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景元四年(263)秋，名士钟会来到汉中，派人专程赴沔阳诸葛亮庙祭祀，并令军士保护好诸葛亮的墓冢，不得在周边放牧、砍柴。同时，钟会还致信给季汉护军蒋斌，询问他的父亲蒋琬墓冢何在，表示自己打算前去扫墓祭奠，语气中充满谦恭和敬意。对蒋斌、诸葛瞻等蜀中士人，钟会也不吝奉承之词，说自己与他们是意气相投的知音：“巴、蜀贤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诸葛思远，譬诸草木，吾气类也。”若单纯抽出这两条史料，颇似一位儒生的怀古交游之旅，氛围友善和谐，令人感动。

而实际上，钟会的身后站着十余万魏国兵将，他们戈矛成林，甲光耀日，专为征服巴蜀而来。三十九岁的钟会此时也不再是洛阳城中那个清谈玄学、口占辞赋的名士公子，而是魏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这是他第一次独立统兵走上这片从未踏足过的战场，他肩负的使命是一场灭国之战。

时间拨回魏黄初六年(225)，那一年，四十五岁的汉丞相诸葛亮取得了南征的胜利，二十四岁的魏天水郡郎中姜维正在为自己渺茫的前途犯愁，二十九岁的屯田民邓艾还在汝南、颍川一带过着卑贱穷困的生活。魏太尉府传出了喜讯，钟繇“老树开花”，生下一名幼子，取名为会。

钟繇出身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望族，是“颍川四长”钟皓之孙。钟繇于董卓、李傕掌政时即在朝中任廷尉正、黄门侍郎，后助献帝东归，又劝献帝与曹操联络，成为曹操迎献帝的一大功臣，又得同郡尚书令荀彧举荐，在曹魏集团扶摇而上。官渡之战时，钟繇被曹操表领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他怀柔关西马腾、韩遂等将，使之送质归附，为曹操西线的稳定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钟繇为曹魏政权镇抚关中十余年，招降纳叛，安抚百姓，拔擢人才。此后关中能够成为曹魏西部稳固的屏障，乃至于成为抵御诸葛亮、姜维北伐的军政中枢，都应归功于钟繇打下的基础。

曹丕称帝后，钟繇为廷尉，后又代贾诩为太尉。时华歆为司徒，王朗为司空，曹丕叹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曹魏的三公与东汉一样，多为对朝中资望重臣的嘉奖，其功能类似皇帝的高级顾问，从容议政而已。钟繇在曹魏威望很高，文、明二帝都对他尊敬有加，曹丕当太子时，专门赐钟繇一件五熟釜，并刻上铭文赞颂其功绩。曹叡考虑到钟繇年高有疾，拜起不便，特赐乘车辇入朝，由虎贲卫士抬着上殿就座。钟繇生钟会的第二年，进封定陵侯，迁太傅，位居上公，这也是有魏一朝的第一任太傅。

四年后，钟繇病逝，谥成侯，六岁的钟会成为孤儿。但他并不像同时代的那些少孤者一样飘零，除了背靠着这个显赫的家族之外，他还拥有一位优秀的家庭教师——母亲张氏。据后来钟会为母亲所作传记所载，张氏，字昌蒲，太原兹氏（今山西汾阳东南）人，出身世代二千石的官宦家庭，故而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从钟会四岁开始，张氏就为他制定了一套一步一台阶的读书学习计划：“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在母亲的耳提面命、躬亲指导之下，钟会博学多识，声名鹊起，年仅二十三岁就入朝担任尚书郎。高平陵政变时，钟会随天子车驾在曹爽营中，当时司马懿突然举兵，形势紧张，中书令刘放、侍郎卫瓘、夏侯和等都来问候张氏，关心钟会的安全。张氏却泰然自若，料定曹爽必败，钟会无虞，后来果如其言，人们纷纷赞扬张氏的见识。

据《世语》《汉晋春秋》载，夏侯霸奔蜀，姜维向他打听洛阳有什么“俊士”。夏侯霸不假思索地说出了“钟士季”的名字。他说，别看钟会年轻，如果将来让他参与曹魏政事，那么必定是吴、蜀两国的大患。但夏侯霸也说，钟会此人“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这一年钟会年仅二十五岁，但他的名声就已经传到了敌国。四十八岁的姜维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内心不知道是何种滋味。作为曾经曹魏的少年才子，他对这样的传闻总是分外敏感。但由于钟会显赫的家世，姜维心中可能会掠过一丝嫉妒乃至怀疑——他会想到自己，若非生于边地，若有一个三公级别的父亲，他姜维亦能在二十出头扬名京洛，何至于背弃母邦投身敌国来赌自己的命运。他也会自然地认为钟会如今所谓的名望，包括夏侯霸对他的赞誉，都不过是来自其家世的庇荫，毕竟那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少年太多了，钟会又能比他们强过多少呢？

钟会的名字在姜维的脑海中一闪而过。姜维的所有注意力都在北伐之上，没有精力去关注一名魏国贵公子的奇闻逸事，当然他也不会想到，十四年后他们两人的人生将会伴随着季汉的灭亡而纠葛在一起，并共同坠入无尽的深渊。

钟会凭借着钟氏与司马氏长年以来的通家之好，迅速得到了司马师兄弟的信任。毌丘俭之叛，钟会跟随司马师出征，典知密事。诸葛诞之叛，钟会放弃为母亲丁忧，来到司马昭身边，在平定寿春的过程中多次贡献计策，深得司马昭信赖，时人称他为“子房”（张良）。

上一位被誉为“子房”的是钟会的同郡长辈荀彧，对于曹操集团的崛起，他可谓居功至伟，后来却因为进位魏公之事与曹操反目，最终以自杀结束了生命。如今钟会成为司马昭的“子房”，这在魏晋禅代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了一个微妙的隐喻。钟会有足够的才华与智谋来复制荀彧的功业，为司马昭称王图霸。可他深藏于内心的野心和欲望，又让他终究不甘于做荀彧那样的“王佐之才”，并最终引领着他以另一种方式实现对故主的“背叛”和对自己的毁灭。

知子莫若母，钟会的这些隐秘的心性，自小抚养他长大的张氏看得最透。她多次教育钟会为人处世之道，如钟会刚步入仕途时，张氏就教育他：“汝弱冠见叙，人情不能不自足，则损在其中矣，勉思其戒！”这是让钟会知足自损，不要因为仕途顺遂就滋长骄纵之气。后来钟会为司马氏兄弟谋划机要，张氏又说：“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当修所志以辅益时化，不忝先人耳。”这是提醒他在志存高远的同时，还要做出有益社会的实绩，才不辱没先人。正始年间，玄学盛行，当时的名流士人都以追求“自然”为最高境界，如嵇康所言“越名教而任自然”。钟会亦是玄学的推崇者，也仰慕嵇康那样任性自得的生活态度。但熟读《老子》的张氏说：“常言人谁能皆体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虽接鄙贱，必以言信。”她希望钟会不要被所谓的“自然”误导了，即便崇尚个性的解放，也应勤勉做事，反省自察，以信义服人。

张氏可能已经看到了钟会身上显露出的傲气，想给他泼泼冷水，让他戒骄戒躁。但随着张氏的去世，钟会失去了世上唯一的亲人，也失去了唯一可以驾驭、规训他的人，张氏的那些苦口婆心的箴言也如一阵风般散得无影无踪。

司马师秉政之初，主要依靠的谋士是尚书傅嘏和中书令虞松，但到司马昭袭位后，傅嘏、虞松相继早逝，钟会逐渐成为司马昭身边的心腹要员。他先以中郎在大将军府管记室事，后累迁至司隶校尉，参与军政大事。“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钟会的权力欲很强，嫉妒心也很重。对内，他与尚书仆射裴秀争权，恃宠而骄，连司马师的妻弟、秘书监羊祜都对他忌惮三分。对外，他对“竹林隐士”嵇康由爱生恨，最终残忍地将他迫害致死。

嵇康是魏末名士中第一等风流人物。起初，钟会对嵇康十分崇敬。《世说新语》载，他曾怀揣着自己写好的《四本论》去请教嵇康，但又怕嵇康当面诘难他，于是将书丢进嵇康的院子里，拔腿就走。《魏氏春秋》载，钟会仰慕嵇康大名，专程前往他隐居的山阳县拜访，他因为是名公子，排场很大，“乘肥衣轻，宾从如云”，但嵇康是出了名的清高，对官场极端厌恶，视钟会这等玩弄权术之人为“俗人”，于是对钟会颇为冷淡，他叉开双腿坐在地上打铁，摆出了最为失礼的姿势“箕踞”，见钟会到来也不起身施礼，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复：“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自此之后，钟会对嵇康记恨在心，并且在司马昭面前不断诋毁嵇康：“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把嵇康塑造成司马氏的大敌。而嵇康隐匿于山林、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态度，又的确让司马昭心生不快。景元三年(262)，钟会利用手中权势构陷嵇康，诬其曾助毌丘俭，并有悖逆之词，将嵇康打入死牢。于是，在洛阳东市，人们又一次看到了名士受刑的悲凉一幕，三千太学生前往刑场向司马昭请愿，都无法挽救嵇康的性命。嵇康顾视日影，索琴奏《广陵散》，从容就刑。

在弑君之后，司马昭背负了巨大的道德压力，这让他难以忍受任何挑战司马氏权威的声音。嵇康的生命恰恰成为司马昭震慑天下士人的祭品。踏着嵇康的鲜血，钟会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其野心也在不断膨胀。就在嵇康受刑的同年冬天，钟会升任镇西将军、假节，代替征调回洛阳的司马望都督关中诸军事，来到了他的父亲曾经倾注心血的关中。

三十八岁的钟会从一名运筹帷幄的谋臣一跃而成为魏国的方镇统帅，令朝野惊愕不已。人们都以为这不过是司马昭对钟会恩宠的一种表现，殊不知，钟会肩负了一项特殊的使命。

此时，魏晋禅代已呈箭在弦上之势，军政旨令皆出自司马昭，魏国早已名存实亡。但相比于其父司马懿，司马昭毕竟功业有缺，除了平定诸葛诞之叛，他尚未为魏国取得尺寸之地。与凭借武力扫平群雄，推动汉魏禅代的曹操相比，司马昭更是弗如远甚。硬是在曹操打下的疆土之内改姓易代，司马昭毕竟底气不足。加之弑君的阴影迟迟无法消退，这让魏晋禅代进入了一个尴尬的瓶颈期。司马昭自讨平诸葛诞叛乱后，被魏廷多次进位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司马昭则多次上演辞让不受的戏码，目的是渲染自己的忠臣人设，为自己装点一些道德的鲜花。当然，司马昭恨不得立即就受封，毕竟这是由曹操当年制定的“由臣入君”的标准流程，他迫切需要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来让自己心安理得地接受册封，用功业遮盖掉谋国篡位的丑陋。

就在这一年冬天，姜维发动了第十一次北伐，在侯和为邓艾击破。姜维此役损失不算大，但要害在于暴露了季汉的弱点，让司马昭看到在姜维屡次袭扰边境的掩盖之下，季汉实则“国小民疲，资力单竭”。伐蜀，成为司马昭推动魏晋禅代走出关键一步的必由之路。但朝臣们哪里能够了解到司马昭的这份心思，因而当司马昭将伐蜀之事提上议程后，朝堂上是一片反对之声。毕竟，曹魏在对蜀战线上采取的防守策略已经延续了近二十年，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国策，此前曹真、曹爽两次伐蜀的败绩可谓覆车之戒，秦岭天险的阻隔亦让不少人知难而退。众声喧哗之下，唯有钟会看透了司马昭的心思，明确表示支持。

钟会并不仅仅是对司马昭谄媚，他将伐蜀视为自己晋升的关键阶梯。谙熟诸葛亮与司马懿人生轨迹的人，应当知道名士掌兵将意味着什么。以钟会的野心，绝不甘心一辈子在庙堂之上做一个高谈阔论的谋士，扬鞭沙场、荡平宇内是无数男儿的终极梦想，这实在令钟会心动。尽管他从未有领兵作战的经验，但他已经认定，那遥远而陌生的巴山蜀水将成为自己的福地，而如今司马昭为了篡位而生的求战之心，正可以为自己所利用。

怀着各自的私心，司马昭与钟会在伐蜀之议上一拍即合。司马昭将伐蜀大任交给钟会。钟会进驻关中之后，就为伐蜀展开了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半年之后，即景元四年(263)夏五月，司马昭召集众臣，正式宣布自己的伐蜀大计。司马昭说，自平定诸葛诞之乱后，他原本的打算是伐吴，但考虑到伐吴要打水战，仅打造战船和疏通水道这两项工作就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再加上江南气候湿润，容易爆发疫疾，不如先灭蜀，再借助巴蜀的上游之势，水陆并进灭吴，“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对于蜀军战力，司马昭也做了一番估算，即蜀军总共九万人，在成都及后方守备的约四万人，对魏战线不过五万人。而且此时姜维的主力屯驻沓中，兵力分散，汉中空虚，如果大兵压境，攻城略地，蜀军根本不能抵挡，那些要塞也可以被轻松攻克，“剑阁不暇守险，关头不能自存”。以刘禅的暗弱，只要边关被击破，蜀人必定震动，亡国也就不远了。

司马昭的这番沙盘推演，无疑建立在对蜀汉政治军事情报全面的了解掌握之上，尤其是他对蜀汉兵力部署的计算，与后来蜀亡之后上交的官方数据误差很小。这些应该都源于钟会在关中半年时间内探察搜集到的珍贵情报。除了对剑阁防御体系过于轻视以外，司马昭的战略规划也基本与后来魏灭蜀的军事进展、甚至十六年后的晋灭吴之战相契合，想必这也多半来自钟会的筹谋庙算。然而，就当司马昭认为伐蜀已成竹在胸之时，他却收到了一封措辞强硬反对伐蜀的来信，写信者正是蜀军的克星——邓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