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一点半，器官移植协调员织田联系了吉住贵嗣，告诉他大学附属医院出现了捐献者。那时候吉住正坐在办公桌前查看患者的数据，听到“捐献者”这个词，他下意识地坐直了身子。

“颅内出血的脑死亡患者，二十五岁，女性。今天下午见了遗属，签了承诺书。”

听着协调员干净利落的声音，吉住一边点头，一边把要点记到手边的笔记本上。织田梓是去年刚入职的女性协调员，工作效率很高，对遗属也很细心照顾，因而广受好评。在吉住负责的移植案例中，也有好几次多亏了她的准确应对，才保证了最后的成功。

吉住工作的市立中央医院，是这个地区的肾脏移植中心。一旦送去急救医院的患者脑死亡，遗属愿意捐献肾脏，医院的主治医生就会首先给这里打电话。随后器官移植协调员赶往急救医院，向遗属解释肾脏移植的相关事项，在获得认可的基础上签订捐献肾脏的承诺书。无论脑死亡患者有没有在肾脏银行做过登记，这个流程基本上都是不变的。因为一旦遗属反对，就不可能开展肾脏移植手术。

“候选的接受者已经确定了。马上通过邮件发送数据。”

织田在电话里说。吉住点点头，按下办公室电脑的启动键。

联系到负责移植的吉住医生，意味着移植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一半了。市立中央医院大致遵照如下流程确定接受者：协调员取得遗属的承诺后，医院首先采集捐献者的血液，由检验科确定ABO血液型和HLA分型，同时检查捐献者是否患有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结果出来后，协调员就会根据这些数据筛选相应的接受者。

在地区指定的肾脏移植中心，也就是这家市立中央医院，所有登记申请移植的患者信息都保存在电脑里，包括姓名、出生日期、透析医院、组织相容性、输血史、移植史、透析史等。在这个地区，希望进行尸体肾脏移植的登记患者约有六百人。协调员会检索这张登记者表格，首先从中选出血型与捐献者一致的患者，然后再根据HLA的相容性给名单排序。一名提供者有两颗肾脏，因而大部分情况下，一名捐献者可以匹配两名接受者。按照惯例，其中一名由市立中央医院负责移植手术，因为协调员就来自这家医院。医院会选出两名相容性最高的登记者进行身体检查，再选出其中一名最适合的患者，成为最终接受手术的人选。如果当地没有合适的候选患者，则会到拥有全国肾脏移植系统数据的千叶县国立佐仓医院进行检索，把肾脏提供给其他地区。但是，如果相应地区的交通不够发达，肾脏就很难在接受者体内存活。因为运输花费的时间太长会导致肾脏新鲜度下降、功能减弱。这也是尽量在本地区选择接受者的原因。

吉住用肩膀夹住电话听筒，敲击电脑键盘。协调员发来的数据显示在屏幕上。那是接受者的候选名单，按照组织相容性从高到低排列。吉住拖动鼠标，快速浏览整个名单。

“第一位的安齐麻理子和第三位的岩田松藏。这两位是候选者。我们医院负责第一顺位的安齐。”

吉住皱起眉头，好像在哪儿听说过这个名字。随后他惊讶地叫了一声。

吉住急忙把画面滚动到最上面。第一排确实写着安齐麻理子的名字。十四岁，有一次移植史，移植手术执行单位为市立中央医院。吉住又看了看麻理子的HLA分型，与捐献者完全一致，全相合。

安齐麻理子。

没错，就是她。

两年前，吉住治疗过的少女。

两年前安齐接受了父亲的活体肾脏移植，但失败了。手术本身很成功，术后也没有出现严重的排斥反应。但因为一件很小的事，肾脏没能存活，只能摘除。吉住咬住嘴唇。那是一个令他很不甘的案例。

HLA是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的英文缩写，指的是暴露在人类细胞表面的糖蛋白。当外部细胞入侵人体时，免疫细胞会识别它的HLA，如果识别结果与自身的HLA不相符，就将它视为异物进行攻击，这就是免疫反应。移植肾脏的细胞表面同样有HLA，如果它的抗原类型与接受者的抗原不同，免疫细胞也会将移植到体内的肾脏视为异物进行攻击，这样一来肾脏当然很难在接受者体内存活。因此在进行移植时，要求移植器官的HLA尽量与接受者的抗原相似。但HLA分型和ABO血型不同，其构成十分复杂，不仅有A、B、C、DR、DQ、DP六个大类，每个大类中还有十种以上的子类。在移植中，一般会优先考虑目前解析速度最快的A、B、DR三类的适应性。这三类抗原都会从父母双方各继承一种，因而每个人都会有三对、六种抗原类型。而对于移植来说，抗原种类的繁多给配型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几乎不可能找到六种抗原类型全部一致的捐献者。即使是兄弟姐妹之间，六种抗原全部一致的概率也只有四分之一；如果是陌生人，这个概率甚至低至几万分之一。所以，在实际的移植手术中，常常会有一两个抗原不匹配的情况。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存活率往往不高。

但安齐接受的移植肾脏来自她父亲，组织相容性很高，那本应该是一次很成功的移植——

结果却失败了。一切都是因为以吉住为首的移植团队没有得到安齐麻理子的信任。

吉住深吸一口气，盯着屏幕上安齐的名字，然后他按住自己的太阳穴，挡住涌上心头的回忆。

他告诉自己要集中精神，专心工作，接着问电话那头的协调员：“安齐麻理子是全相合？”

“对。除了她，本地没有全相合的登记者。请看数据。”

没错，而且也没有候选者只有一个位点错配。不过有两个位点错配的候选者倒是有五个。其中之一就是排在第三顺位的男性，他也是另一个候选接受者——五十一岁，五年透析史，在邻县的医院治疗。列表里排在第二顺位的女性没有联系上。

移植常常面临如何选择接受者的难题。由于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对于患者来说，移植就像赌博。在决定接受者的候选顺位时，当然也会考虑年龄和透析史等因素，但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相近的HLA型捐献者，而且一个捐献者遗体只有两颗肾。

全国申请肾脏移植的登记人数已达两万。但其中真正做了肾脏移植手术的，一年只有二百人。而且全国透析患者总计十二万人。对于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来说，肾脏移植的贡献太小了。与欧美一些国家相比，在日本，接受移植的患者在透析患者中所占比例之低，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绝不是因为日本的医疗技术不发达，而是因为民众不愿把脑死亡视为真正的死亡，导致医生和患者也对移植手术心存疑虑。患者一边盼望着不知何时才能出现的肾脏，一边承担着精神和金钱的负担，与透析共度漫长的人生。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唯有幸运的接受者才能享受正常的社会生活，而未能中选的患者只能继续忍受漫长的透析生活。

“另外，为了防止第一顺位的候选人不能接受移植，还需要请第五顺位的女性过来，”织田说，“有两个位点错配，三十六岁，透析史三年半。”

“好的。”

吉住把两名候选者的数据打印出来。如果麻理子患病，无法接受移植，就由那位三十六岁的女性顶替。两人一到医院就会接受检查，以确认她们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移植。

吉住继续和协调员沟通日程，大致的安排如下：首先，吉住到大学附属医院摘取肾脏，然后将其中一颗肾脏交给协调员织田，由织田送去邻县，吉住则将另一颗肾脏送去市立中央医院，进行移植手术。织田向吉住仔细确认了计划的每一个环节。肾脏的摘取和移植，是与时间的赛跑。一旦捐献者心跳停止，就必须严格按照缜密的时间表行动。调整主刀医生吉住、手术助手、护士以及接受者的时间，确保环环相扣，也是协调员的工作。

与织田讨论完毕，吉住说了一声“好”，站起身来。

这次一定要成功。安齐麻理子，这次一定要治好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