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太祖实录》载，知丁法的正式施行日期，是洪武十九年（1386）夏四月。

该月壬寅日，朱元璋给户部下达了一道敕令：

古先哲王之时，其民有四。曰士农工商，皆专其业。所以国无游民，人安物阜，而致治雍雍也。朕有天下，务俾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所以然者，盖欲各安其生也。然农或怠于耕作，士或惰于修行，工贾或流于游惰，岂朕不能申明旧章而致然与？抑污染胡俗尚未革欤？然则民食何由而足？教化何由而兴也？尔户部即榜谕天下，其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医卜者土著不得远游。凡出入作息，乡邻必互知之。其有不事生业而游惰者，及舍匿他境游民者，皆迁之远方。[《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七，洪武十九年夏四月壬寅条。]

较之《御制大诰续编》的第三条“互知丁业”，这道敕令将实施知丁法的目的表述得更为清晰。朱元璋说，明帝国遍布不努力耕作的农民、思想与行为有偏差的读书人，以及四处游荡的工匠和商贾。他不喜欢这种民风，将之归因于自己的教化不够，以及前代的污染太过严重。据此，朱元璋要求户部出台律令知丁法，以发动民众互相监督举报为手段，将民众困在本乡本土，既不许随意远游，也不许在士农工商四业之外寻找谋生之道。

问题是，由士农工商组成的“四民体系”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概念。自唐宋而下，百姓的谋生职业早已多元化，女服务员（北宋称“焌糟”）、男服务员（北宋称“厮波”）、牙人、戏子、画师、剧作家、护院、代写书状信件等，便皆不在“四民”的范畴。当皇权决定以严酷的知丁法来重启千年前的“四民体系”，那些不在“四民”范畴内谋生的洪武百姓，便只能改弦更张另择职业。原本靠着端茶递水、唱曲写戏、绘画写字为生者，突然被迫转行去耕地或做工匠，其难度可想而知。

难度再大，改弦更张另择职业也是难以违抗的大势所趋，否则便要被里长、邻居举报捆送。毕竟，里长与邻居不举报，便要承担连坐的风险。地方官也鲜少有人敢无视这种举报。应天府上元县的知县吕贞，便是因为不愿受理本县百姓王七举报的“见丁着业事内事”，被朱元璋揪了出来“获罪杀身”。[《御制大诰三编·著业牌第二十一》，《洪武御制全书》，第907页。]

如果一个洪武百姓不想转行（或无力转行）成为“四民”，又不想被里长、邻居举报捆送，他该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残。朱元璋在《御制大诰续编》第七十九条，便提到了一桩发生在福建沙县的“逸民自残案”。据朱元璋的单方面叙述，基本案情是这样的：

洪武十九年，福建沙县民罗辅等十三名，不务生理，专一在乡构非为恶。心恐事觉，朋奸诽谤，却说：“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利害，我每各断了手指，便没用了。”如此设谋，煽惑良善，以致告发，拿捉到官。[《御制大诰续编·断指诽谤第七十九》，《洪武御制全书》，第849页。]

参考前文引述的《御制大诰续编》第六条可知，“不务生理”四字，显示以罗辅为首的十三名百姓不在“四民”范畴。可惜的是，朱元璋没有讲他们究竟从事什么职业，只笼统说他们“专一在乡构非为恶”——这话不必当真，因为按朱元璋的逻辑，凡不在“四民”之内者便是社会的害虫，便是需要铲除的恶人（由朱元璋后文“似尔不臣不孝之徒，惑乱良民，久则为祸不浅”一句可知，这十三人当下尚未有真正值得一提的恶行）。“心恐事觉”四字，当是指该年四月知丁法颁布后，众人既不能在短短一个月内另谋职业，又害怕自己被当成“逸民”抓起来流放边疆。“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利害，我每各断了手指，便没用了”一句，则透露他们断指（尤其是砍掉大拇指）的目的，是为了拿不起锄头、锤子与纸笔。拿不了锄头、锤子与纸笔，便有了不在“四民”之内的充足理由，便不必害怕官府的盘查和邻里的举报。

遗憾的是，罗辅等十三人的手指确实砍掉了，但砍手指这一密谋遭人告发（可见连坐制度下，当时底层民间的举报之风有多可怕）。朱元璋勃然大怒，命人将罗辅等十三人弄到南京城，亲自质问他们：

尔等既断了手指，诸事艰为，安坐无忧凌暴，为何？[《御制大诰续编·断指诽谤第七十九》，《洪武御制全书》，第849页。]

“诸事艰为”四字，透露众百姓下手相当狠，剁指的程度很严重，不是简单砍掉某根手指而已，而是已严重影响到了日常生活和工作。面对朱元璋的质问——“剁了手指后，许多事做不了，却可以安然端坐不必担忧遭人欺凌施暴，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罗辅等十三人的回应是“默然”，不说话。朱元璋于是在《御制大诰续编》里，亲自给出了标准答案：

呜呼！人皆说人君养民，朕观之，人君宫室、服食、器用皆民所供，人君果将何以养民哉？所以养民者，在申古先哲王之旧章，明五刑以弼五教，使民知五常之义，强不得凌弱，众不敢暴寡；聚兵积粮，守在四夷；民能从化，天下大安，此人君养民之道也。[《御制大诰续编·断指诽谤第七十九》，《洪武御制全书》，第849页。]

大意是：世人皆说“人君养民”，百姓靠皇帝养活。在朕看来，皇帝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百姓提供。那皇帝到底靠什么养活百姓？朕以为，靠的是制定法律制度，使强者不能欺凌弱者，多数人不能施暴少数人；靠的是组织军队征收粮食，将四夷拒于国门之外。百姓服从皇帝的教导，天下才能变成一个好天下。

按该逻辑，罗辅等人“安坐无忧凌暴”，全得感谢朱元璋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好时代。但他们“不遵治化”，辜负了朱元璋，辜负了这个好时代，对父母赐予的身体搞起了自残，还诽谤朝廷的律令太过严酷，实可谓“为民之道迷矣”的不忠不孝之徒。朱元璋最后判决，将罗辅等十三人“押回原籍，枭令于市，阖家成丁者诛之，妇女迁于化外，以戒将来”。宣判完毕，他极为沉痛地感慨道：

朕制法以养民，民乃构奸而自罪。全家诛之，朕岂得已乎？智人鉴之。[《御制大诰续编·断指诽谤第七十九》，《洪武御制全书》，第849页。]

百姓们自寻死路，朕将他们全家诛杀，也实在是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