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的第十一次北伐是在曹髦被弑两年后打响的。按理说，司马昭弑君当年应是出兵的好时机。但与前次司马师废帝不同的是，曹髦被弑并没有在魏国内部引发反对司马氏的汹涌浪潮，除了陈泰、王经等个别臣子表现出了对司马氏的反抗外，魏国朝野几乎是平静而坦然地接受了这次血腥的弑君和皇帝的更替。这意味着司马昭已经完全掌握了魏国的政局，雍凉的防务也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两年过去了，魏国仍没有露出任何破绽，此次北伐姜维事实上没有多少胜算。

也正因为如此，连姜维的老搭档右车骑将军廖化都站出来反对此次北伐。廖化引用《左传》语形容姜维“兵不戢，必自焚”（用兵不加以节制，必定会引火烧身），悲观地说，姜维明知智谋和兵力都不如敌人，还要无限度地驱使士兵北伐，怎么可能获胜呢？他又引用《诗经·大雅·瞻卬》中的一句诗“不自我先，不自我后”来慨叹季汉的时局。这是一首讽刺周幽王乱政亡国的诗，此句意指灾难不早不晚，刚刚降落在自己的头上。由此看来，廖化已经将姜维的北伐与亡国相联系了。

廖化颇能引经据典，是因为他早年是文吏出身。廖化，字元俭，襄阳中庐人。早在关羽北伐时，廖化就已担任其主簿。关羽覆亡，廖化暂归吴，后又携母昼夜西行归汉，可谓智勇兼备。他参与过刘备东征、诸葛亮北伐，在姜维北伐之前就独立指挥过一次针对曹魏陇右的北伐，并取得杀敌一太守的功绩。至晚从姜维第三次北伐开始，廖化就跟随姜维作战，并且屡次单独统领别军与姜维形成战略配合，两人并肩作战已达十四年之久，廖化已几乎成为季汉北伐军中的二号人物。后世民间盛传的一句话“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既是对季汉人才短缺的喟叹，也是对廖化在季汉后期北伐战争中功绩的肯定。连这位姜维北伐最坚定的伙伴，都在此时对姜维产生了质疑，甚至生发了亡国之叹，这就不得不感慨谯周等人的舆论影响之大。

此时的廖化、张翼都已升为比公的车骑将军，不受姜维节制。从廖化此次的反应来看，他大概率不会参与这次北伐。也就是说，这次北伐从一开始就是一次动员程度低、配合度低、士气低落的军事行动，虽然已经经过了五年的休整，但段谷之败对季汉军事力量带来的创伤尚没有愈合，再加上国内反战情绪弥漫，姜维所能统帅的兵力应当大不如前。更严重的是，没有陈祗在尚书台居中调度，姜维军的后勤补给都成了问题。

这次北伐，史料记载十分简略。景耀五年(262)十月，姜维攻打洮阳，魏征西将军邓艾率众迎击，在侯和将姜维击败，姜维退还沓中。《水经注》云：“洮水又东北流迳洮阳曾城北，《沙州记》曰：‘嵹城东北三百里有曾城，城临洮水者也……洮水又东迳洪和山南，城在四山中。’”杨守敬认为此处的“洪和”即“侯和”，在洮水北岸。可见，洮阳与侯和二地都位于临洮西北方向的洮水北岸，即今甘肃临潭一带。由此可知，迫于兵力和粮食的困乏，此次姜维北伐仍选择此条多次探索的洮西旧路，避开曹魏防守严密的祁山、石营、临洮等地，从阴平出发穿越迭山，北渡洮河，进入洮水以西，取粮谷于羌人。他的目的很可能仍是狄道。然而这一次，姜维并没有像之前那样来去自如，邓艾已经发现了曹魏在洮西一带的防御缺口，并且早已在此部署了守备兵力。故而此次姜维在刚渡过洮水，才推进至侯和时，就遭到邓艾军的迎头痛击。他背靠洮河，处于不利的作战位置，只能退回沓中。

至此，属于姜维的北伐时代已全部落幕。我们不妨将姜维的十一次北伐略作检讨如下：

从时间上来看，姜维北伐前后跨度长达二十三年（延熙三年至景耀五年，即240-262），远远超过了诸葛亮北伐的七年。其中有三次间隔，分别是蒋琬时期间隔六年，费祎时期间隔两年以及景耀年间间隔四年，费祎遇刺后的五年间是姜维北伐频率最高的时期，达到了年年出兵，而这也恰是陈祗担任尚书令的时期，可见若没有皇帝刘禅和他所授意的尚书台的鼎力支持，姜维断不能实现如此高频度的军事行动。

从身份上来看，第一次北伐时姜维的身份是蒋琬大司马府的司马，所领兵力极其有限；从第二次开始，姜维以卫将军身份出征，但所统也不过万人；从第四次开始，姜维获得假节，其军事权力有所扩大；从第九次开始，姜维以大将军身份出征，成为季汉最高军事将领，执掌季汉中军。但姜维始终没有获得开府之权，这意味着他远没有蒋琬、费祎那样的政治权力，无法形成独立于成都之外的军政中枢，其独立性大大丧失，始终只是一名高级将领而非宰辅之臣。

从出兵道路和目标来看，十一次北伐中，姜维向陇西郡攻击的次数最多，达八次，其中临洮道三次，洮西道五次。此外，姜维走南安道一次，走祁山道而中途折往南安道一次，以上十次姜维均是向陇右地区进攻。唯有出傥骆道一次是向关中进军。梳理可见，姜维北伐的道路既不断变更，又较为集中在曹魏的陇右地区尤其是最西边的陇西郡，目的自然是避实击虚，并借助羌胡之力。姜维北伐最西深入曹魏凉州的西平郡，最东则抵达扶风郡东端的骆谷口，均超过了诸葛亮北伐所达的东西之极。许多人误以为姜维的北伐是沿着诸葛亮已经开拓的路线行进，事实上，姜维北伐选择的路线大多是诸葛亮未曾走过的，仅有第九次北伐走了半程祁山道，算是“踏着诸葛亮的足迹”。

从姜维北伐面对的敌人来看，有曹魏五任征西将军、雍凉（陇右）都督夏侯玄、郭淮、陈泰、司马望、邓艾，两任讨蜀护军夏侯霸、徐质，以及征蜀将军陈骞、雍州刺史王经、将军胡奋、王祕等。其间司马昭（两次）、司马孚（一次）前往长安担任临时督军。由此可见，姜维北伐对曹魏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迫使曹魏将众多精英投入雍凉防御前线。姜维对阵的魏军主将在官职上虽没有诸葛亮的对手那么高（大司马曹真、大将军司马懿、车骑将军张郃），但也都是曹魏阵营中的龙凤之才，如陈泰、陈骞、胡奋都是曹魏名臣的二代。季汉人才的薄弱在姜维北伐时期愈加凸显。在斩将方面，有记载的只有徐质，但为此却付出了牺牲张嶷的代价，与诸葛亮北伐射落王双、张郃的战绩不能比肩。这可能因为诸葛亮斩将都是在退兵反击时所为，这让魏军在之后的战争中更为谨慎，面对汉军的退却也不再穷追，故使姜维难以找到敌军的破绽。

从战果来看，姜维十一次北伐，大胜一次（洮西之战），小胜两次（襄武之战、迎胡王），大败一次（段谷之战），小败两次（麹山之战、侯和之战），相拒不克五次。比起没有大胜、却遭遇过大败的诸葛亮北伐来说，姜维的战果更为突出。但在拓土夺地方面，姜维仅短暂占领过狄道，不及诸葛亮得武都、阴平两郡之地，而此二郡也恰是姜维北伐多次途经之地。学者宋杰认为，姜维北伐时期，阴平已经取代汉中成为汉军屯集、出征的前线基地和中转站。诸葛亮为此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姜维北伐是季汉后期乃至三国后期最为引人瞩目的战争大戏，尤其考虑到它是由一员降将独挑大梁发动的针对母国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便更增加了其传奇色彩。姜维北伐既让季汉以弱国的身份呈现出惊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同时又让季汉付出巨大的国力消耗，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并导致了随后面对魏国南征大军的一击即溃。

从刘禅的角度来看，姜维二十余年的北伐历程也见证着这一对君臣关系由亲密走向疏离。对刘禅来说，姜维是一个天选的臣子——他没有根基，没有朋友，也没有权力野心，他手握重兵而无异心，身居高位而不涉内政，他的眼里只有为国而战，这种单纯对刘禅来说就是久违的安全感。通过对姜维北伐的持续支持，刘禅完成了从傀儡向实权皇帝的转变。姜维北伐事实上成为一位孤独的君王与一位孤独的将领之间达成的政治默契。但随着北伐对季汉负面效应的逐渐增大，朝野舆论的强大压力迫使刘禅让渡出了部分权力，他对姜维的不满也在逐渐累积。

陈祗在时，他尚能成为联结刘禅与姜维之间的一条纽带，那也是君臣关系最融洽、姜维北伐最没有后顾之忧的时期。陈祗死后，刘禅所能依赖的身边人只有宦官黄皓。但黄皓毕竟只是利欲熏心的佞臣，缺乏陈祗的政治智慧，他对姜维素无好感，很快就站到了诸葛瞻的这一边，并参与了废姜维而以阎宇代之的谋划。刘禅虽然对姜维不满，但念及他多年劳苦，也不至于要废黜他。倒是这一计划为姜维得知后，引发了他的怒火。姜维明知此议的主谋是诸葛瞻，只是碍于他是武侯之子，投鼠忌器，便将气都撒在黄皓身上。

《华阳国志》载，姜维“恶黄皓恣擅”，曾向刘禅奏请杀之。刘禅却回护黄皓，说他不过是一个“趋走小臣”，同时用严厉的口吻训斥姜维不要像当年的董允一样干涉皇帝内务之事。董允是刘禅最为记恨的人，姜维见刘禅如此包庇黄皓，估计心里很受伤，只能“逊辞而出”。这是刘禅与姜维这对君臣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冲突。事后，可能刘禅也意识到自己话说得有些过，派黄皓去姜维处认个错，试图化解两人的矛盾。但姜维与黄皓的梁子就此结下，这让本就遭到朝中孤立的姜维平添一份危机感。此事应发生在第十一次北伐之前。兵败之后，姜维已经不知道如何面对刘禅和朝中大臣，再加上恐惧黄皓对他的报复，他索性不返回成都，带领兵士留在沓中。

沓中在阴平郡北部，位于西倾山之南，白水谷地之中，大致在今甘肃舟曲大峪乡、武平乡一带。此地远离蜀中，而近魏陇西郡。胡三省曰：“沓中在诸羌中，即沙漒之地。”可知这里也是汉羌杂居之地。沓中的地势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小盆地，又有白水穿过，虽处西北，但气候相对湿润，适合耕种粮谷。此前姜维的数次北伐都从沓中出发或者途经，可知这里早已是姜维经营多年之地。姜维屯驻在此，一来可以远离朝堂的是非，二来也可使士兵就地耕种，维持日常所需的粮谷。由此可见，姜维已经对成都方面提供粮食补给不抱希望。岁月的痕迹已经爬满了姜维面庞，沓中刺骨的朔风伴随着他度过了又一个孤寂的寒冬。

姜维的失败和再度被边缘化，是诸葛瞻、董厥等荆楚新贵所乐见的。但与姜维相比，他们最大的软肋仍是事功不足，德不配位。《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既然无法通过军事征伐来建功立业，就只能从礼仪祭祀方面做文章，借助死人来为活人提升政治声量。此前追谥关羽五人已经让荆楚人士在季汉朝堂大出了一回风头，接下来他们则要搬出诸葛亮这一尊“神”。

次年（景耀六年，263）刚一开春，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领衔向朝廷上表，请求为诸葛亮立庙祭祀。习隆出身襄阳习氏，是广汉太守习祯之孙。向充出身襄阳向氏，是中领军向宠之弟、左将军向朗之侄。由二人身份不难推测，此次的上表是诸葛瞻、董厥等荆楚新贵一手策划的。

早在诸葛亮去世之初，就有各地向朝廷请求为诸葛亮立庙的声音。当时朝廷因为礼制不合并未许可，于是百姓纷纷私下祭奠。即如习、向表文所说“百姓巷祭，戎夷野祀”。还有人曾建议在成都为诸葛亮立庙，刘禅也并未答应。许多论者都将此事视为刘禅对诸葛亮的不满乃至报复，笔者认为，刘禅对诸葛亮总体应还是尊崇敬爱的，即便其内心可能因为诸葛亮如严父一般的训诫有些许芥蒂，但不至于利用立庙之事来宣泄自己的私愤，这不是一个帝王所为之事。

事实上，为诸葛亮立庙的确不合礼秩。汉朝有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朝廷立庙祭祀的对象不是皇帝宗祖，就是天地山泽，从未有为大臣立庙祭祀的先例。《礼记·祭法》所列应当祭祀的“有功烈于民者”，皆是黄帝、尧、舜、文王、武王之类的帝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诸葛亮虽然功勋卓著，但毕竟是臣子，属于“不在祀典”之列，民间对他的祭祀严格来说都属于“淫祀”，汉末曹操、王朗等担任地方官时，都对不合礼法的淫祀进行过打击。季汉朝廷对民间“私祭”不予追究，已经是一种恩泽了。

其实，纪念诸葛亮最合适的方式是将他配飨先帝宗庙。魏国从明帝青龙元年(233)开始建立功臣配飨太祖庙庭的制度，至景元三年(262)，已经通过诏书的方式将夏侯惇、曹仁、程昱等二十六名文武元勋配飨太祖庙庭。但季汉的宗庙制度在一开始就不健全，刘备称帝时没有追尊父祖，仅“祫祭高皇帝以下”，让裴松之质疑“不知以何帝为元祖以立亲庙”，感叹季汉宗庙制度“载记阙略”。而刘备作为开国之君，其驾崩后，季汉朝廷竟也未为其议定庙号，自是以诸葛亮配飨宗庙也难以成行。各地建议为诸葛亮单独立庙，相当于另立门户，拟比帝王，显然有违礼秩。至于在国都成都立庙，那更是要夺刘备的风头，刘禅怎么可能答应。

然而诸葛亮去世近三十年来，蜀地民间对诸葛亮的怀念之情绵延不绝，为其立庙祭祀已成汹汹民意，而这一民意恰好可以为以诸葛瞻为代表的荆楚新贵所利用。故而在姜维新败不久的景耀六年(263)春，由两名襄阳籍官员上表重提为诸葛亮立庙之事，背后折射着复杂的权力博弈。习隆、向充也知道为诸葛亮立庙在礼秩上有所不当，因此他们在奏章中特意为刘禅考虑，说如果在成都立庙，会离皇家宗庙太近，“此圣怀所以惟疑也”。他们建议在沔阳诸葛亮墓旁立庙，使其亲属四时祭祀，故吏旧属如果想要追思，也可直接去那里，这样就可以“断其私祀，以崇正礼”。

立庙沔阳，禁断私祀，这算是一个折中的方案。既不伤皇家的颜面，又顺从了民意，还表达了季汉朝廷对诸葛亮这位“勋盖季世”的名臣的尊崇态度。话说到这份儿上，刘禅不好再拒绝，于是下诏于沔阳为诸葛亮立庙。这是建立最早且唯一由皇帝下诏修建的纪念诸葛亮的祠庙，它成为后世各地兴建武侯祠的滥觞。

只是刘禅不曾想到的是，他所担心的诸葛亮庙“建之京师，又逼宗庙”的事情，在他身后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至晚在成汉时期，成都就已建有诸葛亮庙，明初，蜀王朱椿将诸葛亮像移入祭祀刘备的昭烈庙内，使“君臣宜一体”，共享后人的拜谒。此后，武侯祠“反客为主”，其名声逐渐盖过了昭烈庙。“观者不察，遂谓以武侯庙庙先主耳。”（明张时彻《诸葛武侯祠堂碑记》）延至今日，依然如斯。

为诸葛亮立庙的行为并没有改变季汉江河日下的国运，仅仅半年之后，季汉就将迎来真正的生死时刻。而沔阳诸葛亮庙接待的第一批祭奠者，竟是魏将钟会统领的伐蜀大军。