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对镇江百姓的怨恨，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循知丁法去抓捕身边的“逸夫”。《御制大诰三编》第六条里，有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

镇江坊甲邻里人等，坐视容纵韦栋等一十八名上惑朕听。[《御制大诰三编·违诰纵恶第六》，《洪武御制全书》，第894页。]

显然，这是在责备镇江百姓没有来南京告发韦栋等人，以致朱元璋反被韦栋等十八人给骗了。

韦栋等人究竟如何欺骗朱元璋，《御制大诰三编》里只字不提。好在《明太祖实录》里留有一些蛛丝马迹——据《明太祖实录》洪武十八年七月条记载，朱元璋曾赐酒给韦栋等人，并以上谕的形式公开表彰他们是明帝国百姓的好榜样。

当时，镇江府丹徒县的知县胡孟通与县丞郭伯高被捕（原因不详），韦栋作为本县“耆民”（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率数十人前往南京城请愿，说胡孟通与郭伯高是好官，“抚民有方”，希望朝廷让他们继续留在丹徒，不要惩罚更不要诛杀（这种做法符合《御制大诰》的指示，但《御制大诰》当时尚未颁布）。朱元璋听闻此事后非常高兴（这是《明太祖实录》里第一次记载“耆民”来京城保全地方官），先派了人带着美酒去慰劳胡孟通与郭伯高，说他们能得到辖下百姓如此这般的爱戴，必是“平日为政能尽父母斯民之道”，宣布恢复他们的官职。然后又派人带着美酒去慰劳韦栋等人，说他们敢于将民情上达天听，“使朕知县官之贤而留福一方”，可谓大大地有功。[《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四，洪武十八年秋七月乙丑条。]

如此可知，当《御制大诰续编》于洪武十九年（1386）颁发时，不久前才受到朱元璋赐酒表彰的韦栋等人，必是镇江府最璀璨的政治红人；因韦栋等进京请愿而回任的官员胡孟通与郭伯高，也必然同样红得发紫。

韦栋与胡孟通、郭伯高等人后来因何被朱元璋抛弃，史料无载，已不得而知（《大诰》只笼统说韦栋等人“把持官府，下虐良民”，未提及具体罪行，也未提及案发缘由）。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他们被朱元璋抛弃之前，镇江府没有哪个里长、哪个平民百姓会嫌自己命长，去挑战这种被朱元璋亲自认证过的政治红人，更不敢将韦栋等抓起来直接送往京城——不要忘了，对于另一个良民榜样陈寿六，朱元璋的政策便是地方官员不能碰陈一根汗毛，只有他朱元璋可以审讯陈寿六。

理解了这一背景，再去重读《御制大诰三编》第六条，便能感受到朱元璋心中蕴积着一股特殊的怨念：他后悔褒奖过韦栋等人，后悔将他们树立为明帝国的模范百姓，但他不认为这是自己的错，他将错推给了“镇江坊甲邻里人等”，指责他们“坐视容纵韦栋等一十八名上惑朕听”。亦即，如果镇江百姓遵循《大诰》的号召进京状告韦栋等人，或者直接把韦栋等人抓起来，“朕听”就不会被迷惑，韦栋等人就成不了模范百姓，也不会有机会“归则把持官府，下虐良民”。被自己树立的模范百姓打脸这种尴尬的事情，便不会发生。总之，都怪镇江府的百姓不好，不愿遵循朱元璋的指示行事。

朱元璋在《大诰》里反复诉说自己的爱民之心，但就《御制大诰三编》第六条的记载来看，他在处理“韦栋案”时，并未站在镇江百姓的立场上去稍做体察，否则他便应该理解镇江百姓的无辜与难处——即便他们深刻领会并愿意践行《御制大诰》与《御制大诰续编》的精神，也不会有胆量将韦栋等人抓起来，毕竟韦栋等人是由皇帝亲自认证的、“新鲜出炉”的模范百姓。人人皆有趋利避害的理性，在里长与底层草民的生活经验里，由皇帝赐酒并下诏表彰过的人物，是绝不能碰的。要他们冒着巨大的未知风险，去将这种政治红人打成“逸夫”抓捕入京，实在是强人所难。

这种强人所难，在《大诰》中颇为常见。本书前文提到的何添观、马德旺与王复春等人，便有过相似的遭遇。这些遭遇显示，朱元璋虽然口称爱民，但他所爱的只是抽象意义上的百姓，而非那一个个鲜活的底层民众。他无意体察何添观、马德旺与王复春等人的困境，也无意体察“镇江坊甲邻里人等”的难处。他在意的，是模范百姓韦栋的倒掉让他很尴尬，是知丁法这项新政需要反面典型。为了有效威慑明帝国的百姓，让知丁法这场互相监督、互相举报的底层互害游戏真正运转起来，朱元璋决定将《御制大诰续编》里的严厉恐吓落实为残酷的真实案例。无辜的镇江百姓便成了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