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西将军邓艾历来被视为司马氏的心腹嫡系，但在伐蜀这件事上，他却站出来反对，而且是多次上书陈述，其原因只是因为“未有衅”，即没有可乘之机。

从洮西之战算起，邓艾已经在陇右镇守了八年，他秉持着对蜀防御的总方针，训练兵卒，耕种土地，增筑工事，安抚羌胡，广设哨探。他三度击退姜维，将姜维北出的道路全部阻断。更可贵的是，邓艾治陇期间，史籍中没有出现一次羌胡叛乱，这与郭淮主政雍凉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姜维赖以为援的羌胡部族也指望不上了。

从这一点来看，邓艾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作为一名从底层被拔擢起来的高级将领，他的行事风格是比较扎实和沉稳的。他当然也想建立更大的功业，但长期与季汉作战，他深知这是一支历经战火淬炼的精锐之师，绝不能因为季汉国弱地狭而等闲视之。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伐蜀的时机尚未成熟，这是邓艾非常朴素单纯的想法。可见，邓艾根本没有领会司马昭决心伐蜀的政治目的。这也能看出，邓艾纵然是一个军事天才，但他在政治上缺乏领悟能力，这一弱点也为他后来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司马昭原本应当是寄希望于邓艾来主持灭蜀之事的，毕竟邓艾与季汉交战那么多年，且邓艾的征西将军在官阶上是高于钟会的镇西将军的。邓艾的反对让司马昭十分气愤，他派自己的亲信主簿师纂前往陇右，将邓艾训斥了一番，并顺势把他安插在邓艾手下做司马，以监督邓艾的一举一动。见司马昭对伐蜀如此决绝，邓艾这才勉强接下命令。

于是，伐蜀的总指挥权落在了钟会手上。景元四年(263)夏五月，司马昭控制魏廷正式发布伐蜀诏书：

蜀，蕞尔小国，土狭民寡，而姜维虐用其众，曾无废志；往岁破败之后，犹复耕种沓中，刻剥众羌，劳役无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经，致人而不致于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赖，唯维而已，因其远离巢窟，用力为易。今使征西将军邓艾督帅诸军，趣甘松、沓中以罗取维，雍州刺史诸葛绪督诸军趣武都、高楼，首尾蹴讨。若擒维，便当东西并进，扫灭巴蜀也。

诏书中对蜀汉进行了一番舆论攻击，指责蜀汉在姜维的统帅下剥削压迫羌胡和民众，但也承认蜀汉目前所能倚仗的唯有姜维而已。而姜维屯兵沓中，远离巴蜀核心之地，正是征伐的好机会。值得注意的是，诏书中只提了邓艾、诸葛绪两路军队征讨沓中的姜维，并没有提钟会的动向。这应当是司马昭的有意安排——邓艾、诸葛绪是明牌，钟会则是一张暗牌，汉军的防御重心全在武都、阴平二郡，完全想不到此次魏军的主力目标是汉中。

八月，司马昭在洛阳为钟会的中军举行了庞大的誓师仪式，目送他们一路西去。一名叫邓敦的将军还在谏言劝阻，司马昭径直将他斩杀祭旗。九月，陇右诸军也开始集结出动。此次伐蜀的总兵力达到了十八万，大致可分为三路。因东路主力又分为三路，故在钟会檄蜀文中称为“五道并进”：

西路，征西将军邓艾统军约三万人，从陇西郡南下进攻姜维屯驻的阴平郡沓中、甘松一带。具体而言，一部由天水太守王颀统帅，直取姜维主营所在的沓中；一部由陇西太守牵弘统帅，攻打姜维的前部；一部由金城太守杨欣（一作杨颀）从甘松进入白水谷地，攻打姜维的西翼。邓艾所率将领有记载的还有其子惠唐亭侯邓忠、司马师纂、将军段灼（曾任邓艾镇西将军司马）、殄虏护军爰邵、帐下将樊震等。上述将领中，王颀曾任玄菟太守，随毌丘俭伐高句丽王位宫，“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牵弘即刘备“刎颈之交”、魏雁门太守牵招次子；段灼出身敦煌郡大族。

中路，雍州刺史诸葛绪统军约三万人，从天水郡出兵，走祁山道，过建威而至武街。据学者宋杰考证，武都郡有东西两处武街（一作武阶）。东武街即武都郡治所下辨的别称，今甘肃成县。《水经注》曰：“浊水又东迳武街城南，故下辨县治也。”西武街则应当在今甘肃陇南东南福津河一带，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考证，西汉水有一条叫作平洛水的支流，从西武街的东北发源。《水经注》曰：“（西汉水）又东南会平乐水，水出武街东北四十五里。”这条水恰好沟通了白水与西汉水两大水域。因此诸葛绪应是从建威进入西汉水后，取道平洛水抵达西武街，从这里进入白水谷地，而此处恰在沓中的下游。诸葛绪大军的目的就是堵截姜维向东救援汉中的道路，试图与邓艾形成东西钳形攻势，将姜维所部困死在沓中。

诸葛绪是琅琊阳都人，与诸葛亮为同一大族中人，但他应与诸葛诞一族比较疏远，因此没有遭受连坐，官运亨达。诸葛绪曾是邓艾的下属，毌丘俭叛乱之时邓艾以兖州刺史身份讨伐，遣时为泰山太守的诸葛绪进兵寿春以南的黎浆，逐走东吴孙峻的援军。因此诸葛绪出任雍州刺史，有可能是邓艾的推举。由一诸葛家族出身的将领去征伐诸葛亮的故国，不知道是不是司马昭的特别安排。

东路由镇西将军钟会统领，总数应有十一二万，从洛阳出发至长安，再向西行，分为两路：一路从昔日姜维与司马望对峙的长城、芒水经过，入骆谷，走傥骆道；一路从昔日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峙的五丈原、武功水经过，入斜谷，走褒斜道，大军纵穿秦岭，目标是汉中盆地。此外，还有一路魏兴太守刘钦，亦由钟会节制，走子午谷。魏兴郡就在汉中郡的东侧，刘钦统领的应是郡兵，数量不多，自汉水溯水西上攻打汉中东侧，此即魏太和四年(230)曹真伐蜀之役司马懿所走之路线。刘钦实际上并没有走整段子午道，只是走了南段。

钟会所带将吏见于记载的有：监军行镇西军司卫瓘，长史杜预，司马夏侯咸，中领军司马、参军贾辅，郎中、参军羊琇，参军爰𩇕，参军皇甫闿，主簿邓殷，征蜀护军胡烈及子胡渊，护军荀恺，护军田续，前将军李辅，将军田章，将军王买，将军句安，将军庞会，牙门将许仪，散将王起，帐下督丘建等。这是一个堪称豪华的阵容，名单中许多人出身世家大族、功臣名将之后，甚至与司马氏家族沾亲带故。如卫瓘出身望族河东卫氏，是尚书卫觊之子；杜预出身望族京兆杜氏，是尚书仆射杜畿之孙，同时也是司马昭的妹夫；羊琇出身望族泰山羊氏，是太常羊耽之子、卫尉辛毗外孙，同时也是司马师之妻羊徽瑜的从弟；夏侯咸应出自谯郡夏侯氏家族；皇甫闿应出自安定皇甫氏家族；胡烈是卫将军胡遵之子，其兄胡奋之女胡芳后为晋武帝司马炎贵嫔；荀恺出身望族颍川荀氏，是中领军荀霬之子，同时也是司马懿的外孙，曹操的曾外孙，荀彧的曾孙，司马懿曾为他起小字“虎子”；田续是议郎田畴从孙，嗣续之后，封关内侯；庞会是樊城之战中为关羽所杀、后为曹魏配飨太祖庙庭的立义将军庞德之子；许仪是有“虎侯”之威名的武卫将军许褚之子。此外，这里也有季汉的旧将，如李辅疑似昔日孟达部将，在司马懿围上庸之役开门出降。句安曾是姜维部将，在麹山之战中被郭淮围城而出降。魏军采用季汉旧将伐蜀，既可作为行军向导，亦可对汉军表示招徕之意。

钟会虽然统帅大军，但他毕竟是初掌兵马，面临着“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生疏感。在古代，统御一支人员庞大的部队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统帅的个人魅力、个人威望，以及统帅与士卒之间的关系都与这支部队的士气、战力、凝聚力密切相关。钟会伐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要在军中迅速树立自己的威望。穿行秦岭谷道时，由于道路艰险，钟会派牙门将许仪率部走在前面，为大军铺路。但一日钟会骑马过桥时，马足不慎陷入桥中，钟会大怒，认为这是许仪失职，立即将许仪推出斩首。许仪是许褚之子，许褚则是曹操时代“谯沛武人”的代表人物。“谯沛武人”与“颍川士族”在曹魏集团内存在天然的权力冲突，高平陵政变即是这一矛盾的激化。因此，钟会杀许仪可以视为这一矛盾的延续。只是在魏晋禅代的大背景下，“谯沛武人”早已失势，从许褚未能进入配飨太祖庙庭名单之事更能看出，许褚后人已无甚影响力。钟会选择杀许仪来为自己立威，也有“柿子挑软的捏”的小心思。不过，此举也确实有效。“诸军闻之，莫不震竦。”

面对魏军数路来袭，季汉这边的反应异常迟缓和被动。早在钟会进驻汉中、操练士兵时，姜维就已经探得魏军欲伐蜀的异动。他连忙写好表文呈送成都，建议朝廷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路驻防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两处要塞，以防未然。密报送到宫中，首先拿到的是中常侍黄皓。《三国志》称，黄皓迷信鬼巫，不信魏军会来攻打，便汇报给了刘禅，将这事压下去了，满朝公卿大臣都不知情。蜀中向来有迷信谶纬占卜的传统，黄皓估计也是算了一卦，得到了敌人不会来攻的结果，于是蛊惑刘禅将姜维的奏报束之高阁。不过在笔者看来，将刘禅、黄皓的消极反应归因于鬼巫很可能是陈寿的曲笔。从此前姜维不敢返回成都而自作主张屯驻沓中来看，他与成都朝廷之间的裂痕已经越来越大，刘禅对他也不复之前那般信任，再加上黄皓与姜维之间的积怨，这些因素使得姜维送来的信报不仅不会得到重视，反而容易让刘禅、黄皓怀疑他是在争权要兵，另有所图。毕竟，当年诸葛诞在淮南起兵，所做的第一步也是借口东吴意图进犯，向朝廷请求增调兵马。

比起江山社稷的安危，刘禅更在意的是自己权力的稳固。可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刘禅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始终被保护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生活在没有外敌威胁的大后方，他从未像他的父亲那样颠沛流离、尝尽苦楚，也没有像他的丞相那样重任在肩、宵衣旰食，因此，他从懂事开始就缺乏忧患意识、危机意识，除了学会帝王的基本功——玩弄权术以外，他对汉魏两国的攻守形势、政治变化、军事对比缺乏基本的认知，这也就导致了当姜维以数十年的戎马经验清晰地告诉刘禅魏国将要来攻的紧要军情时，刘禅居然置若罔闻。自兴势之战以来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从来只有季汉北伐，没有魏国南征，这让刘禅根本意识不到被大军入侵的严重性，也理解不了提前进行防御性战略部署的重要性。

实际上，季汉在四十余年的国家历程中，始终没有摆脱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说的“危急存亡之秋”。而深居成都宫中的皇帝之所以感觉良好，很大程度上可能要归因于诸葛亮、姜维不断发动北伐制造的一种兵甲精良、国力强盛的假象。生存在这样一个始终处于攻势地位的国度里，很容易养成一种惰性，对敌人发动的反击缺乏警惕，对自己存在的问题熟视无睹，盲目乐观。

对于当时季汉显露出的种种弊端，外人反倒看得更清楚。据《汉晋春秋》载，吴主孙休遣五官中郎将薛珝来蜀中买马，回国后，孙休向他询问蜀汉的政治得失。薛珝是东吴名儒薛综之子，对蜀地的观察和思考极为深刻与透彻。他说，蜀汉如今的状况是：君主昏庸而不知道自己的过错，臣子（指姜维）为了免罪而避祸在外，在朝堂上听不到正直的声音，在郊野里看到的尽是面黄肌瘦的百姓（“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薛珝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季汉的君臣就像一个巢里的燕雀一样，一家子其乐融融，无忧无虑，根本不知道鸟巢已经着火了，大祸已经临头了。

《建康实录》将薛珝访蜀之事系于吴永安三年(260)，即汉景耀三年，距离魏军伐蜀已经不到三年。《孟子》云：“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这句话放在此时的季汉可谓再合适不过了。

总之，面对强敌压境的危险局势，长年浸泡在安全环境下的季汉决策层显现出令人惊愕的迟缓与愚钝，仅凭姜维一个清醒者，根本无法在暴风雨来临之时力挽狂澜。直到钟会军将向骆谷、邓艾军逼近沓中时，成都朝廷才警觉起来，派右车骑将军廖化率兵赴沓中增援姜维，左车骑将军张翼、辅国大将军董厥赴阳安关口增援汉中诸围。如果此时汉中的守军能够像当年王平、刘敏一样利用优势地利固守，拖住魏军，等到援军抵达的话，局势或许还有转圜的余地。

然而钟会的大军行进得异常顺利，没有遭遇任何阻挡就通过了崎岖狭窄、艰险难行的褒斜道与傥骆道，进入了汉中盆地。汉中的兵力、诸围的防御工事，都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