没能离开那个地方呢？你选择留下来。你决定继续留下来，重新写文章。你没想到当时的选择会将你的人生带到这里。

二年级秋季学期开始，你和编辑部成员们参加校内外举行的各种集会。真怕你进了运动圈啊，你的父亲如是说。看到你没做那些事，过的是校园生活，很好。你记得他放心的表情。他说得对。因为你不属于任何学生运动阵营。不过，你又是集会的参与者，尽管你不在集会的中心，而是站在最后排，站在边缘。

那是难以忘记的场面。

你和希荣参加了被美军杀害的基地村[“二战”结束后，美国在韩国大量驻军，很多韩国女性或被强迫或被诱骗为驻韩美军提供性服务，韩国政府出于赚外汇和笼络美军的考虑，主动在美军基地附近设立生活区，为这些女性提供生活便利，这些生活区被称为基地村。]女性的五周年追悼集会。聚集而来的人们声讨驻韩美军的罪行，谴责不敢向美国提出抗议的政府。

正是在那里，你和希荣看到了刊登被美军杀害的女性尸体照片的印刷品。起先你不理解是什么照片。仔细看过之后，你才发现那是死亡女性的尸体。惨遭杀害者的身体。照片下面，简短地印着两年前在全国女大学生代表大会上发表过的文章——

这就是我们祖国的模样！美国的文化可乐瓶深深插进了祖国的子宫，祖国头破血流，祖国的山川都被喷上了白花花的洗涤剂，似乎要遮掩这一切。

看完内容，你急忙叠起印刷品塞进包里。希荣也是这样。你们想这样折叠，挡住那个人的身体。最前排的人还在继续谴责美军的罪行。她是我们的姐妹！

这时，有人在你和希荣后面大声喊道，祖国在犯罪！随后，有人用稍低的声音跟着呼喊，美国在强奸！

你和希荣面面相觑。几个人零零星星喊口号的时候，你转身冲着素不相识的人们说，请停止喊口号，请停止喊口号。没有人认真听你说话。你就像在跟不懂韩语的人们说韩语。你在人群中挣扎着说，请停止喊口号。

很长时间以后，希荣说，比起口号，周围轻轻蔓延的笑声让她记忆更深刻。她无法忘记“强奸”这个字眼给集会注入活力的瞬间。

你拉着希荣冷如冰块的手，逃离了人群。

希荣说她忘不了集会上的事情。回到家里，她将印有照片的印刷品扔进垃圾桶，感觉内心深处裂开了缝。她说整个秋天都在回想那天的事。

当希荣把基地村女性问题带上会议桌的时候，你觉得她已经走出去太远了。那是重大社会政治议题诸多的1997年秋天，希荣提出的问题不合时宜，看起来不像需要立刻处理的主题。其他成员的想法也和你差不多。大部分人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讨论发生在1992年的美军罪行？

不是只写1992年的事件。

希荣说，她想批判性地审视朴正熙[朴正熙（박정희，1917—1979），韩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人，大韩民国第3任（第5—9届）总统。]时期活跃的基地村现在如何运营，反美阵营又是如何解读1992年事件的。

为什么现在要处理这个问题？容旭问道。

因为现在还有人住在那里。

当前形势下，讨论已经结束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呢？

我的意思是……

希荣迟疑片刻，说道：

明明蔑视，明明不当人看，却又将她们称为“民族姐妹”，我想解释这个现象。如果加害者不是美国人，而是韩国人，人们会不会也那么愤怒……

看到希荣迟疑的样子，你感觉她和平时大相径庭。那天，希荣没能用逻辑说服其他人。

希荣说的话没有考虑到事件的前因后果。受害者为什么遭到那么残忍的杀害？因为加害者是美军。他们知道无论做出什么勾当，在韩国都不会受到惩罚，所以才犯下如此罪行。还有什么比那张照片更能说明大韩民国是美国的殖民地吗？除此之外，还需要别的解释吗，关于这个事件？

几位后辈做了补充发言，似乎同意容旭的主张。保持沉默的正允也说话了。

我们不能不提结构性矛盾。基地村事件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孕育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庞大的结构。为什么那个人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遭到杀害？不能脱离结构框架看待这个问题。

姐姐真的这么认为吗？希荣说道。

只要驻韩美军撤离，这种事就会消失。只要祖国统一，这种事就不会发生。女人挨打、被强奸、被杀害的事就会消失，你相信是这样吗，姐姐？

逻辑上有矛盾。正允说。

难道要把民族主权和贫困问题缩小为女性问题吗？

你不知道该说什么，轮番打量着希荣和正允。

姐姐觉得女性问题是小问题吗？我觉得那位女性不论是活着还是死后，都只是被人利用。口口声声说什么“民族姐妹”，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利用那么凄惨的尸体照片……正允打断了希荣的话。

女性问题？你觉得自己和那位去世的女性一样吗？这是不是傲慢的想法？你们的立场截然不同，不是吗？你没有经历过那样的生活，将来也是这样。你并不了解那样的生活，为什么要说那种话？希荣你穷过吗？穷到需要卖身的程度？接受大学教育，穿着好衣服、好鞋子，你觉得你和她是同样的。你可以谈论那个问题吗？

禁止情绪化的讨论。容旭插嘴说道。

当时你感觉正允跨越了不该跨越的线。非要说得那么激愤吗？非要指责希荣的阶级性，进行人身攻击吗？但是，你对正允的话深有同感。关于基地村女性的问题，我们能说什么呢？希荣为什么要引出那个问题？在这里应该讨论更近的社会问题，或者更重要的问题吧？你无法理解希荣。

希荣平静地听正允把话说完。你好奇希荣会怎样反驳正允，没想到希荣只是说知道了，没再多说什么。

下次开会时，希荣第一次亲手废掉了自己想写的主题。

下个学期开始的时候，三年级的希荣、四年级的正允和容旭离开了编辑部。一直想要离开的人是你，然而直到毕业你都没能离开。你对自己和希荣、正允编书的最后时光念念不忘。像往常一样，既有某种程度的矛盾和争论，也有失望和沮丧，然而阅读她们文章的喜悦还是更多。能和这样的人共事，这个事实本身就让你感到满足。

你在编辑部工作了近两年，写文章不再像从前那么慢了。你用语言化解疙疙瘩瘩的茫然的想法，你用自己的笔在纸上记录隐约浮现的句子，这时你已不再是那个在人前畏首畏尾的胆小鬼了。你能从深思熟虑之后写下的文章里感受到自己特有的力量。你想继续体验这些瞬间带来的震撼和幸福。看上去那么柔弱的你，内心深处竟也存在着触动和震撼他人心灵的力量。你想用文字呈现这种力量。你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证明，你，看似微不足道的你，也有感情，也有思想。

如果写作很容易，如果因为有天赋而不努力就能做好，那么你会很容易失去兴趣。困难、痛苦、疲惫、羞愧，有时对自己感到幻灭，然而让你克服这些的也是写作，这个事实令你入迷。写作让你认清自己的局限，写作也让你收获超越局限的幸福，你无法回到认识这个事实之前了。

直到现在你还不是很清楚，希荣为什么再也不想见正允。

虽然离开了编辑部，不过希荣还是经常和你以及编辑部的后辈们见面。只要是正允参加的场合，希荣就从不露面。有一次聚会，听说正允要来，希荣慌忙离开了。为什么要回避正允姐姐？你问。希荣说，不知不觉就这样了，不过我也不是讨厌正允姐姐，我很喜欢她，但我很痛苦，所以才会这样，请你理解。她的话让人无法理解。

正允则以冷笑回应。她说，我对希荣无所谓了，没有任何意义，这种人。

你并非不在意她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你的生活也很忙，无力介入她们之间。为了弥补一二年级的成绩，你必须认真听课，还要参与编辑部工作，同时准备到媒体就业。你写完文章常常给希荣看。希荣还像一起写作的时候那样，用红色普乐士笔在你的稿子上标记出需要修改的地方。

正允和希荣在同一学期毕业。正允曾经休学一个学期，希荣则是提前毕业。果然像大家预想的那样，正允考上了历史系研究生院。希荣安安静静地开始了基地村活动家的生活。大学期间走得那么近，然而希荣从来没跟你说过她的计划。

很久以前就有这个想法。

工作之后，希荣对你说。

她说自己被基地村活动家们编写的刊物吸引了，认为那才是自己应该去的地方。看着希荣说这话时的面孔，你无法不为之动容。你为希荣惋惜。希荣的才华、希荣的能力要浪费到这些活动上了。你摆脱不掉这样的想法。

那年冬天开始的时候，希荣邀请你去她家。下午五点多，天色暗淡下来。你走出地铁站出口，希荣蹲在对面的路边，穿着你以前从未见过的绿色羽绒服和宽松的纯棉长裙，脚上是毛皮靴。这样在陌生的地方见到久违的朋友，你既尴尬又欣喜，激动到手足无措。你焦急地等待着信号灯。绿灯还没亮，希荣抬头看见了你。那时的希荣看起来是多么幸福，直到现在你依然记得。她挥舞胳膊，在空中画了个大大的圆。

过了马路，你和希荣去了她常去的饺子馆。

尽情点吧，剩下的打包带走。

希荣仿佛看穿了你的饥饿，将菜单上的食物每样都点了一份。肉馅饺子、泡菜饺子、方便面、麻花、豆沙包……你和希荣坐在三脚椅上呼呼吹气，狼吞虎咽地吃光了那么多的食物。光顾着吃了，你们没怎么说话。这个好吃，这个也尝尝。要不要再吃点儿腌萝卜？你们只说了这些话。

走出饺子馆，通往希荣家的路很黑，感觉越走越开阔。

没有高的建筑，夜里真的很黑。

长长的影子投射在你和希荣面前。

希荣的家在砖块砌成的三层多户住宅的顶层。你脱下鞋子踩着地板，脚底烫得仿佛着了火。

你要来，我就加热了房间，结果就这样了。

希荣打开窗户，铺上毯子，让你坐在上面。毯子冷冰冰的。坐在毯子上的你环顾四周，房间里很整洁，几乎没什么家具。一个房间，一间客厅，大小很适合一个人。

坐在那里，你和希荣分享着很久没聊过的话题。你说起了你的焦虑。你说你想到报社或杂志社工作，不知道行不行。你说亚洲金融危机让就业变得异常艰难，还说起你父亲被裁员的事。

希荣也说起自己的事。她说她定好食谱出去买菜，在餐厅里做饭，和姐姐们分享。她说她帮着姐姐们照顾孩子，修理收容所里出故障的洗衣机，听姐姐们倾诉苦衷，听她们讲没有按时发工资遇到的困难。她说休息日还要抽空出去打工。

你看着希荣的表情，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还是希望你能从事写作。

希荣想笑却笑不出来，怔怔地看着你。

凭你的才华，应该可以从事擅长的社会运动。

现在，我也不知道……

说到这里，希荣扶了扶眼镜。

我不知道写作是不是真的了不起。真的是这样吗……我在这里写作，真的要比和姐姐们一起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孩子更高尚吗？真有那么了不起吗？如果有人这样问，我会说不知道。

希荣望着敞开的窗户，继续说道：

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有人觉得只要阅读和写作，就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分内之事，甩掉了负债感。有人仅仅靠批判不正义就感觉自己成了正义的化身，从而觉得自己永远正确。以前在编辑部工作的时候，我好像就是那样的人。我是那样做的，也许别人有所不同吧。

说到这里，希荣温柔地看着你。

正允姐姐说过，这个问题让我无法写作，也许她说得对吧。有时我感觉姐姐们的心和我贴得很近很近，我似乎能理解她们的心情，这种时候我就会想起正允姐姐的话。可就算再活一次，我也还是不知道，不要误会。

你在希荣家过了夜，回去的路上想起希荣稚嫩的脸庞。那是心里有爱的人才有的面孔，那是心里怀着孤独的爱的人才有的面孔。

三十九岁的希荣并不孤单。听说她牵着爱人的手离世的消息，你在悲伤的同时也感到稍许安心。

作为新晋记者，你连觉都没睡好就往返于警察署采访的时候，希荣好几次打来电话，只是喊了声“海珍”，然后什么话都没说。“我只是，想听你的声音……”那是希荣的声音。通话时间不到三分钟，那时你或许并不想和她通话。尽管你不想表现出来，然而希荣似乎读懂了你的心思，没有再打电话。回头再看，那应该是希荣参与基地村活动的第三年，也是她即将辞职的时候。正允和容旭婚后去美国也快一年了。

希荣没有跟你解释当时的事情，只是偶尔说有被孤立的感觉。

希荣在食品公司总务部工作了很长时间。偶尔见面，她会带来你喜欢的咖喱粉。这期间你从社会部到文化部，再到社会部、政治部，没有停止写作。希荣从未说过读了你的文章。作为不再写作的人，似乎没资格对你的文章指手画脚。可是，希荣的声音依然与你同在，唤醒你，督促你，让你对自己的确信产生怀疑。

刚做记者那会儿，你去采访的集会上，听到人们唱起Fucking USA的时候，你想告诉希荣，为了追悼牺牲者的冤死而聚会的人们唱出这样的歌声，让你很想捂住耳朵，然而这种想法不能告诉任何人，于是你像受罚似的站在那里听歌。你说你想拉着希荣冰冷的手离开那个地方。你说你想哀悼，不想在年轻的死亡面前兴致勃勃地唱歌。你觉得只有希荣能理解你的心情。

希荣和疾病斗争了三年。她让你不要把她生病的事告诉别人，可是到了最后，她用电脑打出简短的句子发给你，拜托你将那些句子发给大学时代的人们。不过，她有个附加条件，那就是在她死后再发送。死也不希望别人来看自己，希荣开玩笑说。

按照希荣的心愿，你在葬礼之后给人们发了邮件。这些人当中有正允。“转告正允姐姐”，希荣在给你的邮件里写道。

姐姐，请原谅我没做到对姐姐宽容。那么想爱你，可是不懂如何去爱。没有给你回信，对不起。想念你很久了。保重。

正允读了邮件，没有回复你。

正允似乎有话要说，迟疑了好几次，终于说道：

毕业之前，我曾在话剧部楼前见过希荣。她迎面走来，我俩谁也来不及回避。那条路，很窄。

正允指了指前面，仿佛看见了那个地方。

你，毕业之后要去做社会活动？我问。她说是的，同时看着我，看起来很轻松，比我每次见过的希荣都轻松。我忘不了那张脸。每次想起希荣，最先浮现出的就是那时的脸孔。

五月的正午快要过去了。你抓住正允摇晃的肩膀，走到她身旁坐下，心里想着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已经过去，什么依然如故。你继续靠近正允，让她可以靠在你的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