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纯高估了以宋徽宗为首的北宋朝廷，这时的宋徽宗已经焦头烂额到不想当皇帝了。

童贯是宣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1126年初）从太原逃回开封，并把金军两路入侵的消息告诉宋徽宗的。在此之前的两个月里，尽管金军备战的战报纷至沓来，但宰相白时中和李邦彦及枢密院一直将这些消息压着不报，导致宋徽宗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毫无意识，从十一月十七日开始举行了一系列漫长而奢华的祭祀和庆典活动，一直搞到十二月初九才结束。在此期间，燕山知府蔡靖甚至发过一百七十多封密奏汇报情况紧急[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但是都被枢密院以“不要破坏庆典”为由压了下来。

就在庆典结束的当天，白时中和李邦彦收到了中山知府詹度传来的确切军情：金国分东西两路入侵。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把这个消息汇报给宋徽宗，只是紧急组织官员们在宋徽宗缺席的情况下开会商议应对之策，“外人但见都堂叙议，每抵暮而归”[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此，当童贯将这个消息汇报给宋徽宗之后，宋徽宗立刻陷入慌乱之中，并且终于意识到他的“丰亨豫大”梦已经到头了。紧急磋商两天之后，宋徽宗开始实施自己的补救措施。

十二月十九日，宋徽宗下诏征集人才以应对燕山的局势，允许文武臣僚诸色人等到尚书省自荐，一旦通过可以越次任命。

十二月二十二日，宋徽宗下了一封“罪己诏”，将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痛骂了一顿，其中不乏“言路壅蔽，导谀日闻，恩幸持权，贪饕得志。缙绅贤能，陷于党籍；政事兴废，拘于纪年”“灾异屡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五。]等极其严厉的措辞，然后号召臣民率兵前来开封勤王。

不过，这一封态度诚恳的罪己诏并非宋徽宗本人所写，而是跟童贯一起从太原回来的翰林学士宇文虚中写的，宇文虚中是童贯的亲信。当天，宋徽宗召集大臣们议事，这时正好传来了粘罕的西路军围攻太原的消息，他转头对宇文虚中说：“王黼当初不听你的话，现在成了这个局面，你看应该怎么办？”童贯和王黼当初为了在宋徽宗面前争权，针对政事发生过不少“为了反对而反对”的争论。这时候，眼看着宇文虚中正在为自己出力，宋徽宗非常自然地把责任推给了前宰相王黼。

宇文虚中安慰他说，虽然金军的攻势很猛，但是只要朝廷能够立刻召集勤王部队，开封的安全是可以保障的，不过当前最重要的是统一思想。所以他建议宋徽宗先发一篇罪己诏，表达自己改革弊政、团结民意的决心。宋徽宗认可了这个说法，当即命令宇文虚中起草，结果宇文虚中从怀里掏出一张纸，说头天晚上已经拟好了。情急之下的宋徽宗看过之后一个字没改，便同意发出张挂。[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一收录的宇文粹中《承训录》。]

罪己诏发出之后，宋徽宗开始罢黜这些年来关于征敛和享乐的机构，包括负责享乐的花石所、应奉局、都茶场、行幸局，负责乐律的大晟府、教乐所，同时下令减少用度、罢免道官，试图用这样的行动表示他的悔改之心，以求获得臣子和民间的支持。

但是宋徽宗自己都知道，这些措施对于现在的局面来说，只能说是态度大于效果，当前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怎么解决两路敌军入侵的问题。自古以来，国君面对这种局面只有五条路可以走：战、守、走、降、死。

战，宋徽宗已经见识过宋军的战斗力了，他心里实在没底；守，开封已经一百多年没打过仗，城墙上的军事设施都拆得差不多了，估计也守不住；降，他刚刚开创了祖宗以来的最好局面，就这么降了，不但自己不甘心，恐怕也要留下千古骂名；死，他才四十四岁，实在是舍不得。这么一权衡下来，他能够接受的唯一选择就是走了。

此时此刻的宋徽宗，表现出罕见的果敢。他立刻让二十六岁的太子赵桓留守开封，然后表示自己要去长江南岸的江宁府（治今江苏南京）避敌，试图依托长江天险来保证自己的安全，甚至已经命令户部尚书李棁先去江宁措置[《宋史·吴敏传》：“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举兵犯顺，陛下何以待？’上蹙然曰：‘奈何！’时东幸计已定，命户部尚书李棁先出守金陵。”]。但是这个计划遭到大臣们的一致反对，他们觉得赵桓以一个“开封留守”的身份待在京城，既调不动兵马，也安排不了人手，肯定守不住。这样的做法无异于将开封拱手让人，到时候大宋在开封一百六十多年的基业、赵氏的太庙、巩义的先皇陵寝恐怕都无法保全。当然，留守在开封的大臣和他们的家人、财产也无法保全。迫于压力，宋徽宗收回了这个决定。

宋徽宗并没有死心，随着前线的消息不断传来，他权衡再三，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放弃皇位，把所有的权力留给赵桓，让他来坚守开封，自己带着亲信逃到长江以南。十二月二十二日晚上，他发布罪己诏后独自来到玉虚殿以往祭祀三清的地方，非常虔诚地跪拜许愿，然后焚烧撰写的青词，门外的嫔妃和宦官只听见里面传来的祈祷声，根本听不清到底说了什么。[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一收录的岳珂《桯史》。]

宋徽宗起了禅位的念头，而大臣们也明白这是当前最优的一个选项。首先，金人起兵的借口就是宋徽宗没有遵守两国之间的协议，他禅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金国一个交代，即便不能让金国退兵，至少在今后的谈判中能更多地体现一些诚意，争取到一些发言权。其次，从宋徽宗目前的状态来看，他自己也不太想当这个皇帝了。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因为开封极有可能要直接面对金军的进攻，如果作为主心骨的皇帝失去了斗志，每时每刻都想着逃走，那这一场保卫战打赢的概率会很小。

尽管逼皇帝退位是诛九族的大罪，但是情况如此紧急，官员们也坐不住了。最先明确表达出这个意思的人，是太常少卿李纲。

李纲，字伯纪，江苏无锡人，元丰六年（1083年）出生于秀州华亭（今上海松江），政和二年（1112年）进士及第，入仕之后先后两次因为上书言事被贬官，宣和七年（1125年）才被召回任太常少卿，是一位主要负责皇家礼仪的正四品官员。与朝廷中其他参与讨论这件事的官员们相比，他的身份只能用六个字来形容：职位低、资历浅。

这六个字并没有阻挡李纲为国分忧的强烈冲动，他私下找到交情还算可以的给事中吴敏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表示宋徽宗如果不正式传位给太子赵桓的话，开封绝对守不住。吴敏虽然也知道这个结果，但是他还是有点不敢冒“逼宋徽宗退位”的风险，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建议让太子监国。李纲用一个唐代的例子彻底否决了吴敏的中庸之道：安史之乱时唐玄宗西逃，多亏了身为太子的李亨在灵武登基，以皇帝的身份号令天下，才得以平定叛乱。遗憾的是，复兴大唐的唐肃宗李亨因为没能得到唐玄宗的亲自传位，难免留下“得位不正”的嫌疑，这也给后来的朝局带来巨大的混乱。现在，宋徽宗面临的情况跟唐玄宗是一样的，他如果不主动传位给太子，即便度过了这场危机，后果也不会那么理想。[《宋史·李纲传》。]吴敏被李纲说动了，他第二天就面见宋徽宗转述了李纲的想法，李纲也献上了自己的血书。宋徽宗眼看着臣子们也有这个意思，禅位的决心越来越坚定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朝的时候，宋徽宗还在继续等待他认为的最佳时机，但是大臣们率先忍不住了。金国起兵南侵的时候发布过一道檄文，被童贯从太原带回了开封，里面的措辞非常无礼，指名道姓责骂宋徽宗：“况赵佶越自藩邸，包藏祸心，阴假黄门之力，贼其冢嗣，盗为元首。因而炽其恶心，日甚一日。昏迷不恭，侮慢自贤，谓已有天命，作虐无伤。”[佚名《大金吊伐录校补》三一《元帅府左副元帅右监军右都监下所部事迹檄书》。]意思是赵佶本来没资格当皇帝的，在宋哲宗驾崩以后，利用近侍的关系窃取了皇位，登基以后又昏庸无能、作恶多端，等等。

大家当初传阅之后，都觉得不能让宋徽宗知道，免得他伤心。但是在这种紧要关头，他们一致觉得应该刺激宋徽宗一下，于是宰相李邦彦就将这篇檄文呈了上去。果然，宋徽宗看完之后涕下无语，良久才说了一句：“休，休，卿等晚间来商量。”

当天晚上，大臣们如约来到玉华殿，而宇文虚中和吴敏强烈要求单独奏对。两人先后和宋徽宗面谈之后，宋徽宗终于决定当天禅位，并且准备任命吴敏为门下侍郎，留下来辅佐赵桓。吴敏听完这个决定之后大惊失色，因为他提议宋徽宗南逃，是想跟着宋徽宗一起走，免得卷入开封的这一场大危机之中。

但是宋徽宗已经顾不上照顾吴敏的情绪了，他立刻将大臣们召集进来准备宣布。等大家都到齐了，宋徽宗又不愿意直接下令，而是坐在御床上突然假装昏迷，一头栽倒在地上。大家赶紧把他扶起来，送到保和殿的东阁去休息，正在商量要不要让御医送药的时候，宋徽宗醒了过来，伸手要了纸笔，然后用左手写下：“我已无半边也（即偏瘫之意），如何了得大事？”

大臣们看到宋徽宗的表演，不知道说什么好。宋徽宗继续写：“诸公如何又不语耶？”大家还是不知道怎么回答。宋徽宗于是接着写：“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处龙德宫。”写完这么一段纸质凭证之后，宋徽宗可能觉得左手写字太麻烦，终于开口说话，让吴敏写诏书，然后以“探病”为由，将赵桓叫来，再当着大臣的面传位。

赵桓听说父亲生病，忙不迭地赶到保和殿东阁。赵桓一到，大臣们就当着宋徽宗的面，在御榻之前宣读了传位诏书，然后给赵桓披上了龙袍。赵桓不明就里，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是宋徽宗正常传位还是臣子们废君改立，况且北宋王朝此前还从来没出现过皇上活着的时候就传位的情况，所以完全不敢答应，只能一个劲地推辞，说：“受则不孝矣。”眼看推辞不过，赵桓也一头栽倒在地上，众人无奈，只能把他扶到福宁殿去休息，然后派在东宫侍奉了他十年的太子詹事耿南仲去劝导他。宋徽宗也派人去传话说：“官家老矣，吾夫妇欲以身托汝也。”僵持一夜之后，赵桓终于明白宋徽宗是真心实意想要传位，于是答应第二天继位。[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五。]

然而，就在赵桓力辞皇位的这个夜晚，差点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政变的主角是他的弟弟、宋徽宗的第三子郓王赵楷（宋徽宗第二子早夭，赵楷实为次子）。赵桓虽然早在政和五年（1115年）就以嫡长子的身份被立为太子，但是宋徽宗最喜欢的儿子是赵楷。赵楷极有学问，政和八年参加科举还一举夺魁，宋徽宗觉得他身为皇子不宜当状元，才把状元给了第二名的王昂，然后让赵楷提举皇城司。有了这个职务之后，赵楷出入大内非常自由，甚至在自己的王府和皇宫之间修建了一座飞桥复道，以便随时进出。

看着自己的恩宠日盛，赵楷在宋徽宗极度宠信的宦官梁师成和宰相王黼的协助下，也动了争夺皇位的心思。当晚，赵楷得到通知说宋徽宗要内禅，赵桓在推辞，立刻准备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进宫。结果刚走到宫门，赵楷就被前来护卫的河东河北制置副使何灌拦在门外。受到一通呵斥之后，赵楷不得已放弃了这个计划。

十二月二十四日，赵桓正式登基，是为宋钦宗。而宋徽宗则回到了当年自己的端王府扩建成的龙德宫，当起了北宋王朝的第一位太上皇。

北宋王朝最荒诞也最仓促的一次权力交接，就这么完成了。

按照历朝历代的规矩，皇权交接之后就是朝廷高层的大洗牌。宋钦宗的亲信吴敏、耿南仲进入权力中心，以一种极高的效率排挤李邦彦、白时中，以及蔡京系、王黼系、童贯系等徽宗朝旧臣。当然，这种做法并非出于简单的权力争斗或者政治残酷，而是宋钦宗登基之后必须使用自己能够指挥的人，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施政纲领能够准确而迅速地执行下去。作为一个临时继位的太子，他此前根本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在朝廷的根基本来就浅，如果再处处被前朝旧臣掣肘，那就真成了一个年轻的傀儡了。

接下来，他面临的事情还有很多：对外要布置黄河防线，防止金军突进到开封城下；对内要处理好他和太上皇的关系，稳固自己的皇位。往大了说这是江山社稷的问题，往小了说这是他个人安危的问题。这一堆问题，每一个都比援救远在河东的太原重要。

张孝纯，你先坚持一下吧。

斡离不于宣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1126年初）从燕山出发以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原因可能大家都还记得，童贯在开战之前非常贴心地在这一线进行了“军改民”，拆除了大部分军事设施，让这些小州小县根本不能也不敢对斡离不造成任何威胁。

十二月二十一日，斡离不抵达河北重镇中山府，但是他在这里遭遇了知府詹度的顽强抵抗。和粘罕在太原遇到的问题虽然是一样的，但是斡离不采取的策略完全不同，他根本不跟詹度做过多纠缠，而是带着大军绕过中山府直接南下。

当然，这并不是两人的性格或者战术理论有什么不同，出现这么大的差异，完全是因为两地地形的区别。河东山谷交错、关隘密布，可以选择的行军路线既少又险，一旦绕过一座大城不攻取，很有可能会被对方堵住退路，甚至分割包围。这就逼得粘罕不得不每城必取，“城城推进”，力争毫无遗漏地拿下河东全境。而河北地区就完全不一样了，这里是一片广袤的平原，最适合骑兵纵横，斡离不攻不下来的城池可以放心地绕过去，宋军哪怕围追堵截也不一定拦得住他们，根本不用担心有人抄后路。

而让斡离不更加惊喜的事还在后面。河北的官军虽然驻扎得也算不少，童贯在中山、真定、河间、大名布置的四个总管也算合理，但是他们既没有统一的指挥，也没有得到朝廷的命令，因此在敌军来临的时候只敢被动守城，而不敢主动出击，利用河北星罗棋布的城池对金军展开阻击。因此，斡离不的进军速度简直是超乎想象的快：十二月二十三日，斡离不抵达庆源府（治今河北赵县），花了两天时间就攻下了这里。十二月二十七日，斡离不攻陷了信德府（治今河北邢台），并于两天之后收到了宋徽宗退位的消息。

不可否认，宋徽宗传位宋钦宗的举动的确对金军起到了一定的震慑效果。在此之前，斡离不就担心宋徽宗禅位南逃，把皇位传给太子。经过这些年的接触，斡离不对宋徽宗的能力和行事风格已经有了一定了解，如果北宋换一个他不熟悉的人当皇帝，将会对他的外交策略和战术思想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万一太子是一个能力极强之人，那么金军的攻击行动还会不会如此顺利，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为此，斡离不专门向在燕山俘虏的北宋官员沈琯询问了赵桓的情况，沈琯是这么回答的：“皇太子恭俭仁慈，内外皆闻之，且闻不好奢华，不事嬉戏游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六收录的沈琯《南归录》。]加上斡离不攻陷信德府之后，曾经找了军中的史官占卜，卦象显示北宋“帝星复明，非前日之比”，所以斡离不认为这是北宋实力增强的表现，担心北宋换了皇帝之后重新布置防守，一度准备回军燕山府，不去开封了。这时候郭药师站了出来，他对斡离不说，宋徽宗传位非常仓促，新皇帝未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好防御的准备，他曾经去过开封，那里的富有程度简直不是燕山府能比的，如果斡离不就这么放弃进攻开封的目标，实在是太可惜了。最好的策略莫过于以最快的速度直趋黄河北岸，到时候再来决定是继续进军还是回师燕山府[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六。]。郭药师这个进退两全的方案成功说服了斡离不，金国的东路军继续南下，直奔黄河北岸而来。

身在开封的宋徽宗现在已经有点度日如年的感觉了，尽管宋钦宗对他的态度非常恭谨，还把他喜欢的李邦彦、蔡攸、吴敏任命为正副龙德宫使，让他们陪伴在他的身边，让他不至于有太大的心理落差，但是朝廷中的其他人对他的态度就没那么留情面了。十二月二十七日，太学生陈东等人伏阙上书，将宋徽宗最宠幸的六个大臣蔡京、梁师成、李彦、朱勔、王黼、童贯称为“六贼”，并要求诛杀他们。虽然奏折里没有一句话是批评宋徽宗的，但句句都是在打宋徽宗的脸。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初一，宋钦宗在明堂接受百官朝贺，度过了自己当皇帝之后的第一个正旦，然后下诏改元“靖康”。仪式结束之后，宋钦宗去龙德宫拜见了宋徽宗，两人表现得父慈子孝，却各怀心事。

宋钦宗的心事在于前线的战事。东路金军要过河，最方便的道路是从黄河北岸的浚州（治今河南浚县东）通过三山浮桥去黄河南岸的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东）[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在北宋末年，黄河跟现在的流向不同，是从浚州和滑州之间穿过。]。宋钦宗也知道这里是要塞，刚刚登基就派了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率领七千骑兵去防守浚州，又派新提拔的步军都指挥使何灌（曾阻止赵楷进宫争位）率领两万步兵去守黄河南岸，希望黄河天险成为阻止金军南下的最后屏障。

宋徽宗的心事在于什么时候南逃。虽然他已经不需要参与政事，但是蔡攸等人还是会随时向他提供最新战报。宋徽宗已经做好了南逃的所有准备，他只是在思考什么时候走才能在“体面”和“安全”之间寻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而他也向身边的大臣说过：“别人不知道，但是我很清楚，金军挡不住。一旦出现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开封，我去东南，让皇帝（宋钦宗）去陕西起兵以图收复。”[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七收录的蔡绦《北征纪实》。]

这个时机，很快就出现了。

斡离不在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初一攻下了相州（治今河南安阳），然后派郭药师马不停蹄地继续南下进攻浚州。浚州本来是梁方平在负责防守，但是他根本就没去浚州，而是留在了南岸的滑州，每天与手下饮酒作乐，探报不明、御敌无备。正月初二，郭药师来到浚州城下之后，梁方平才得知军情，立刻带人出城到三山浮桥的南端纵火，然后转身南逃。但是由于梁方平在纵火之前毫无计划，导致浮桥只是烧断，并未被焚毁，一共有二十八节桥体漂到了黄河北岸。金军稍微修葺了一下，就把浮桥重新架好开始渡河。

本来守在黄河南岸的何灌部两万人如果趁郭药师架桥的时候发起攻击，是完全可以将郭药师阻挡在黄河以北的，但是何灌一看梁方平逃走了，也马上丢下部队逃走，一直逃回了开封。手下的部队一看主将逃走，于是全部溃散。整场渡河战役，郭药师的两千骑兵只有三人受伤，可以说是取得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大胜。而此时，因为天气太冷，黄河开始结冰，金军后来已经可以直接踩着冰面过河了，黄河天险荡然无存。

正月初三，金军渡过黄河的消息被斥候传到了开封，朝廷上下大惊失色，宋钦宗和宋徽宗分别下了一道紧急诏书。

宋钦宗的诏书是亲征，说自己要效仿当年真宗皇帝亲征澶渊的壮举，亲自带兵去退敌。但是从后来的举动来看，他并不是想要去北上迎敌，而是想要南逃襄阳再去陕西，并且把行营辎重都运到了开封以南的尉氏县，跟“北上迎敌”的思路背道而驰。果然，当这份文不对题的亲征诏书发出来以后，立刻引来哗声一片，连他的叔叔越王赵偲都上表阻止，说“（开封）城壁坚固，坚心守之，天地祖宗必降佑护。若人主一出，都城人乱，宗庙亦不可保”[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七。]。压力之下，宋钦宗不得已放弃“亲征”，决定留下来守城。

宋徽宗的诏书也是离京，他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准备于正月初四辰时（上午七点至九点）出发，然后二月十五日太上老君的生辰去亳州太清宫烧香祈福。

但是在军情的压迫之下，宋徽宗已经等不了这个良辰吉日了。正月初三晚上，他从城东的通津门紧急出城，然后乘御舟东下，当时身边只有蔡攸和几个内侍跟随。上船之后，宋徽宗嫌庞大的御舟太慢，于是上岸乘坐肩舆，然后又嫌慢，便在岸边找到一艘搬运砖瓦的货船南下。因为出发太仓促没有准备食物，宋徽宗等人在船夫这里拿了一块饼分吃才勉强垫了垫肚子。当天晚上，宋徽宗乘船走了两百里，直接到了南京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南）才放下心来休息，随后买了牲口坐车到符离之后再换官船去泗州，早就把“二月十五日太上老君生辰”抛到了九霄云外。在泗州休整的时候，童贯和他从太原带回来的三千人胜捷军[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童贯所率胜捷军为三万五千人，李纲《传信录》记载为三千人，参考后来宋徽宗一行在镇江的消费，以及胜捷军总数五千人的编制，本书采用“三千人”之说。]，以及宇文粹中、高俅等人才追上他。他们会合之后又继续南下，从泗州渡过淮河去了扬州，计划渡江继续南下。扬州的百姓担心宋徽宗走了以后，北宋的主力军队也会跟着渡江，到时长江以北就会变成两军的战区甚至沦陷区，于是苦苦哀求宋徽宗留下来。当然，宋徽宗并不在乎他们的请求，非常决绝地于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十五日从扬州渡过长江去了镇江。

宋徽宗一走，顿时拉开了开封贵胄南逃的序幕。宋徽宗的郑皇后、部分皇子和公主（时称帝姬），以及包括朱勔在内的侍从百官，都追着宋徽宗一起南逃，而包括工部尚书张劝、礼部尚书卫仲达在内的五十六名中高级官员甚至直接弃官逃走，搞得开封人心惶惶。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初七，斡离不的大军突进到一片混乱的开封城下，立刻就开始攻城。这时，开封城防总指挥并不是名臣骁将，而是我们在上一节提到过的那个太常少卿，现在已经是御营京城四壁守御使的书生李纲。

尽管宋钦宗登基是出于宋徽宗不负责任的逃避心理，但是任何一个皇帝登基以后，都会将推动或者扶持过自己的人视为功臣或者心腹，这叫“拥戴之功”，宋钦宗也不例外。

宋代的太子在登基之前，没有组建自己政治团队的权力，他们的亲信不过是一些宦官、侍卫，以及皇帝派来给他们当老师的文官。尤其宋钦宗这种太子，事先根本没想过身体健康的宋徽宗会在四十四岁的盛年退位，自己能够这么早坐上皇位，所以他手底下几乎没有什么信得过的重臣。抓紧时间培植心腹，以便自己的所有想法都能被一丝不苟地执行下去，这是宋钦宗能想到的第一要务。于是，曾经因为一封血书给宋钦宗留下深刻印象的李纲，在宋钦宗登基当天就获得了召见。李纲抓住这个机会，针对“战争策略”和“京城防守”两大要务陈述了自己的观点，非常符合宋钦宗的心思。正好宋钦宗在军队中没什么亲信，于是就在第二天将李纲任命为兵部侍郎[李纲被任命为兵部侍郎的时间，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记载为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初四，与《宋史·李纲传》中记载李纲于这天被任命为尚书右丞矛盾，而综合李纲本人所写的《传信录》和薛应旂《宋元通鉴》，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126年初）是一个更加可信的说法。]。就这样，李纲在新朝廷刚开张的时候就迈出了从文官朝武官发展的一大步，也迈出了成为宋钦宗重点培养对象的一大步。

宋钦宗“御驾亲征”的计划被大臣们否决之后，他明面上虽然一直在布置京城防守，但内心深处依然渴望取道襄阳去陕西避敌。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初四，也就是斡离不渡过黄河的第二天，宋钦宗预先派人保护着皇后和长子赵谌先行离开，然后召集大臣们讨论下一步动向。善于揣测上意的白时中、李邦彦等人立刻全力支持弃城，宋钦宗顺着这个梯子往下爬，看形势很快就要下达正式命令了。

李纲作为兵部侍郎，是没有资格参加这种高层会议的，只能站在延和殿下远远地旁听。当他听到大臣们的意见之后，生怕宋钦宗就此下诏弃城，于是不顾规矩，要求上廷辩论，并且将白时中和李邦彦说得哑口无言。当然，李纲也将宋钦宗说得哑口无言，当场就表态要留下来死守。在商议守城人选的时候，白时中出于报复心理，推荐了李纲。被赶鸭子上架的李纲只能同意，要求宋钦宗给他升官，否则他无法统筹和指挥守城力量。就这样，李纲当天就被任命为尚书右丞（相当于副相），以极快的速度进入了北宋王朝的决策层。

现在摆在李纲面前的任务有两个。

第一个任务是死死看住宋钦宗，免得他逃走。从当天晚上到次日凌晨，宋钦宗在手下人的撺掇下多次改变主意试图离京，甚至连车驾都已经备好，计划天一亮就出发，每次都是李纲出现在他面前软硬兼施才让他留了下来。这一出闹剧，非常直观地暴露出宋钦宗的性格：优柔寡断、朝令夕改。这个性格，在今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将给他以及他身后的大宋王朝带来灭顶之灾。

第二个任务就是布置开封的防守。宋钦宗留下来之后，任命李纲为御营京城四壁守御使，全面接管京城的防御。而这时，斡离不的大军正在通过重新搭好的三山浮桥渡过黄河，留给李纲的准备时间不多了。

开封一共有三重城墙，由内至外分别为周长五里的宫城、周长二十余里的旧城、周长五十余里的新城。在李纲的构想里，要直接面对金军的只能是最外面的新城。如果新城沦陷，那么旧城和宫城就更不可能阻挡金军的进攻了，所以必须把最强的军事力量布置在这一条战线上。开封外城固然高且厚，但是城门太多，四面一共有十二座城门、九座水门，共二十一座门。李纲完全无法预判金军的主攻方向，所以只能在四面城墙上平均用力。

四面城墙上，每一面安排一个副职，以及由宗室、武将组成的指挥体系，统领一万二千人的禁军和数量庞大的乡兵、保甲、居民组成的预备队。每一百步设置一个防御工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修建楼橹，然后布置防箭的毡幕，安装炮座、弩床，准备砖石、火把、檑木、火油等防御工具。城内的每一座城门也都安排了人来专职防守，大家各尽其责。

完成城墙和城门的布置以后，李纲又统计了一下剩下的兵马，还有骑兵和步兵共计四万八千人。这部分士兵的军事素养远超防守城墙的乡兵和保甲，而李纲并没有把他们全部堆到城墙之上，他把目光投向了城外的两个地方。

李纲守城并非纸上谈兵，在制定策略之前，他已经仔细巡查过整个五十多里的城墙，发现了城东有两个必须重兵防守的地方。一个位于朝阳门外樊家冈，因为宋神宗的儿子郓王赵倜葬在这里，所以樊家冈成了皇家禁地，这一段护城河没有人敢去开凿清淤，又浅又窄，极易成为金兵的攻击目标。另一个则是位于通津门外的延丰仓，这里储存了四十余万石粮草，是提供给今后陆续赶来的勤王部队使用的。

李纲把这四万八千人分成五支队伍，分别是前、后、左、右军各一万人，中军八千人，前军出通津门守护延丰仓，后军出朝阳门守卫樊家冈，剩下的左、右、中三军两万八千人作为预备队，随时支援四面城墙。[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八收录的李纲《传信录》。]

在此之前，李纲从未有过带兵打仗的经验，他作为一介书生能够在这种纷繁复杂而又极为紧迫的环境下表现出极为难得的军事素养，对人事安排、兵力分配、重点区域防守、守城工具准备等各个方面考虑得都还算比较清楚，很有可能得益于他的父亲李夔。

李夔也是文人出身，元丰二年（1079年）进士[傅璇琮主编《宋登科记考》第二册卷六。]，曾经在鄜延路当过主帅的幕僚，参与过对西夏的作战。而这段时间里，年少的李纲便跟在父亲身边，有意无意地学了一些兵法和战斗技能，但是并没有资料显示他曾经亲自上过战场。

现在，斡离不已经来到城下，随时会对开封发起攻击，检验李纲军事知识的时刻到了。

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李纲都不是守城总指挥的最佳人选。他没有任何作战经历，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威望，他上任的过程也是“别人陷害”和“自己赌气”的结果，他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书本和此前在父亲身边的耳濡目染，他最大的资本就是勇气和信心。更重要的是，他所有的支持都来自宋钦宗一个人，一旦朝令夕改的宋钦宗改变主意，他的日子就不会好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