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制大诰三编》第六条，朱元璋讲述了一桩发生在镇江的株连案。按朱元璋的单方面叙述，大致案情是这样的：

为《大诰》出久，镇江坊甲邻里人等，坐视容纵韦栋等一十八名上惑朕听，归则把持官府，下虐良民，养恶为一郡之殃，束手不擒。韦栋等事发，将坊甲邻里尽行责罚搬石砌城，其费有空其家者有之，有不能存活者有之，有不及搬运石块而逃死者有之。[《御制大诰三编·违诰纵恶第六》，《洪武御制全书》，第894页。]

大意是：《大诰》早已颁布，镇江府的“坊甲邻里人等”，却长期坐视纵容以韦栋为首的十八名游民，听凭他们交结官府祸害百姓。韦栋等人事发后，镇江府这些“坊甲邻里”被朱元璋下令全部抓了起来，集体罚去给朝廷做搬石头砌城墙苦力。前文曾经说过，洪武时代被罚去做苦力的罪犯命运相当悲惨，刘基曾哀叹“工役人死暴露尸骸不收”[《国初事迹》，明秦氏绣石书堂抄本，第39页。]。这批镇江百姓自然也不例外，有些人为此耗尽了家财，有些人直接累死在工地，有些人选择逃亡，然后被捕处死。

朱元璋没说究竟有多少人因“韦栋案”受到株连。但他将韦栋等人定性为“一郡之殃”，又说被株连对象是“镇江坊甲邻里人等”，数量自然不会少，数百人乃至数千人皆有可能。朱元璋在《大诰》里写入此案，是要以之为反面典型，警告明帝国的百姓，勒令他们必须严格遵循《大诰》的指示，去举报乃至抓捕身边为非作歹的“逸民”：

呜呼！比若是而得罪，何不依《大诰》擒恶赴京……所在城市乡村，见此为戒之，依朕命而行之，太平矣。[《御制大诰三编·违诰纵恶第六》，《洪武御制全书》，第894页。]

在《御制大诰》与《御制大诰续编》中，朱元璋一再鼓动群众起来“抓捕害民者”。“依《大诰》擒恶赴京”一句，便是指此。至于镇江百姓因为没有举报和抓捕韦栋这些坏人（朱元璋的单方面定性）而受到株连，被集体罚去做苦力，其政策依据则是《御制大诰续编》的第三条。朱元璋在该条中向全体百姓宣布，他要在明帝国全境实施一项知丁法，扼要来说便是百姓们必须互相监视。朱元璋说：

知丁之法。某民丁几，受农业者几，受士业者几，受工业者几，受商业者几。且欲士者，志于士。进学之时，师友某氏，习有所在。非社学则入县学，非县必州府之学，此其所以知士丁之所在。已成之士，为未成士之师。邻里必知生徒之所在，庶几出入可验，无异为也。[《御制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洪武御制全书》，第795页。]

大意是：市井村镇中的百姓，必须知晓自己的邻居平日里从事何种职业；必须知晓邻居家中有几口人，具体谁在务农，谁在读书，谁从事手工业与商业；对于读书者，必须知晓在哪里上学，以谁为老师，同学是谁；对于为人师者，也必须知晓他教的学生都有谁。

邻里之间彼此知道得这么清楚，目的是什么？朱元璋解释说，古圣贤将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民众依照圣人的教导谨守四业，天下才能太平康乐。那些不在四业范围之内谋生者，必然是违法犯罪之徒。知丁法的目的，便是要将那些不务四业的害群之马，也就是游手好闲的“逸夫”们全抓出来。这些“逸夫”罗织词讼，勾结胥吏，弄权官府，实在是社会的毒瘤。知丁法推广后，百姓们将了解到的邻里情况上报里甲，里甲再把情况报告县衙，如此逐级备案，“逸夫”便无处遁形。以此为由，朱元璋要求明帝国的百姓必须互相监督、互相举报：

一、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一、专工之业，远行则引明所在。用工州里，往必知方。巨细作为，邻里采知。巨者归迟，微者归疾。工之出入，有不难见也。一、商，本有巨微，货有重轻。所趋远迩，水陆明于引间。归期难限，其业邻里务必周知。若或经年无信，二载不归，邻里当觉之，询故本户。若或托商在外非为，邻里勿干。[《御制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洪武御制全书》，第795—796页。]

大意是：务农者不许离开自己所在的“里”（明代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以其中人丁和田地最多的十户担任里长），“里”中百姓须知晓自己的邻居早上何时出门耕作，晚上何时回来。工匠出门做工，需要向政府申请“路引”，上面需注明做工的目的地。是去州城还是里镇，是做大工还是做小工，归来的日期是早还是晚，都必须让邻居知晓。经商者的本钱是多是少，货物是轻是重，路途是远是近，走水路还是走陆路，都必须详细注明在“路引”当中。归来的具体期限虽然不好确定，但他具体做什么买卖，邻居务必要知晓。若是一年没有消息，两年未曾归来，邻居必须前往其家中调查原因。如此，倘若对方在外面借经商之名胡作非为，邻居方可不必承担连带责任。

为了将知丁法落到实处，朱元璋在《御制大诰续编》的第三条里，一面鼓励“邻里亲戚诸人”将身边的“顽民”抓捕入京，一面恐吓百姓，“若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见《诰》仍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其逸夫者，或于公门中，或在市闾里，有犯非为，捕获到官，逸夫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的不虚示”[《御制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洪武御制全书》，第795页。]——《御制大诰续编》颁布下去后，“里”内仍有“逸夫”存在，里甲不去抓，邻居和亲戚也不管，一旦该“逸夫”被官府抓住，不但“逸夫”本人要被处死，连带着里甲和四邻也要被全部流放到僻远的边疆。

在《御制大诰续编》的第六条，朱元璋又将上述恐吓单独拎出来强调了一番：

再明游食，互知生理。此《诰》一出，所在有司、邻人、里甲，有不务生理者，告诫训诲，作急各着生理。除官役占有名外，余有不生理者，里甲邻人着限游食者父母兄弟妻子等。一月之间，仍前不务生理，四邻里甲拿赴有司。有司不理，送赴京来，以除当所、当方之民患。设若不拿，此等之徒，非帮闲在官，则于闲中为盗。帮闲在官，教唆官吏，残害于民，不然为贼乡里。是《诰》一出，四邻里甲不能拘拿赴官赴京，此人或为盗，或帮闲为吏、为皂隶，所为不善，犯之日，四邻里甲同坐其罪，的不虚示。[《御制大诰续编·再明游食第六》，《洪武御制全书》，第797页。]

此条的核心内容有四：一，勒令百姓回归到士农工商这四业当中来。凡有不在四业当中谋生者，便属于“不务生理”的“游食者”。二，里甲和邻居有责任向这些人的父母兄弟妻子施加压力，敦促其转行。三，自《御制大诰续编》颁布之日起，“游食者”有一个月的期限来重择职业。过了一个月还没转行，四邻和里甲便需将其抓捕送往衙门。衙门如果不受理，便将其绑送京城。四，如果四邻和里甲没有去抓该“游食者”，“游食者”将来犯了事，四邻与里甲与其同罪。

回到“镇江株连案”。按朱元璋的说法，韦栋等十八人“把持官府，下虐良民”，自是属于不务四业的“逸夫”和“游食者”。依据知丁法和《御制大诰续编》的第六条，“逸夫”和“游食者”被找出来后要处死，里甲与四邻同罪。朱元璋选择将“镇江坊甲邻里人等”发配去做苦力，去搬石头砌城墙，惩罚力度其实与死罪大体相当，还可以让朝廷多一份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